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身份：探尋血緣之謎（簡體書）

本書探索了人類揭開親子血緣關係之謎、確定父親身份的歷史，並探討了相應的社會問題。本書主要聚焦於20世紀各種親子鑒定手段的發展，詳細介紹了血型檢測、指紋分析和身體特徵分析等五花八門的分析手段，引出了當前使用較多且具有決定性意義的DNA檢測方法。本書結合了大量具體案例追溯科學界對父親身份探索，同時，本書也強調“父親身份”的社會性質。本書指出，雖然我們的親子鑒定技術日益發達，但圍繞父親身份產生的遺產繼承資格、撫養義務，乃至公民身份問題，依然是複雜的。

娜拉•B.米拉尼奇
Nara B. Milanich
哥倫比亞大學巴納德學院歷史學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家庭史、兒童史和性別關係，曾獲巴納德學院總統研究獎，著有《命運之子：智利孩子的童年、階級與國家（1850—1930）》（Children of Fate: Childhood, Class, and the State in Chile, 1850—1930）。

“父親身份就像尼羅河的源頭一樣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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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變動不居的社會關係中，父親身份的不確定性卻是恒久不變的。
親子鑒定既是“真相機器”，又是潘多拉魔盒：

白人父親被迫承認黑白混血兒子。
難民被移民管理部門的血緣測試拒之門外。
開創了親子鑒定方法的科學家，卻因猶太血統客死他鄉。
……

當父親身份既是一種私人關係，也是一種公共關係時，誰是父親，誰有資格成為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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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拉尼奇思考了父親身份的社會定義與生物學定義之間的矛盾。如今，父親的定義依然值得我們探索。
——安德魯•所羅門，《背離親緣：那些與眾不同的孩子、他們的父母，以及他們尋找身份認同的故事》作者

米拉尼奇善於發現一個個扣人心弦的故事，並以近乎小說或新聞的筆調將其娓娓道來。毫無疑問，這是一本關於親子鑒定的權威書籍。
——倫納德•戴維斯，《泰晤士高等教育》

由於人為的歷史將父親身份的概念進行了層層包裝，我們很難理解，父親身份其實是一個十分抽象的概念。
—瑪麗•奧布萊恩（Mary O’Brien），《生殖的政治學》（The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1981：29頁）
這部法庭劇的主角包括一位年輕的母親、一個推定的父親和一個可愛的紅頭髮嬰兒。時間是20世紀40年代初，戰爭還在國外肆虐，審訊在洛杉磯一個座無虛席的法庭進行。這可不是普通的親子訴訟案。這位母親叫瓊•貝瑞（Joan Berry），23歲，是一位頗有抱負的女演員，嬰兒是她的女兒卡羅爾•安（Carol Ann），而作為被告的父親則是好萊塢名人查理•卓別林（Charlie Chaplin）。
貝瑞曾是卓別林的弟子，在過去那些快樂的時光裡，兩人一起朗讀莎士比亞的作品，一起排練戲劇。這位54歲的演員對年輕女性的偏愛眾所周知，現在，他被指控是貝瑞孩子的父親。 他承認了這段戀情，但強烈否認了親子關係的指控。事件爆發一周後，卓別林娶了他的第四任妻子，劇作家尤金•奧尼爾（Eugene O’Neill）18歲的女兒。由於他的英國公民身份和左翼政治傾向，對於有些美國民眾來說，卓別林的意識形態傾向與他的風流浪漫一樣值得懷疑。至於貝瑞，她被描述成一個倒霉的純真少女，“閃耀著好萊塢的魅力”，可能精神不穩定，“長得好看”，但據她自己的律師說，“智力有限”。
但這個嬰兒才是這場法庭秀的主角。在這場關於父親身份的訴訟被提起時，卡羅爾•安還沒有出生，而在漫長的傳奇性訴訟過程中，她已經成長為一個可愛的蹣跚學步的孩子。她是法庭上的常客，坐在她母親的律師面前的木桌上。媒體興高采烈地報道了她五顏六色的圍兜和她對於餡餅蛋糕的喜愛。盡管如此，法律訴訟仍然是一件嚴肅的事情。這關係到這個孩子的身份，進而決定著她會面臨貧困還是衣食無憂，以及是否會有名分、遺產和父親。她母親的律師宣稱，這起親子訴訟案是孩子“為自己辯護的機會”，報紙上也重復了這一說法。
這部法庭劇中也有其他角色：證人，比如卓別林的勤雜工和管家，他們證實兩人曾經幽會；陪審團的成員，普通的男男女女，包括幾位家庭主婦、一位室內設計師、一位退休的物業經理。為了迎接鏡頭，他們在來法庭之前都精心打扮。貝瑞的律師本身就是法庭上的演員。在一段特別令人難忘的、長達三小時的結案陳詞中，他譴責卓別林是“倫敦渣男”和“老色狼”（而卓別林的律師則將他的當事人比作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最後，還有一些男女新聞記者，他們激動地向公眾報道整個事件。他們每天從法庭發回的報道包括對主角的服裝（貝瑞的黃綠色外套）和情緒（查理的鬼臉）的描述。這個由性、名人和丑聞組成場面令人興奮，不僅挑動著美國讀者的神經，而且通過全球通訊社向戰爭中的世界播送。
為期兩年的官司經歷了無數波折。在一項相關的刑事指控中，卓別林被指控出於不道德的目的跨州運送貝瑞，但被宣告無罪。他也一度因外國人的身份而差點被驅逐出境。至於關於卡羅爾•安的父親身份的訴訟，由於陪審團陷入僵局，第一場訴訟以無效審判告終，並要求重新審判。在這場訴訟開始時，羅斯福總統下令罷工的煤礦工人恢復戰時生產，盟軍正在地中海集結，準備進攻義大利。到這場訴訟結束時，羅斯福已經去世，盟軍在歐洲的勝利已經過去了幾個星期。然而，盡管這場吸引眼球的訴訟曠日持久，法官卻在訴訟接近尾聲時提醒法庭上的人，“這個案子其實很簡單”。它圍繞著一個問題：“被告真的是小女孩的父親嗎？”
這個問題並不像看上去那麼簡單。父親身份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化、法律、政治和科學問題，根據長期的西方傳統，這也是一個棘手的問題。母親身份可以通過生育的事實來確定，而父親身份卻總是令人抓狂地無法確定。至少從希波克拉底時期開始，醫學專家就一直在努力確定父親身份，而羅馬法、伊斯蘭教法和猶太教法的法學家們也一直在關注這個問題。在荷馬、莎士比亞、哈代和馬查多•德•阿西斯（Machado de Assis）的文學作品中，父親們一直在思考自己的父親身份。從弗裡德裡希•恩格斯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理論家們都認為父親身份的不確定性是人類社會和人類心理的原始基礎。對於20世紀早期的一代人類學家來說，對父親身份的跨文化認識是“人類比較科學中最激動人心和最有爭議的問題”。
父親身份不僅僅是一個供人沉思冥想的主題。正如卓別林和貝瑞之間的官司所表明的那樣，它對男人和女人、對孩子和家庭都很重要，因為它不僅涉及遺產繼承，還有現實和存在意義上的重要性。從歷史上看，父親身份的問題是在圍繞子女撫養和繼承權而起的糾紛中產生的。對於孤兒和被收養的孩子來說，這是一個與失去的身份有關的問題。最近，輔助生殖技術——配子捐贈、代孕——以新的方式提出了舊的問題。
父親身份的利害關係不僅涉及私人，還關乎公眾，因為它關係到國家和社會，而不僅僅是個人。這就是為什麼圍繞卡羅爾•安的父親究竟是誰而起的爭執會發生在法庭之上，並受到法律規定的約束。雖然親緣關係經常被視為一種“前現代”或“非西方”的聯繫形式，但它是現代社會經濟中公民身份的核心，也是劃分公共和私人領域的關鍵標志。家庭關係對國家來說也很重要，因為它決定著一個人是否有資格獲得戰爭撫恤金、社會保障和國籍，也決定著一個非公民是否擁有在一個國家定居的權利。從歷史上看，失去親緣關係的孩子會成為公共負擔。因此，父親身份的問題帶來了個人和社會之間權利和責任平衡的問題。
當然，有爭議的不是卡羅爾•安的血統，而是她父親的身份。意味深長的是，雖然人們會問“誰是孩子的父親”，卻很少會質疑“誰是孩子的母親”。父親身份一直被認為是無法自然而然地確定的，而母親的身份卻被認為是明白無誤的。簡而言之，父親身份之所以會成為一個問題，是因為答案被認為是潛在地不可知的。此外，在父權社會中，父親身份傳統上所代表的最重要的資源——經濟支持、遺產、國籍、父姓、“身份”——並不是通過母親身份來傳遞的。當瓊•貝瑞的律師勸說陪審團宣告卓別林是卡羅爾•安的父親，以便“給這個孩子一個名字”時，他腦海裡有一個預設，那就是只有父親才有權這樣做，而母親則不行。父親身份的問題反映了父親身份在經濟、政治和文化方面獨特的利害關係。
如果說對父親身份的探尋有著悠久的歷史，那麼卓別林案則反映了這個故事在現代社會中的幾個變化。像卡羅爾•安這樣沒有父親的兒童是在法庭上享有自己權利的公民，這樣的觀念與以前認為兒童是慈善物件而不是權利主體的觀念形成鮮明對比，這使得關於她父親的身份的爭議變得更加緊迫。媒體的作用也是新事物。小說家和劇作家早就知道，身份之謎是情節劇的最佳主題。到了20世紀，大眾媒體開始把這樣的故事講給著迷的公眾聽。卓別林的故事自帶流量，但這樣的故事並不需要好萊塢明星來吸引全世界的觀眾。
最重要的是，在由卓別林與貝瑞主演的這場探尋父親身份的大戲中，有了一個新的主角：科學家。事實上，有三位科學家參與其中。1944年2月，卓別林在律師的陪同下來到了當地的一個實驗室，在那裡他被抽取了少量的血液。一個小時後，貝瑞和她的孩子也來做了同樣的事情。三名醫學專家對這些樣本進行了檢測，隨後在法庭上展示了他們的發現，輔助他們的是一個被一名旁觀者稱為“由字母、長單詞和大圖表組成的迷宮”的東西。他們進行的檢測是對遺傳血型的分析，三位專家的檢測結果一致：瓊•貝瑞是A型血，嬰兒卡羅爾•安是B型血，根據血型遺傳法則，她的父親必定是B型血或AB型血。然而，卓別林是O型血。這位演員可能是一個臭名昭著的浪蕩子，他承認與貝瑞有過一段戀情。但他不可能是卡羅爾•安的生父。
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出現了很多有望解開永恒的父親身份之謎的科學方法，遺傳血型鑒定只是其中之一。“醫學專家希望，在代代相傳的父母與孩子之間的血液中，存在著一些未知但至關重要的因素，把他們不可避免地聯繫在一起。”他們不僅在血型中尋找這一至關重要的因素，也在其他被遺忘已久的方法中尋找，包括血液的電子振動、結晶模式和顏色特徵。除了血液，他們還研究了鼻子形狀的遺傳，以及牙齒結構和上顎隆起的相似性。通過對人體（尤其是面部）的測量分析，人們試圖客觀地揭示家族相似性這個明確無誤但又模棱兩可的現象。也許親子關係的秘密就隱藏在人耳錯綜複雜的褶皺裡，指紋上纖細的輪狀和環狀裡，或眼睛、頭髮和皮膚的圖案中。
各種科學方法層出不窮，但所有這些方法的核心假設都是一樣的，那就是親緣關係的真相存在於父親和孩子身體的某個部位。這種方法不僅意味著一種揭示父子關係的新方法，還意味著一系列更廣泛的主張：父親身份是可知的；為了公眾的利益，人們應該知道它，而且科學家也可以發現它。最根本的是，它暗示了一種關於父子關係到底是什麼的認識，即父子關係是一種生物學的關係，而不是社會關係。
在DNA時代，這種對父子關係的理解是很常見的。今天，我們經常將血液樣本或者口腔內膜樣本送到遙遠的實驗室，以揭開我們身份的神秘面紗。我們把親緣關係理解為一種生理事實，把身體理解為真相的來源，把科學理解為揭示真相的手段。但這樣的想法是晚近才有的。在更古老的傳統中，生物學意義上的父親身份被認為是自然界不可言說的謎，不僅是未知的，而且確實是不可知的。父子關係與其說是身體上的，不如說是形而上的，是一種從行為和社會習俗推導出來的關係。在許多法律傳統中，是婚姻造就了父親身份：母親的丈夫就是父親。至於像卡羅爾•安這樣的非婚生孩子，父親身份是通過其他方式來確定的：他是那個和孩子母親同居或者在公共場合親吻孩子的人，那個被鄰居看到付錢給奶媽的人。父親身份主要不是源於生育行為的自然事實，而是通過一個人的言行和社會的觀察而形成的社會事實。
按照這種社會邏輯，在中世紀的傳統中，如果寡婦迅速再婚，然後生了孩子，孩子可以選擇自己的父親，而這取決於做第一個丈夫最小的孩子更有利，還是做第二個丈夫最大的孩子更有利。其他法律傳統也規定了可分割的父親身份。例如，斯堪的納維亞法律認為，如果兩個男人都與母親有關係，那麼孩子的撫養費可能會由他們分擔。父親身份也可以是不完整的，一個男人可能有責任在經濟上支持一個孩子，但不讓孩子使用他的姓氏，也不讓孩子繼承他的遺產。當父親身份發生爭議時，那些被叫來作證的人不是科學家或醫生，而是朋友、同事、鄰居、母親或男子本人。
有些孩子根本就沒有父親。在英美法律中，私生子在歷史上被認為是無父之子(filius nullius)。如果說在很多情況下需要一個父親，那麼在其他情況下，“誰是你爸爸”這個問題是故意不作回答的。在奴隸社會，作為奴隸的孩子的父親很可能是母親的主人。涉及墮落的牧師或者丈夫不是他妻子孩子的父親的時候，又當如何呢？被部署在國外的殖民者和士兵經常被免除對他們在那裡生下的孩子的責任。因為父親身份根植於社會權力關係之中，所以它也有潛在的破壞性。政治、道德和公共財政在某些情況下可能需要一個父親，但在其他情況下可能需要其他東西——謹慎、壓制、虛構。
我們對從血液檢測中提煉出的親子關係非常熟悉，它涉及一系列關於父親身份是什麼、了解父親身份的必要性和如何知道父親身份的假設，這些假設絕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而且確實是很晚才出現的。在20世紀的前幾十年裡，這些思想變得越來越強大，不僅在美國，而且在整個美洲和歐洲都是如此。人們起初是試探性的，後來熱情不斷高漲，這些認識和技術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柏林和洛杉磯都得到了實際應用。在此過程中，它們對大西洋兩岸的公眾產生了無窮的魅力，並塑造了國家和社會對親緣關係、身份認同和歸屬感的思考方式。
但是，就像任何一項新技術一樣，親子鑒定也引發了一系列現實和倫理問題。這些問題包括：應該在何種情況下進行親子鑒定，誰應該看到鑒定結果，以及披露結果是否總是一件好事。如果說傳統上是社會、法官、母親和男性本人定義了誰是父親，那麼親子鑒定科學現在將這種權力賦予了一個新的權威，即生物醫學專家。當專家的評估與舊有的社會和法律上的父親身份觀念相悖時，會發生什麼呢？
圍繞卓別林的父親身份之爭就體現了這種緊張關係。到20世紀40年代，血型遺傳已成為公認的科學理論，科學家們認為，排除一個不可能的父親的檢測結果是決定性的、無可爭議的。因為卓別林的血型與卡羅爾•安不相容，所以他不可能是她的父親。卓別林的律師提醒陪審團說：“遺傳規律就像自然本身一樣是確定無疑的。如果一個孩子的血管裡沒有某個人的血液，那麼這個人就不會是孩子的父親。”
雖然自然可能是明確的，但法則卻更加模糊。法官承認了血液檢測作為證據的有效性，但向法庭解釋說，在加利福尼亞州，它不被認為是決定性的。血液檢測只不過是與其他證據(如證人證詞或母親的話)一起被考量的證據之一。瓊•貝瑞的律師直接拒絕了血型分析的結果，稱其“令人憎惡”，因為它只能排除一個不可能的父親，但永遠無法確定真正的父親是誰。“卓別林絕不會輸，嬰兒絕不會贏！”他怒吼道。他敦促陪審團注意他們的決定的真正利害關係。“這些年來，沒有人能阻止卓別林和他的好色行為——只有你們，陪審團的女士們、先生們!”
在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審判中，陪審團的11位女士和1位先生對於這個問題有自己的想法。經過三個小時的討論，他們得出了一個驚人的結論：查理•卓別林是卡羅爾•安的父親。法庭上爆發出掌聲和歡呼聲，但許多觀察人士對判決結果表示懷疑和憤怒。一位社論作者寫道：“加州的法庭實際上相當於判定了黑即是白，二加二等於五，上就是下。”事實上，這樣的判決結果在美國法院並不罕見。批評者將其歸因於陪審團的無知或法律固有的保守性。一位經驗豐富的親子鑒定律師將卓別林的慘敗總結為“與科學、自然和真相背道而馳”。
但是，哪種說法才是真相呢？雖然辯護律師敦促陪審團記住，“血液檢測的客觀科學證據說明，卓別林不可能是這個孩子的父親”，但貝瑞的律師給這種檢測賦予了不同的含義。他在法庭上說：“如果承認驗血結果，實際上就是在說，‘你這個小乞丐，滾出去’，讓那個有錢的父親隨心所欲。”在他看來，這場親子判決與其說是關於生物學，不如說是關於道德和正義：一個富有的名人勾引不幸的年輕女性的權力。卓別林的父親身份並非源於他與卡羅爾•安的血緣關係，而是源於他與她母親的關係。這種邏輯並不是飽受詬病的洛杉磯陪審團所特有的。根據同樣的邏輯，在許多法律傳統中，丈夫被認作妻子孩子的父親。根據同樣的邏輯，私生子的父親是不可知的，也許根本就不存在。簡而言之，這是社會的邏輯，而不是生物學的邏輯。
法官認為這個案子很簡單。陪審團只需要決定這名喜劇演員是不是嬰兒的父親，而血液檢測應該幫助他們做到這一點。但是它並沒有揭示答案，而是提出了一個更基本的問題：父親的本質究竟是什麼？血液檢測沒有揭露真相，而是暴露了兩種可能的真相之間的緊張關係。它將社會與生物、揭露與壓制、真相與道德之間的區別具體化，而不是將其消解。
像本案這樣的親子關係訴訟案顯然是辯論這類問題的最佳場合，但在20世紀，關於父親身份的棘手問題出現在各種令人驚訝的背景之下。對許多觀察人士來說，現代世界實際上加劇了歷史悠久的父親身份之謎。城市化、移民、人口增長、不斷變化的性觀念和家庭觀念，以及社會的異質性，已經削弱了親屬之間原始而親密的紐帶。然而，幸運的是，現代科學提供了一劑解藥。除了消除親子訴訟糾紛中的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它還可以解決繼承訴訟，並找出通奸所生的後代。它將重建因現代生活的變遷而破碎的家庭，無論是由於在產房抱錯嬰兒，還是由於世界大戰。新的親子鑒定科學不僅被用於調查身份，還被用於調查性行為。它被用於強奸和性侵犯的調查，這時其物件不是孩子或父親，而是母親和她的性行為。親緣關係科學利用普遍的遺傳規律為無可爭議的真相服務，但它的實際應用和社會意義顯然是地方性的。
如果說新的親子鑒定科學可以重新建立紐帶，它也可能會使紐帶破裂。就像卓別林的案例所表明的那樣，它往往更擅長證明某個特定的人不可能是某個特定孩子的父親，而不是明確地識別出孩子的父親到底是誰。血液檢測沒有找到嬰兒卡羅爾•安的父親，它反而威脅著要剝奪她的父親。證明父親身份不成立也可以揭露一個長期存在的法律假定，即妻子生的孩子總是其丈夫的。考慮到這門新學科會讓孩子成為孤兒，會危及婚姻並顛覆公共道德，它有潛在的弊端，而這可以作為限制它的一個強有力的理由。
在所有這些情況下，親子鑒定科學都有助於定義和捍衛親緣關係、性和婚姻，但有時也會破壞其穩定性。不過父親身份不只是家庭的問題，它也與種族和國家的歷史密不可分。這門科學萌芽於種族科學和優生學的有害土壤，其實際應用常常帶有種族目的。在截然不同的政治背景下，民族國家利用親子鑒定來劃定種族界限，並將非我族類者拒之門外。在20世紀30年代，納粹當局改寫了有關親子鑒定的法律和科學，試圖找到隱藏在雅利安人中的猶太人。冷戰時期的美國移民官員利用親子鑒定來阻止中國移民，質疑他們與華裔美國公民的所謂親緣關係。如果說親子關係象徵著一種相互關聯和歸屬感，那麼這門科學也被用來服務於歧視和排斥。
今天，對父親身份的探求似乎有了一個全新的轉變，甚至可能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20世紀80年代，DNA指紋技術的出現在人類歷史上首次使以99.9%的確定性確定父親身份成為可能。這一技術催生了一個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全球產業。對親子關係絕對可靠的鑒定曾經是科幻小說的主題，而今天，這已經變得無處不在，這種確定性的承諾也變得稀松平常。
然而，盡管現代基因科學擁有前所未有的力量，但父親身份問題仍然糾纏在一堆尚未解決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中。在過去的一百年裡，親緣關係技術可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它們提出的問題卻出人意料地保持不變。目前尚不清楚親子鑒定是否應該受到監管，以及誰應該了解其真相。換句話說，誰有權力決定父親的身份，是個人、社會和國家，還是以營利為目的的公司？這些技術還迫使社會考慮它們為誰的利益服務這個問題：它們服務的是男人還是女人，是兒童還是成人，是公共利益還是私人利益？富裕國家如今經常要求對非白人移民進行DNA檢測，這進一步喚起了種族排斥的幽靈。技術揭示了多種可能的父親身份——社會的、情感的、法律的、生物的——的存在，當它們相互矛盾時，哪一個應該占上風呢？ 事實上，這回避了實質性的問題，即父親身份到底是什麼？
對父親身份歷史的探索揭示了先例和模式、教訓和警告，它們可以闡明我們目前與基因和生殖技術的關係。這方面的歷史不僅與新技術有關，也與跨國收養、同性婚姻這樣的新的社會實踐密切相關。它幫助我們認識到，父親身份、母親身份、家庭和身份一直是具有可塑性的範疇，隨著時間和地點的變化而發生變化。追溯過去那些有關父親身份的創造性定義有助於我們審視當前看似前所未有的實踐和關係。
歷史也表明了新知識和新真相模棱兩可的影響。雖然科學在闡明父親身份的過程中發揮了特別強大的作用，但它並沒有解決這個問題，而只是使其變得更加複雜。今天，經過一個世紀的科學進步，我們仍然無法回答這個歷史悠久的問題：父親是誰？事實上，對我們來說，也許這個問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難以回答。

致謝

引 言 誰是你爸爸？
第一章 尋找父親
第二章 江湖庸醫和血液振動儀
第三章 血液之用
第四章 陌生人的城市
第五章 軀體證據
第六章 猶太父親、雅利安祖先
第七章 白人丈夫、黑人孩子
第八章 公民父親、“紙生仔”
結 語 DNA時代的親子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