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網路書店 中國圖書館分類法 / 文化、科學、教育、體育 / 信息與知識傳播 / 圖書館學、圖書館事業 / 圖書學

本書在統計新中國成立以來古籍出版書目數據的基礎上，對七十多年的古籍出版進行了學術總結。通過對古籍出版數據進行分析，描繪出新中國古籍出版的發展歷程：即以1979年為界，將古籍出版的歷史劃分為兩個時期、五個階段，分別總結各階段的得失與特點；並從政治經濟、文化政策、學術思潮等方面分析影響古籍出版的主要因素。對各類古籍的出版，從選取經學文獻、總集別集、正史、方志、書目題跋等角度進行考察。將古籍出版與地方文化相結合，表現出古籍整理出版的地方性色彩。對於中國古籍整理出版的發展，指出古籍的數字化即是古籍出版的趨勢，提出古籍整理出版的國家行為，形成國家古籍整理出版的管理體系。

中國近代體育圖書業的發展是中國近代社會的縮影。中國近代體育圖書作為一種文化載體和啟蒙工具，其發展與特定時期的社會需要緊密相關。本書基於不同年代出版體育圖書的內容與數量發生的變化以及編著群體和體育實踐呈現的特徵，認為中國近代體育圖書業經歷了孕育、萌生、快速發展、式微與穩定的發展過程。中國近代體育圖書業的發展擔負了傳播現代體育知識、觀念和思想的重任，不僅反映了社會的體育需求和體育的發展水平，也折射了不同時代的學術訴求和體育學術的發展趨向。

從弗朗西斯‧培根到巴拉克‧奧巴馬，歷代思想家和政治領袖都曾經抨擊人文主義者是不愛勞動的書呆子。本書介紹了書籍製作過程中的諸多淩亂而複雜的細節，在本書中，享有盛譽的歷史學家安東尼‧格拉夫敦邀請我們將近代早期歐洲的學者視為勤奮的勞動者。他細緻入微地展現了造就書籍黃金時代的體力和腦力勞動――編纂筆記、謄抄並修正文本與校樣、籌備複本――他讓我們看到，學者們的勤勉如何塑造了那些影響深遠的書本、專著和偽書。書中格拉夫敦明確了一點：書籍製造的基本細節對思想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思想的生命力取決於雙手的勞動。

本書為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主編的論文集。內容涉及古文獻學理論研究、傳世文獻整理與研究、古文字與出土文獻研究、海外漢籍與漢學研究等中國古文獻研究等相關領域。 經學部分如顧永新《〈周易集解〉引注疏考》，從版本源流、字詞異文、句子異文等方面說明《集解》引王、韓注和孔疏存在照錄原文、適當截取改寫等情況，並比對敦煌本、日系古本《周易注疏》，說明《集解》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唐代《周易》文本的樣貌。豐子翔《國家圖書館藏明鈔本〈東坡先生易解〉考述》，比對國圖藏明鈔本《東坡先生易解》與目前存世其他12種《易解》版本，發現明鈔本保存了一些特有異文，在版本源流中有重要地位。張億《〈毛詩注疏校勘記〉“以例校經”現象論析》通過專書分析，詳盡說明了“以例校經”的內涵和具體表現，指出“以例校經”在校勘學上的重要意義和不足。史部有曾澗《〈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新補》，綜合利用新出石刻材料、傳世文獻及近人唐史研究成果，補正《唐尚書省郎官石柱題名考》。李雲飛《略論四庫史部圖書分類的變化》，對比分析《四庫全書初次進呈存目》和《四庫全書總目》兩種目錄中史部類書籍的不同，說明這種歸類變化體現了四庫館臣在逐漸熟悉書籍內容的基礎上對四部分類合理化設置的探索。子部有陳曉蘭《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明抄殘本〈分門瑣碎錄〉卷一校證》，根據明代《博聞類纂》以及其他相關文獻校正校補國圖藏明抄殘本《分門瑣碎錄》卷一文字，並考其源流，為研究使用該書提供更完善的資料。集部有許紅霞《智圓〈閒居編〉在國內外的刊刻流傳考述》，詳細考述了宋僧智圓別集《閒居編》在國內及日本的刊刻流傳情況。范常喜《琉球官話課本編寫語料來源考》通過對琉球官話課本《白姓官話》《學官話》等語料的具體分析，說明了琉球官話課本豐富多彩、實用性真實性強的特點，強調其在中琉交流史和世界漢語教育史上的重要價值。王成《“文本旅行”與“角色扮演”》從創作概覽、特色表現、現實意義等三個方面分析朝鮮古代特殊文體代言文，說明朝鮮古代代言文拓展了漢語的表達空間，同時也是朝獻文化對中華歷史文化的受容與積極反饋，在中朝文學交流史上有重要意義。文獻學部分趙瑤瑤《趙元方藏書考》梳理近代著名藏書家趙元方藏書的來源、內容、特點及去向，勾稽考證其藏書史實，補充了近代藏書史、文化史的某些缺環。

《抄工與學者：希臘、拉丁文獻傳播史》是西方古典學術史的經典著作，也是研究古典學的入門書。該書勾勒了希臘、拉丁文獻傳播的歷史過程，抄本時代不絕如縷的文本所面臨的種種危險，揭示了古昔先賢在文獻保存與傳播方面的工作和影響，並從文本傳承的角度展現了教育史、學術史以及文化史的一些側面。該書是學習希臘、拉丁古典文本的重要參考書，也是西方校勘學的重要文獻，所有對西方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歷史文化感興趣的讀者，都可以從中獲得教益和啟發。

本書為英國政體出版社“什麼是……”系列新著之一，對方興未艾的書籍史領域進行了一場新鮮且富有啟發性的探索。作者不僅探討了優選範圍內書籍史研究的範疇、起源和方法，而且通過討論有待深究和全新闡釋的分期與主題來展望書籍史的走向，從而為研究世界各地區和各時期的書寫、印刷、傳播和閱讀提供了指南。本書分門別類地提供了豐富的研究個案和參考文獻，旨在闡明書籍史領域的進展、優勢和不足，力圖展現書籍史研究的跨學科性和全球性，以及書籍史如何開拓社會史和知識史領域的新視野。

本書作者選取藏文古文獻《拔協》增補本作為文本標注與語法研究的對象。文本標注部分對全文進行隔行對照語法標注，建立了原文行、分析行和直譯行對照標注數據庫。原文行採用拉丁轉寫形式，分析行對原文行進行形態句法分析，直譯行分別對分析行中的實詞和功能詞進行中文對譯和語法功能標注。在語法分析部分，對《拔協》增補本中字、詞的形式特點、詞法、句法進行了簡要描述。本書對希望瞭解中古時期藏文文本和語法特點的讀者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書蟲雜記》將書本抽絲剝繭探索所有跟書有關的細節。通過這本書，可以瞭解關於圖書、印刷、出版、寫作等領域中罕為人知的事實和知識。本書開本小巧、裝幀精緻，充滿稀奇古怪的清單和易於閱讀的知識片段，你能在這裡瞭解到紙張和書皮的歷史、窺探禁書背後的故事，以及哪種羽毛適合做成筆、被拒稿過的暢銷書作家、如何識別之前的初版書和簽名本……並且遠遠不止這些！

刻工研究一直是傳統文獻學中的一項重要內容，而本書則是迄今為止第一部對清代刻工作進行多角度、多層次研究的專著。全書共分五章，分別對清代刻工的題名方式、數量與分布、組織運作形式、代表性刻工的刻書活動及他們與出版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寫樣者、刻工對清代版刻字體風尚的影響等問題展開全面而系統的闡述。全書一方面立足於版本學、目錄學等傳統文獻學科，在大量目驗原書的基礎上廣泛搜集清代刻工題名，從而具有比較深厚的文獻基礎；另一方面，又嘗試將研究視野拓展到出版史、文化史、藝術史、經濟史等領域，將刻工這一群體置於更廣闊的社會背景中加以考察，始終貫徹宏觀與微觀兩種視角，既有對清代刻工整體情況的全局性把握與觀照，又有對具體個案的細微分析與考述，從而使整個研究顯得系統深入。總的來說，相比此前多局限於刻工名錄整理等範式的簡單研究，本書實際上是嘗試從刻工這一群體入手，對整個清代出版史中的一些重要問題作出較深入的思考與探討。

有鑒於二十世紀中期以來西方學界關於文獻、圖書的社會、文化研究的逐漸興盛和以“書籍史”視角對中國古代文獻圖書史研究成為海外漢學的熱點，本書通過梳理、解釋本土學術中自成系統的文獻、圖書研究的“內在理路”及其強大慣性，在引入外來新方法、新視角所發生的觀念上的歧異和實踐中的困惑，從而從文化史的視角，對中國古代文獻做概括式的總論；以專題研究為線索，提出問題，並加以分析、給出解決問題的路徑和方法。主要內容包括：中國古代文獻的涵義及形態；古文獻的載體；古文獻的生產和與文明發展的關係；中國古代文獻的的保存與流播；中國古代文獻的的闡釋傳統；古典文獻學的文化史內涵。

書籍是歷史悠久的傳播媒介。書籍史涉及書籍從產生到傳播的複雜過程，與媒介史、閱讀史、編輯出版史、印刷技術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領域有交叉關係，可以說是以書籍為對象的文化史。本書借鑒西方書籍史研究的視角，同時注重辨析中國的書籍文化史與西方書籍史、閱讀史之間的文化差異。本書選擇中國古代有典型意義的書籍作為具體案例，將其置於特定的歷史語境及文化系統之中，探討多種類型的書籍(字書、類書、選本等)在文化觀念、編輯體例、知識分類等方面的特徵，還有不同群體(儒者、隱十、女性、近代文人等)對書籍閱讀和接受所產生的文化影響:勾勒書籍從古代到近代所反映的社會文化變遷的軌跡，以及在當今對於復興 傳統文化的現實意義。各章均有明確的問題意識，參考多學科的研究路徑;引據文獻資料豐富翔實，具有古典文獻學的扎實基礎;寫作思路清晰，內容新穎，便於閱讀:對學界及業界多年來不斷探討的中國特色的編輯出版學有參考價值。

本書依據劉盼遂生前公開發表和其後人提供的手稿、佚文等第一手資料，首次系統整理了劉盼遂已刊和未刊的關於語言文字學、文獻學、歷史學、方志學、地理學等學科的研究著述和詩文。全集共分五卷：第一卷為《百鶴樓校箋批註古籍十七種》；第二卷為《百鶴樓文史論叢》；第三卷為《段王學五種》；第四卷為《論衡集解》；第五卷為《筆記詩文及其他》。

本書為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清代卷，主要論述南北經濟文化交流背景下的清帝國書籍流轉和文化史意義。主要內容有：書估與清帝國書籍的流轉；嘉道時期蘇州書籍社會；底層文人日記與清中後期浙江的書籍流動；晚清京城精英階層的書籍世界；清代抄書與書籍生產及流動；清代的《讀書分年日程》與讀書風氣；《說文》著述與測定學術風氣的指標；家籍的編刊與文化傳承；女性與閱讀；清代的小說戲曲閱讀；石印出版與晚清的科舉、文化；新學書籍的湧入與“腦界不能複閉”。

本書以有宋一代經典的編纂、流播為起點，選擇一些前人關注不夠或疑點仍多而又比較重要的典籍文獻，進行專題研究，既將其置於一個較寬廣的思想文化背景下進行討論，又力圖從中揭示出文獻編纂、整理所承載的思想文化信息或在宋代文化發展的進程中所起的作用，考察宋代文獻的生產和傳播及其在古代文獻文化史上的貢獻。主要包括：宋初四大書的編纂與宋代文化發展的承先啟後；宋代經學典籍的編纂與宋學的形成；宋代《大藏經》的刊刻與流傳；宋代目錄學著作的修纂與文獻文化的保存；宋代道教文獻的編纂與三教的融合；南宋的刻書業與文學流派；宋人對唐代文獻的整理與承傳；呂祖謙在中國文獻文化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