廟堂之憂：范仲淹與慶曆新政及北宋政局

宋仁宗時期，大宋王朝進入了巔峰時代，但政治、經濟、社會、軍事等方面的弊病也逐漸暴露，而契丹和西夏的崛起又讓大宋王朝面臨前所未有的外部壓力。廟堂之上，以范仲淹為代表的士大夫階層敏銳地覺察到國家面臨的危機，主動發起了一場旨在革除積弊、將國家帶向富強安定的慶曆新政。慶曆新政雖然短暫且最終失敗，但卻是北宋乃至整個中國歷史上最濃墨重彩的一筆。
《廟堂之憂》用細膩、傳神的筆觸，全景式再現了范仲淹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其代表的士大夫階層是如何從挽救國家於危亡的改革走向意氣和任性，並最終陷入紛爭的過程；同時深度剖析了北宋獨特的政治運作機制，以及以范仲淹為核心的士大夫群體是如何運用精神和行動深深地影響北宋的命運，乃至整個中國的歷史走向。

鮑堅
福建省永泰縣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現為中華文學基金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中國作家出版集團管委會副主任。出版長篇小說《清風有骨》、散文集《無非世事》，發表長篇小說《俯仰之間》。

再版序
看那艘歷史的輕舟
時隔多年，在修訂中重讀此書，依然讓我心起波瀾。
義大利歷史學家克羅采有一句名言：「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如果那些已經遠離當代的歷史仍然展現出它對現實的影響，那麼它就跨越了時間的長河而回到現實，成為當代史的一個細胞、元素，甚至是重複的片段。所謂國事如家事，歷史也是現實。我們聽說過的那些帝王將相或英才俊傑，在如今就是有能力影響國家和社會發展的人士；書本裡記載的亂世煉獄或是盛世太平，即使今天的我們未必都經歷過，難道不值得我們去探究它們的社會原因和歷史規律而加以規避或借鑑嗎？東晉的王羲之也有一句名言：「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現實就是歷史。兩位哲人的話，其言殊異，其旨歸一。如果我們能夠選擇身處的時代，我們一定要生存於這樣的當代，而不要成為那樣的往昔。
我不是歷史的專家，我只是歷史的讀者。我寫這本書的出發點，與克羅采和王羲之無關。我只是認為，讀歷史是一定要與現實呼應甚至是共鳴的，否則這歷史就白讀了。至於呼應、共鳴的深淺如何或是畸正與否，那是另一個問題；如果要落在紙上、寫在書中，就讓讀者去體味和評判吧。
這本書的書名，修訂前的第一版是《清風有骨》，其實我更愛這個名字，雖然我也知道它有些孤冷，讓人不太容易接近。承此書再版的策劃人高欣先生建議，改為現名。書的名字如同人的相貌，如果能讓讀者因為書名而更願意接近此書，同時又不至於改變它的品質，我是樂於接受的。更何況，現在這個名字也能夠準確地表達此書的一個觀點—范仲淹和他的時代的確深深地影響了國家的命運，無論是那時的當代史還是未來史。
有些歷史，自成為歷史之後就被湮沒於塵埃之下，不知蹤跡，其自身甚至也幾近於成為歷史的塵埃，它們在克羅采看來不是「真正的歷史」。而范仲淹和他的時代，應當是我們國家和民族永遠的、清晰的「真歷史」。

再版序 看那艘歷史的輕舟 003
第一章 山深自有道 007
第二章 君子何所憂 095
第三章 誰將補天裂 173
第四章 雲帆難濟海 267
第五章 所不朽者萬世心 343

第一章
山深自有道

任何一個時代，追逐名利的人必然是多數，這是人的本性，只要不侵害他人、不危害國家，都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能夠面對高官厚祿而不為所動的人連一個都沒有，或者社會的時尚是恥於清貧甚至嘲笑孤高，那麼這個時代必然是極端功利的時代。
1
山水能夠洗去人們心中的煩憂。
這是北宋仁宗景祐元年（一○三四）的六月。自去年十二月被貶出京城、今年四月到睦州任知州以來，范仲淹第一次有了超然物外、心曠神怡的感覺。
小船於清晨的卯時從睦州的治所建德縣出發，在新安江上順流而下。去往桐廬縣的五十多里水路，只用了一個多時辰。
大約剛出建德界時，輕濛的細雨倏然而降，一路與小船伴行，待到桐廬的江岸映入眼簾時，卻又飄然而去。三三兩兩的竹篷漁船在開闊的江面隨波搖動，幾隻鷺鷥縮著長頸靜靜地看著其他同伴爭搶嘴裡的魚，並向主人報功。漁夫們大多在收取昨天夜裡布下的漁網，網中那些剛剛露出水面的大魚小魚在跳躍中向辛勤的漁夫們展現晨曦裡醉人的鱗光。唐朝詩人張志和曾這樣描述：「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詩源自生活，那些捕捉到生活點滴、感悟自生活喜憂並將它們用優美而有韻律的文字記錄下來的人，就是我們所說的詩人。
新安江自歙州黃山山脈發源，一路東流，在浙西進入睦州的桐廬界內，更名富春江，東行至蕭山聞家堰，再更名錢塘江，直至入海。千里之江，最美富春。范仲淹佇立船頭，全身心沉浸在這青山綠水之中。
遙望前方，淡霧滿江。兩岸青山丘陵起伏，無百尺高崖之險，有花錦碧玉之秀。江鷗掠過在水面上悠閒覓食的野鴨，直插入雲；江霧在半山腰依山形曲繞，隨風徘徊。近江翠竹外，遠山青松裡，斫斫的伐木聲剛剛停歇，樵夫的喊山聲緊接而起。
這種仙境般的山水，當有不凡之人徜徉其間。若非飄然似仙、沁人心脾之佳麗，則必為博古通今、冷眼紅塵的隱者。屈原的〈九歌〉唱道：「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不知他詠頌的是窈窕佳人，還是高潔之士？
此行是范仲淹到睦州之後的第一次出行，但意不在追慕什麼佳人，而是要尋訪一位已經作古千年的高士之遺風。這位高士名叫嚴光，字子陵，東漢初年人。
嚴光是東漢開國之主光武帝劉秀的同窗好友。西漢滅亡後、東漢建立前的王莽天鳳年間，年少時即有博學之名的嚴光遊學到了京城長安，與當時在長安求學的劉秀相識、相知。劉秀讀書，重在通達大義，不拘字句小節，而嚴光則皓首窮經，務求甚解，且博覽群書，學識淵博，因此深得劉秀的敬重。後來二人分別，嚴光繼續他的遊學之路，而劉秀則起兵推翻王莽的新朝，登基稱帝，恢復漢室，建立了東漢政權。
東漢建立之初，天下滿目瘡痍，百廢待舉。劉秀思賢若渴，想起了嚴光，於是派人尋訪，最終找到了隱居的他。但是幾次派人攜帶重禮請嚴光出山，都被嚴光拒絕。
劉秀的使臣第三次見到嚴光時，帶來了光武帝的親筆信。這封流傳後世的〈與嚴子陵書〉字句不多，卻情真意切：「雖然自古以來，有大作為的君主，必有召請不到的賢臣，可是朕怎麼敢以子陵為臣子呢？只是大業剛定，百廢待舉，我治國之艱難如同在春天徒步行走於黃河的薄冰之上。當年綺里先生都不輕看高祖皇帝，難道子陵就輕看朕嗎？」
信中所提「綺里不少高皇」之事，是一個略帶傳奇色彩的故事。
秦朝末年，綺里先生與東園公、甪里先生、夏黃公四位著名學者都是秦朝的博士官。漢朝建立後，他們不願出仕，多次謝絕漢高祖劉邦的聘請，長期隱居在商山，人稱「商山四皓」。高祖劉邦見太子劉盈天生懦弱，而次子趙王如意聰明過人，就有廢劉盈而立如意的念頭。一天，高祖到太子宮中飲宴，見太子背後站著四位白髮蒼蒼的老人，一問方知是屢聘不出的商山四皓。如此高人不願出仕，卻俯首甘為太子的賓客，這讓劉邦心中驚異不已，認為太子羽翼已成，於是打消了廢黜劉盈的念頭。光武帝劉秀將嚴光比作綺里季，既是稱讚嚴光才華如綺里季，也表達了他對嚴光的敬重如同高祖對綺里先生之意，更委婉地希望嚴光不要讓自己如同高祖一般因賢士久召不來而深懷遺憾。
嚴光推辭不過，於是來到京城洛陽。劉秀當即把他接進宮中，談古論今，晚上則留嚴光在宮中，同榻而臥，一如舊時之誼。
次日，主管天文的太史令奏報：臣昨夜觀察天象，見有客星侵犯帝座星。
宇宙天象中客星侵犯帝座星的星象，對應在人世間，就是皇帝遭遇外來危險的徵兆。光武帝聞說大笑道：「是昨夜朕邀子陵同榻而眠，子陵夜半熟睡時將一腿橫在朕的胸口，僅此而已。」
不久，光武帝任命嚴光為諫議大夫，但嚴光無意於官場，堅辭不就，最終離開京城回到南方，隱居於富春江畔，耕讀垂釣，終老林泉。
如今范仲淹腳下的這片坐落於桐廬縣旁富春江北岸的小土平臺，就是當年嚴光先生的垂釣之處。大約一畝地見方的高臺，半是葭葦，更有無名的野花星羅棋布。如果不說，幾乎沒有人會將這個釣臺同千年之前一位著名皇帝與一位著名隱士的那一段交往聯繫起來，更不必說能夠引發面對江山憶古人的感懷了。
古往今來，有才華的人，做大官、留顯名的居多，自甘清貧、不求名利的是少數。即便是嚴子陵的事蹟，人們傳頌的是光武帝的禮賢下士，羡慕的是嚴光的無上榮光，慨歎的是自己的懷才不遇。而他的事蹟所反映的獨立的人格、高尚的道德，卻漸漸被淡忘。
任何一個時代，追逐名利的人必然是多數，這是人的本性，只要不侵害他人、不危害國家，都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能夠面對高官厚祿而不為所動的人連一個都沒有，或者社會的時尚是恥於清貧甚至嘲笑孤高，那麼這個時代必然是極端功利的時代。極端功利的結果，是不知廉恥。不知廉恥的結果，是社會的又一次動盪、民生的又一次摧殘，甚至是政權的又一次更迭。
范仲淹靜靜地站在釣臺上，望著江流無聲地向東而去。
他一生敬佩嚴光。子陵先生面對功名，沒有一絲心動，飄然而去。那種心靜如水的境界，那種我自孤獨的瀟灑，沒有幾個人能做到。上古的隱士許由聽到帝堯想禪位給他的話，飛奔到河邊濯洗耳朵，以示不為功名所汙，但這只是傳說而已。嚴光是現實中的許由。
但是，他又不能效仿嚴光。如果人人都懷才而隱，那麼誰來報效國家、安濟蒼生呢？
嚴光的精神，在於淡泊名利而不是如浮雲自歡。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孟子說過：讀書做人，應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什麼是達？為官從政，身在高位，就是達。這個時候，應當盡自己之所能，為國為民做些好事。什麼是窮？宦海沉浮之中，難免遭遇爭權奪利之人、爭名奪譽之事，一旦遭受謗訕挫折，貶官削職或賦閒無事，即為窮。這個時候，盡量做到不悲不戚、豁達無怨。寄情山水之際，還能關注國家的興盛、感悟人生的道理；飲酒垂釣之餘，還能讀一些聖賢詩書、教幾個懵懂少年。
當然，這些都是難以達到的境界。如果人人都能做到，現實中就不會有那麼多以升官發財為人生主要目標、以夤緣鑽營為主要手段而混跡官場的人了。
范仲淹自己又能不能做到呢？
2
自大中祥符七年（一○一四）進士及第至今二十年，范仲淹在仕途上已經經歷了兩起兩落。
第一次起落，是天聖七年（一○二九）的事。
就在天聖六年（一○二八），擔任南京（今河南商丘）留守的朝廷重臣晏殊向朝廷推薦范仲淹擔任秘閣校理，使范仲淹躋身館職之列。
秘閣校理品級不高，主要職責是朝廷文書和史籍的校對，但卻是人人羡慕的職務。秘閣和史館、昭文館、集賢院，是皇帝重要的文秘和編史機構，是朝廷培養人才的重要之地。秘閣的校理官和其他三館院的直館、直院、修撰、檢討等官統稱館職。一旦擔任館職，即被天下士人視為有德行、有名望的「清流」。他們是朝廷未來的棟梁。
南京留守晏殊是南京應天府的長官。晏殊是著名才子，七歲就能寫出優美的文章。十四歲那年，知州將他作為神童推薦給朝廷。當年十一月，恰逢皇帝考試全國進士。進士是已經通過尚書省禮部考試的人，他們還需要接受殿試即皇帝的親自考試，殿試及格者被授予進士及第或進士出身的身分，這才算最終登科，步入天下士人心目中為官從政的正道。當時，真宗皇帝讓晏殊同一千多名全國各地的進士一起參加殿試，十四歲的他氣定神閒，援筆立就，震驚朝廷。其中有一道試題下達之後，晏殊稟告：「此題晏殊以前曾經做過，還請陛下另行出題。」真宗皇帝十分喜愛他的才華和誠實，當即賜予他同進士出身，即相當於進士出身之意。因他年紀尚小，又讓他在秘閣繼續讀書。少年即得天子知遇，使晏殊後來在仕途上一帆風順。晏殊的才華充分體現在他的詩詞上。他是宋詞婉約派的領袖人物之一，有許多膾炙人口的佳作。千古傳誦的名句「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即出於他的手筆。
晏殊是一年前的天聖五年（一○二七）就來到南京的。來南京之前，他在朝中擔任樞密副使。樞密副使是朝廷掌管全國軍事的最高機構樞密院的副職，是皇帝的宰輔之一。
宋朝的宰輔大臣主要由政府和樞府（通稱兩府）的大臣組成。政府處理政事，主要成員是中書門下平章事的宰相和參知政事。中書、門下，是指負責擬定決策的中書省和負責審核決策的門下省；平章之意是處理。在中書、門下兩省處理國家大事，這就是宰相。參知政事則相當於副宰相。樞府指的是樞密院，是掌管軍事的最高機構，首長是樞密使或知樞密院事，副職是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簽書樞密院事等。政府和樞府相互之間兩不過問，政府大臣的品級略高於樞府。兩府大臣又通稱宰執，即宰相和執政之意。
天聖五年的三月，垂簾聽政的劉太后任命張耆為樞密使。身為樞密副使的晏殊對劉太后的任命表示反對。晏殊反對的原因並非他本人覬覦樞密使的位子，而是他認為張耆能力平庸。這讓劉太后很不高興，因為張耆是劉太后的心腹，當年劉太后落難時在張耆家幽居了十來年。劉太后隨即找了個小錯將晏殊罷免，讓他到南京擔任留守。
南京是大宋的福地。太祖趙匡胤立國之前，擔任歸德軍節度使。歸德軍的治所所在地是宋州，大宋的國號即來源於此。宋州在東京開封的東南二百餘里，古稱睢陽，是遠古商朝的發祥地。宋太祖建立大宋後，因宋州是大宋應天順時的吉祥之地，故將其改名為應天府。府是與州同級但地位高於州的行政機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又將應天府升為南京，和西京洛陽一起作為首都東京開封的陪都。
南京有個應天書院，是五代後晉時睢陽的一個讀書人楊愨所創辦。五代是中國歷史上十分黑暗的時代，其黑暗之處不僅在於政治腐敗，更在於知識的無用和當權者對百姓生命的無視。如果僅從政治制度的先進性、對知識的尊重和對民生的關懷來衡量，那麼宋朝無疑是中國歷史上最清明的時代。值得慶幸的是，在黑暗的年代，那時中國的知識分子都不忘將先人心血凝聚而成的傳統文化傳承下去。
楊愨辦學之初，沒有幾個生員，倒是鄰家有個少年天天在學堂外聽他講課。學生們背誦課文時，鄰家少年也自言自語，聽起來比一般學生還精熟。楊愨覺得驚異，詢問後得知他姓戚名同文，於是收他為弟子，不久還將小妹嫁與他。戚同文從學於楊愨之後，更加勤奮，學得了滿腹經綸。楊愨勸他去依附那些坐鎮一方的諸侯，謀個幕僚之類的一官半職，以免辜負了一腔學問，戚同文卻答道：「長者不仕，同文也不仕。」長者指的是楊愨，戚同文願意終身陪伴老師。後來，楊愨去世，戚同文繼承楊愨遺志，盡心教授，竟將應天書院發展成為宋朝的四大書院之一，許多人不遠千里來書院求學。他培養的學生，在宋初進士登第的達五六十人。應天書院由楊愨創辦，卻是由戚同文發揚光大的。戚同文為人純樸，崇尚信義，樂善好施。平時在鄉里賑濟貧困，自己卻不積財富，他常說：「人生以行義為貴，要財富有何用處！」遠近之人無不推崇他，與他往來的也都是一時之名士。
到了真宗大中祥符四年（一○一一），時年二十二歲的范仲淹來到應天書院求學，這時書院是戚同文之孫戚舜賓主持。在這裡，范仲淹用心苦讀，夜半和衣眠，晨起伴雞舞，幾年之間不僅精通了儒家經典，更把握了戚同文所宣導的學以致用的精髓，將學問同安邦治國緊密結合，開創了宋朝思想界的「高平學派」，開啟了繁榮昌盛的宋朝思想界各學派的誕生和發展。當然這是後人對應天書院和范仲淹高平學派的總結和評價了。
大中祥符八年（一○一五），二十六歲的范仲淹作為應天書院的生員赴試，最終進士及第。
當天聖五年晏殊被貶到南京擔任留守之時，范仲淹正因母親去世而從知縣的職任上離職，在家守喪。晏殊到任後，重新修繕了應天書院，廣聘名師到書院執教。他久聞范仲淹之名，於是延請他到書院教書。
十幾年後，被後人稱作「宋初三先生」的三位宋學大師對范仲淹以弟子自居，他們是胡瑗、孫復、石介；幾百年後，人們將范仲淹視為宋學的開山者。這一切都緣於范仲淹在應天書院一年多的執教生涯，以及他平生誨人不倦的精神、平易近人的品格、愛才如玉的長者之風。據史書所言，范仲淹「泛通六經，尤長於易」。《詩》《書》《禮》《樂》《易》《春秋》是儒家六大經典，范仲淹都精通，其中尤其精通《周易》。因此，四方學者輻輳而至，從學於范仲淹。學子中有家境貧寒的，范仲淹就用自己的收入資助他們。
在應天書院執教一年後的天聖六年，朝廷的館職出現空缺，於是晏殊向朝廷推薦了范仲淹。根據官員舉薦制度，晏殊屬於少數有資格舉薦館職人選的高級官員。
宋朝的舉薦制度是陽光之下的人才進身之道，雖然陽光之下也會有賣放私情、徇私舞弊的事。官員的提升，如果有清望官以上的資深官員擔保舉薦，可以降低對被舉薦人的考核要求，甚至越級提拔。同樣陽光的是，任何一個官員都可以用事實和證據對另一名官員的提拔提出反對意見。在宋朝的大多數時期，舉薦制度並不是一個給人以結黨營私機會的官場遊戲。被舉薦之人如果犯罪，他的舉主，亦即當初舉薦他的官員，要承擔相應的責任，被降職或加以其他形式的處罰。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一○一六），京城開封府的戶曹參軍呂楷在審理一起百姓糾紛時受賄放私，被削去官職，發配衡州。時任益州知州的皇帝近臣、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曙在擔任開封知府時舉薦過呂楷，因此受到降職處分。在大宋，因舉薦不當而被處分的人不在少數。
晏殊的舉薦，使范仲淹從一名普通的州縣官員，一躍而成為名流、清望官。范仲淹因此終生以門生自居，將晏殊視為老師。其實，晏殊比他還小兩歲。
但是，范仲淹在朝中待了不到一年就被貶出朝廷。因為他同晏殊一樣，也得罪了劉太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