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圖繪(精)

臺灣省宜蘭縣人。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目前任教於淡江大學中文系、基督書院和空中大學。著有《詩話摘句批評研究》、《秩序的探索──當代文學論述的省察》、《臺灣光復以來文學理論探究》及〈仙真信仰在臺灣當代的式微及其問題〉、〈論畫意──一個影響繪畫創作與欣賞的重要變數〉、〈風險與禍害遞減率──觀音思想給予現代管理的啟示〉、〈後設宗教的當代性格及其問題〉等論文。

文學學的活動是語意的化約。

 

「文學」這個詞，在創作上可以理解，在學術理論上，也是個合法可用的語詞。從創作上講，文學包含了人作為創作者的人，這是說，人干與或者參與了自然的世界，所以，作為人的創作品的文學，便是人詮釋自然的世界的形式與成品，而人與自然的世界的關係，便是一種包含與掌控的關係，這種包含或掌控的關係，在我們談論文學的時候，是文學的。

 

所以，我們說，作為人的創作品的文學，指的是創作的成品，也指成品的形式。

 

在學術理論上講，「文學」就是「文學學」，是研究文學的科學。這種科學讓人左腳踩在「人─自然的世界」的關係上，右腳則與「文學I自然的世界」的關係相聯結，讓人永遠能夠、而且也必須站在文學的頭上講話，同時在人自己的背後謀求一個位置，以便能夠研究他的對象──文學；但是，人在這時候，卻也不得不研究他自己，描述他的對象，同時也檢察他自己的位置，而且只能用他自己聽得懂的語言。這就是文學研究，是批評的語言，加人的科學。

 

研究文學的人，在謀求發言的位置的時候，就是在創作文學上的人與自然的世界的關係，就是在創作人的科學的向度，在創作人的──研究自己的──符號系統，好讓自己能得理解自然的世界，理解他的研究對象。所以，研究文學的人，會假設一種自以為具有描述能力的語言，來描述、來包含或掌控他的對象，他會稱他自己的假設是一種策略，其實，他真正是在假設一個詮釋的社群，讓自己的情性有個駐所，讓自己的情性得以安身。研究者永遠是順著自己的情性走的，永遠是任性的，在這種屬於自己的情性上玩索的，祇有在這裡，他才覺得快樂，對自己底層的人的慾望，才有交代。我們說，研究者的論述是完密的，因為他滿足於自己的情性，在那裡，他謀求了一個完全任性的位置，創作了一種語言；研究者把他的對象──文學──的世界給化約了，化約成他自己的語言，讓他的對象講他自己能懂的話。

 

這就是文學學的活動，是語意的化約。

 

詮釋、策略、完密論說──這些是類詞，它們的「情性」是一個樣的，這個樣就是周慶華教授的新作《文學圖繪》的樣，它們都表顯作者的情性的書寫，那就是：化約文學學的向度，讓文學的意義在創作上，以及在學術理論上，能夠允許研究者、書寫者或陳述者的語言的提示，去假設一種讀者群，並且限令他們依從「詮釋」、「策咯」以及「完密論說」去理解文學，去理解人─I自然的關係。

 

詮釋、策略、完密論說──這三個類詞，是不同的情性的時刻，是三個語言，它們都化約自同一個泛詞，這個泛詞就是理解。我的意思是說，「理解」這個描述文學研究的詞，經過語意的化約以後，就會有「詮釋」、「策略」、「完密論說」的稱謂，它們是三種研究者實際在用的語言，是研究者在自己的情性上玩索的結果，或者說，是研究者的情性在不同的時刻的顯示。

 

所以，從「理解」這個泛詞上講，周教授這部書，是一般的文學的著作，書中的〈晚清文體論的洞見與不見〉一文，就是討論「洞見與不見」的專題論文，而不是任何的西洋當代文論在研究「晚清文體論」上的「應用」，〈孔子項託相問書〉及相關文獻的考察，也可以脫離倫理的或道德的正負值的命令式，重新歸宿到「誤讀」或「影響焦慮」的理論／理解，更不必是敦煌寫卷的文獻的摘述，而《紅樓夢》的研究，則是「創作論」或「詮釋學」；其它論及〈文選序〉、沈約、孔子、巴特……的地方，自然不必因為這些對象的籍貫，而發生國別的問題。這一點也為我們研究「影響」的人，提供一個觀點、一個研究的向度：「影響」是一般性的，是學術理論的泛詞，它的含意是受文學的理解的符號系統所保證的。當我們把「巴特」拿來研究《浮生六記》，並且聲稱《浮生六記》是沈復的自傳的時候，我們實除上就在聲稱：《浮生六記》是沈復與巴特的自傳、是合傳。在這裡，「巴特」與「自傳」是互訓、互相詮釋的，「巴特」與「自傳」，都可以接受語意的化約，而獲得《浮生六記》、沈復……這些類詞──這些類詞，不論是書名，是人名，都是「文學的」稱謂，都共同構成文學的理解的符號系統。如果研究者從這裡出發──這是反向語意化約的活動──從沈復、《浮生六記》開始，迴過頭走向自傳、巴特……他就會遇到「影響」，好像「西洋的巴特的什麼」影響了「中國的《浮生六記》研究」，或者，沈復〔中國的？〕與巴特〔西洋的？〕，真的有什麼「事實」的連接。所以，當我們在證明──找到了「證據」來證明──臺灣的現代文論即是西洋文論的翻版的時候，我們也在「證明」：「臺灣」與「西洋」，都是文論的對象，是互訓的，兩者同屬於一個籍貫，同屬於「文論的對象」的籍貫。在這個意義上講，英文的「巴特」與中文的「巴特」是平行的，都是學術理論的泛詞，所以也是同義的，自然都可以入籍為一般文學的「巴特研究」，而臺灣論述之為一般文學的學術理論，自然可以包含「巴特研究」，同時不必排斥任何研究向度的西洋文論。

 

這種「包含」，是文學學的活動的形式，是人與自然的關係的辨認，是語意化約加反向語意化約的結果。

 

文學學的活動，是語意的化約。

 

略為周慶華教授新作《文學圖繪》代序。

 

一九九五年冬寫於松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