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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是最早進入中國內地長期居住的意大利耶穌會士，他創造了中西文化交往史上多個“第一”，通過他不尋常的經歷和著述，中西方文化實現初識互動。本書以“瞭解之同情”筆觸，縷述了他進出中國和在中國生活的歷史細節，試圖從他個人經歷，反觀利瑪竇等相關歷史人物和當時的中西方社會，讓讀者感知個體命運與社會的關聯，以及紛呈世相背後的歷史邏輯。

該書是法國著名歷史學家勒華拉杜裡的一部名著，出版後在西方各國暢銷一時。1997年由商務印書館以單行本出版，此次列入漢譯世界名著叢書再版。書中講述了法國南部小山村蒙塔尤在13、14世紀之交30年的歷史。1320年，主教雅克．富尼埃作為宗教裁判所法官到此辦案。在調查、審理各種案件的過程中，他像現代偵探一樣掌握了該山村的所有秘密，包括居民的日常生活、個人隱私以及種種矛盾、衝突等，並把它們詳細記錄下來。法國著名學者勒華拉杜裡以歷史學家的敏感和精細發現和利用了這些珍貴史料，並以現代史學，人類學和社會學方法再現了六百多年前該村居民的生活、思想、習俗的全貌和14世紀法國的特點。

公元2世紀，在希臘文明和希伯來文明的影響下，地中海沿岸萌發了諸多二元論的思潮。《馬克安哲學研究》一書選取了其中一位極具代表性的人物――馬克安(Marcion，約110-160年)，他的二元論圍繞著物質―精神與善―惡的二元對立展開，從中幾乎可以找到當時小亞細亞地區所有二元論思想的影子，是非常典型的兩希文明產物。關於他的二元論體系，學界比較有爭議的一點就是馬克安是否算得上諾斯替主義者。本書通過抽絲剝繭的梳理，追溯他的思想來源與形成脈絡，分析他的文本之後發現，與諾斯替二元論自上而下的龐大宇宙體系不同，馬克安的二元理論並不是建立在宏大敘事的基礎之上，而是自下而上，來自於對他所理解的人類生命基本事實的描述，並從日常經驗中獲得他的哲學思考。馬克安的思想是中古時代二元論思潮的一個縮影，從中得以窺見當時不同文明交融碰撞的火花，這也是本書寫作的價值所在。

本書論及的靈知派，據說出現於古代地中海地區希臘和羅馬的殖民地世界。靈知派被稱作異端的、融合的、東方的、激進的、忤逆的和寄生的。本書通過檢查現代文獻史學如何一步一步地發明出了一種新宗教即靈知派來重寫基督教史――這個靈知派出自早期基督教論辯而貫穿於後啟蒙時代的歷史決定論、殖民主義和生存論現象學。本書還將確定在哪些地方，那些在與古代異端的鬥爭中形成的假定在當代文獻史學方法中仍起作用，為古代基督教研究和當代身份政治的動力學研究打開新視界。

濰縣樂道院為清末基督教傳教士狄樂播創建，始建於1882年，是集醫療、教育、傳教為一體的綜合性場所。抗日戰爭期間，侵華日軍將樂道院改造為西方僑民集中營，1945年8月濰縣集中營被囚僑民獲得解救。《樂道滄桑》以時間先後為主線，共分為四個板塊：即1942年之前的樂道院、成為西方僑民集中營的樂道院、樂道院的紅色記憶、新時代的樂道院，對樂道院的教育、醫療和傳教佈道等活動，濰縣集中營的設立、關押人員、僑民生活和抗爭、濰縣人民對僑民的救助、集中營解放，我黨早期在樂道院的革命活動等，進行了圖文並茂的介紹。

法國神父饒家駒是60多年前出現在上海的一位辛德勒式的人物。1937年，他倡導建立的“南市難民區”即“饒家駒安全區”，至少保護了30萬逃難的中國人。他開創的救濟難民的“饒家駒安全區”模式，被南京、漢口、廣州等地沿用。1949年修訂的《日內瓦公約》采納了饒家駒安全區的經驗。但是，長期以來，中外學者對他的名字幾乎一無所知，甚至很多耶穌會成員也知之不多。本書《饒家駒安全區：戰時上海的難民》的作者阮瑪霞通過查閱中國、法國、美國、日本、瑞士等地的檔案和文獻，采訪相關當事人，為我們重現了一位獨臂神父在上海拯救數十萬難民的東方傳奇。不僅如此，《饒家駒安全區：戰時上海的難民》這部引人入勝的著作對于我們今天思考難民問題也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

本書由三篇構成。第一篇《罪魁蒙恩記》是班揚的自傳，記述了班揚歸信基督的過程和信仰上的掙扎。作者在書中講述了自己如何被罪惡感壓傷，如何經歷悔改，最後在上帝救贖的恩典中生命如何發生巨大的變化。第二篇《適時的勸勉》是班揚給為義受苦者的勸勉和安慰。第三篇《得救是本乎恩》闡述了上帝拯救罪人的恩典，同時描述了上帝賜福罪人的方式。班揚文風淳樸，卻能打動人心，這些文字將給在罪惡中掙扎和在苦難中歎息的人們帶來真實的安慰與盼望。

本書的研究物件是1807~1851年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活動，內容上涵蓋了這段歷史的各個方面。新教傳教士的宗教活動，他們在中外關係中的作用，他們從事的醫療和教育活動，傳教士與西學的傳播，傳教士與近代西方的中國學等方面的諸多問題，都在本書中得到了專門而深入的探討。

《上帝之城》，是基督教教父奧古斯丁晚年完成的代表作。在公元410年羅馬城遭到北方民族的攻陷和洗劫後，奧古斯丁開始思考羅馬帝國在基督教思想中的位置，花了十餘年時間完成這部巨著，確立了上帝之城與地上之城分立的世界歷史觀。《上帝之城》前十卷用於批判羅馬，後十二卷用於闡釋兩座城各自的形成、發展和結局歷史。他在此書中全面總結了自己各方面的基督教思想，特別是闡釋了他的政治神學，成為其一生思想的總結。奧古斯丁主義中世紀天主教思想達八百年之久，《上帝之城》更是深刻影響了此後的基督教思想、政治哲學、歷史哲學，以及政教格局。

本書出版于1728年，適逢啟蒙運動肇始，理性主義對基督教展開了猛烈的抨擊。在這樣一個時代里，勞威廉揭示敬虔生活的本質，鄭重呼吁信徒殷勤操練默想和禱告，做時間和金錢的好管家，過敬虔與圣潔的生活，在日常生活中活出基督信仰。該書喚醒了許多沉睡的生命，對衛斯理兄弟、懷特菲爾德、威伯福斯、慕安德烈、C.S. 路易斯等屬靈領袖影響深刻。在今天這個世俗化的時代，勞威廉的呼吁依然如暮鼓晨鐘。

里斯本聖羅克博物館的前身聖羅克教堂，是世界上最早的耶穌會教堂之一，其內部有許多巴洛克風格的小堂，其中著名的當屬修建於18世紀的聖約翰禮拜堂，它是歐洲藝術中獨一無二的傑作，在歷史、文化和藝術方面意義重大。禮拜堂由葡萄牙君主若昂五世於18世紀40年代委託修建，整個工程在羅馬進行，其中一部分在羅馬這座教皇之城中舉行過展覽（1747年和1749年），後運往里斯本的聖羅克教堂內組裝。本書是關於禮拜堂的完整而綜合性的研究作品，包括探索其設計、建築以及其中非凡的收藏品的新研究成果。這本精美的書中匯集了多位專家對教堂的建築、雕塑、馬賽克拼貼畫、金屬製品和傑出的銀器、織物、家具、書籍等收藏品的研究。書中配以華麗的插圖，精美絕倫的照片，全面反映出了這一無與倫比的建築和藝術傑作的非凡之美。

施文華博士認為，想要理解保羅的書信，首先就要認識保羅這個人物並瞭解他所處的世界和文化。在書中，施文華博士著重介紹了使徒保羅的希伯來與希臘―羅馬文化背景，以及這背景下的教育對保羅的深遠影響。她認為，保羅的每一封書信都寫於不同的背景，每封書信也就必須儘量根據各自的原始背景來研究和理解。在書中，她廣泛綜合德語和英語的近期新學術成果，注重從歷史－社會學進路對保羅和保羅書信進行研究，對許多議題提出了自己獨立的觀點和結論。

《殉道史》記述了從1世紀到16世紀西方歷史上基督徒為信仰而殉難的事跡，其中著重敘述了從14世紀到作者所在的生活時代，即從英國宗教改革的先鋒威克里夫時代到瑪麗一世的整個統治期間，英國的更正教信徒或親更正教人士所受的各種患難與逼迫。 在世界歷史上，教會史學家的書絕少能對歷史產生影響，唯約翰·福克斯的《殉道史》是個例外。作為一本家喻戶曉的書，在成千上萬戶家庭中，它曾與《天路歷程》和《聖經》擺放在一起，即使到了今天，它仍適應這個時代的需要，在傳揚福音和見證更正教真理方面發揮著它卓越的貢獻。

本書以日志形式記述了18世紀一名叫胡若望的中國天主教徒在法國奇跡般的生活經歷，并輔這一早期中外文化宗教交流的史事。東西方文化的巨大差異使這個中國人的法蘭西之旅充滿艱辛手曲折，靈魂也備受煎熬，以致最后竟淪落到精神病院。本書再現了胡若望200多年前的奇遇，并試圖對他的疑惑予以歷史和文化的解釋。

《約伯記》是“摩根解經叢卷”系列之十三，該系列中文簡體版已經出版了《以賽亞書》《耶利米書》《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約翰福音》《使徒行傳》《羅馬書》《哥林多書信》《希伯來書》《詩篇》《何西阿書》。

本書以東北淪陷時期的基督教為研究對象，對該時期東北基督教會的境遇、變遷、發展、衰落進行深入探討，旨在通過宗教社會史的研究路徑，推動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同時，以偽滿洲國基督教為個案，探討日據淪陷區政教協同體系的建構過程和形成機制，揭示日本本土的宗教政策和政教關係對淪陷區宗教及社會的影響，分析日本宗教組織在淪陷區宗教控制和社會整合中所扮演的角色。

《東正教密碼》主要闡述了俄羅斯東正教神學、宗教哲學、教會生活和宗教活動等領域的重要概念和知識，如宗教術語、教會節日、宗教禮儀、重要歷史人物、書籍等，如同解開一個個密碼一樣，向讀者們揭示東正教最原本、真實的核心思想與整體面貌。除了文字內容之外，書內還有針對性地配上直觀展現宗教活動、禮儀、人物等內容的各類插圖，以圖文並茂的方式形象展現東正教的真實風貌。

直面當代神學核心問題，探索神學寶庫。劍橋大學神學欽定講座教授戴維‧福特著，著名宗教學者、中國人民大學宗教學系教授何光滬作序推薦。不論是對宗教信徒還是非信徒，牛津通識讀本《基督教神學》都為他們提供了對當代神學核心問題的公允概述。大衛•福特提問式的敘述方式引導讀者去思考作為宗教信仰之基礎的那些原則：拯救在世界幾大宗教中的核心地位，古代、現代以及後現代背景下的上帝觀念，祈禱與敬神活動對神學提出的挑戰，罪

《神學四講》為趙紫宸晚期神學思想的代表作，本書簡明扼要地論述了神學上創造論，道成肉身，救贖論及道德神學這四個基督教神學的重要話題。與作者前期的自由主義神學思想相比較，本書在“基督論”和“救贖論”兩章中的觀點已有顯著的轉變，作者不再關注于耶穌的人格性和上帝的道德性拯救，而是肯定了耶穌首先作為一位先存永恒的神的道成肉身，并且極富創見地闡釋了基督在世為人的神人兩性，以及上帝透過其旨在對人實施救贖所必須的神與人兩方面的同一，強調在得救問題上雙方的價值與共同努力。而在“道德論”一章中，作者通過對基督之權能與人之歸宿的詮釋，系統地闡發了建立在上帝啟示之上的基督教的道德神學。

中國近代報業發展的源頭與外國傳教士來華辦報密切相關，英國新教傳教士馬禮遜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先驅人物。他1807年來到中國，在當時直接傳教難以開展的情況下，探索多種方法進行間接傳教，尤以報刊傳教最具開創性。本書全面考察馬禮遜的報刊傳教活動，主要介紹了他主導創辦第一份近代化中文報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和英文季刊《印中搜聞》的過程，以及他如何參與、推動和支持其他報刊的創辦並利用其傳教。本書認為馬禮遜借辦報而傳教，開創了報刊傳教這一基督教對華傳播新模式，擴大了新教對華傳播面，客觀上則起到了推動中國近代新聞事業發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