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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近年來秦漢時期簡牘的大量出土，秦漢史學界掀起了一股簡牘研究的熱潮，研究論文和專著不斷問世，極大地推進了秦漢史研究的發展。以現今我們所能掌握的簡牘資料來看，由于資料較前極大豐富，使研究較宏觀問題以及進行一段時期之內的縱向或橫向的比較都成為可能。因此，本文希望以此為目標，綜合漢代及孫吳的大部分相關簡牘，將它們進行各角度各層面的比較，以期對簡牘中所反映的漢代至孫吳的社會狀況進行更深層次的梳理。 由于大量真實反映秦漢時期社會情況和經濟發展的出土資料的出現，秦漢史研究者抓住時機，開始涉足經濟史、社會史的研究。《漢代與孫吳國家基層管理手段比較研究：以出土簡牘為中心》亦以此為方向，分析和比較秦漢時期國家對基層民眾所采取的各類管理手段，以期展示其在較長時期之內的變化發展過程，并討論其中所隱含的變化規律。 受簡牘資料內容的限制，《漢代與孫吳國家基層管理手段比較研究：以出土簡牘為中心》準備討論的國家基層管理制度主要集中在戶籍制度、賦稅制度和給貸制度，對這些制度的有效操控是一個國家得以正常運轉的基礎。其中非常重要的是對戶籍的控制。國家對基層民眾的控制采取的非常主要手段是嚴格戶籍制度，因為對戶籍的嚴格管理是進行有效的賦役征收的前提，這點自古以來即達成共識，如東漢末徐干所著《中論·民數》中講述人口記錄關系到國家盛衰強弱，稱“民數周，為國之本也”。其次是賦稅，賦稅制度的順利實施不但是國家控制其編戶齊民的根本方法，也是提供充足的財富以保證國家機器正常運轉的重要手段。而給貸制度施行的根本也是為了使民眾更好地納賦，歸根結底都是為了使賦役的征收能夠順利運轉起來。因此，對戶籍、賦稅和給貸等內容的研究是相輔相成的，它們的變化可以綜合反映國家對基層管理手段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