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傳（簡體書）

本書以範仲淹的生平為線索，宋仁宗、李太后、呂夷簡、韓琦等關鍵人物逐個登場，既勾畫了範仲淹先憂後樂、以天下為己任的政治家風骨，同時又映照出他所處時代的歷史風云變幻。作者堅持“論從史出”的原則，行文“不作渲染也不發議論”，達到了史學與文學的完美結合。

程應镠（1916—1994），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與古籍研究所的創立者，長期從事魏晉南北朝史和宋史研究。青年時代相繼在燕京大學與西南聯大學習，受學於顧頡剛、陳寅恪、沈從文、聞一多、吳晗等諸師。主編《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卷》，著有《魏晉南北朝史話》《範仲淹傳》《流金集》等。

1.虞云國導讀，周一良、熊德基、鄧小南盛贊推薦；

2.爐火純青地將史學論著的嚴謹與文學傳記的優美融為一體；

3.以史家筆法展現範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氣象。

目錄

一、少有大志1

二、登進士第6

三、海角逢春12

四、“梅福官卑數上書”19

五、由秘閣校理出為通判23

六、皇太后之死與皇后之廢29

七、“先生之風山高水長”35

八、朋黨之災42

九、三出專城48

一○、兩浙之行55

一一、“大範老子”和“小範老子”64

一二、青澗城和好水川72

一三、降官、讓官79

一四、大順城86

一五、“西賊聞之驚破膽”91

一六、宋夏和議與政局變化98

一七、得人則治，失人則亂104

一八、慶歷新政111

一九、辯誣121

二○、宣撫河東129

二一、“退者道之止”136

二二、“步隨芳草遠”142

二三、死生師友150

二四、“憂事渾祛樂事還”156

二五、重到杭州162

二六、最後的日子170

範仲淹事跡著作編年簡錄177

參考書目197

程應先生與他的《範仲淹傳》

虞云國

程應镠先生（1916—1994），筆名流金，是著名的歷史學家與歷史教育家。作為上海師範大學歷史學科的奠基者，他創建了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與古籍研究所；長期從事魏晉南北朝史與宋史研究，曾任中國魏晉南北朝史研究會顧問，中國宋史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主要著作有《南北朝史話》《範仲淹新傳》《司馬光新傳》與《流金集》等。

這冊《範仲淹傳》（下稱《範傳》）198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初版，2010年收入該社印行的《程應镠史學文存》，2016年該社列為“名家名傳”再出新版。如今長江文藝出版社將其作為“名家名傳書系”之一本再次推出，足見其郁勃的生命力。

付梓在即，承蒙雅意，命撰小文，對這部名傳作些評介。作為受業弟子，深致謝忱之余，自然義不容辭。

一

因為《岳陽樓記》篇末的名句，範仲淹的名字是頗為世人所知的。作為歷史人物，範仲淹在宋代就獲得崇高的評價。新儒學大師朱熹贊許道：“本朝惟範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為多”；學者呂中推重說：“本朝人物以仲淹為第一”，都肯定他以自身光風霽月的精神典範開出高山仰止的宋儒氣象。金元之際的元好問稱揚他，“求之千百年之間，蓋不一二見”；晚明李贄推揚他，“宋亡，範公終不亡也”，也都意在表彰其高尚人格對中華民族的永恒影響猶如“云山蒼蒼，江水泱泱”。

對《範傳》的撰著情況，流金師《自序》已有敘述；我僅據當年所見，結合後出書函，略作補充或說明。

《自序》交代作傳緣起說：1937年借讀武漢大學，泛覽名人傳記，“二十多年後，被迫離棄學問，也沒有錢買書，偶然得讀《陸遊傳》，產生了為範仲淹寫一本傳記的念頭。”流金師“被迫離棄學問”是因1957年那次運動，偶然得讀的即朱東潤的《陸遊傳》，該書1960年8月由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印行初版。這年9月底，流金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有詩明志寄友人云：“未盡涓埃傷往事，寧思安樂懼長途？”盡管歷經坎坷，仍思涓埃報國，灼然可見範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精神感召。大約次年，他有《讀朱東潤作〈陸遊傳〉兩首》，據此似可推定他起念作傳的年份。但大環境仍不容許他自由做學問，只能念想而已。

據《程應镠自述》說：“1971年點校《宋史》，宋事知道得多了，對範仲淹這個人也了解得多，也更有感情了。1979年便決定為他寫傳。”當時改革伊始，百廢待興，流金師剛復出，忙得不亦樂乎；更不幸的是，1982年春，他查出癌症，後雖經治癒，但臥病有時，進度受阻。大約是年起，出版社已指派資深編輯顧孟武接洽編輯事宜，但流金師正忙於為他與鄧廣銘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大辭典》“宋史卷”最後定稿。這年8月，他致函顧孟武要求寬限：“年余忙於《大詞典》宋史分冊，《範仲淹傳》還未執筆。希望明年三月分冊交稿後，即開始寫此傳，爭取在冬天交稿。”但即便養病期間，他仍“天天抄錄已經閱讀過的有關範仲淹的材料，依年代順序，謄滿了兩本筆記本”（《程應镠自述》）。

次年3月，流金師函告編輯進度說：“病中屢承存問，亦所心感。《範傳》擬先作平生事跡著作編年，已作到慶歷四年，還差八年未作，過兩天將繼續作下去。估計七月可動手寫傳，國慶前可寫完。做編年的工作量較大，七九年開始，時斷時續，這回集中工作了五個月，後三個月每日工作時間都在六小時以上，大約算起來也有三年了。”時隔一月，他在致老友天藍信裡說：“近準備寫《範仲淹傳》，已作生平事跡著作編年長編，本月內可以全部做完，打算暑中動筆寫。”

這年暑假，《範傳》開筆，但開學後又因冗務纏身被迫中斷寫作。1984年3月，他馳函顧孟武大嘆苦經：“《範傳》還是去年暑中寫了五萬多字，秋後即為所中及過去承擔下來的工作所擾。續寫恐須待夏秋了。十分抱歉！”由於只能時斷時續地利用寒暑假或節假日，《範傳》撰著竟歷時兩年。

1985年7月底，書稿終於殺青，8月2日為作《自序》。8月7日，函告顧孟武：“《範仲淹傳》已寫畢，共十五萬字。你什麼時候有空，請來舍間一敘，順便可攜去。還有一些工作要出版社請人做的：兩幅圖片和兩幅地圖。”8月19日，顧孟武取走書稿；25日，流金師給編輯“寄範仲淹畫像及手跡有關材料。”12月19日，致函顧孟武說：“昨日奉手書，知《範傳》已發稿，很高興，希望明年能和讀者見面。北圖宋本範集，亦已托近史所沈自敏同志和北圖聯繫，估計必可速為攝寄也。”凡此都見他對這冊《範傳》的重視。

之所以不厭其煩地縷述從前期資料準備到後期執筆完稿的曲折細節，旨在強調兩層意思。

其一，《範傳》是流金師復出後在其一生最繁劇的歲月裡身罹痼疾後抱病奮力完成的，整個成稿過程真說得上“看似平易實艱辛”。據我所知，他在這一期間既要主持歷史系日常系務，又要忙於創建古籍研究所，籌劃古典文獻專業，為古籍整理申報市重點學科，還要親自為本科生與研究生講授專業課；與此同時，他還參與了新時期史學界諸多的興革大事，例如受聘為《中國歷史大辭典》編委與《宋史卷》主編，受命籌備中國宋史研究會成立大會，與鄧廣銘先生等共創中國宋史研究會，並以秘書長身份主持研究會日常事務。我因親見那幾年裡流金師夙興夜寐的忙碌身影，故特別披露這部僅十余萬字的《範傳》為何竟前後費時六年的真實內情。

其二，即便在公務鞅掌、百事叢脞的情況下，流金師仍然掛念心系著《範傳》的進度，這種感情在致函編輯時發自肺腑而溢於言表。借助《範傳》摹寫出由衷欽慕的範仲淹，他深感這是表達自己人格追求與價值操守的史家使命。這點他的《自序》已有夫子自道，這裡再引他在其他場合的心聲，闡明他執念為範仲淹立傳的原因。《範傳》起筆前，他致函友人天藍說：

想為範作傳已經很多年了，我要從他和人的關係中來寫他，搜集材料，在這方面花的力氣也最多。“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對孟子“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繼承。這是很高尚的，我認為“為人民服務”就是這種憂樂觀的發展，要大力闡述與宣傳。（拙編《程應镠先生編年事輯》第459—460頁）

而在《範傳》出版後，他給友人去信說：

我為範仲淹作傳，用了不少心血。這一時期的士大夫，思想上不守漢唐注疏，政治上夢想三代，有很全面的文化修養，遠非明清可比。（同上第551—552頁）

流金師為歷史人物作傳應受朱東潤的影響，但他的兩部名傳都選宋賢為傳主，就不能僅以他諳熟宋史作為唯一的解釋，關鍵在於他意欲寄托精神上的崇仰。《範傳》脫稿不久，他致函友人說：“正準備為司馬光作傳，對這些人，我總有點偏愛。”顯然，他正是以範仲淹與司馬光這樣的宋儒先賢作為終生向往的人格典範，也希望以自己的史筆讓這種風範永遠感召中華民族的子孫後代。

二

對研究歷史人物的意義與方法，流金師發表過《談歷史人物的研究》（《歷史研究》1984年第2期），而《範傳》正是依據其論文闡述的思想方法，對歷史人物的研究與人物傳記的撰著，進行了獨具特色的探索和創新。

《範傳》的特色之一，是把歷史人物放到他所處的那個特定時代去研究，去描寫時，主要不是襲用正面大段論述時代背景的老套做法，而是通過著力研究和勾勒傳主與他同時代人的關係來加以展示的。流金師曾自道作法說：“我以為要認識一個人，要從他對待各種關係中去認識；要寫一個人，要從他如何處理各種關係去寫。”惟其如此，他對範仲淹與宋仁宗、劉太后、呂夷簡、韓琦、富弼、尹洙、滕宗諒等人的關係，著墨最多，用力尤深；對當時歷史舞臺上一大批風云人物，例如晏殊、孫復、胡瑗、林逋、梅堯臣、歐陽修、李覯、石介、張載、王曾、杜衍、龐籍、範雍、蔡襄、種世衡、狄青……，也以健筆逐一寫出範仲淹與他們的公誼或私交。即使是那些正史無傳的小人物，在鉤稽傳主與他們關係時，流金師也力圖小中見大，既烘托出範仲淹所處的時代，又映照出範仲淹人格中閃光的金子般的東西，傳主與姚嗣宗關係的刻畫就是這樣的例證（86—87頁）。粗略估計一下，《範傳》涉及與範仲淹有各種各樣社會關係的人物不下百余人。正是由於這種另辟蹊徑的歷史人物個體和群體關係的研究，使得對傳主的個體研究獲得了更為廣闊真實的社會背景和時代氛圍，向讀者展現了11世紀前半葉北宋歷史的長卷。乍一看，似乎正面渲染、論述傳主的篇幅被壓縮了，但範仲淹的高風亮節因有他與同時代人關係的浮雕作為背景襯托，反而更顯得主體凸現、光彩照人。

《範傳》的特色之二，是把歷史人物放到文化傳統發展的長過程中去考察，去勾畫，從而使這部傳記具有相當的廣度和深度。“以天下為己任”，是範仲淹思想行事中的精華；他當然還有其他的行為準則和道德風範。在這些方面，範仲淹是有所繼承，也有所創新的，既有時代惠賜與自己建樹的東西，也有傳統積澱與歷史賦予的成分。文化學研究中把具有不可選擇性的文化傳統稱為文化的前結構，歷史人物（尤其是文化史人物）的研究也必然要在這個問題上發掘與探索。流金師以其對中國文化傳統的深刻把握，從更廣的視野上剖析了這一問題，指出“閱古儆今，在仲淹思想中是很突出的”（168頁）。流金師向來主張道德、文化的繼承是具體的，《範傳》作為個案研究表明了這點。孟子以為“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這種思想對範仲淹的直接影響，是不言而喻的（53頁）。“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作為慶歷新政的改革思想，也與六經之首的《易》有關，但北宋人對《易》的理解要深刻得多（113頁）。此外，羊祜的遺愛在民（145頁），狄仁杰的忠孝剛正（56頁），八司馬的勇於改革（57頁），寇準的忠於謀國（14頁），乃至伯夷的獨立特行（173頁），範蠡的功成身退（61頁），都對範仲淹的思想行為起著或多或少、或積極或消極的作用。甚至範仲淹三年苦讀長白山，唐代王薄在這裡揭竿而起的故事，或許也減少了他對農民起義的成見（4、107—108頁）。對範仲淹究竟在哪些方面繼承或推進了傳統道德，自然可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範傳》所注重的研究角度與方法，對歷史人物，尤其文化史上人物的研究應該說是富有啟迪的。

《範傳》的特色之三，是對歷史人物全面的研究與刻畫。作者認為：“人是複雜的，對一個人的了解，要全面。有了全面的了解，寫起來就有血有肉。”（《談歷史人物的研究》）像範仲淹這樣的歷史人物，既是政治改革家，又是邊防名帥；既是後人推崇的道德典範，又是為時稱頌的詩文名家；既曾貴為執政大臣，位尊權重，也曾黜為州郡牧守，政閑權微，更具有複雜性。《範傳》在著重寫出傳主思想、事業最本質最主要的那些部分的同時，對其性格、情緒、愛好、行事的其他側面也鉤隱索微，作了全面研究和描寫。範仲淹興學主張與辦學事跡（20、117—118頁），論文見解（18、153頁）與詩詞風格（59、72、157頁），喜愛音樂與雅好書法（7—8、172—173頁），謫守饒州時與僧道的往還（52頁），安撫河東時對江南的思慕（133頁），都一一書入《範傳》。像許多傳統士大夫一樣，範仲淹思想中也兼有道家消極思想的成分，起過“不問通塞”、“退者道止”的念頭（53、57、136頁）。流金師對此也並不隱諱否認，但認為只不過是“一時興來的夢想”（57頁），不是其思想的主流，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才是其思想中本質的東西。由於這樣的評價是產生在對傳主的全面研究之後，就更有說服力。

《範傳》的特色之四，是爐火純青地將史學論著的嚴謹與文學傳記的優美融為一體。流金師是宋史專家，在網羅史料考訂辯證的基礎上，先作成詳盡的傳記長編，然後提煉出十余萬字的正文。這種採用司馬光著《通鑒》的方法，使《範傳》具有史學著作的實證性。有些行文，看似寥寥數行，卻蘊含著他多年來研究宋史的獨到見解。例如，對宋真宗“神道設教”的評論（9頁），對範仲淹新政思想的探源（21—22頁），對作為慶歷新政核心的整頓吏治之所以首擇官長的論述（109—110頁），對林逋這位遺落世事的隱士之所以備受執著用世的北宋仕宦傾慕的分析（17頁），對梅堯臣與範仲淹關係漸疏的探討（50—51、176頁），對範雍客觀公允的評騭（66、70、150頁），都別有新見。而對範仲淹僅在少年時代到過一次洞庭湖和岳陽樓的考證，也可使文史學界省去那些無謂的爭論。至於對宋夏戰事與慶歷新政的論述，其分量與見地猶如兩篇研究有得的專題論文。傳記文學的寫作，任何作者都不可能絕對地超然物外，流金師更是筆端時帶感情，加之他早年曾從事文學創作，文字雋麗凝煉，因此文情並茂的段落隨處可見。範仲淹謫守睦州凝睇富春江（35—36頁）和幼過洞庭、老撰名篇（2—3、151—152頁）等章節，都是寫得情深韻長的，完全稱得上詩人寫史。流金師對古典詩文有著精湛的素養，不時恰到好處地征引範仲淹的詩文，既作為形象、可靠的史料，又大大增加了作品的文學趣味。在具體寫法上，流金師繼承了自司馬遷以來我國傳記文學的優秀傳統，遵信“論從史出”的原則，行文“不作渲染也不發議論”，“夾敘夾議也盡量避免”，而是“著力於敘事”（《自序》），取得了他所預期的“其論自見”的效果，達到了史學與文學的完美結合。

《範傳》作為一部學術價值頗高的傳記著作，既是當年宋史學界的一項新成果，同時代表了當時學術界對範仲淹研究的新水平，對整個歷史人物的研究也啟示良多。

三

在《範傳》問世之前，對範仲淹這樣偉大的歷史人物，中國大陸唯有《中國歷史小叢書》裡一冊薄薄的《範仲淹》，印刷字數僅一萬八千字，這未免是史學界巨大的缺憾。由此足以表明，《範傳》無愧為大陸學術界第一部有分量的範仲淹傳記，具有不容忽視的學術地位。盡管在《範傳》初版以後的數十年間，範仲淹研究已成為宋史研究的亮點之一，範仲淹的傳記也佳作迭出，但這些並不能湮沒流金師《範傳》的神韻與光彩。

《範傳》作為流金師重獲自由從事研究後的第一冊專著，更兼傾注了自己的偏愛，他分贈學界的名家與摯友，同時關注各種反饋的意見。我編著《程應镠先生編年事輯》時有幸獲見流金師的藏札，現將其中熊德基與周一良的評語轉引如下，以見《範傳》的學術價值。

1987年2月，熊德基來函云：

病中惟一消遣，即讀大作《範仲淹新傳》。範氏為我生平欽佩之先聖。……今讀大作，寫得極好，對他生平事跡，多來【引】其詩文。……吾兄寫此英杰，用文學筆墨，寫平生交遊，態度客觀。洵是爐火純青之作。

1987年3月，周一良來函說：

尊著深入淺出，無一事無依據，而文字清新活潑，引人入勝。尤其穿插大量詩句，而敘友朋關係，烘托傳主，更覺形象豐滿。書中論到縣專人選及辦學等條，今日讀之，也大有現實意義。

網上流傳有1987年歲末流金師致顧孟武函，其中說：

書出後，周一良、鄧廣民（銘）都有信來，頗為讚賞，以為材料確實，不獨文筆見長也。

流金藏札未見鄧函，周函錄文即上所引；看來，流金師對《範傳》的史實有證與文筆可讀還是自感欣慰的。

流金師去世不久，王鐘翰致函師母深表悼念說：

《範仲淹新傳·序》有言：“文如其人”，“讀其書想見其為人”，不啻夫子自道，流金兄可以不朽矣！

王鐘翰是清史大家，他與流金師在燕京大學時是同窗兼好友。應該糾正的是，他所引的話並非出於《範仲淹新傳·自序》，而是來自流金師的《談歷史人物的研究》，但這一誤引恰恰印證他讀《範傳》之際，留下了此書不啻是流金師夫子自道的真切印象。

歷史函檔的這些評說應該遠勝於我的絮絮叨叨。但寫小文時，我重讀一遍《範仲淹傳》，不禁再次涌起“讀其書想見其為人”的仰慕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