無緣‧公界‧樂：中世日本的自由與和平（簡體書）

“無緣”“公界”“樂”是表達日本中世紀自由、和平的三個詞語。本書從兒童遊戲切入，描述江戶時代可以斷絕婚姻關係的斷緣寺，並發現中世紀被稱作“無緣所”的寺廟不僅具有同樣功能，還享有免繳賦稅、免於追債等特權。作者由此出發，發掘出與無緣所具有同樣功能的“公界所”、與主從關係等世俗之緣無關的公界者，以及自由市場（樂市）中所見“樂”的本質，認為無緣、公界、樂是基於同一原理的語言。這一原理被稱作“無緣”原理，其根底是人們對自由、和平的希求。本書由此探討體現這一原理的其他場所與人群，比如山林、市場、墓地、渡口、倉庫以及僧人、遊歷工匠、藝人、女性等，最終從人類史的角度探討無緣原理的發展、衰微之過程。隨著國家權力對人民生活的滲透，自由變成束縛，無緣之人淪作賤民。

本書跳出國家權力主導的敘述框架，將長久被忽視的非農業群體推上歷史主舞臺。它以炫目迷人的敘述，提醒我們除了教科書上的那種文明進程、歷史發展規律外，還有另一種人類史的規律。拒絕占有、拒絕私人隸屬的“遊首浮食之輩”，正是抵制世俗權力的高貴之人。

網野善彥（1928—2004），日本著名的歷史學家，日本社會史研究開創者之一。東京大學文學院畢業，歷任名古屋大學助教授、神奈川大學特任教授。研究方向為日本中世史，關注非農業群體，著有《中世東寺與東寺領莊園》《無緣•公界•樂》《蒙古襲來》《日本中世的非農業民與天皇》《日本社會的歷史》等，另有《網野善彥著作集》19卷行世。

夏川，編輯、日語譯者，譯有《鶴見俊輔傳》《花衣魔笛手》等。

★ 史學版《逃避統治的藝術》，從日本中世紀歷史中，尋找反抗權力的原理。不占有土地也不繳納賦稅、不隸屬世俗權力也不受領主管轄，並不是桃花源才有的事情，而是過去無數人真切的生活。

★ 打破大一統、農業社會等國家敘事，發現不願受世俗權力統治而被污名化的邊緣人群。
不接受農業文明、近代西歐文明之人為何就要被視作“蠻夷”？那些在歷史上發揮了巨大作用的漁民、商人、山民，擁有什麼樣的生活與故事？

★ 改變日本歷史學的經典，理解日本歷史的應讀著作

★ 影響宮崎駿等人的知名歷史學家網野善彥代表作，代表日本現代人文思想的名著之一。

★ “日本中世史的偉大和有趣，都是因為有網野善彥的存在”。

★ “再偉大的帝國中，也有不願當臣民的人；再先進的制度下，也有不願沾染王化的人。”所謂的“中產生活”再舒適愜意，也總有人願意什麼都不要，躺平不動或者自由漂泊。

• 目錄

第一章　“Engacho” 001

第二章　江戶時代的斷緣寺　007

第三章　若狹的奔入寺　017

第四章　周防的“無緣所”　025

第五章　京都的“無緣所”　033

第六章　無緣所與氏寺　041

第七章　公界所與公界者　045

第八章　自治城市　055

第九章　一揆與總　065

第十章　十樂之津與自由市場　073

第十一章　無緣、公界、樂　079

第十二章　山林　091

第十三章　市場與宿所　097

第十四章　墓地與禪律僧、時眾　107

第十五章　關渡津泊、橋與勸進上人　115

第十六章　倉庫、金融與聖　125

第十七章　遊歷的“職人”　133

第十八章　女性的無緣性　143

第十九章　寺社與“不入” 151

第二十章　作為“庇護所”的家　161

第二十一章　“自由”之平民　169

第二十二章　未開化社會的庇護所　175

第二十三章　人類與“無緣”原理　181

後記　189

補注　193

補論一　城市成立之地　261

補論二　集市之場所　273

補論三　初穗、出舉、關稅 277

補論四　就植田信廣氏《關於中世前期的“無緣”》而論　283

增補版後記　289

解說　“文明”之脆弱的實證　291

• 精彩書摘

第十一章 無緣、公界、樂（節選）

此前已反復指出，戰國時代以“無緣”“公界”“樂”等詞語規定性質的場所或人群（集團）的根本特質，在於其斬斷了主從關係、親屬關係等世俗之緣。本章根據前述勝俁氏的論文等，嘗試歸納由此自然而然產生的特徵，大致如下：

一、不入權。勝俁氏也指出，前述美濃國加納的自由市場法令第三條中所見“理不盡之使不可入”這一條款，與近江善立寺寺內的金森、後北條氏認可的相州荻野樂市等地的禁令告示牌內容一致，是自由市場的特徵。而如前所述，在無緣所、公界之地，這也是完全共通的特徵。

二、免除地租、諸役。正如勝俁氏所述，免除地租、建造用地年貢、戶稅等賦稅是自由市場的特徵，而參照今川氏領地內的無緣場所獲準免除“門前之內房屋稅”、“免除寺內諸役”，以及博多免除地租諸役等事例，則可以說這也是公界、無緣之地或者其中之人的共同特徵。

但我們也要注意下文這類事實，例如曾是進貢生蠔之供御人的桑名民眾，在戰國時期仍然要向朝廷進貢，或者從戰國大名那裡獲準免除諸役的鑄工，也仍需向朝廷繳納雜稅。這種雜稅與地主所收的地租本身就是不同性質的負擔，此處免除包括戶稅在內的賦稅，當然也只限於戰國大名所征收的賦稅吧。無緣、公界之民眾向天皇進奉貢品之事，在某些地方歷經戰國時代延續到了江戶時代。公界、無緣之地或其群體與天皇之間的關係，以這種微弱但確定的形式存續下來。這一點也絕對不可忽視（後述）。

三、保證自由通行權。如前所述，在周防的禪昌寺、尾張的云興寺、自治城市博多、美濃的加納自由市場等地，居住在無緣、公界、樂之地區的人們享有自由通行權（若是戰國大名授予，則是分國內的通行權）。勝俁氏又舉出其他事例，如織田信長下發給尾張國熱田八處村莊的天文十八年（1549）告示牌第三條規定：

一、宮中依先例，他國、本國敵友雙方並奉公人、老弱及諸人預存之物等，不可改之事。付，出入宮中者，於路次不可申非儀事。（摘自奧野高廣《織田信長文書之研究》〔『織田信長文書の研究』〕上卷）

此外，永祿九年（1566），今川氏將駿河國富士大宮六齋市變成自由市場時，規定“神田橋關之事，為新役，故令停止其役”。勝俁氏據此極具說服力地論證，自由市場的居民可以在社會層面上獲得免除通行稅、安全通行路途的權力。他從自由市場這一“場所”本身免除賦稅的特徵中推導出這一結論，是完全正確的論證。如果進而認為遷居於這種公界、無緣之地的人們本身就是公界者、無緣人，不管他們與無緣“場所”是否有關，都可作為無緣人士獲享這種自由通行權，則勝俁氏的論證就可能延伸到更廣的範圍。

不只前文提到的勸進上人、卜算者、鑄工等公界者。例如，以近江粟津為根據地的魚商，即粟津行會的人們，作為禁裡供御人，在永祿七年（1564）據室町幕府官員聯署的命令文書，獲免“萬雜物諸公事”，獲得“東西南北無其煩，無關渡津料、市公事、所質”的特權；進貢“御物之引物”的轆轤師內木小太郎也在永祿六年從幕府獲得“往反他國時，諸關渡不致其裁斷之事已垂聽”的命令文書。

戰國時期，社會認可遊歷的公界者享有自由往返諸國之權利是確切無疑之事，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人大多屬於中世前期的供御人系統。前述持續向天皇進貢一事，自然與此有關，因此我們把視野打開至此，可以說已經鋪平了將這種通行權的淵源，乃至無緣、公界、樂之原理的源流追溯至中世前期的道路。在這樣的視野下，勝俁氏上述論證的正當性更增分量。遊歷的“藝能民”、公界者逐漸固定於特定“場所”這個戰國時期（可能也包括室町時期）以後的特徵，正清楚展現在這種自由通行權隨“場所”而得以保障的新形式之上，而勝俁氏的論述非常準確地指出了這一事實。

四、和平領域，“和平”集團。如在江之島等公界所、堺市等自治城市所見，無緣、公界、樂之地區是“不分敵我”和“不及敵我裁斷”的“和平領域”。勝俁氏舉出的熱田神宮內部法令裡有“他國、本國敵友雙方”“不可改”，織田信長頒給攝津國尼崎市場的長遠寺門前市場的公告牌上寫著“敵方不可撰之事”，也都是完全相同的事例。以三昧聖、勸進上人、禪律僧、山野僧為代表，包括連歌師、茶人、桂女等工商業者在內的廣義的“藝能民”，都是可以擔任和平使者的“和平”集團。世俗間的爭鬥、戰鬥—產生“斗諍喧嘩”“殺害刃傷”“山海之兩賊”等罪的戰鬥，以及訴訟都不涉及他們。因此，上述各處禁止“付裁斷”“寄裁斷”，也認可罪人跑入、奔入之事。如勝俁氏所說，武州荻野市的“為□□□［樂市之］間，自何方來者，不可有一切橫合非分”，以及尾張國聖德寺寺內村鎮的“當寺內市日出入輩，無論居近國他國之所，不論權門高家，不可申違亂之事”的法令，也具有同樣的意義。正因如此，聖德寺才成為織田信長會見齋藤道三的場所。勝俁氏這一論點，可謂明晰地刻畫出作為“和平領域”的無緣、公界、樂之地區的特質。這種功能在江戶時代嚴重衰弱，但它無疑仍然存在於遊廊和賭徒群體之中，或許在那些不起眼的社會的各種褶皺中，還存在著許多尚未明確的此類場所。

五、從私有隸屬之中獲得“解放”。“雖譜代相傳者不可有違亂事”（美濃加納的自由市場）、“侍奉他人為主之事，令停止”（相州江島）、“彼主人及違亂，欲誅罰者，嚴令其給予安堵”（若狹正昭院），以及勝俁氏也引用的“奉公人之宿令停止”（伊勢松坂）、“諸家臣不可於津內有持家之事”（博多），還有熱田神宮規定的任何官員不可審訊的法令（前文）等。這些語句清楚表明，私人的主從關係、隸屬關係很難擴展到無緣、公界、樂之地區。正因如此，公界之地才拒絕擁有主君的武士居住，才會成為下人、仆從或逃亡百姓奔入之地。如此考慮，則藤木久志氏指出的逃亡百姓流入城市、市街、旅店之事，也可以很自然地理解了。

不止區域，這一點也同樣適用於人群。公界者、公界往來人是不受大名、主人私人性保護之人，是脫離私人主從、隸屬關係之人。這些人斷然謝絕他人以主人姿態關照自己，其行動在戰國時期仍然得到社會認可與支持。

六、借貸關係失效。關於借錢、借米在無緣、公界、樂之地區被勾銷一事，根據前述美濃國的加納自由市場、周防國禪昌寺之事例，以及勝俁氏列舉的近江國金森的自由市場法令第三條“年貢之古未進，並舊借米錢已下不可納之事”，頒給播磨國三木城下鎮的公告牌第二條“借錢借米，年貢之未進，天正八年正月十七日以前之事，令免除事”的規定，乃至武藏國的荻野六齋市、松山新市場、高萩新宿的“借錢借米不可致催促”這一條款的規定等，已經完全明了。關於禁止國質、所質、鄉質等，此處也無需贅述吧。從同一原理出發，對於無緣、公界、樂之地區免於德政一事，考慮到若狹正昭院、周防禪昌寺、遠江龍潭寺、遠江方廣寺等無緣所，博多、富田林、松坂等市鎮這些前文列舉的實例，以及脅田晴子氏詳細調查的眾多事例，則我們終歸不可能認為這是個別的免於德政之類的事件，而必須認為它是這些地區特有的屬性。特別需要注意的是，不僅僅是“地區”，若狹的鑄造師、石清水八幡的大山崎神人等也免於德政（脅田氏也注意到此點），加上禁止對栗津行會的商人實行所質的事實，則公界者集團本身與寺院、城市具有完全相同的屬性。

基於這種屬性，無緣、公界、樂之地區獲準平等、對等的交易，祠堂錢借貸等金融活動也獲得社會性保障。脅田氏在“商人之道的習慣做法”中尋求這種金融、交易獲得保障的根源，強調它是以“私有的邏輯為軸心”運作，追求“基於私有邏輯而確立秩序”的行為。從結果上看，這一觀點的確正確，但如前所述，如果忽視了與這種邏輯正相反的“無緣”邏輯在背後支撐，僅用“私有的邏輯”來處理一切，那麼統一理解自治城市、無緣所等地具備的上述諸多特徵的道路就完全堵死了吧。僅從這一角度，恐怕也無法充分揭示“商人之道的習慣做法”本身的內容。而且我覺得，這種看法之下根深蒂固存在著僅在“私有”“有主”邏輯的發展和深化中發現歷史的“進步”，在“無所有”“無主”邏輯中只能發現落後、需要克服之物的想法。

但是，如果我們扭轉視角，與勝俁氏一起站在承認無緣、公界、樂之原理的立場上，不僅能首次以一貫的邏輯理解上述諸特徵—寫在一條條法令、法規中的各種規定，而且視野也會得到新的擴展。例如，對於室町時期頻發的要求發布德政令的民眾起義〔徳政一揆〕、收回土地〔地徳政·地起〕等事件， 如果將這些原理放入其背景之中，也可能得出與以往不同的看法。或許它們與前述一揆的公界、無緣性，以及“德政”本身對無緣世界的志向等深刻關聯。

七、否定連坐制。前述頒給博多津的法令第六條“起火放火，懲罰其一人事”，頒給松坂的法令第三條“口角打斗堅令停止，借屋者雖仕出，家主不可懸其科。往還之旅人，雖為下下者，可為一人曲事”，同法令第十一條“火事之義，於付火， 亭主不可懸其科。至自火，驅逐其身一人（下略）”等規定， 清楚明了地說明了當時世間厲行的連坐制不適用於無緣、公界、樂之地區及其人群。關於這一點，勝俁氏對於信長的廢止行會令〔安土楽市令〕第五條“火事之儀，於付火者，其亭主不可懸科；至自火者，遂究明，其身驅逐，但依事之身可輕重事”， 以及第六條“咎人之儀，借屋並雖為同家，亭主不知其子細， 不及口入者，亭主不可有其科。至犯過之輩，遂咎明可處罪過事” 有詳細論述。上述條款最能展現這類地區以及其人群的特徵吧。

八、老若組織。如前所述，這是繼承了未開化社會的年齡階梯式秩序原理的組織形態，是具有無緣、公界、樂之地區及其人群特徵的形態。當然，這個時代不只有自然的年齡序列這一個標準，也有根據各個地區、集團特有的“藝能”這一技能的資歷——“臘次”來區分老若的情況。因此，在商人等群體中， 也可能用“財富”的多寡作為區分基準吧。

雖說如此，在構成老眾、若眾的成員之間仍然貫徹著平等原理。眾所周知，被稱作“會合眾”“三十六人眾”等的老眾， 選出當月輪值人員，可能就以“多分之儀”即多數表決制的會議來管理城市。被稱作“古所”、應是無緣禪寺的伊勢光明寺， 由“評定眾”“禪寺之一眾”管理，則無緣所、公界寺基本上也應有同樣的組織。中世前期的“行會”同樣采取老若這一組織形式，與戰國時期無緣、公界、樂的老若有直接淵源，但其更深層次的源流仍是未開化的平等秩序原理。這種原理的頑強力量，雖被提高到更自覺的形態，但仍然維持生命至此。

以上總結了無緣、公界、樂之地區及其人群的特徵，如果其中內容原封不動地得以實現，不能不說是一個令人震驚的理想世界。世俗權力無法介入，賦役被免除，自由通行獲得保證， 從私有的隸屬及借貸關係中脫身，與世俗的爭鬥、戰爭無關的和平、平等之地或其群體。這正是“烏托邦”，用中國式的語言甚至可以說，這正是“世外桃源”。

當然，戰國、織豐時期的現實是嚴酷的，這樣的樂園不可能原封不動地存在。前文屢屢提到，世俗權力極力將無緣、公界、樂之地區及其人群壓縮、設限、包裹，其壓力引發了嚴重的內部矛盾。不僅如此，這種樂園世界的一部分也逐漸被排除在體制之外，封閉於歧視之中。餓死、暴尸街頭與自由的地位， 是互為表裡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