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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書分四章。在第一章“案件與過錯”中，阿甘本從歷史語文學分析出發，揭示了這兩個詞模糊的詞源，以及它們在概念層面的親緣關係。他指出，這兩個概念是法律建築的前提，但構成法律領域的，是“罪”這一概念。由此，他過渡到卡爾•施密特的相關理論，並進一步探討了法學中“制裁”這一概念。在第二章“crimen與karman”中，阿甘本考察了常與“案件”“過錯”聯繫在一起的拉丁語crimen和梵語karman的關係。後者即“業”，在佛教中指的是行動背後的意願。他認為，“karman指的就是crimen，也就是說，存在一種可以歸責並產生後果的行動”。承認這一點，便可引向意願概念的誕生。在第三章“意願的困局”中，阿甘本闡述了古代世界經由亞裡士多德到基督教世界的轉變史，這也是意願概念的誕生史。他指出，與佛教立場類似，柏拉圖想要在“是”和“思索”之中尋找人的善，亞裡士多德的答案則是“成為”和“行動”。這組對立概念是本章的論述重點。意願是將行動固定在主體上的哲學裝置，使主體為其行為擔責，也就變成了可歸責的、可制裁的。正因為此，我們才有必要“超越行動”――這正是第四章的標題。在最後一章中，阿甘本思考了“善”與“行動”在亞裡士多德那裡的意義。他指出，實現善的必要性正是亞裡士多德的遺產。全書的落腳點是對姿勢的分析。除了佛教學說，阿甘本關於姿勢的理論探索還指向了瓦爾特•本雅明的《暴力批判》。他對該文本的興趣在於，如何將人類的行動從目的―手段的循環中解脫出來。而這也是他在作為本書前言的《姿勢的本體論與政治學》一文中重點加以考量的。在前言中，阿甘本總結道：“我試圖在書中說明，行動、原因和過錯的概念之間存在構成性的關係。我提出的假設是，這三個概念共同構成了將人的行為嵌入法律的領域並讓其變得‘有過錯’的裝置（dispositivo）。這也就意味著，這些行為可以通過各種形式歸責給某個主體。人的行為是crimen。這個拉丁語單詞可能和梵語中的karman――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業’――有親緣關係，其原始含義指的是主體的行動與其後果之間無法擺脫的聯結。我們早已習慣於這樣的法律與道德觀念，即人必須回應自己的行動。這似乎理所當然、無可置疑。然而，切不可忘記，20世紀至為偉大的神學家弗朗茨•卡夫卡的全部寫作，無非是固執、近乎偏執地追問這唯一的問題：‘人為什麼會有過錯？’究竟是為什麼，人類的心靈會這樣設想，認為他的種種‘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