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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首先追溯了思想史上批判理性的演變與成長。由明末清初西學東漸開始，因不同的思想體系的交流樹立起一面中國思想自我認識的鏡子，開啟了中西思想的交鋒。近代列強的入侵和統治者應對的失敗，促使先知先覺者始從器物、繼而制度、終則文化價值三個層面的遞進來反思遭遇的問題。五四新思潮和新文學運動體現了批判理性的「根本覺悟」。作者將其中對傳統文化和國民性的反思批判總括為四個基本主題：主奴根性、解脫人生、泛道德主義和天朝心態，聯繫古代文化、思想和歷史探討傳統怎樣塑造和影響國民性格的消極面，傳統思想和價值觀怎樣在自身演變中「變本忘源」而成為走向現代化過程中巨大的文化障礙，由此證成五四新思潮和新文學對傳統反思和批判的合理性。傳統與國民性之間的關係是五四先驅思考甚多而且批判嚴厲痛切的問題。五四作為一個時代雖然已經過去，但是五四先驅留下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精神也已經成為中國現代的思想傳統，它值得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思索和回味。

本集由兩書組成：一是《人論二十五種》，一是《中國文化對人的設計》。前者寫於海外，後者則於1989 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人論二十五種》的文體屬雜文與論文之間，因為寫於出國初期，所以鋒芒畢露，如果現在寫就會緩和一點。《人論二十五種》很像論文，例如《論傀儡人》就引用了梁啟超、孫楷第先生的文章。梁啟超說「國為傀儡國、君為傀儡君、人為傀儡人」，就是傀儡化了；孫楷第先生是從木偶傀儡人談起，學術性也很強。《人論二十五種》一方面針對社會現實，另一方面也鞭撻自己，例如《論分裂人》、《論隙縫人》都是尖銳的自我嘲弄。當時普遍認為知識分子是邊緣人，我則認為是分裂人和隙縫人。所謂分裂人就是在兩極文化中分裂的人，所謂隙縫人就是在兩極文化隙縫之間求生存的人。我認為，自己正是這樣的人，所以也進行了反省。《中國文化對人的設計》實際上是對中國文化和對自我的反思。這本書是《傳統與中國人》的先聲，規模沒有《傳統與中國人》那麼大就是了。五四新思潮運動的批判理性聚焦於國民性格的反省，這是中華民族經過長久的挫折與危難，終於使自己的批判精神和批判能力臻至成熟的標誌。本書將新思潮時期對國民性的反省和批判歸納為四個主題：國民的主奴根性、阿Q 的解脫之道、私人本位性格和面子問題，進一步追溯這種被揭示的國民性與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之間互為因果的關係。例如，主奴根性與被扭曲的禮治秩序；阿Q 精神與老莊思想倡導的解脫之道；私人本位性格和傳統的倫理教誨；面子原則與教化政治的傳統，均存在深刻的相關。文化傳統對人格的期望雖然本質上是正面的、積極的，但在一定的條件下，它同樣可以成為負面而消極的負擔。這就是文化必須加以時常反省、檢討和批判的必要性。

《思想者十八題》除了我跟高行健的《巴黎十日談》之外，還有我和李歐梵的對話，以及我和許戈輝的對話都比較重要。我和許戈輝的對話是《名人面對面》的節目，許戈輝親自到香港城市大學辦公室來找我拍攝，分上下兩集。莊世平先生看了很激動，特打電話給在台灣中央大學擔任客座教授的我，說：「你的談話非常精彩、非常正確！」我也因此受到鼓舞。《思想者十八題》由兩部份組成：一部份是報刊、報社的採訪記；一部份是我跟朋友的聊天錄。兩部份都不是文章形式，但有思想，所以我把書名定為《思想者十八題》。也因此，我特別欣賞新加坡評論家韓山元先生對我的散文《思想者種族》一文的評論。 他說：「劉再復、李澤厚、余秋雨是中國當代才華橫溢、思想閃光的學者，三人文章的風格有明顯差異，李澤厚的理性色彩濃厚，余秋雨則是文采斑斕，劉再復似乎介於兩者之間，因此劉再復的這篇文章既有理論著作的嚴謹縝密，又有文藝著作的感性色彩。」韓先生提到的「思想閃光」，也正是《思想者十八題》的特點。

除了文學，我最關心的是教育。我關注教育是很自然的，這有家庭原因。因為我家和我妻子家一共有二十多個教師。雖說我是農家子，但我是有教育背景的農家子。本集名為《教育論語》，實際上包括三書：《教育論語》、《讀書十日談》、《人生十倫》。三書都是告訴孩子們如何做人、如何學習。我常對學生講，你們進了校門四年，不要連人生的根本是甚麼都說不出來。教育，就是要教會學生：甚麼是人生的根本。懂得人生的根本，才懂得做人。我認為，人生的根本在於心靈。所以，教育首先要高舉心靈的旗幟，這就要特別強調德育，培養品學兼優的學生。要以品為先，重在道德修養。中國教育的出路在於充分發揮自己的三維結構優勢（德育、體育、智育），美國教育結構只有二維（智育和體育，德育交給教會了）。可是現在的孩子們贏得了機器，卻失去了天空與大地；贏得了勇敢與智慧，卻失去了文明與倫理。培養孩子們勇敢與智慧是必要的，但是不能把孩子們培養成《三國》中人與《水滸》中人。這是第一本書《教育論語》的要旨。第二本書是《讀書十日談》，這是對兩個女兒的私下談話，有點教師腔。最想告訴女兒的是讀書三步：即擁抱書本、穿越書本和提升書本。這是我個人的經驗，也是許多讀書人的經驗。此外，還告訴女兒我個人的許多閱讀經驗。閱讀真像打仗，需要親兵，需要最可靠、最熟悉的護身符似的基本著作。閱讀更像「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這也是鼓勵的話。唯有鼓勵前行，別無他法。第三本書是《人生十倫》，這是倫理學的書，是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公共課教材，所以表述得很平和，一點火氣怨氣都沒有，只說知識、道理，不涉政治和時務。例如講解個人與國家的關係，既有批評個人的本能主義，也批評國家的全能主義、社會的無能主義。講解個人與家庭的關係，既反對家庭專制，也反對放任的自由主義。講解個人與他人的關係，既講尊重個人的主體性，也講尊重他人的主體間性。講解個人與自然的關係，既強調人與外自然（大自然）的和諧關係，又強調人與內自然（人性）的合理組合，等等都比較全面而無可爭議。

本書以懺悔意識為參照點，談論文學的本性，文字的自由與責任，文學的世俗視角與超越視角，中國文學的宏觀長處與短處，東、西文學的根本差異，並以懺悔意識為坐標，對人類文學進行了分類。此書表面上談論懺悔意識，實際上從宏觀上比較了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的根本差異。圍繞這一中心議題，作者認為，西方文學具有明顯的靈魂維度，作品中較多靈魂呼告。而中國文學則重於人際關係，作品中較多鄉村情懷。此書原來說，中國文化缺少懺悔意

生活禪──淺談佛門諸聖、護法伽藍的由來及分享作者對佛學的體會。人間道──略說道教仙家和民間諸神的典故。生活體驗正是禪那，舉手投足無非修行。務望大眾於五濁惡世中能守護善念，以慈悲、智慧體會如來妙理，淨化塵勞。

本卷由三部份組成：《文學主體性》、《我的文學觀》及《李澤厚美學概論》。《文學主體性》的首篇論文在《文學評論》發表之後，影響極大，以至引發一場全國性討論。其實論文寫得並不好。生怕人家說你唯心論，結果防範太甚，覆蓋層太厚，繞的圈子太多。可是衝突的雙方無人指出，唯有反對派在《紅旗》雜誌上綱上綫，胡扣政治帽子。這篇論文確實具有歷史針對性。當時社會上講的都是文學黨性原則，強調的都是文學要成為革命的齒輪與螺絲

此卷由《文學常識二十二講》和《文學慧悟十八點》兩書組成。前者談論文學的基本結構，即文學由心靈、想像力、審美形式等三者構成。文學寫作應避免學生腔、文藝腔、教師腔及落入舊套。對文學不可要求太多太高，能豐富人的心靈就可以了，但文學要守持真實性與超越性。所謂真實性，包括人性的真實和生存環境的真實。所謂超越性，最為重要的是超越世俗角色而進入本真角色。要創作好作品，還必須處理好文學與宗教、文學與政治、文學與自

賈寶玉是《紅樓夢》創造的人物形象。在父親賈政眼裏，他是個「不肖的孽障」；在母親王夫人眼裏，他是個永遠的「孩子」；在眾人眼裏，他是個「呆子」；在寶釵眼裏，他是個「富貴閒人」；在妙玉眼裏，他是和自己一樣的「檻外人」；在林黛玉眼裏，他大約是個「知音人」、「知心人」。各種界定與命名都說出賈寶玉的部份性情和人格特徵，我們可以用多種角度觀照他、解說他。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賈寶玉。這說明，不可本質化地用某個概念來規定他。因為賈寶玉的內涵太深廣，本書作者選擇了佛、道、儒三個文化視角，分上、中、下三篇闡釋。從佛家文化視角上說，賈寶玉有一顆大慈悲之心，他始終守持一種無分別心，也就是沒有等級、門第、尊卑、高低分別的情懷。賈寶玉的慈悲無目的、無動機、無對象。《紅樓夢》之所以成為中國文學經典，便因它塑造了這一顆無比純粹的心靈。從道家文化視角上說，賈寶玉是不為「物役」、逍遙自在的「真人」。他的「渾沌」，乃是對「目的」、對「結果」、對爭名奪利的渾沌。曹雪芹筆下的賈寶玉，表現出了莊子式的理想人格。從儒家文化視角上說，賈寶玉是拒絕與反抗「表層儒」的逆子與浪子，又是服膺「深層儒」，重視血緣親情的孝子與赤子。這一形象塑造得極為豐富，多重暗示幾乎難以說盡。其性情中逆子與孝子的矛盾場，浪子與赤子的共生結構，不斷展示。賈寶玉就是這樣一個帶有釋之佛心（大慈悲）、道之逍遙（大自由）、儒之仁厚（寬容正派）的至真、至善、至美的人。

魯迅是中國近代影響最大、無與倫比的文學家兼思想家，他不是那種訴諸邏輯思辨的思想家，而是訴諸於情感力量的思想家，他的雜文且不說，即使小說，其形象也蘊含着強大、深刻的思想。魯迅的作品，不僅有小說，還有散文，散文又包括散文詩、敍事散文、小品文、雜文等。雜文是他獨創的散文文體，而雜文之為文學，根本是因磅礴其字裏行間的思想情感力量，這是真文學。魯迅還寫了《漢文學史綱》、《中國小說史略》等文學論著，翻譯了不少外國文學作品和文學批評論著。這都是他不朽的文學業績。作家之別，作品之別，歸根結底是境界之別。魯迅在中國現代文學中所以如奇峰屹立，形成一座白話文的文學金字塔，全在於他的境界。這境界不僅在於他自始至終對於人間有大關懷，還在於他對中國歷史、社會及人性、國民性的認知，都有一種大眼界。對黑暗決不妥協的戰鬥精神與思想情感等等，也都構成他境界的一角。魯迅在「五四」時以激進的態度和中國傳統文化徹底決裂，在「打倒孔家店」的潮流中他是主將之一；對儒、道、釋三家，對莊子他都從無好感；他批評中國人虛假的實用主義的「吃教」，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態度沒甚麼可爭議的。對他一生的蓋棺定論，是「民族魂」。他的人生整體讓我們感受到，他不僅沒有離開中國文化，而且還體現了中國文化的精髓與魂魄。

《性格組合論》說明，人的真實性格（即真實人性）應是長處與短處的融合，優點與缺點的組合。把好人寫成「高大全」，把壞人寫成「假惡醜」，都不真實。傳統文學把好人寫得絕對的好，把壞人寫得絕對的壞，皆不是真實。真實的性格應是偉大與渺小，崇高與秀美，雄偉與卑微，善與惡，美與醜等等的二重組合。這是一個人性原理。文學必須抵達抒寫人性的真實和抒寫生存環境的真實，有此真實，才可能感人。性格運動乃是一種複雜的雙向逆反運

本卷由兩書組成：一是《紅樓夢悟》，一是《共悟紅樓》。前者寫於二零零六年由香港三聯首次出版，第二年北京三聯又繼而出版；後者於二零零八及二零零九年，分別於香港與北京三聯出版。 《紅樓夢悟》的第一輯是三百則隨想錄，是作者閱讀時隨手記下的「頓悟」，並不是「做文章」，因此才用「悟」的方法去取代「學」的方法。「《紅樓夢》，悟書也。其所遇之人皆閱歷之人，其所敍之事，皆閱歷之事，其所寫之情，皆閱歷之情。」（江順怡：《讀紅樓夢雜記》，清同治八年。）《紅樓夢》哲學不是哲學家哲學，而是藝術家哲學。它不是抽象的訴諸邏輯與思辨的哲學，而是具體的、蘊含於藝術文本與創作實踐血肉相連的哲學。然而，這並不是說，曹雪芹的哲學對象只是藝術；相反，曹雪芹的哲學對象，包括審美對象，是宇宙、世界、人生，尤其是生命。曹雪芹的美學觀、哲學觀也是曹雪芹的世界觀、宇宙觀。他的「兼美」思想是近代多元意識、多元哲學的序曲，他的詩意生命存在意味又是二十世紀存在論的先聲。 《共悟紅樓》是討論《紅樓夢》的對話錄。對談者都認為曹雪芹是別一意義的哥倫布，發現青春生命無盡之美的哥倫布。他把青春生命尤其是少女生命看得比甚麼都重，把青春美視為最高價值。但亦從女性主義批評的立場，對曹雪芹作出學術提問。所以對話選擇了《紅樓夢》的大思路、大題旨，側重思索曹雪芹的價值觀、世界觀、美學觀、哲學觀。《紅樓夢》吸收了大乘佛教的基本精神和中國的易、老、莊、禪等各家文化哲學，又超越諸家，自成一座奇峰。如果說，這本對話錄較其他關於《紅樓夢》的文章有些新話的話，也是得益於曹雪芹化了的佛情佛思。

本卷由《共悟人間》和《滄桑百感》兩書組成。前者寫於一九九九年，由香港天地圖書於二零零零年首次出版；後者寫於二零零三年，由香港天地圖書於二零零四年首次出版。之後北京三聯又出版了這兩部著作。《共悟人間》是劉再復十卷本《漂流手記》的第六卷，收集了劉再復和他的大女兒劉劍梅的往來書信和對話，所涵蓋的主題非常廣泛，不僅有對文學的慧悟，而且有對人生的深刻思索。在《共悟人間》中，文學家的父親與同樣是文學教授的女兒，像是以文會友的忘年交，又像是借筆談心的知音，一起談人生，談文學，談理論，觸摸生命的質地和肌理，用「心」來分享關於文學與人生的經驗，側重於心靈，而非側重於知識。父女兩代人的對話，思路雖然有區別甚至有衝突，但互相補充、互相豐富，互相激活思維的靈犀，有學術上的共鳴和心靈上的默契，在當代文壇似不多見。此書獲得「二零零二年香港電台十大好書」之一。《滄桑百感》是劉再復十卷本《漂流手記》的第八卷，收錄了劉再復從一九九九年至二零零四年，往返於中國香港和美國之間的散文與雜文。作者在本書中，打破體系之隔和知識、語言之隔，追求學術與生命的銜接，把學問定義為「人類對生存困境、心靈困境、精神困境的叩問」，充滿了「生命的蒸氣與思慮的活氣」，自成一種散文體和雜文體。劉再復即使寫歷史、時代、社會、人生世相等「客體」，也一樣側重於「內向性」的散文，重在抒發作者「主體」內心的神遊與雲遊。

本卷由《漂流手記》和《遠流歲月》兩書組成。前者寫於一九九二年，由香港天地圖書於同年首次出版；後者寫於一九九三年，由香港天地圖書於一九九四年首次出版。之後北京三聯又出版了這兩部著作。《漂流手記》是劉再復十卷本《漂流手記》的第一卷。去國他鄉之後，劉再復在《漂流手記》中又發現了故鄉，這個故鄉，就是漂泊的故鄉。他背負着黃土地漂流的時候，世界人文經典書籍，就是他的根，他的精神家園。用他的話來說，「這個家園不是坐落在地上，而是漂浮在我的頭頂和我的眼中，它沒有泥土的香味，但有乳汁和果實。我從小就在這些家園裏採集過童話、文彩和思想。」著名學者李歐梵先生認為，劉再復先生的《漂流手記》，是一部心靈的自傳，主體性鮮明，標誌着他的第二生命的開始，是「一個生生不息、不斷求索的高貴的靈魂的記錄」。《遠流歲月》是劉再復十卷本《漂流手記》的第二卷。選擇出走後，劉再復在海外的生活漂泊無定，他的漂流散文，全與「遊」字有關，遊學、遊思、遊覽、遊藝、遊記都包含其中，文字與靈魂息息相關。他把自己的漂流定位於中西文化的兩間：「我成了一種特殊的生命，既脫離了東方的母體，又未進入西方的母體，於是，就在兩個母體的隙縫之間徘徊、漂泊、遊蕩。『投胎』變成了『投荒』，生命就在兩個母體之間的荒野地裏存活，本來就怪的胎兒變得更怪，思想和文字大約都帶着縫隙中的怪味和荒草味。」這種「隙縫人」和「邊緣人」的姿態，使劉再復對東西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而他的漂流手記成為只屬於他自己的「心靈孤本」。

本卷由《西尋故鄉》和《漫步高原》兩書組成。前者寫於一九九六年，由香港天地圖書於一九九七年首次出版；後者寫於一九九九年，由香港天地圖書於二零零零年首次出版。之後北京三聯又出版了這兩部著作。《西尋故鄉》是劉再復十卷本《漂流手記》的第三卷。在《西尋故鄉》中，劉再復不再把生命固定在地圖上的一個點上，不再局限於國家地理位置上的故鄉，告別「鄉愁」的模式和族群的土地觀念，而是贏得了一雙漂動的眼睛，一個漂動的視野，叩問的是故鄉的意義和生命存在的意義，尋找「生命的永恆之海，那一個可容納自由情思的偉大家園」。著名學者余英時評論道：「就『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而言，再復的『漂流』自然與中國知識人的傳統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然而，余英時先生認為劉再復已經超越了中國古代漂流文人的感時憂國的傳統，達到了莊子的「逍遙遊」的境界。劉再復追求的「故鄉」是精神的，不是地理的，因此可以達到「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境界。《漫步高原》是劉再復十卷本《漂流手記》的第五卷，其中收入作者給香港和台灣報刊撰寫的專欄文章。在玩語言玩形式的時代，劉再復沒有跟着時代跑，還是緊緊抓住生命中最真實的部份。他沒有把自己裝扮成拯救者，而是用平常心和自由之輕去承擔社會責任之重，把學問看成是生命深處的燃燒，面對個體生命的大困惑和人類整體生命大困惑而提出詰問。一方面他擁抱社會，關注民瘼，另一方面他傾聽天籟，在冥想中，讓心靈飛升。

本卷由《紅樓人三十種解讀》及《紅樓哲學筆記》兩本書組成，兩者均於二零零九年在北京及香港三聯出版。 《紅樓人三十種解讀》是作者在閱讀《紅樓夢》時，發現文本中不下百種共名，從中選定了三十種作解讀。這些共名可說是人物的意象性與類型性通稱，如「夢中人」、「標致人」、「尊貴人」、「精細人」、「粗劣人」等等，有些名稱一目了然，無須多加解說，有些則寓意很深，更有一些則完全屬於曹雪芹獨特的創造，如「檻外人」、「鹵人」、「冷人」、「玻璃人」等，即使辭書上有語義的註解，也無法與《紅樓夢》語境中的這些名稱內涵相提並論。他的每一個命名不僅極為準確，而且都為讀者提供一種認知人物的視角。正是發覺這一共名藝術，所以作者決心給這些共名作註，且當解讀，這便是本書的框架。 《紅樓哲學筆記》一書的主旨，是想把《紅樓夢》的講述，從意識形態學的意境拉回到心靈學的意境， 尤其是從歷史學、考古學的意境拉回到文學的意境，做一點「紅樓歸位」的正事。上世紀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紅學家，固然有王國維、魯迅、聶紺弩、舒蕪等擁抱文學的學人，但無論索隱派、考證派、新證派都忽略了文學本身，所以才有俞平伯先生晚年「多從文學、哲學着眼」的呼喚。不過，前賢的努力畢竟為我們提供了再思索的前提，即使偏頗也提供給我們再創造的可能，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上說，我們都應當銘記前人的功勞與足跡。說要把《紅樓夢》研究從歷史學、考古學拉回到文學，這只是作者個人的意願，並沒有「扭轉乾坤」、「改造研究世界」的妄念。

「雙典」，指的是《水滸傳》與《三國演義》。所謂批判，是指文化批判，即價值觀批判，不是文學批評。從文學批評的角度說，這兩部小說非常傑出、非常精彩，不愧是文學經典。《水滸傳》寫了一百單八將而有一百零八個樣。僅此，就是了不起的文學成就。除外，還寫了其他數百個人物，要駕馭這麼多形象，很不容易。《三國演義》塑造的人物形象非常成功，幾百年後都沒有被時間所沖淡。這部小說的戰爭場面、戰爭幕後的鬥智場面、宮廷鬥爭場面以及種種陰謀詭計都寫得令人難忘。作者對「雙典」的文化批判，是在肯定其為傑出文學作品的前提下進行的。《水滸傳》文化，從根本上說，是暴力造反文化。造反文化，包括造反環境、理由、目標、主體、對象、方式等等，這一切全都在《水滸傳》中得到呈現。本書所要講述的是蘊含於小說文本中的兩大基本命題：一是造反有理；二是慾望有罪。這兩大命題，也可稱為兩大水滸邏輯。《水滸傳》是小說，不是理論著作，因此，這兩大命題不是直接由概念表述的顯命題，而是蘊含於全書之中的潛命題。對《水滸傳》進行的文化批判，要點是對暴力崇拜、暴力趣味的批判。《三國演義》展示的是英雄輩出的時代，又是人心險惡的時代；是各路戰旗飛揚的時代，也是無數人頭落地的時代；是智慧發展到最高峰的時代，又是陰謀發展到最成熟的時代；是「仁義」叫得最響亮的時代，又是人性最黑暗的時代。這個時代，從表面看是沙場上力量的較量，實際上是騙術、權術、詭術、心術的較量。人心愈險惡、偽裝愈精巧，成功率就愈高。這個時代是戰亂的時代，其英雄之所以為英雄，關鍵不在於身具萬夫不當之勇，而是身戴無人可比的面具。對《三國演義》的批判，重點在於揭示權術遊戲的真面目。「雙典」，被國人閱讀了數百年，崇拜了數百年。作者並不是故作驚人之論，他只是把自己對作品真切的見解提出來，以喚起讀者的思索。

本卷由《獨語天涯》和《面壁沉思錄》兩書組成。前者寫於一九九九年，由香港天地圖書於同年首次出版；後者寫於二零零三年，由香港天地圖書於二零零四年首次出版。之後北京三聯又出版了這兩部著作。《獨語天涯》是劉再復十卷本《漂流手記》的第四卷。劉再復在《獨語天涯》中採用了片段寫作的方式，是一種新文體嘗試，類似於泰戈爾的《飛鳥集》、《園丁集》和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擺脫專業者的權威面孔，解構他自己八十年代所運用的理論體系方式的書寫，不受大結構和程序的束縛，直言自己的感受和感悟。在本書中，他完全撤退到個人個體的立場，叩問「人群」的真實，質疑「多數」的權威，鞭撻暴力的遊戲和各種時髦的假象。這種完全個體的立場，是天真永在的原始宇宙，是最本真的生命所在，並非狂妄的個人主義，而是守住童心視角與思想者的最深邃的關懷。《面壁沉思錄》是劉再復十卷本《漂流手記》的第九卷。《面壁沉思錄》的寫法類似《獨語天涯》，但更厚實一些。從寫作上說，劉再復用心處在「立意」和「文體」，力求每一則都有一點新的意思，在文體上則避免格言式的空洞，力求每篇都言之有物有思想，堅持詩意的思索。劉再復認為，漂流海外，並非反抗，而是自救。逃離各種陰影與噩夢，贏得時間的空曠和空間的空曠，就是自救，就是得大自在。面壁沉思正是面對內心的大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