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精神：為什麼城市特質在全球化時代這麼重要？

一位哲學博士和一位政治社會學系主任
散步在九座風格各異的城市街道
他們援引詩歌與故事，對照政經史地與現況，與城市居民閒聊對話
從親身經歷與感受中，體驗到
原來，每一座城市，都擁有獨特的價值觀與氣質

本書作者貝淡寧和艾維納‧德夏里特利用輕鬆對話、小說、詩歌、傳記、旅遊指南、建築標誌，和親身經歷等資料，描繪九個城市豐富的歷史，充分論述城市精神如何體現在各自的政治、文化與經濟生活中，更進一步闡明市民的自豪感如何抗衡全球化所帶來的同質傾向，以及遏制民族主義氾濫等主題。

來到新加坡，我是否來到了物質不虞匱乏、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呢？

回歸後的香港，更加熱愛賺錢、熱中慈善、追逐享樂？

柏林與過去和解，是寬容？或是冷漠？

原來，唯一打破蒙特婁法語、英語隔閡的，是冰球運動！

啊！在最多元、最孤獨、最資本主義的紐約，幸好有洋基隊！

巴黎人下館子多，去教堂做禮拜少，多支持左派，砸麥當勞的農夫是英雄！

貝淡寧（Daniel A. Bell）

牛津大學哲學博士。長年旅居香港、新加坡和北京。現任上海交通大學志遠人文藝術講座教授、北京清華大學政治理論教授和比較政治哲學研究中心主任。著有《中國新儒家》、《超越自由民主》、《民主先生在中國》等書。

艾維納‧德夏里特（Avner de-Shalit）

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社會科學系主任暨馬克斯‧坎佩爾曼民主和人權研究所所長。著有《人民的劣勢和權力：在懷疑時代講授政治哲學》（Disadvantage and Power to the People: Teaching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Skeptical Times）。

譯者簡介
吳萬偉

武漢科技大學外語學院副教授、翻譯研究所所長。譯有《行為糟糕的哲學家》、《中國新儒家》、《分配正義簡史》等書。

專序推薦──
楊子葆 輔仁大學國際教育長、前外交部政務次長
謝哲青 文史工作者
好評推薦──
胡晴舫 作家
夏鑄九 台大城鄉所教授
路寒袖 詩人、前高雄市文化局局長
褚士瑩 作家

推薦序01
愛城主義閒逛者

楊子葆（輔仁大學國際教育長、前外交部次長）

就在今年初，這本書的作者之一貝淡寧教授才剛撰文新創並鼓吹一種所謂的「愛城主義」（Civicism）。他認為迄今還沒有一個字能夠深刻表達我們對於城市的熱愛。愛國主義（Patriotism）適用於國家，但顯然不適用於城市。尤其國家太大、太複雜、太多元，因此也太危險，不值得人們漫無節制地去愛。為呈現對城市的獨特情感，我們需要「愛城主義」這樣的新字。而隨著世界的都市化，愛城主義正在傳播蔓延到全世界每一個遙遠偏僻的角落，我們應該重新學習認識與感受我們的以及別人的城市。

「愛城主義」這個字也許很新，但是它背後的精神卻非常古典。柏拉圖的《理想國》（The Republic, around 380 BC）想凸顯的正是某種「城市精神」：「人太渺小，宇宙太大，而城市就像一本書，書中的字體大小，完全配合我們的洞悉能力。」

《城市的精神》這本由北京清華大學教授貝淡寧和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教授德夏里特合著的書，彷彿帶著柏拉圖式的古典價值，兩位作者以散步的方式，考察了「宗教之城」耶路撒冷、「語言之城」蒙特婁、「建國之城」新加坡、「享樂之城」香港、「政治之城」北京、「學術之城」牛津、「寬容之城」柏林、「浪漫之城」巴黎，以及「抱負之城」紐約等九座城市，並嘗試勾勒城市所展現的具象面貌，並萃取如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Le città invisibili, 1972）般綿綿若存有深致之抽象靈魂。他們似乎以苦行實踐，印證馬克思在倫敦圖書館裡關於《資本論》（Das Kapital, 1867）的苦苦思索：「城市是歷史的主題。」

但幸虧兩位教授是在散步，不是苦行，散步的心情總是輕鬆愉快的。如果容我脫韁聯想的話，我因此想再重讀的不是那些偉大鉅作，而是2005年一本由美國出版的管理學暢銷書《領導學散步》（The 100-Mile Walk）。這本書的內容是65歲的企業家父親，與36歲的創業家兒子，離開辦公室與會議室、離開家庭與俱樂部，兩個人輪流決定路徑，一起散步，分享討論關於領導的見解，整整六個月的時間，總共走了100英里，也留下這本關於領導品質九項主題的對話記錄。

《領導學散步》最扣人心弦的元素，是散步，剔除散步，餘下不過是些尋常可見的領導論述。但這裡所說的散步，絕非美國作家梭羅《散步》（Walking, 1861）裡那種「如果你已經準備好離開父親與母親，以及兄弟與姊妹，以及妻子、子女與朋友，並且準備好永遠不再看到他們；如果你清償所有債務，下了決心，安頓好所有事情，完全自由了，那麼你可以開始一趟步行之旅」追求真理的決然切割，而是脫離原來工作與生活的環境制約，與另一人一起出走，散步、相處、對話，不疾不徐，沒有非達到不可的責任目標，沒有講究成本效益的效率考量，也沒有人情世故的纏繞牽連，反而可以獲致因為解放而洋溢的創意，以及因為自由而更深化的關係，這就是「一起散步」的力量。

我們都需要在城市裡散步，一起，或者獨自。如果一座城市至少需要我們以100英里的散步來「重新認識」，那麼《城市的精神》這本書也許可以增加一個副標題：900英里的城市散步。

並且這散步，應該是法國詩人波德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筆下的「閒逛」（flâner）。面對十九世紀急遽現代化與都市化的時代，波德萊爾曾感慨「城市面貌變得比人心還快」，相形之下，「『閒逛者』（flâneur）是富有想像力的孤獨者」，而「想要成為一個完美的閒逛者與熱情的觀察者，就必須走入人群，唯有在那兒才能找到無限的歡娛。」

德國哲學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則演繹「閒逛者」觀察現代城市生活，也抵抗現代城市生活。為了抗拒越趨商品化、講求效率和快速的城市空間運作邏輯，他們以「緩慢」來對抗城市，消磨時間，甚至超越時間，感受到歷史在城市紋理中的沉澱積累，因此能遊走在具體的、想像的，過去、現在、未來，二維、甚至三維，更廣義的空間裡，並讓自己成為自由遊走的「擺渡者」（passeur）。

城市「閒逛者」或「擺渡者」曾經是上一個世紀之交知識分子的夢，卻在我們這個時代成為可能，因為交通與資訊科技的進步，具體或抽象的移動都變得更容易，所缺的只是態度──《城市的精神》固然提供「神遊900英里」的難得機會，更重要的是，它同時也建議一種讓這個世紀之交現代市民自我解放的態度。放下書本，出去散個步閒逛吧，找個伴，或者就獨自一人，不為什麼，就只因為知道有了個「愛城主義」新字，就是為了「閒逛」，而「閒逛」。

推薦序02
城市的自我認同與定位

謝哲青（文史工作者）

在英國求學的時候，我就住在倫敦近郊、泰晤士河南岸的格林威治（Greenwich）。格林威治雖然與倫敦比鄰而居，卻可以說是咫尺天涯，泰晤士河將它們分割成兩個不同的世界。

以海軍歷史與本初子午線聞名的格林威治，就某些層面而言，是個具有英格蘭南方鄉村氣質的聚落，走在昔日皇家海軍學院的公園裡，時常讓人有置身於北方湖區的美好錯覺。反觀時尚繁華的倫敦，是歐洲最大的現代都會，許多人不知道，我們口語習以為常的倫敦，其實是由不同的聚落集合而成的組合城市（Conurbation）。就核心倫敦而言，大致上以西敏市（City of Westminster）與西堤區（City of London）為中心，發展成今天33個自治行政區、人口約1,200萬的大都會。

越過著名的倫敦塔橋（Tower Bridge），走在泰晤士河北岸，就踏入了市區最古老的心臟。從羅馬帝國在此建立不列顛尼亞行省省會以後，一直到中世紀，西堤區就等於倫敦市區，周圍則有高大的城牆與碉堡，也就是今天的倫敦塔（The Tower of London）拱衛。城外則是零星的修道院與莊園，當時的西敏（Westminster，意思是「西區修道院」）──今日的西敏市──只是其中一個以修道院為中心的小村落。

300多年前的倫敦，都會發展已達崩潰的臨界邊緣，老城區破落的建築與街道不堪人口成長壓力，成為藏污納垢的犯罪溫床，日漸劣化的環境衛生，引爆了文藝復興時期以後最大的黑死病流行，超過10萬人在這場瘟疫中喪生。長期內戰所帶來的動盪不安，更讓英格蘭王國面臨分崩離析的悲慘局面。

不過，就在1666年9月2日晚間，彷彿來自地獄般的大火，從西堤老區布丁巷的一家烘焙坊開始延燒全城，四個晝夜的焚燒吞噬了無數建築，四分之三的城市付之一炬。不過，大火也結束了肆虐的瘟疫，更提供了日益衰敗的舊城浴火重生的契機。

登上311階的倫敦大火紀念碑（Monument to the Great Fire of London），從62公尺高的塔頂眺望，都是1667年大火之後規劃設計的城區。克里斯多福‧雷恩（Sir Christopher Wren）的倫敦市一方面維持舊倫敦市區的功能，透過重建而進一步得到擴張的市區，大量人口從世界各地湧進倫敦，整個城市變成無與倫比的生命共同體。到了1700年，倫敦從灰燼裡重生，躍升為全歐洲最大的都會。即使歷史學家無法精確計算，但在可容許的範圍內，當時的阿姆斯特丹人口約為12萬，羅馬為27萬，巴黎為50萬，倫敦則在52.5萬至60萬之間，就巴洛克時期的歐洲局勢，人口即為國家力量的指標。

大量的外來移民文化迅速改變英格蘭的國家特色。以《魯賓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e）聞名的英格蘭作家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曾用諷刺詩提到：一個天生的英格蘭人的概念是虛構、是矛盾的，它只是一個比喻，所謂的英國人應該是世界人。十五世紀後的文藝復興與人文主義思潮崛起，透過大火的煅冶，蛻變為不死鳳凰。西堤區隨著時代遷移，整個大英帝國的政治與文化中心，逐漸轉移至西敏市境內的西區（West End），西堤區則維持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多元的外來文化為倫敦市注入活水，在洗滌與循環重生之後，薈萃成啟蒙時代的思想精華，為下一輪太平盛世與之後日不落帝國奠下堅實基礎，也成為倫敦人的精神特色：實事求是，求新求變。

今天我們站在市區的萊斯特廣場，倫敦的城市精神就在咫尺之內展露無遺，四周熙來攘往的人們，各自擁有不同的膚色，使用不同的語言，懷抱不同的夢想，包括個人在內，我也成為倫敦普世精神的一部分，我也參與了現代倫敦的詮釋與表達。當我們走入由雷恩爵士所設計完成的聖保羅大教堂，重建的推手就安葬在東南角，由他的兒子為雷恩所寫的墓誌銘仍昭告世人：

如果你要找尋他的紀念碑，看看你的周圍即可。

由貝淡寧與艾維納‧德夏里特合作撰寫的《城市的精神》，從普世價值與人文主義的觀點，穿梭於歷史與新聞現場，探討現代城市的自我認同與定位，像班雅明與波德萊爾般的細膩思考，引領讀者回溯自我的生命經驗，重新思考個人與群體、群體與城市的亙古命題。

其他推薦

在膚淺的排行榜和商業調查氾濫的領域，《城市的精神》代表著美學對商業的勝利。透過在世界各地的首都散步和生活，貝淡寧和艾維納‧德夏里特解開了世界上最吸引人的城市之奧祕。這種令人羨慕的嶄新方法，證明比任何理論都更能說明問題。本書文筆優美，富有真知灼見。
──帕拉格‧卡納（Parag Khanna）
《如何轉動世界：全球未來的復興之路》作者

政治理論界沒有多少新觀點，但是貝淡寧和艾維納‧德夏里特確定無疑地擁有非常好的新觀點：培養「城市精神」是抗衡全球化同質性傾向的最佳解毒劑。他們舉九個城市為例，以創造性的引人入勝方式呈現出來，既有親身經歷的故事，又有歷史敘述和理論反思。他們創作的這本書，不僅展現著作者出眾的才華，也對政治理論做出了新貢獻。
──麥可‧沃爾澤（Michael Walzer）
普林斯頓大學高等研究院

雖然城市是透過建築和物質外觀區分開來的，但貝淡寧和艾維納‧德夏里特提出了引人注目的觀點，即世界上眾多的大城市及其居民也表達出獨特的習性與價值觀。《城市的精神》帶領讀者進行一次範圍廣泛、魅力無窮的個人旅行。
──威托爾德‧雷布辛斯基（Witold Rybczynski）
《Makeshift Metropolis: Ideas about Cities》作者

《城市的精神》提出了研究城市的新途徑，把焦點放在城市明確的習性和價值觀上。本書呈現迷人的對話體，甚至是自傳體的風格，這與當今流行的社會科學實證研究方法相去甚遠。不管你是否喜愛城市，《城市的精神》都是值得一讀的好書。
──納森‧格雷澤（Nathan Glazer）
《From a Cause to a Style: Modernist Architecture’s Encounter with the American City》作者

本書探討了現代政治哲學中極爲欠缺的議題，其研究方法令人印象深刻，閱讀起來引人入勝，充滿著深刻且卓越的見解。
──丹尼爾‧威恩斯托克（Daniel Weinstock）
蒙特婁大學

序一：愛城主義閒逛者╱楊子葆
序二：城市的自我認同與定位╱謝哲青
謝詞

前言：市民精神
都市社群主義╱逛街和講故事╱推廣一種精神╱本書提綱╱厚與薄

耶路撒冷：宗教之城
有心的人╱擁有上帝形象的城市╱信仰和宗教╱向下滑行：信仰、政治和黨派╱惡化：信仰和民族性╱信仰和權力，權力的腐敗╱長著人心的石頭╱沒有公民的城市╱第11戒：從宗教到仁慈

蒙特婁：語言之城
什麼孤獨？╱兩種孤獨╱蒙特婁再征服╱走向文化多元主義？╱關鍵是冰球，笨蛋！

新加坡：建國之城
物質福利的價值╱多元種族主義的價值╱賢能政治的價值╱愛國主義和政治壓制

香港：享樂之城
殖民主義和發財╱共產國家的資本主義城市╱沒有享樂主義的物質主義

北京：政治之城
過去：抹去過去的痕跡╱現在：去政治化的政治╱未來：復興過去

牛津：學術之城
學習、研究、學術：釐清概念╱學習：沉思和創造╱學習：研究的適當氣候╱學習：不遵守常規者的行為和傳統的作用╱學習和上課

柏林：寬容之城
與過去和解：加害者與受害者╱寬容還是冷漠？╱建築、透明、民主和開放╱重新講述故事╱透明和與過去和解╱人與人之間以及個人內心的多樣性╱與過去和解的代價╱把我從自由中解脫出來

巴黎：浪漫之城
一個好萊塢的故事╱一個非巴氏消毒殺菌的城市╱浪漫與道德

紐約：抱負之城
世界首都╱抱負與社群╱社區和城市

譯者跋
參考書目

香港：享樂之城

走在旺角的街上，我感到壓抑。街上擠滿了人，但基本上看不到笑臉。人們腳步匆匆，一邊大聲地打電話，無論在街道市場上還是在小店裡，人人都在忙著做自己的事。高樓上的老年人在頂樓上晾曬衣服。閃爍的霓虹燈標示牌凸出來指向各個方向（漢字可以橫寫也可以豎寫，商人充分利用語言的多樣性），空調滴水灑在路人身上，雙層公共汽車差一點撞上路人（他在交通燈還沒有變綠時就快速跑過馬路）。我又累又熱，轉進一家餐館休息。餐館位於混合使用的樓房三樓，我進入電梯後馬上按關門鍵，這是我在香港養成的習慣（相反地，在蒙特婁就隨意多了，因為許多電梯根本就沒有關門鍵）。

旺角（位於九龍，是香港的大陸部分）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方，每平方公里有13萬個居民，還不包括非法移民及大批外地遊客。從客觀標準衡量，它應該是多數好生活的底層。最近的研究顯示，對一個城市越來越多的「認知負擔」，會造成人們注意力和記憶力的喪失，嚴重影響人們的情緒，甚至干擾人們的自控能力。在最近的一項研究中，那些曾經在密西根州安娜堡市鬧區街道走過的人，情緒會變糟，在涉及重複一系列看過的數字的測試中的分數，比在植物園散步的人的分數更低。

香港大學一個管理部門的朋友剛剛從澳大利亞度假回來。我問她假期過得如何，她說過得很開心，不過回來還是很高興，她解釋說澳大利亞「太空曠了」。

但是，在香港似乎就該這樣運作。在街道層次上，破碎的和不連貫的形式背後有一種秩序：施培德（Peter Cookson Smith）注意到的「結構性動盪」是「香港街景的有趣描述」。一方面，該市以犯罪率低而著稱：即使在被認為香港黑幫活動中心之一的旺角，單身婦女晚上一個人行走也是安全的。酗酒和吸毒的事很稀少。香港人的預期壽命是世界第六高：男人79歲，女人85歲。香港人不是尋求逃避都市文化，而是常常在移居國外後尋找再創造這種文化。紐約和多倫多等城市的唐人街非常類似香港街道的熱鬧環境，可能是在高度管理下的都市環境之內。

香港最高的建築是作為金融機構所在地的88層的國際金融中心二期。據公司網站說，該大樓「頂端是個雕塑皇冠，慶祝塔頂直插天空的高度」。但是和我交談的每個香港人都說，它看起來更像抓錢的一隻手。

香港的「結構性動盪」的祕密並不神祕。人人都在忙著做一件事：賺錢。人們努力工作賺錢，人口稠密的都市環境讓交流和生意更容易。是的，擁擠的生活環境反映了政策決策以及在多山地方的建築的局限性。不過，它也反映了許多人最關心的事：誰願意把時間浪費在從郊區到工作場所的旅途上？

小時候在蒙特婁，我渴望去探望有錢的祖父母。他們經營一家童裝廠，廠名就是以作為設計師的祖母的名字命名的。我喜歡和他們在一起，也喜歡到豪華的餐館吃飯。但是爺爺的轎車總是讓我尷尬。他來接我時，總是開著昂貴的林肯大陸轎車或者奢華的白色凱迪拉克轎車。在從我們街區出來時，我不得不假裝肚子不舒服，彎下腰來，這樣我的工人階級和移民後代朋友就看不見我坐在車裡。25年後，香港一個學界朋友提出，願意把他的寶馬車賣給我。雖然有14年車齡了，但看起來仍然非常引人注目。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能擁有一輛寶馬車，周圍人似乎都有一輛賓士或是寶馬。我愉快地買了下來。

一個著名的香港故事，是一個有錢人把他的勞斯萊斯轎車停在最貧窮的街區，馬上就有一群充滿羨慕的人圍上來（在美國城市的窮人區，故事可能是這輛車被故意砸壞）。當然，故事的寓意是香港對富人沒有多少怨恨。人人都努力工作，人與人之間的差別不是那麼明顯（香港的億萬富翁很少因為能力而受到稱讚），成功者不過比多數人更幸運而已。為什麼要對幸運者感到仇恨呢？這就像仇恨香港馬會的獲獎者一樣沒有道理。或許有點羨慕，但不是仇恨，當然更沒有到傷害獲勝者的程度。下一次或者下一代，就輪到其他人獲勝了。

我家曾被香港最著名的企業律師之一邀請參加香港賽馬俱樂部的午宴。雖然我們的主人多年前就聘用我妻子在其律師事務所工作，但談話沒有涉及工作。我們吃了一頓美味可口的點心，把每一道食品都吃光，因為女主人解釋她從來不在盤中留下任何東西（相反地，我想起一個有錢的美國朋友告訴我，他總是留下一些食物，以便提醒自己，他不是因為餓才吃東西）。她注意到香港從來沒有實行貴族制度，這或許幫助解釋了缺乏高雅文化和更平等的職業道德。主人擔心新一代香港人失掉了為香港生活方式提供動力的職業道德和奮鬥精神（我14歲的兒子回答說，你們這一代應該為破壞環境和造成全球氣候暖化而受到批評）。

香港有一個著名的統計數字，人均擁有的勞斯萊斯轎車比任何別的城市都多。這說明了香港職業道德的什麼呢？香港人應該努力工作而不是努力遊玩，那麼為什麼花錢購買名牌商品和奢侈品呢？這是否意味著香港人失掉了促使香港在經濟上取得成功的動力呢？他們變成喜歡享樂而不是工作的放縱的享樂主義者了？

香港人喜歡豪華轎車的理由之一是他們的公寓太小。他們必須透過其他方式炫耀財富，如購買高檔轎車。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是放縱的享樂主義者。實際上，炫耀財富的整個思想更多是考慮他人的，目的是向別人顯示自己很快樂，而不是自己去感受那種快樂，除非這種快樂也能影響別人的想法。而且，香港人消費並不是大手大腳，個人儲蓄率仍然很高，政府的資金儲備位居世界前列。就好像香港人只花錢讓資本主義車輪轉起來就行，僅此而已。

雖然如此，情況確實發生了變化。偉大的伊斯蘭思想家伊本‧卡爾敦（Zbn Khaldun, 1332-1406）提出了一個解釋朝代衰落的理論，或許可以用來預示香港的未來。按照卡爾敦的說法，讓個人為部落獻身的asabiyah（群體感情）和部落忠誠是政治力量的關鍵。對部落的感情越強，部落的戰鬥力就越強，能夠戰無不勝。「眾所周知，沙漠生活無疑是兇悍的群體比他人更兇猛的原因。他們更容易獲得優越地位，掠奪其他國家手中的東西。」但是，慢慢地，遊牧部落的征服者屈服於奢華城市生活的誘惑，這就是其命運終結的開始了。曾經兇悍的遊牧部落在外來者面前變成了柔軟的、虛弱的、溫馴的群體，這個朝代最終被更強大群體感情武裝起來的新部落征服。就香港來說，來自中國大陸的兇悍遊牧部落已經在消亡。隨著移民經驗從集體記憶中消失，它不再擁有同樣的強大動機。老年人擔心下一代香港人或許屈服於奢侈都市生活的誘惑。但把香港人團結起來的群體感情到底是在削弱還是在增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