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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與政治》是馬克斯•韋伯在1917-1919年間為德國的一個學生學術社團所做的兩次演講。這兩次演講的內容對於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根據菲根的《馬克斯•韋伯》一書，二戰後走上政治舞臺的多位總統與總理，以及二十世紀中葉以來具有非常重大影響力的著名思想家，當時都在這個演講現場。在第一篇演講《以學術為業》中，韋伯除了回顧了二十世紀學科分化以及西方不同國家的不同學術制度安排之外，還特別強調了價值的主觀性與多元性特徵，並且提出，從此以後，任何的大小先知，無論它是以宗教形式還是以個人化的知識權威的形式出現，如果它宣稱自己可以就價值的判斷與選擇給出忠告，都將被認為是一種欺人之論。現在的時代已經是一個諸神競爭的時代，價值的判斷與選擇權利完全被交付給了個人。這樣一個判斷，被認為是對現代性基本特性的一個深切而中肯的診斷。馬克斯•韋伯因此認為，教師所站的講臺，應該是一個“價值無涉”的或者說“價值中立”的舞臺。而在第二篇演講《以政治為業》中，韋伯詳細回顧了西方官僚制的形成，並且就政黨政治這一現代政治現象給出了詳細說明。在此基礎上，他向青年人提出忠告，我們在準備以政治作為職業之前，先要想清楚我們是把它作為吃飯的飯碗，還是把它作為準備奉獻一生的事業。更為重要的，韋伯在這篇演講中區分了“責任倫理”與“信念倫理”。他鼓勵政治家要做一個對現實政治負責任的“責任倫理”的擔當者，而不要陷於超越現實政治生活，一心想將人類帶往終極的理想王國的“無生育能力的亢奮”狀態。也就是說，他希望政治家要做一個對現實負責任的現實主義的政治家，而不要流於空談與空想。這種主張顯然強化了韋伯作為一個政治現實主義思想家的基本主題。另外，在後邊這篇演講中，韋伯還對現代國家給出了一個非常經典的定義，強調了現代國家的至上性（暴力的壟斷使用）、正當性與疆域性特徵。這一定義深刻地影響了當代人對於作為政治制度的特殊建制的國家的認識。總之，韋伯的兩篇演講對於年輕人認識現代生活，認真對待自己的專業志向，都有著超越流俗之見的深切忠告。《學術與政治》因此也一直為當代年輕人所傳閱誦讀，可以說是一部經典中的經典。

《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作者通過對有限理性，資產專用性，以及交易的研究，分析作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基礎的簽約問題(合同、企業行為)。這一研究是跨學科進 行的，涉及經濟學，法學及組織理論，方法是進行制度比較。作者對此前的有關研究進行了充分的消化吸收，綜合鑒別，終於成就這一集大成的重要著作，並為人們理解簽約關係，縱向一體化，工會及反壟斷法等問題提供了思想指南。

本書是作者在牛津大學的一部講稿，更具體地貫徹了《古代法》的基本思路，通過分析古愛爾蘭法，即所謂的“布雷亨法律”，深入闡述了法律有其自身複雜的演化過程。作者從社會人類學的角度入手，把視野投向最原初的社會部落，考察從親緣關係、部落機構中如何逐漸萌發出法律，最初的法律形態又是如何規定家庭關係、土地關係等；最後，再反過來看這些法律因素對帝國的影響。具體而言，前十一講通過分析有一千多年歷史的愛爾蘭“佈雷亨法

《真理與方法》是伽達默爾的代表作，出版於1960年。本書包括兩卷，第一卷為《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第二卷為《補充與索引》。本書中伽達默爾試圖以藝術經驗裡真理問題的展現為出發點，進而探討精神科學的理解問題，並發展一種哲學詮釋學的認識和真理概念。這不僅意味著哲學詮釋學與以往的詮釋學相比有著根本的性質轉變，而且表明了它是當代西方哲學發展的一個新的趨向，以致我們可以用詮釋學哲學來標誌當代西方哲學人文主義

《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是德國哲學家叔本華的博士論文，也是他的重要著作，奠定了他的哲學體系的根基。 叔本華認為，平常的世界由四類對象（即：現實對象；概念以及由這些概念組合而成的判斷；時間和空間；人類的行為）構成，它們都是表像。充足理由律則是指，事物皆有其如其所是的理由或解釋。據此，平常世界的四類對象的存在都有其根據或理由，即存在著四種必然聯繫，每一種都構成充足理由律的一個根，充足理由律因此便擁有了四重根。 人的行為動機被是充足理由律第四種形式，人的行為必有動機、從動機得到解釋，這便通向了他最著名的作品《作為意志和表像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