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讀228：二二八短論集

228事件帶給台灣的，不只是家破人亡的悲劇而已，還為台灣往後的政治與社會，種下既深且鉅的影響：一方面，台灣人的性格受到嚴重的扭曲，過去一直在外來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顯得更加卑屈自辱，處處都要表現其不敢違抗統治者以求安全自保的奴隸性格；另一方面，台灣人民對政治產生恐懼、灰心、失望。這種對政治的恐懼感與冷漠感，有利於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不利於民主憲政的發展；再者，台灣社會領導階層架空，便利國民黨的統治。許多劫後餘生的社會菁英不願再與聞政治，地方政治體質改變，劣幣驅逐良幣，土豪劣紳、黑道流氓、地方政客，逐漸進入地方政壇。

李筱峰
史學者，政論家。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名譽教授，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董事。
著有：《台灣近現代史論集》、《台灣革命僧林秋梧》、《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台灣民主運動40年》、《解讀二二八》、《二二八事件回憶集》、《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林茂生‧陳炘和他們的時代》、《戰後台灣變遷史略》、《台灣歷史閱覽》、《60分鐘快讀台灣史》、《台灣史100件大事》、《台灣史》、《台灣近代名人誌》、《快讀台灣歷史人物》、《台灣人應該認識的蔣介石》、《進出歷史》、《228事件前後中國知識人的見證》、《與馬英九論台灣史》、《台灣史101問》、《踏過我心坎的人》、《快讀二二八》、《以地名認識台灣》、《台灣之「國」》、《李筱峰69回憶錄–小瘋人生》、《從500張圖入門台灣史》以及政論集約十餘冊。

本書《快讀228》原本由「允晨文化」於二○一六年出版，出版一刷後售罄，沒有再刷，因此絕版。因考慮這是一本可以快速了解二二八事件的入門書，而二二八事件又是第二次大戰後台灣史上的最重大事件，其影響至今，台灣人不能不知。因此，我取得原出版者「允晨文化」出版公司負責人廖志峰兄的首肯，拿回版權，於事隔七年的今天，交由歷史悠久的遠景出版社重新增訂再版。
這是一本關於二二八事件的短論集，收集我數十年來在報章雜誌及網路上關於二二八歷史的敘述與評論的文章。這次的重新再版，又增加了七年來新寫的數篇文章及照片。
感謝允晨志峰兄的承讓，也感謝遠景葉麗晴總編輯的接手。
緬懷在一九四七年背負台灣歷史苦難的先人前輩。在此書再版之際，我期望全體台灣人能從歷史中記取教訓，勿讓悲劇重演！

 

二次大戰結束後，擺脫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民，將希望寄託在海峽對岸的中國，熱烈迎接這個心目中的「祖國」。沒想到，真正的中國降臨台灣後，他們才發現這個中國與心目中的「祖國」相差甚遠，簡直難以適應。
新來的中國政權以「征服者」的心態臨駕台灣，首先，無視於台灣人早有追求民主自治的歷史經驗，在台灣設立了無異於日本總督府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制度，是集行政、立法、司法、軍事等大權於一體，無異是日本殖民統治的延續。在「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新殖民體制下，大陸人壟斷權位，牽親引戚、茍且循私，外行領導內行，「接收」變成「劫收」，官場貪污腐化之風，立刻讓台灣人民開了五十年未開之眼界。
在經濟方面厲行全面壟斷的統制經濟。標榜「國家社會主義」的行政長官陳儀，有鑑於日據時代專賣制度成效卓著，因此不顧本身的政治文化與官場陋習，一味沿襲。對樟腦、火柴、酒、菸、度量衡等物品全部納入專賣。此外尚有許多民生物資，則由專賣局之外的機構來厲行統制，無論從交通、運輸、堆棧、農產品、漁業畜牧、鋼鐵、電力、水泥、機械造船、石油、工程、造紙、印刷、紡織、磚瓦、油脂、電工器材、化學藥品、製鹽等等，無一不在統制之列。統制經濟如果能公事公辦，亦非不可取。但是，偏偏在「紅包通神」的官場文化下，官商勾結，或亦官亦商，使得許多違禁的進出口品能夠自由進出，官商從中獲取暴利。這套伴隨著貪污文化的經濟統制措施，帶給台灣的禍害是至為明顯不過了。尤以米糧的短缺，造成民生的痛苦、社會的不安為最顯著。而米糧的短缺，除了因為應付國共內戰，在台灣強徵米糧以支援國府軍之外，又因為官商勾結，囤積米糧、哄抬物價，有以致之。以台北市零售米價上漲情形來看，從終戰到二二八事件前，一年四個月之間，台北市零售米價漲了四百倍。台灣的財富受到有系統的掠奪，日本人所留下的兩百三十七家公私企業，六百多個單位，統統納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屬各處局所設的二十七家公司來經營。加以「外行領導內行」，以及人謀不贓，因此生產力大降，戰後第一年的生產指數，竟不及戰前的一半，台灣人享受到比戰前更民不聊生的果實。失業人口激增，六百多萬人口的台灣，就有四十萬到八十萬失業人數的紀錄。
而社會上，盜賊橫行，軍憲紀律敗壞。許多來自中國大陸的軍人，除偷竊之外，耍賴、威脅、詐欺、恐嚇、調戲、搶劫、殺人……無所不為，欺民擾民，作威作福，一派土匪作風，令台灣民眾痛心疾首。一九四六年，台灣社會已經動盪不安，軍人開槍滋事，與民眾衝突的案件，屢見不鮮。因此，國民政府接管台灣第二年，社會治安嚴重惡化，一年之間刑事案件增加二十八倍。
總之，經過一年半的蹂躪與掠奪，台灣社會倒退了三、四十年。因此，在所謂「光復」的一年四個月後，終於爆發了二二八事件。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晚，台北市延平北路發生專賣局查緝員打傷女煙販並釀成槍擊民眾致死命案，二七八日台北市民向相關機關抗議未果，反遭行政長官公署機槍掃射，情勢一發難收，擴及全島，各地蜂起，全島騷動。事件的發展循著兩條路線進行，一為武裝抗爭路線，一為政治交涉路線。前者指的是出現在各市鎮的武裝民兵，對憲警機關的攻擊行動；後者則是由民意代表及地方士紳組成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與行政長官陳儀交涉善後處理事宜，進而提出政治改革要求。在「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交涉與斡旋之下，情況漸趨穩定，然而，陳儀對於「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提出的政治改革，表面上虛與委蛇，宣稱民眾如有任何意見，可經由處理委員會反映，他會盡量接納改進，但一方面卻打電報向南京中央政府請兵來台。國府主席蔣介石聽信在台軍政特務人員一面之詞，貿然派兵來台。三月八日晚，國府軍隊奉派抵台，展開鎮壓，釀成屠殺，繼之以「清鄉」之名，進行全島性捕殺，台灣社會菁英犧牲殆盡，民眾傷亡慘重，死亡人數約一萬至兩萬人。
二二八事件帶給台灣的，不只是家破人亡的悲劇而已，還為台灣往後的政治與社會，種下既深且鉅的影響：一方面，台灣人的性格受到嚴重的扭曲，過去一直在外來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顯得更加卑屈自辱，處處都要表現其不敢違抗統治者以求安全自保的奴隸性格；另一方面，台灣人民對政治產生恐懼、灰心、失望。這種對政治的恐懼感與冷漠感，有利於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不利於民主憲政的發展；再者，台灣社會領導階層架空，便利國民黨的統治。許多劫後餘生的社會菁英不願再與聞政治，地方政治體質改變，劣幣驅逐良幣，土豪劣紳、黑道流氓、地方政客，逐漸進入地方政壇。台灣的黑金政治在二二八事件之後早已埋下伏筆。
撫今追昔，二二八的歷史應給我們深切的教訓與啟示：一九四五年的所謂「台灣光復」，是台灣與中國的一次「統一」。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則是這次「統一」的後遺症。引起這個後遺症的主要癥結，在於台灣與中國兩個社會的差距太大，體質不同，彼此適應不良。這種適應不良，可說是文化水準較落後的一方，統治文化水準較高的一方，所產生的壓制與反抗的循環過程。今天，大陸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無論是政治制度、社會結構、法律系統、文化內涵、生活價值、人權指數……，都與台灣迥然互異。台灣若再被「統一」，真令人擔心二二八事件又要重演！他們甚至明言，要「留島不留人」，台灣的下場勢必更慘於二二八事件！台灣全體住民能不從歷史與現實中展望未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