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長日記：我在美國當校長（簡體書）

一切都是最好的發生 2009年，其實是我挺不順的一年，離開上一份工作已經3個多月了，每天睡到自然醒的日子固然美好，但這種生活並不是我這種勞碌命的人可以享受太久的。而美國在大蕭條的背景下，經濟一直沒有起色，軟趴趴的，像放了一上午的陽春面。偶爾我會自責反省一下，為什麼要那麼倔強決絕地辭去上一份工作。其實活著永遠比死去需要更多的勇氣，有時候堅持下來，才能學到更多東西。 倒也不是沒人要我，只是還沒找到一家有資質並願意資助我的工作簽證的學校。畢竟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不雇傭本國人而請外國人是要承受一定壓力的。政府會要求用人單位必須提供一份材料證明我比其他所有的美國人都勝任這份工作，而且給出的工資待遇要與之相符，這樣一來就把很多雇主嚇跑了。 對一個外國人來說，找不到工作就意味著你也許該收拾行李準備離開了。離開之前，怎麼也別留太多遺憾吧。雖然這些年也沒少折騰，寒暑假能不回國就不回國，美國50個州也跑了一大半。但美國畢竟太大，仔細捋一捋，總還是有沒去過的地方。於是就攤開那張跟隨我多年的美國地圖。這張地圖可是有來頭的，讓我想起了那陳年的往事。 在北大讀書的時候，和很多同齡人一樣，已經被十幾年的緊張學習和各種考試基本榨幹了學習的熱情，需要尋找釋放激情的新途徑，所以我一直很熱衷於社會活動。從大一開始，團校一畢業，我就進了學生會，從一個小幹事開始，從貼海報、擺攤兒到組織各種活動，什麼活兒都幹，用了兩年的時間做了內聯部部長、辦公室主任、主席助理等多種職務，也鍛煉了一些能力。最後在團委領導、卸任的正副主席、各院系主席及小伙伴們的支持下，決定參選下一屆學生會主席。 那個年代，每年由北大和清華的學生會主席輪值全國學聯主席，而那年正好輪到北大。所以從理論上說，如果選上北大學生會主席的話，也就成了中國的“學生領袖”。虛榮心肯定是有的，我不否認，但更主要的是，我覺得自己是可以為國家做些大事的。北大是個適合談理想的地方，你可以想象那種躊躇滿志的激情是如此地青春、赤誠而壯烈。 精心設計的競選手冊剛印出來，突然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我的競選資格被剝奪了！因為北大規定學生會主席候選人必須是沒有掛科的，而我那學期竟然有一門功課沒過。之所以掛科，是因為那位馬哲課老師上課時完全是照本宣科、死記硬背，且不容許學生有絲毫的質疑或進行討論。幾百個人的大課，底下學生睡倒一片。老師倒也不在乎大家的反應，她只關注一件事：出勤率。每次上課她要點三次名，上課前點一次，課間休息一次，下課前再點一次，生怕你遲到早退。而且她明察秋毫，有些同學捏著鼻子替別人喊“到”，都能被她聽出來。 當時我正值血氣方剛的年紀，老師的這種做法，更激起了我的反叛心理。正好那年又趕上北大百年校慶，學生會的工作忙得不可開交。於是，我索性就不去上課，還發動同寢室同學罷課，結果我們班有四個人在這門課掛了科。 這件事對我的打擊挺大，“大好前程”泡湯了。當時一賭氣，我辭去了所有的社會工作，專心準備GRE考試，準備出國。那時候宿舍11點就熄燈，為了熬夜，我一狠心，撇下相親相愛的室友們，從宿舍搬了出來，在北大西邊的萬柳公寓租了個面積不足7平方米的“監獄式”學生屋。房間裡就是一張床挨著一張書桌。這張貼在墻上的美國地圖就是當時房間裡唯一的裝飾，也是時刻激勵自己為夢想去努力的動力。 哇，一下子扯好遠，再說回地圖。找了一遍，只剩下美國南部那一片“紅脖子”州沒去了。於是約了其他三個跟我有類似工作變故境遇的朋友，說了我的想法，大家一拍即合。經過簡短的協商妥協，我們決定租一輛車自駕三周，不訂具體目標和行程，最多提前一天訂酒店。我們從洛杉磯出發，先飛到德克薩斯，然後貼著南部的海岸線一直往東開，途徑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阿拉巴馬、佐治亞，最後橫穿北美到達佛羅裡達，穿越了七個州，停了十幾個城市，一直到達美國最南端的海島，海明威的故居，基韋斯特。 在自駕遊的最後一天，我和朋友們在小島上的露天酒吧裡，就著痕極又癢的椰島海風，聽著格調不太高的街頭爵士，大口喝著帶著冰碴的Pina Colada，突然接到一個來自北加州的電話。雖然當時已經喝得微醺，酒吧裡也十分嘈雜，但是我分明聽到了那幾個關鍵詞： "Will you be able to come for an interview?" (“你可以過來面試嗎？”) 竟是一份久違的面試邀請。 人生就是這樣，充滿了各種跌宕起伏和不可預見，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分鐘將發生什麼，你會去到哪裡。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也許正是因為我如此無條件地熱愛生活，尤其在困頓中想想我還能為比我更糟糕的人做些什麼，不知道是否因此積了福報，經常在逆境中逢兇化吉。我的密友九彰曾讓我相信一句話：不論生活如何虐你，一切都是最好的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