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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主要關心的是疑難案件的裁判方法，即當面對法律適用存在爭議的案件時法官應如何做出理性的判斷。本書主張疑難案件的裁決仍然應當是一個理性化的過程，是在既有法律框架之下的一種推理或論證活動。正如簡單案件的裁判那樣，疑難案件的裁判也應當符合或具備基本的法律屬性。這項研究奠定在傳統法律方法論的基礎之上，並在關於裁判的方法和理論的研究方面有所推進。

本書沿著歷史、法理、邏輯以及實踐的線索，對行政過程中的說明理由制度作了一次較為深入的檢視。作為一項力求視野開闊的探索，本書的觀察對象並不限於傳統意義上的行政行為說明理由，也並未只是停留在制度評介或是教義分析的層面，借由論述理由說明制度，作者對現代行政法尤其是合法行政原則的發展、行政法體系化建構、國家與社會間的良性互動等問題都進行了深有啟發的探討。

本書立足于侵權行為形態與侵權責任形態對應理論，提出構建全新的第三人侵權行為理論體系，試圖將第三人行為引發的責任免除和責任分擔問題放置在同一平臺加以解決，一舉攻克第三人行為引發的侵權難題，完成從“第三人行為理論”向“第三人侵權行為理論”的轉換。

在我國刑法的實務處理和理論討論中，存款的佔有至少具有四個層面的含義，即現金的事實佔有、現金的法律佔有、存款債權的佔有以及基於存款債權的佔有而產生的對現金的佔有。這種多義性直接導致了存款佔有歸屬認定上的不確定性，從法治國原則的角度來看，這將對法安定性與國民的預測可能性構成威脅。因此在刑法教義學上，自上，有必要討論這種多義性在多大程度上偏離了德日刑法教義學傳統中對於財產犯罪基本概念的解釋;自下，則應著

本書是一本運用比較法學方法研究基本權利和民生法治建設的學術專著。本書以權利解釋論和制度主義的思路出發，遵循“權利闡釋論―權利的制度保障論―權利的保障路徑論―權利保障的關聯論”這一邏輯思路，從理念、制度和實踐三個維度，從“全球化視野”和“本地化行動”兩個層面展開了對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的保障機制的法理建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的保障是“法治中國”建設的時代背景下一組重要的基本權利。保障經濟、社會、文

本書在深入地思考了現代規範理論中最為重要的兩個代表人物，即凱爾森和哈特的思想後，總結出了規範理論中最為根本的原理：法律規範作為意義，該意義生發自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常識性判斷和相應的常規性實踐。法律規範作為一種特殊的意義形式，它正是從對這種原生於人們生活世界中的重要意義進行制度性轉化而來的。至於這種制度性轉化的模式，哈特認為是由一群接受過高度職業訓練、具備充分專業知識的官員――法官，在他們日常工作中通過集體認知和集體實踐來予以實現的。可是，本書在經過細緻地考察後指出，哈特的理論是具有重大缺陷的。因為，法院和法官本身就是一種意義建構下的制度性存在，並且他們只能負責部分常態會的運作。這意味著，在此之前必然還有一個過程，是對共同體進入法律階段後的意義建構進行總設定的。這一過程，只能是主權者通過他的認知和實踐，以立憲的方式將人們原先生活當中重要的意義和價值初步轉化進入到法律體系當中。基於上述思路，本書對哈特的理論進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提出了相應的批判。這些反思和批判主要是澄清了“霍布斯－奧斯丁”這一法政理論傳統的主要觀點，指出主權者並非是相哈特所說的那樣是外在於法律體系的實體，而且是事實性的權力。相反，主權者是基於共同體成員的價值共識才出現的，是共同體政治同一性和法律同一性的體現。也正是主權者的存在，才使得共同體能夠走出自然狀態，安享文明社會帶來的生活。換言之，主權者才是讓共同體擺脫只能依靠事實性的強力生活的狀態，進入到以客觀意義為基礎的秩序生活。為此，本書提出了把常識制度性轉化為法律制度的二級模式。第一級是對共同體進入到法律階段後的意義建構所進行的整體設定。在這一級設定中，主權者通過他的認知和實踐，把生活世界中重要意義和相應價值以憲法的形式轉化進入到法律框架當中。然而，此時包含在憲法當中的意義還是十分抽象和寬泛的，因此主權者同時將特點的權威和功能分配給特定的個人或機構，讓他們實現對相關意義的具體化及在生成。這些個人和機構是實現法律體系和生活世界之間的動態平衡的常態機制，是二級設定的主體。

學界對罪量因素（定量因素）的關注，肇始於20世紀80年代末期。1988年，儲槐植先生在《法學研究》第2期上發表《我國刑法中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一文，定量因素概念始進入我國刑法理論研究視野。研究罪量因素的合理性，對科學認識我國刑事立法、確定合理有效地遏止違法與犯罪行為的刑事政策、正確界定行政權和司法權的關係、完善“刑事制裁+行政制裁”二元懲治模式、推動刑事法治發展，具有重要價值。研究罪量因素在犯罪成立體系中的地位、價值，對完善犯罪構成理論，增強犯罪構成理論的解釋力、適用性，具有重要意義。犯罪構成理論是刑法學研究的基石，通過罪量因素研究，為完善犯罪構成理論提供合理路徑。研究罪量因素之表徵――數額、情節、後果等規定的具體涵義，有利於構建科學且解釋力強大的刑法理論，使我們對刑法的理解更準確，結論更符合正義要求。研究罪量因素，對司法實務也有重大意義。無論定罪還是量刑，罪量因素都具有重大、甚至決定性意義。研究罪量因素，為司法實踐準確的定罪量刑提供必要的理論支撐。規範刑法學研究以刑事立法為解釋樣本和立論前提，罪量因素作為立法明確規定的犯罪成立要素，對整個犯罪論體系建構有著“牽一發動全身”的影響。

在當下預約合同立法闕如、適用問題日益凸顯的司法實態下，對預約合同進行實證且系統性研究顯得尤為迫切。本書以新頒佈的《民法典》為背景，全面梳理預約合同理論觀點、分析預約合同相關規定及基本法理、考察域內外司法適用的實然狀態及問題對策，結合預約合同的特有屬性與價值功能，對預約合同的必要條款、合同內容區間、與意向書等文本的區分、合同效力法教義學的選擇、繼續履行方式以及損害賠償的範圍等問題展開研究。

共犯從屬性問題並非孤立的具體問題，而是牽涉整個共同犯罪的基礎理論。毫不誇張地說，從理論研究層面，借由共犯從屬性問題這一視角，可以揭開共同犯罪本質的面紗；在司法實務層面，共犯從屬性問題更是直接決定著共同犯罪參與人的處罰範圍以及處罰形態。但是，目前我國學界對共犯從屬性問題的研究尚存在以下突出的問題。問題之一，對共犯從屬性的內涵理解不一，理論立場之間的對立往往缺乏統一的語境。除了對於共犯從屬性體系結構上的爭議之外，對於公認的共犯從屬性內容，特別是共犯的實行從屬性問題，並沒有形成一致的理論定位。區分制陣營和單一制陣營的學者，經常是結合自己的研究需要，構建共犯從屬性論的基本立場，再以此為對象提供支持或展開批駁。這也導致共犯從屬性問題的學術印象逐漸褪色，甚至出現了立足於單一制的從屬性問題。因而，作為對共犯從屬性研究的前提，應首先就共犯從屬性的理論內涵建立溝通機制。問題之二，對共犯從屬性的研究視野局限，缺乏相關基礎理論的體系性構建。無論在何種程度上接受共犯的從屬性，均是以採納區分制犯罪參與體系為前提。此外，共犯從屬性的有無以及從屬程度並不是能夠自證的問題，而是作為共犯處罰根據這一基礎理論的具體歸結而存在。而共犯的處罰根據與共同正犯的本質問題，又存在能否對整個共同犯罪的實質進行統一解釋的內在關聯。因此，對共犯從屬性的研究，是串聯共犯的基礎理論並實現理論自洽的系統性工程。然而，面對近年來單一制陣營直擊理論根基的批評，區分制體系岌岌可危。而區分制陣營直接跳過區分制體系自身面臨的難題，自顧自地探討共犯從屬性問題，或者在共犯從屬性特別是要素從屬性問題上，直接得出缺乏共犯處罰根據或違背已採納的共犯處罰根據的結論，均是欠缺體系性構建的表現。問題之三，在共犯從屬性以及相關理論問題上的觀點因循守舊。作為經常被獨立探討的問題，無論是區分制陣營對區分制體系基本立場的傳達，還是共犯處罰根據論上幾種有限立場的爭議，抑或對共犯的實行從屬性、要素從屬性的通說定性，或多或少都是傳統而守舊的。這些碎片式的研究在制式思維、通說立場的裹挾下，使得共犯論缺少了新意和活力，氣氛古板而沉悶。與理論界存在的問題不同，司法實務對共

本書旨在給涉及高科技的決策活動，諸如核電、轉基因食品、化工項目等搭建一個合法性框架，即如何通過具體的制度安排來規制行政權力的恣意和專斷，同時在程序中充分引入公眾參和專家諮詢兩種制度，從而使行政機關在作出決定時能具有科學性和民主性，在此選擇的一個切入點就是核電項目的建設，因經濟發展的需要和清潔能源匱乏的現實狀況，中國必然需要大規模發展、適用核電，在可預期的未來，核電建設肯定會迎來一個建設高潮期。因此，本書以核電介入研究風險規制具有較強的理論與實踐的價值。

刑法是現代法律的子系統，刑法結構與社會演進密切相連。因此，在“法律與社會”的框架中理解刑法在現代社會的運作形態與功能機制具有重要意義。本書通過引入系統理論，考察了刑法與現代社會之間的互動，以刑法與社會關係的性質、呈現方式與變化過程為研究對象，以系統理論為主要研究工具，具有交叉學科的研究特點，在本體論以及認識論上界定刑事法運作與現代社會結構在系統理論下的基本形態。

漢代集議制，指漢代朝廷或各級官署通過合議的方式以立法建制、司法決事的機制，經朝廷或中央官署集議而形成的法律文件、司法判例具有最高效力。所以，集議制本身既是有漢一代之基本大法，又是研究漢代法制的樞紐所在。本書正是從這兩個方面進行考證、論析。全文六章，大體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序章、第一、二章，對漢代集議制本身進行基礎性的考察，以把握其運作的基本要素與程序。第二部分為第三、四、五章。將有漢一代的典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