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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作為盛唐代表詩人之一，詩學成就斐然，後人至以“詩聖”目之，稱他為“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亦不為過。他的詩歌是後人學習的範本，因之注者甚夥。宋代至有“千家注杜”之說。南宋郭知達輯注《新刊校定集注杜詩》是杜詩宋注中極為重要的一部，今存宋寶慶元年廣東漕司本。該書保存了很多重要的宋人注杜詩的材料，獨削偽注，匯參眾本，辨析精微，有極高的價值。 郭知達任劍南東道富順監時，主持編纂《杜工部詩集注》三十六卷，其自序題於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這一淳熙初刻本在南宋末已罕見流傳。今世傳本均為宋理宗寶慶元年（1225）曾噩（1167－1226）官於廣東南海漕臺時所主持修訂並刊行的覆刊本。曾噩重刻時，將《杜工部詩集注》這一書名易作《新刊校定集注杜詩》。清代《天祿琳瑯書目》著錄時，又題為《九家集注杜詩》，即後人習稱之杜詩“九家注”。 較之今存宋代他種集注本，郭編本杜集“獨削偽注”，尤為難能可貴。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評價道：“世有稱東坡《杜詩故事》者，隨事造文，一一牽合，而皆不言其所自出。且其辭氣首末，若出一口，蓋妄人依托，以欺亂流俗者，書坊輒勦入集注者，殊敗人意。此本獨削去之。”可謂一針見血。無論從版本價值、集注成就還是在杜詩學史上的地位等諸方面而論，郭編本杜集俱可視為宋代杜詩集注之冠冕。 本書之整理，以一九八五年臺北故宮博物院影宋廣東漕司本《新刊校定集注杜詩》為底本，共計使用了七種校本。其中遼寧省圖書館藏之清刻《九家集注杜詩》為主校本，該本原為盛京皇宮恭藏之內府刻本，毛裝，刻印精良，保存完整，實為希世之珍本，簡稱清刻本。本書之通校，以該清刻本為主校本。另外還利用了以下六種重要版本作為主要參校本：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藏殘宋本《新刊校定集注杜詩》、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影宋本《新刊校定集注杜詩》，以及文淵閣、文津閣、文瀾閣三種《四庫全書》本《九家集注杜詩》與一九四○年燕京大學哈佛引得處所編纂之《杜詩引得》排印本。此外，亦酌情參照了多種杜集古注本諸如《十家注》《百家注》《草堂詩箋》，同時也利用了古今學者的杜詩學研究成果與新發現的墓志等等文獻資料。 本書首次對宋本《新刊杜詩》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整理與校訂，其底本、主校本均極為珍貴，且校本齊全，為學界提供了一部信實可靠、富有學術價值的杜詩宋注善本。作為宋代杜詩集注本中獨削偽注的唯一“正注”本，《新刊杜詩》的出版，意味著宋代杜詩學體系的三種重

杜甫作為盛唐代表詩人之一，詩學成就斐然，後人至以“詩聖”目之，稱他為“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亦不為過。他的詩歌是後人學習的範本，因之注者甚夥。宋代至有“千家注杜”之說。南宋郭知達輯注《新刊校定集注杜詩》是杜詩宋注中極為重要的一部，今存宋寶慶元年廣東漕司本。該書保存了很多重要的宋人注杜詩的材料，獨削偽注，匯參眾本，辨析精微，有極高的價值。 郭知達任劍南東道富順監時，主持編纂《杜工部詩集注》三十六卷，其自序題於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這一淳熙初刻本在南宋末已罕見流傳。今世傳本均為宋理宗寶慶元年（1225）曾噩（1167－1226）官於廣東南海漕臺時所主持修訂並刊行的覆刊本。曾噩重刻時，將《杜工部詩集注》這一書名易作《新刊校定集注杜詩》。清代《天祿琳瑯書目》著錄時，又題為《九家集注杜詩》，即後人習稱之杜詩“九家注”。 較之今存宋代他種集注本，郭編本杜集“獨削偽注”，尤為難能可貴。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評價道：“世有稱東坡《杜詩故事》者，隨事造文，一一牽合，而皆不言其所自出。且其辭氣首末，若出一口，蓋妄人依托，以欺亂流俗者，書坊輒勦入集注者，殊敗人意。此本獨削去之。”可謂一針見血。無論從版本價值、集注成就還是在杜詩學史上的地位等諸方面而論，郭編本杜集俱可視為宋代杜詩集注之冠冕。 本書之整理，以一九八五年臺北故宮博物院影宋廣東漕司本《新刊校定集注杜詩》為底本，共計使用了七種校本。其中遼寧省圖書館藏之清刻《九家集注杜詩》為主校本，該本原為盛京皇宮恭藏之內府刻本，毛裝，刻印精良，保存完整，實為希世之珍本，簡稱清刻本。本書之通校，以該清刻本為主校本。另外還利用了以下六種重要版本作為主要參校本：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藏殘宋本《新刊校定集注杜詩》、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影宋本《新刊校定集注杜詩》，以及文淵閣、文津閣、文瀾閣三種《四庫全書》本《九家集注杜詩》與一九四○年燕京大學哈佛引得處所編纂之《杜詩引得》排印本。此外，亦酌情參照了多種杜集古注本諸如《十家注》《百家注》《草堂詩箋》，同時也利用了古今學者的杜詩學研究成果與新發現的墓志等等文獻資料。 本書首次對宋本《新刊杜詩》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整理與校訂，其底本、主校本均極為珍貴，且校本齊全，為學界提供了一部信實可靠、富有學術價值的杜詩宋注善本。作為宋代杜詩集注本中獨削偽注的唯一“正注”本，《新刊杜詩》的出版，意味著宋代杜詩學體系的三種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