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列日科夫斯基與白銀時代：種革命思想的發展過程（簡體書）

國內梅列日科夫斯基的研究論著有限。《梅列日科夫斯基與白銀時代—一種革命思想的發展過程》的作者伯尼絲?羅森塔爾，專注于研究現代俄羅斯歷史文化，此書經由梅列日科夫斯基切入對白銀時代的思想闡釋，立論新穎，思路深入而獨具特色。 本書譯者楊德友從事譯介多年，曾翻譯大量哲學、文學、宗教作品（其中不少與俄羅斯文化相關），譯筆信達。此書的出版，將為國內研究提供新的思考維度，推動國內對梅列日科夫斯基及白銀時代的深入認識。

作為現代史的核心事件，1917年十月革命依然是歷史研究和爭議的主要焦點。不可避免的是，歷史問題的概念與提出的證據是由歷史學家關于對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欲望和這一革命的不可避免的性質的觀點形成的。
1890到1917之間的年份是特別重要的時期，革命力量就是在這一時期形成的。在1890年代，財務大臣維特（Sergei Witte）為現代經濟奠基。雖然他實現了許多經濟目標，但是強行開展的工業化也促成了革命運動的復活：其直接后果就是政治的不穩定。在19－20世紀交替的時候，農民公開造反，被異化的和具有戰斗氣概的城市無產階級正在出現，而且，整個自由派反對派正在開始形成。全部這些團體都要求根本性的改革，其中包括全體公民的政治權利。1905年，他們聚集了足夠的力量，迫使政府提出一部憲法和稱為“杜馬”的立法機構。但是，雙方都不滿意。帝國政府試圖收回被迫給予的許諾，而反對派則試圖譴責這個制度，說它是“偽立憲主義”。只有一個小圈子的人士愿意和政府合作，但是政府卻未必總是愿意和他們合作。政府希望富足的農民會發揮革命剎車板的作用，于是頒布了斯托雷平改革，用以“米爾”（mir）著稱的舊式公社制取代土地的個體所有制。1909年，經濟復蘇，高速的增長率維持到了1912年。總之，局面是復雜的。1905年開啟的變革是否正在引導創造出一種行之有效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的結構，并且具有進一步的自由民主演進的潛在機遇，乃是一個議題，但是本文不擬做出回答。
我們所關注的是以白銀時代著稱的文化潮流及其與社會發展之更大語境的關系。白銀時代通常被認為始于1898年（亦即全然論述藝術的第一種雜志《藝術世界》出現的年份），終于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白銀時代是在藝術全部領域中開拓性革新和優異創造顯現的時代，其基礎乃是對于個人及其自由的某種新的賞識。白銀時代是極其理想主義的，首要關注所在是自由、藝術、美和形而上的真理。這個時代歌頌人的創造力，而每一個人個性的獨特性都是其信仰的核心因素。
在指向銀時代以及民眾教育的發展與“路標派”（Vekhi）的宣言的同時，許多歷史學家論證道，白銀時代標志著俄國受教育階層在政治上的成熟，他們擺脫了舊知識分子階層毫無意趣的教條主義和政治上的狂熱。特萊德戈爾德（Donald Treadgold）認為，白銀時代的總體影響是擴大文化創造性的基礎和提高其水平。1他同意梁贊諾夫斯基（Nicholas Riasanovsky）的結論：俄國最具西方色彩的時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2這些歷史學家認為，對于白銀時代廣泛接受的態度顯示，俄國社會政治穩定下來，展開更為正常的追求，變得更注重自由，更人性化，較少革命性。
然而，對于白銀時代主要任務的藝術和思想作進一步的考察產生了對于這一樂觀結論的疑問。這一考察提示白銀時代雖然注重不可否認的人文主義，但是也催生了以激進解決辦法和極端式行動為依據展開思考的某種革命的精神。雖然它是以抗議傳統秩序的形式興起的，雖然最初是明確而堅定地非政治的，但是， 在1905年，時局的力量造成了幾位藝術家眼中激進路線的日益政治化。 他們在美學上隱蔽的反叛激進主義變得明顯。在1905年，一種確定無疑的革命思想已經出現。
這部研究著作將探索這一思想的發展過程，從1890年代的美學反叛，到神秘啟示論中的頂點；我們是通過對白銀時代領袖人物之一——梅列日科夫斯基（Dmitri Sergeevich Merezhkovsky，1965－1941）思想的考察完成這一研究的。雖然藝術對于一個時代的思想的影響是一個開放的問題，但是本研究著作認為，白銀時期藝術的革新和哲學的革新不是社會變化和經濟變化的單純消極的反映，而是廣泛流傳的革命精神的積極的塑造者：這一精神是神秘的、非理性的、必定接受政治的和社會的激進主義的。雖然藝術對大眾思想的影響難以精確測度，但是一批頗具影響的藝術家在政治上的激進化，對于受過教育的公眾的思想必定產生某種作用。而且，許多藝術家在青年工人和青年學生當中都有大批的擁護者，為了傾聽他們擁戴的詩人朗讀，他們不惜排隊數小時等待，他們觀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Stanislavsky）和梅爾赫爾德（Meierhold）的實驗戲劇，參與時代的主流文化活動。對于白銀時代的欣賞并不限于精英。白銀時代精神的激進主義波及了廣大的受眾，并且強化了左翼的政治激進主義。
從1890年到1917年，存在著兩個并列的革命過程：眾所周知的政治革命和藝術與思想的革命（我稱之為美學革命），歷史學家們對后者的研究現在才剛剛開始（關于這個論題的繁多文獻，都是從藝術家、文學批評家、音樂家和哲學家的角度寫出的，因而都是相當注重技能的，相對地不關注革新發生所處的社會的和政治的語境3）。美學革命是對工業化和城市化現象的回應，正是同樣的現象催生出了俄國馬克思主義（當然美學革命的回應與之不同）。而且，從1905年以后的新藝術得到廣泛接受這一點來看，至少可以認為著名藝術家的革命精神是影響了政治生命的品格的。很明顯的是，在1917年前后，藝術家的精神激進主義和左翼政治激進主義已經匯合成為一股宏大的革命力量。雖然基本的設想、價值觀和目的有所不同，但是某種暫時的情緒上的親近感被創造了出來，因為他們共享了新千年的共同方向，懷有摧毀舊秩序的共同愿望。
美學反叛與社會思想的關系最明顯地見于文學。作家們都意識到了自己的意向，并且言說出來。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烏斯(Hippius)、勃洛克（Blok）、別雷(Bely)、巴利蒙特(Bal’mont)和布留索夫(Briusov)都（直接或者間接地）受到尼采的影響，要求消除對個人的全部限制。這些人都像他一樣，認為美、藝術、和感性比繁榮和滿足感更重要。他們拒絕充當“社會公仆”，提出作為超人、新真理發現者和預言家的藝術家的形象，和左派4的“思索現實主義者”對抗。他們不滿足于自己的處境，所以對于“不同于我們的世界”的渴望浸淫了他們的作品，還帶有一種明確的神秘主義語氣。
消除形式與類型的傳統概念、令感受和認知革命化、超越現實達到“更高級”的世界的嘗試，顯見于在白銀時代全部的藝術之中。在強調人的內心狀態的重要性的同時，其激進的審美感知顯示出一種從根本上被轉變的方向，亦即，個人的表達先于社會義務。外在世界只有在侵犯藝術家的自由的時候，才是有關系的。從這一個角度來看，政治秩序是表面的，而經濟考量簡直毫無價值。
這些共同的意向給白銀時代作家和藝術家帶來某種確定的一致性；從我們的觀點看，這樣的一致性遠比他們之間的許多根本分歧重要。他們對于個體自由的要求不為現存秩序所容，而隨著他們的思想漸漸受到歡迎，他們給生活與思想的全部領域增添了革命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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