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瑪的記憶之書

琵耶妲‧波內特

某些書推出後大賣，多數是因為內容淺顯易讀，故事具獨特性，或是談婚姻問題或者迎合某些潮流。艾瑪‧雷耶斯的《艾瑪的記憶之書》不是這麼一回事，這本書第一版上市短短幾個月便銷售一空，贏得無數知名作家和記者的讚賞。作者在書裡告訴我們，她使用的是簡單但不單純的語言，屬於其他時空，卻讓我們感覺今天才剛發生，沒有任何催淚或灑狗血的情節。
這本書具備許多特質：首先是生動，讓讀者一讀同時，內心盈滿驚喜與歡欣，彷彿乘著小船隨著平靜的流水前進，但是希望永遠不要靠岸，因為靠岸意味不得不掩卷。然而，讀者只要讀了，就會忍不住跟其他人分享他的新發現，一本好書於是誕生，也就是說，歡欣的感覺會繼續延續下去。
這種歡欣一部分是因為書本內容的發酵。在我看來，書信體讀來有時會感覺厭煩和沉重，但是這本書完全不會。眾所周知，艾瑪‧雷耶斯是大師，她在漫長的一生寫過上百封信給她的友人，大家都非常喜歡她出色的幽默感和生動與誇張的描述手法，收到信的人莫不認為是收到禮物。確實是這樣，因為她的信寫在美麗的粉彩絲紙上，雖然字跡不容易辨識，還有一堆錯別字，看似刻意展露隨興，但這可能跟艾瑪只在少女時期學過閱讀和寫字有關。
這出版的二十三封信，每一封都是她的童年往事的一個章節，讀者可以從她口述的故事感受到一股生命力，因為艾瑪‧雷耶斯就是有吟遊詩人的天分；然而就算披上散文天真的外衣小心掩飾，還是能窺見她運用文學技巧。評論家馬力歐‧沃爾皮（Mario Volpi）曾寫道，所有艾瑪‧雷耶斯的畫作是單純又精雕細琢，寫實又天真爛漫，同樣地也可以說，她的回憶是看似天真而實際上一點也不單純的藝術創作。之所以不單純，是因為作者在講述人生故事同時，擔心在我們眼前暴露三○年代充滿歧視、舊式思維和種族歧視的哥倫比亞，那是她童年的時空背景，但是跟現代的樣貌也非完全不同。艾瑪跟她姊姊的父母不詳，她們由一個最後拋棄她們的女人扶養，我們可以從中看見她們是一個偽善社會的受害者，這個社會樂於虐待孩童，而不是關心他們的脆弱，以及宗教團體黑暗的世界，而那裡也遭到社會歧視、大男人主義和殘酷的玷汙，充滿迷信與偏見。
然而，所幸描述的語調，我們在咀嚼這些難受和殘酷的回憶時，並沒有退避三舍，而是感覺趣味橫生。內容不但嗅不到一絲絲怨恨，反而有一股從大人口吻而生的力量，以令人玩味的想像力追憶當時，不只重現斜視的小女孩在受壓迫的每一天，如何從夾縫中找尋希望的光芒，也透過幾筆簡單的著墨細細琢磨圍繞在她身旁的一群人物。
艾瑪‧雷耶斯的《艾瑪的記憶之書》因許多原因，觸動了讀者的心弦：清新，用不流俗的手法以及聰明運用文字刻劃一個世界。但最重要的是扉頁之間充滿濃濃的人情味和詩意。

二O一二年
＊ Piedad Bonnett，哥倫比亞文學教授、作家，曾出版多部詩集與小說，被翻譯成多國語言。

【跋】

從芙蘿拉．崔斯坦到艾瑪．雷耶斯

海曼．阿爾西涅葛斯

直到今天，芙蘿拉．崔斯坦的祕魯遊記和她的童年回憶依舊是女人對拉丁美洲經驗所留下的最精采文獻。對我們許多人來說，芙蘿拉是玻利瓦的女兒，是高更的外祖母，她一生遭逢多次地獄般的苦楚。但是她憑著天知道打哪兒來的不屈不撓成為國際社會主義的建立者，她的一生是大學裡研究的題材，一如跟她同個時代的馬克思。如果艾瑪．雷耶斯願意寫下她完整的人生故事並出版，這本書或許會比芙蘿拉吸引更多的讀者。她尖酸潑辣，冰雪聰明，她有一種特質，也因此變成無人能及的說故事高手。她可以在歐洲任何地方搭起帳篷，任何聽過她說故事的人，都會想要繼續聽下去，直到過了凌晨三點。
她離開波哥大時沒有任何人生經驗，只待過一間修道院，擅長設計刺繡圖樣。她踏上一場旅途，徒步或搭公車、火車或者任何交通工具，兜售一盒盒的鱈魚肝油，落腳布宜諾斯艾利斯。離開布宜諾斯艾利斯後，她在大廈谷戰爭正熾烈時抵達蒙特維多，在一個車庫度蜜月，然後到巴拉圭的叢林生活，在那兒，她的兒子在令人髮指的情況下慘遭殺害。她回到布宜諾斯艾利斯作畫，並因此在一場國際比賽奪冠，去了巴黎。我有一幅她當時的畫作，這幅畫是太陽金黃色澤，一如高更的大溪地畫作的色系（艾瑪和芙蘿拉在這裡有了交集），後來她在塞納河左岸開畫展，最後一個留在訪客簿的簽名，艾瑪應該還保存在某個行李箱裡。大家都認識這個簽名的主人：畢卡索。
她從巴黎去了華盛頓和墨西哥，結識魯菲諾‧塔馬約（Rufino Tamayo）和里維拉。里維拉當時畫的大花，在五○年代艾瑪的畫筆下化為玫瑰、百合、菠蘿或者幾公尺高的朝鮮薊，那仿真的程度，是來自她在曾待過的修道院學到的刺繡技巧。返回巴黎後，她像個游牧民族搭起帳篷落腳，她作畫、作畫再作畫，說故事、說故事再說故事，慢慢地，她結識一個又一個後來聞名世界的南美洲畫家。但是她依然叛經叛道，保持警覺、好奇而且消息靈通，她像個原住民，但是事實上她並不是，或者像個左派的白人。最後她落腳佩里格，投入她的醫師榮恩的懷抱，嫁給了他，這個男人變成她的摯愛。
佩里格這個地方有兩位重要人物，那就是蒙田和巴塔哥尼亞國王。蒙田曾跟一個美洲原住民生活十多年，跟他的對話要比跟柏拉圖和安納撒哥拉還頻繁。他是當來自巴西原始部落的住民在盧昂為國王舉辦遊行時，得到這位僕人，而他最精采的兩篇論莫過於思考與他的對話。蒙田發現，瓜拉尼人是能媲美希臘人的詩人，比法國人還有尊嚴。至於在現代，有一個出身佩里格的法國人，他自立為王，到最後甚至深信自己就是巴塔哥尼亞國王。這裡的其他特產是松露和鵝肝醬。
艾瑪和佩里格對彼此的了解建立在公共建築上，她在中學院子的巨大牆壁，以溫柔的筆觸作畫，留下一幅六公尺高的花朵的畫作為回憶，彷彿一朵別在領子上的花。此刻她已是著名畫家，可是別忘記她在童年日記描述的過往。有一次我鼓勵她將童年寫下來，她用支離破碎的西班牙文寫了大約一百頁，S誤寫為C，她記得的西班牙文摻雜了法文。我曾拿給馬奎斯看過，也許只有他讀過這個只使用刪節號和分號然後用小寫繼續寫下去的部分。他跟我一樣興趣濃厚。而且這本日記或許會搶走芙蘿拉．崔斯坦的光采……

《時代日報》，一九九三年八月九日

＊ Germán Arciniegas（1900-1999），哥倫比亞作家和記者，曾擔任大學教授及育部長。

第一封信

親愛的海曼：
今天中午十二點戴高樂將軍離開愛麗榭宮，他唯一帶走的行李，只有一千一百九十四萬三千兩百三十三個法國人對他的一千一百九十四萬三千兩百三十三個否定。
不知怎麼著，新聞在帶給我們的激情仍餘波盪漾之際，也勾起了我對童年的最遙遠回憶。
那時我們住在一間非常狹小的屋子，裡頭沒有隔間，沒有窗戶，只有一扇面對街道的門。這棟屋子位在波哥大第九大道附近一個叫聖克里斯多巴的街區。屋子對面有一條電車軌道，終點在距離幾公尺遠，一間叫白獅與黑獅啤酒的啤酒工廠。我跟我的姊姊愛蓮娜住在這間屋子，另外有個我不知道名字的孩子，我們叫他「跳蚤」，還有一位太太，我只記得她有一頭厚重的黑色長髮，長度能蓋住她整個身體，每次看到她披散頭髮，我都會怕得尖叫，躲在我們唯一的一張床底下。
我們一整天都在街道上打發時間，我每天早上都得到工廠後面的糞坑傾倒前一晚大家使用的尿桶。那是一個非常大的桶子，原本鍍一層白色琺瑯漆，但是漆已斑白脫落，所剩無幾。這個尿桶沒有一天不是滿的，從桶子裡飄出來的氣味噁心極了，我好幾次都直接吐在裡面。我們住的屋子沒有電燈也沒沖水馬桶，唯一的馬桶就是尿桶，不論是小孩還是大人，是排泄液體還是固體，全都在這裡解決。從屋子搬著滿出來的尿桶到糞坑是我一天最難受的時刻。我幾乎得憋氣走路，雙眼緊緊盯著糞便，跟著桶子晃動的節奏，就怕還沒到之前打翻它，自討一頓可怕的處罰。我雙手緊抓桶子，如履薄冰的模樣彷彿那是什麼稀世珍寶。桶子的重量也非常驚人，遠超過我的力氣。我的姊姊年紀大一點，她得去池塘挑一整天所需用水，跳蚤得去搬木炭和清掃灰燼，他們去的都是反方向，不可能幫我搬尿桶。倒完尿桶後，就是一天接下來最快樂的時光。所有街區的孩子都會在那附近耗上一整天，玩耍、尖叫，在一堆漂白土周圍閒晃，辱罵、打架，跳進泥水坑裡打滾，徒手挖垃圾堆，找尋我們口中的寶藏：可以用來敲打音樂的空罐頭、破鞋子、鐵絲、橡膠、棍子、舊洋裝的碎片；那裡是我們的遊戲天地，任何東西都能勾起我們的興趣。我不能玩太久，因為我的年紀最小，大一點的孩子都不喜歡我。我唯一的朋友是「跛子」，不過他也是年紀大一點的孩子。跛子少了一整條腿，那是因為有一天他玩著把啤酒瓶蓋放在鐵軌上讓電車壓成像硬幣一樣扁平的遊戲，遭電車輾斷了腿。他跟其他人一樣打赤腳走路，只靠著一根木棍和一條腿，跳著怪異的步伐前進，不過他要是拔腿快跑，沒人能追得上他的速度。
跛子總是在糞坑門口等我，當我倒完尿桶，迅速地拿野草或舊紙把桶子擦乾淨，就先把東西藏在老地方，也就是一棵尤加利樹後面的坑。有一天，跛子肚子疼不想玩，我們就坐在石頭堆上看著其他人玩耍。漂白土濕答答的，我拿起土捏了一個泥娃娃。跛子總是穿著同一條褲子，他只有這條是他三倍大的褲子，腰部用一條繩索綁著。那件褲子的口袋藏著各式各樣的東西，有石頭、陀螺、繩子、彈珠，和一支沒有握柄的刀子。我捏好泥娃娃後，他接了過去，拿出刀子在頭部挖兩個洞做出眼睛，另一個比較大的洞是嘴巴。不過他完成後對我說：
「這個娃娃太小了，我們把它變大一點。」
於是我們在上面再多加泥土，把它捏大一點。
隔天我們回來原地，泥娃娃就躺在前一天放的位置，這時跛子說：
「我們把它捏大一點。」
其他孩子來了之後也說：
「我們把它捏大一點。」
有個人找到一個非常非常大的老舊木板，我們決定把泥娃娃變得跟木板一樣，這樣一來，我們就能把娃娃放在上面帶去遊行。我們花了幾天不停地往娃娃身上加泥巴，直到它變得跟木板一樣大小。這時我們決定替它取個名字，叫他雷伯勇將軍。不知道為什麼我們會挑這個名字，總之雷伯勇將軍變成我們的神；我們給他穿上所有在垃圾堆找到的東西，再也沒人去比賽、打仗和玩跳背遊戲，我們的每個遊戲都圍著雷伯勇將軍打轉。不論發明什麼新遊戲，自然而然地都會以雷伯勇將軍為要角。白天時我們都圍在它的四周，有時我們讓它扮演好人，有時扮演壞人，大多數時候它演的是力量無邊的法師。就這樣，很多個白天，很多個禮拜天都過去了。對我來說禮拜天是一週最糟糕的日子。所有的禮拜天，從中午到晚上，我都孤零零地被鎖在屋子裡；屋內沒有燈光，唯一的照明是從裂縫和屋頂一個大洞照射進來的光線，我盯著那個洞好幾個小時，希望看到街上發生的事，同時安慰自己不要害怕。當長髮太太跟愛蓮娜和跳蚤回來，通常他們會發現我貼著門板睡著，因為看洞看累了，不停地夢見雷伯勇將軍。
在發明一千零一種遊戲之後，雷伯勇將軍不再是我們心目中的英雄，我們的想像力貧瘠，無法再從它身上得到靈感，願意跟它玩的人一天比一天少。雷伯勇將軍開始長時間獨處，沒有人再去替換蓋在它身上的裝飾。直到有一天，依舊忠心耿耿的跛子爬上一個破木箱，拿起他臨時找來的木杖打了它三下，用難掩激動而破碎的尖細嗓音大喊：
「雷伯勇將軍死了！」
出生就嚐過什麼是挨餓、受凍和死亡的人都懂這樣的氛圍。大夥兒垂下頭，眼眶充滿淚水，緩緩地靠近雷伯勇將軍。
「跪下！」跛子再一次大喊。
我們全都跪在地上，哽咽不已，沒有人敢吭半個字。而煤炭工人的兒子，也就是年紀比較大的孩子，正坐在一顆石頭上閱讀從垃圾堆拿出來的報紙。他拿著報紙靠近我們並丟下一句：「既然你們這些小鬼的將軍死了，就埋掉它吧。」，然後離開。
我們全都站起來，決定抬起躺在木板上的將軍，把它埋在垃圾堆裡；但是不管再怎麼使盡吃奶力氣也沒用，根本抬不動木板。最後我們把它拆塊埋掉，每條腿分成三塊，手臂也一樣。跛子說頭顱要完整下葬。有人拿來一個舊罐頭，於是我們把頭顱放進去；我們其中四個年紀比較大的先搬運頭顱。其他人跟在後面，哭得無法自已。埋葬每塊腿和手臂，我們就再重複一次儀式，最後只剩下軀幹，我們把軀幹拆成許多塊，揉成泥球，當雷伯勇將軍的軀幹完全消失之後，我們開始打泥仗。

艾瑪．雷耶斯
巴黎，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第二封信

親愛的海曼：
雖然你在信中小心翼翼地掩飾，我還是發現你好奇極了，想知道那位長髮太太是誰。老實說，我的記憶相當模糊，過了這些年我若是能稍微拼湊一些印象，是靠我姊姊的幫忙，她比我年長兩歲，比我記得多一點東西。
長髮太太叫做瑪莉亞。她相當年輕、高眺和苗條；她從未跟我們講過她的家人或是她的人生，我們跟她的關係僅限於服從她的命令，不准抗議也不可以問為什麼。她是個嚴肅而且正經八百的人。
唯一會到家裡來拜訪我們的人是西昆迪娜太太（Secundina），她在聖塔芭芭拉有間商店，她是瑪莉亞唯一的朋友，不過比她年紀大很多。每當西昆迪娜太太來訪，她們就會把我們趕到街上玩耍，命令我們除非她叫我們回家，不然不能回去。我們從不知道她們到底聊了些什麼。我們才剛剛埋葬雷伯勇將軍。我還穿著沾滿泥巴的衣服，我們通常穿著衣服睡覺，至於她只脫掉黑色長裙和鬆開頭髮。有一天，她一大清早叫醒我們，外頭還是跟夜晚一樣黑，她要我們三個一起去倒尿桶，然後再去打水，水桶和水壺都要裝滿。她則燒水、更換床單，並且把屋內僅有的四個傢俱擦得晶亮。
「脫掉衣服，我要幫你們洗澡。」
這是她第一次幫我們一起洗澡。我們三個光著身體站在鍋子旁，她很快地幫我們塗上肥皂，接著拿起木瓢，將我們一個一個沖乾淨。屋子裡的地面濕成沼澤地，都是泡沫；穿上衣服前，她要我們擦乾地面。她替我們穿上最好的那套衣服，叫我們三個坐在床沿，不能亂動。同時，她也換上最好的衣服，並仔細地梳理自己的頭髮，然後要求愛蓮娜把鏡子拿到她前面，跳蚤得端著蠟燭，要是有人晃動，她就會大發雷霆。當她打扮完畢，他要跳蚤去工廠看現在幾點，這一天，她沒給我們吃早餐，她忐忑不安，在屋子裡走來走去，彷彿一頭關在籠子裡的野獸。天亮了，她沒跟往常一樣開門，我們繼續點著蠟燭照明。忽然間，門口傳來三次輕柔的敲門聲，她在胸前劃十字符號，接著奔向前去開門。這一刻，有個非常高瘦的先生出現，他的打扮跟街區裡的人都不同，他就像我們在垃圾堆找到的報紙上出現的人。尤其是他戴了一頂暗色帽子跟拿著一把同顏色的傘，或許應該是黑色的。他舉起手擱在眉毛處，似乎想適應燭光，他像是從門口飄進來，在她臉上印下一個吻，我們三個同時笑了出來。這是第一次有位先生踏進我們屋子裡。
瑪莉亞太太再一次鎖上門，拿著蠟燭取出一瓶酒，然後走向我們坐著的位置，先生板著一張臉跟在她後面，她把蠟燭靠近跳蚤的臉，然後對他說：
「他是愛德華多，是你的。」
他輕輕地摸了他的臉一把。
接著她向他介紹愛蓮娜，然後再介紹我。男人沒說半句話，一陣深沈的靜默蔓延開來。男人脫掉了大衣和外套，用指尖從背心口袋夾出幾枚硬幣，他給了愛德華多三枚。然後給我們女孩各一枚。
「說謝謝。」瑪莉亞太太說：「現在你們到外面玩，不過留在門口附近，如果有鄰居過來，就告訴她我在睡覺。」
我們到外面時，感覺門上了鎖。那位先生待了很久。最後大門終於打開，瑪莉亞太太探出頭，確定沒人在看我們，她回過頭告訴他：「可以了……」
那位先生出來，步伐跟進門一樣輕盈，他經過我們身邊時，連看都沒看我們一眼，彷彿從沒看過我們。我們看著他大步遠離，身子挨著牆壁，彷彿怕被人看見。
當我們回到家裡，瑪莉亞太太正哭著，她清空衣櫃，挑出所有愛德華多的東西。她從床底下拿出一個紙盒，仔細地把挑出來的東西放進去打包。
「愛蓮娜和艾瑪，妳們換上舊洋裝。愛德華多不用，你要跟我離開。」
她繼續哭著，我們也跟著哭了。當愛蓮娜替我脫衣服，我們看見桌上擺了一捆鈔票，我感到害怕，感覺有什麼事要發生似的，我們通常只有硬幣，在家裡從沒看過鈔票。她沒解釋半個字，從盒子裡拿出頭巾，仔細綁在頭上，這是我第一次看見她就像教堂裡的聖母。
「你們別亂跑，我去找一下鄰居太太。」
她跟著鄰居太太回來，也就是跛子的媽媽，她給她看盤子和蠟燭在哪裡。她拿起裝著跳蚤的衣物的紙盒，走到我們面前停下腳步，告訴我們她要離開幾天，但是鄰居太太會過來替我們煮飯，因為沒人能照顧我們，所以她會鎖門。「乖一點。」她對我們說了二遍，接著推著跳蚤到門邊，給他戴上海軍帽，要他一起離開。跳蚤睜大眼睛瞪著我們，眼淚開始不聽使喚。
我們關在屋內非常多天，我們失去感覺，不知道到底經過多少個白天和多少個夜晚，尿桶裝滿我們的排泄物，我們也開始使用鍋子。鄰居太太一天只來一次，她留下一大鍋玉米糊並叮嚀我們：「不要一次吃光，因為我明天才會再過來，吃完飯就吹熄蠟燭。」
我們又哭又叫，聲音驚天動地，鄰居紛紛過來趴在門板上安慰我們；我們盯著鐵片上的細縫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渴望她的歸來。終於，有一天當我們靠在門邊的地上睡覺時，她回來了，這是我們第一次衝上去抱住她的脖子，開心地親吻她。她哭了出來，輕柔地把我們的手從她脖子鬆開，再握住我們的手對我們說：
「跳蚤不會再回來了。他的爸爸，就是那天來這裡的先生，是個偉大的政治家，或許以後會當上總統……他不希望他的兒子跟我在一起，他說他怕節外生枝，希望由他自己來照顧他；我帶他去杜哈，把他留在一間修道院，他的爸爸已經安排好一切讓他入住。」
少了跳蚤，我悵然若失，我哭泣，我尖叫，我呼喊著他，我不知道遠離波哥大是什麼意思。我相信如果扯開嗓子大喊，他會聽到我的呼喚。瑪莉亞太太看起來也非常悲傷，她變得更加沈默也更嚴肅。我想應該就是在這一刻，我跟愛蓮娜之間出現一種深深的祕密約定，一種我們倆只屬於彼此的不自覺感覺。在當時，我不知道這輩子再也沒有機會再見到愛德華多，我不知道他後來的命運，我對他的回憶，只剩下那頂可笑的海軍帽底下那雙噙著淚水的大大黑眸。

艾瑪．雷耶斯
巴黎，一九六九年五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