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活的理由：混亂時代中再思復活節的意義

沒有復活的大逆轉⟲，就沒有福音

棒球場上九局下半的再見全壘打，籃球場上最後一秒的壓哨三分球，足球場上從落後到追平再在傷停補時中踢進致勝一球，這些逆轉獲勝的時刻，在運動歷史和球迷心中刻下深深的印記。

「大逆轉」是提摩太．凱勒牧師在本書的獨特用詞，指出復活顛覆了這個世界，造成翻轉式的全面影響。十架與復活就是基督徒的「大逆轉」。在聖經中，有馬利亞的無比喜悅、約翰的堅定、多馬的改變，以及彼得和保羅的使命與奉獻。在耶穌復活顯現之前，他們都曾內心猶疑，生命失去方向，但基督的復活更新了他們。現在的我們面對紛亂的世界，我們也經常懷疑和否認，想在虛假不安的陰影下找尋真實的光芒。提摩太．凱勒牧師引領讀者從復活出發，挑戰我們過往那模糊飄移的認知，引導我們尋找答案。

福音不是單有十架，只傳講「耶穌為我們而死，讓你的罪都得到赦免」；福音也不是僅僅遵循耶穌教導，作個有道德的好人就夠了；沒有復活，就沒有福音。復活，不僅是過去的史實，也是當下的現實。復活，教導我們如何面對困難，如何愛與寬恕，尋找永生的價值。

《復活的理由》是一個讓我們重新思考復活節意義的故事，誠摯邀請您一同踏上這段探索之旅，發現復活的奧祕和神聖，找到真實的生命希望與得勝意義。

◤誠心推薦
王文基 台灣宣道神學院院長
江慕理 BCC雙語社區教會牧師
黃國倫 台北101教會主任牧師

提摩太．凱勒（1950～2023）

對宣教方法極具敏感度的牧者神學家，於紐約曼哈頓創立了救贖主長老教會，牧養過上千城市中的居民，包括知識菁英、各色人種的移民，擅長以創新思辨的方式和處境化的語言，宣講基督信仰的內涵，與懷疑論者和當代文化對話，被譽為「二十一世紀的魯益師」。凱勒亦透過其創辦的宣教網絡「Redeemer City to City」，推動以福音為中心的城市植堂運動，迄今已在全球五十幾個城市協助建立超過三百間教會。
凱勒牧師的影響力不只在教會界，亦擴及美國主流文化中，為美國公共神學領域的代表性人物，其著作常列《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

校園出版的中譯著作：
《加拉太書點燃福音爆炸力》（2015）、《加拉太書查經材料》（2015）、《被釘十架的王》（2017）、《永不失敗的神：士師記解密》（2017）、《士師記查經材料》（2017）、《21世紀教會成長學》（2018）、《文化講道學》（2018）、《慷慨的正義》（2020）、「如何找到神」系列（2023）、《被隱藏的聖誕節》（2023）、《復活的理由》（2024）

推薦序

點燃理智、溫暖心靈的邏輯

我初次見到提摩太．凱勒牧師，是在二○一○年於南非開普敦的一場會議上，他是主講嘉賓之一，而我擔任口譯工作。對我而言，為凱勒牧師當翻譯是我在南非經歷的一大亮點（除了品嚐鴕鳥肉漢堡之外）。他本人就像他在講台上和在他的書中所表現的一樣和藹可親，給我這個無名小卒留下了深刻印象。我遇見過許多熱愛真理卻對人不甚關心的神學家，也遇到過很多關愛人群卻對神學缺乏興趣的牧師，凱勒牧師是少有的既熱愛神學又關心人群的牧師神學家之一。
二○二三年五月十九日，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我深感哀傷，我們這一代失去了或許是最偉大的基督教護教家和公共神學家。即便在臨終時，凱勒牧師依然懷著巨大的喜樂和盼望，他的生活踐行了這本書的話語，他多年與疼痛和苦難為伴，終因胰臟癌離世。《復活的理由》原文書名是Hope in Times of Fear（在恐懼時期的盼望），其實凱勒牧師完全可以將書名定為「我在恐懼中如何尋找盼望」，因為這本書可以說是他自己的心路歷程。許多神學家隱藏在學術知識、哲學推理和冷漠邏輯的背後，凱勒牧師同樣可以如此行，但他並沒有這樣做。
二十世紀著名的英國牧師鍾馬田，將講道描述為「燃燒的邏輯」，正是這種講道觸動了人的理智和心靈。我認為凱勒牧師的講道和著作是「點燃理智、溫暖心靈的邏輯」，《復活的理由》就是最好的代表。一方面，他為耶穌復活的歷史性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論據，連紐約市最傑出的知識分子都為之折服；另一方面，他詳細闡釋了復活對生活和社會的深遠意義。無論是面對全球不確定性的盼望，還是在苦難中的安慰、對抗不公的勇氣，或是對真正和平與和諧的展望，《復活的理由》都提供了我們心靈所渴求的。
凱勒牧師的訊息不是對現實的盲目否認，而是一種合理的信念，支撐了他一生的事工。我相信這本書的話語也會帶給你盼望，無論你當前正面對什麼樣的風暴。

江慕理 BCC雙語社區教會牧師

推薦序：復活大能，啟發生命思與行╱王文基 013
推薦序：點燃理智、溫暖心靈的邏輯╱江慕理 015
自序 017

導言 021
第1章 確定的盼望 033
第2章 未來的盼望 059
第3章 榮耀的盼望 083
第4章 顛覆的盼望 105
第5章 大逆轉 121
第6章 個人的盼望（上） 137
第7章 個人的盼望（下） 155
第8章 你的盼望 181
第9章 關係的盼望 203
第10章 公義的盼望 227
第11章 苦難的盼望 245
第12章 終極的盼望 269
後記 房角石與黑暗 297

致謝 305
附註 307

導言

焦慮的新時代

在二○二○年新冠病毒COVID-19 大流行及餘波蕩漾以前，西方世界的希望危機早就開始持續擴大了。
至少兩個世紀之久，西方文化之所以充滿希望的動能，一直是受進步史觀影響，亦即相信人類會不斷進步，終將打造出一個更安全、繁榮而自由的世界。一言以蔽之，每一代的人都會過得比上一代好，這個信念還滿強的，算是歐洲啟蒙運動的遺澤之一，許多啟蒙運動人物都預言，只要擺脫過去的迷信，人類必將以理性、獨創性和科學，為自己迎來更美好的未來。
但進入二十世紀後，一九四七年，奧登（W. H. Auden）出版他的長詩《焦慮年代》（The Age of Anxiety），書裡有四個人物，坐在曼哈頓的酒吧聊彼此的生活，聊人生。它雖榮獲普立茲詩歌獎，但是把它從頭到尾讀完的人應該很少，抓住大家注意力的，是一語道破文化氛圍的書名。當時他們的世界在不到四十年之中，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一場流行病，還有大蕭條，再加上後來持續數十年，西方與共產國家之間的冷戰與核武競賽。
然而，一九八九年冷戰終於結束以後，人類將不斷進步的這個舊信念出現死灰復燃之勢，甚至有人宣稱「歷史終結」，意思是幾個大意識型態—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西方民主制度—之間的殊死鬥爭終於結束，對戰火延燒全世界的恐懼隨之消散，緊接著全球化的油門一催，國際資本主義高速前進，許多經濟體貌似欣欣向榮。焦慮年代過去了；啟蒙運動早期的樂觀主義好像回來了，五成以上的人認為這一代孩子長大後，會比父母那一輩過得更好。
為這種樂觀主義提供經驗觀察的，是一位哈佛大學教授史迪芬．平克（Steven Pinker），他收集各項數據綜合後，主張全世界目前的暴力、戰爭和貧窮都減少了，同時人的壽命延長，健康照護也在持續改進，他把這些全寫進《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以及《再啟蒙的年代》這兩本書中。
平克尚且侷限在憑經驗衡量舒適度與安全性，但有一位更語出驚人，他就是二○一七年暢銷巨著《人類大命運》的作者哈拉瑞（Yuval Noah Harrai）。他主張古時候人類之所以轉向上帝或其他神明，只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們無法掌控所生存的世界，但如今我們能掌控了。

在第三個千禧年開始之際，人類開始意識到一件驚人的事。雖然多數人很少想到這件事，但是在過去幾十年間，我們竟然已經成功控制了饑荒、瘟疫和戰爭！當然這些問題還算不上完全解決，但已經從過去「不可理解、無法控制的自然力量」轉化為「可應付的挑戰」了。我們不再祈求某位神祇或聖人來解救人類，而已經相當了解，該怎樣做就能預防饑荒、瘟疫和戰爭，而且通常都能成功。

其基本結論已藉書名副標「從智人到神人」傳達—不僅不再需要上帝，現在人類就是神。我們未來的希望全繫於自己，我們是自己的神。我們有信心明天會更好，不僅是希望而已，因為所有資源都在自己裡面，光明的未來靠我們自己創造。

失去盼望

平克與哈拉瑞各自擁有眾多追隨者，不過兩人都不如奧登抓住時代精神，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才過不到一半，相信孩子會有更美好未來的人數就開始下降。過去十五、二十年來，各項民意調查皆顯示，對子女的將來和社會展望抱持悲觀者有增無減。
原因有很多，有些指向社會的兩極化與碎片化，已遠超過一般的政黨分立。部落意識日益鮮明，對於什麼是人類共同的福祉，沒有任何共享觀念，顯示文化核心已被掏空，社會信任感失落已久，凝聚社會的所有制度都有遭到侵蝕破壞的跡象。
另一類危及未來的威脅則來自科技的長足進步，說來諷刺，科技發展反倒威脅人類的未來。例如，拜現代科技之賜的航空旅行和經濟全球化，反而導致流行病一發不可收拾。又如社會的兩極化以及信任感全失—大家都心知肚明是社交媒體催化的。還有，氣候變遷的威脅以及國際恐怖主義的蔓生，皆可說是因科學的進展而升高，本該救我們脫離險境的科技，反倒製造新的危機。
蘇利文（Andrew Sullivan）撰文指出，這時代的焦慮和絕望感愈來愈重，還有另一組原因。自承是平克仰慕者的他在書評中表示，《再啟蒙的時代》以經驗論做出的總結非常好，他挑不出半點錯。但他接著補充說：「平克沒有提出方法解釋為什麼最先進的自由社會仍然普遍有憂鬱、不滿、吸毒、絕望、成癮和孤單等問題。」他指出：「在我們逐漸而穩定進步的同時，很多支撐體系的東西，像是意義、凝聚力，以及不同於滿足我們在地上一切需求的另一種深層的幸福感，也隨之流失了。」
哈拉瑞相信，從前人們因為不理解也不能掌控自然環境，所以才寄望於上帝。殊不知，宗教解決的事比那深刻多了。打從遠古時代，人類的困境就不只在於掌控「外在的」大自然而已，更困難的挑戰，在於如何掌控「內在的」本性，也就是，人性本身有很多難以捉摸的地方和問題。我們以為會帶來滿足的事物，結果卻沒有。我們為別人竟能做出那等惡事，大感震驚，但我們能拿自己怎麼辦？如蘇利文指出的，控制外在的自然是不夠的，而且在COVID-19疫情肆虐的一年之中，就有足夠多的證據顯明我們連控制自然都沒能做到。
平克與哈拉瑞都相信，甩開宗教是人類進步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當代重要的哲學家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在過去二十年來，卻採取不一樣的立場。他認定，人類的理性有其限制，不足以作為無私付出以利他人之動機與道德絕對性。哈伯瑪斯並非基督徒，但他相信宗教可為人類生命之神聖性，提供一個基礎，且是犧牲之愛的一個動機，他相信有些事科學就是做不了。自然環境不是我們對美好未來之盼望的最大威脅；最大的威脅來自人心不斷湧出的各種邪念惡慾。科學無法消除人性之惡—事實上，科學反倒給了人更多工具來遂其私利。這裡所說的「惡」，不是爆發像猶太人大屠殺那種令人髮指的災難，而是指商業界爭奪利益的割喉戰、種族偏見、傲慢自大、不誠實、腐敗，以及日常生活無數的自私舉動，這些使社會向下沉淪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