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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討論宋代音樂史的音樂符號與表述研究。分為上篇“譜式研究”和“詞樂研究”，主要集中體現在姜白石“自度曲”及俗字譜的研究上，涉及了版本、譜字、符號、音階、旋律、宮調、節奏、聲律、字調等內容，涉及俗字譜、律呂譜、減字譜等。

本書關注宋代律學與樂調的研究，這一直是樂律學研究中的焦點之一，成果主要涉及以下幾方面的討論：“蔡元定樂律理論”、“燕樂調理論”、“宋代琴律”及“宋代犯調理論”等。具體涉及北宋的陳暘《樂書》、沈括《夢溪筆談》和《補筆談》，南宋的張炎《詞源》、姜夔《白石道人歌曲》、蔡元定《律呂新書》、朱熹《儀禮經傳通解》、陳元靚《事林廣記》等的研究。

我在《宋代音樂研究的特徵分析與反思》的“前言”中曾論及了宋代音樂的重新認識及其研究的意義： 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盛世襯托而形成的光輝燦爛的唐代音樂照耀下，人們一直認為宋代音樂似乎要“暗淡無光”得多。不僅音樂如此，以往大文化中的宋史研究也是如此。 對於宋代的評價較早的定性研究需要提及的是日本學者、京都大學內藤虎次郎，他在1922年發表了《概括的唐宋時代觀》（2l-文，他提出宋代貴族政治崩潰，君主獨裁政治的確立，平民文化昌盛，庶民地位提高等，這些構成了“近世”現象。25年之後，另一位日本學者、東京大學前田直典於1947年撰文《東亞古代的結束》，對內藤虎次郎的“近世說”持不同看法，他通過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關係的理論，以及對中國、朝鮮和日本三國的社會變動進行比較研究，提出宋代“中世說”，即中國歷史的唐及以前為古代，宋元為中世，明清為近代。 國內學界較早評價宋代的學者有錢穆、嚴復等。錢穆在其《國史大綱》（1939）中指出，唐代中期以來出現了兩個巨大變化，即經濟文化中心南移和社會貴族門第逐漸衰落。也因此，宋代呈現出三大新現象：1）學術文化的傳播更加普及，不再只是掌握在幾個大家族手中；2）政治權利解放更加徹底，出現了“白衣卿相”局面；3）社會階級更加消融，以前士庶區分嚴格、重視家世門第。嚴復則從政治的角度更為明確地指出了宋代對後世的影響，其言：“古人好讀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治之變，則趙宋一代歷史，最宜究心。中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善為惡，姑且不論，而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斷言也。”由此，宋代在中國歷史上的特殊地位及其影響顯而易見。 然而，以往學界對待宋代的態度基本是“消極”而不重視的。原因大致有幾個方面：一方面，宋代民族矛盾、國家衰微、疆域縮減、政治軟弱；另一方面，宋代研究呈“厚北薄南”的現象，這是由於南宋史料相對不足，而且“筆記不足為信史”的觀念造成的。由此，以往的研究比較輕視南宋的政治地位，對於南宋的研究比較薄弱。從中國古代音樂史學研究上講，對整個宋代音樂的關注要遠遠晚於對唐代音樂的研究。如果從晚清凌廷堪《燕樂考原》（1804）算起，唐代音樂研究始於19世紀伊始，而對宋代音樂的關注則要到20世紀中葉。盡管我們的統計大多始於龍榆生發表於1942的《創制新體樂歌之我見》，但具有裡程碑意義的是楊蔭瀏、陰法魯的《宋姜白石創作歌曲研究》（1957）的問世

本書以“研究理論與述評”立目，梳理宋代音樂研究之理論新視角/另視角，以及宋代音樂研究之研究的文論，遴選、收錄相關論文。這些文論體現了“'歷史-音樂人類學'思想與方法的引入”“宋代音樂研究的靠前化視野”，以及“跨學科視角的借鑒”三個方面的特點，反映了學界近些年在宋代音樂斷代史研究領域的新思考與反思。

《宋代音樂文化闡釋與研究文叢·宋代音樂史論文集：理論與描述》收錄了我從1995年開始發表的一些有關音樂史學理論和宋元音樂研究的論文，它們都是根據我的研究和個人感受而撰寫的。為了讓讀者可以較深入地解讀文集中各篇論文的思路，以批判的角度審視我的觀點，從而與我做學術上的對話，這里，我用這篇序文來闡述一下我的音樂史學理念、論文的要旨和寫作背景。一般的學術著作不會把學科理論和個人感受放在同一篇文章中，但兩者

本書關注宋代古琴研究。作為中國古代音樂文化的象徵，從來都是史學研究很青睞的專題。尤其是宋代古琴，其所傳世的相關文獻極為豐富。主要體現了幾方面的內容，即“宋代琴僧系統研究”“浙派的成因研究、譜系及師承關係研究”以及“文人、文化語境下的宋代古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