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地風來：右派小人物紀事

「這場運動是怎麼了？抓右派怎麼會抓到這麼多基層的老百姓甚至文盲或半文盲頭上？把他們送到農場裡勞改，這對國家有什麼好處？」
一位在安徽「門口塘農場」被「監督勞動」的年輕醫師與他那些無辜難友的真實故事，一部有關安徽基層反右的歷史見證！

本書書名中的「卷地風來」取自蘇軾詩「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小」人物則指的是書中記錄的故事主角不屬於反右運動中赫赫有名的大右派，不屬於「知識分子成堆」的高校教授、藝術家群體，而是指中等文化水準，甚至是文盲或半文盲的基層群眾。他們作為運動中的打擊對象，只是「55萬」分之一；但作為一個個體，所受的打擊則是百分之百。正是這些小人物，構成了五十五萬右派群體的絕大多數。
本書前半部為作者茆家昇自傳，詳述一個年輕醫生經歷的政治運動，從肅反、反右直至文革結束。1957年被劃為右派的他，先被流放到安徽蕪湖的門口塘農場監督勞動，因有醫學專長，才倖免於超強勞役的折磨，在大饑荒的死亡威脅下活了出來。1960年代中後期，他在文革中被押送到偏遠鄉村的公社衛生院從醫十年，直至右派改正後才回到城市醫院。其間他因右派身份而不允許與知青戀人成婚，爾後又因窮困而送走幼嬰。命運改變後，妻離子散，他付出了艱辛的努力重建家庭，並在退休後開始執筆寫作，重回歷史的深處。
本書後半部為反右運動中的小人物紀事，他們中有鄉村醫生、小鎮商人、小會計、文盲工人、基層中小學教師，包括作為右派和右派妻子的女性。作者以文字替他們留下紀錄，證明歷史上曾有過這麼一群小人物，他們在反右的旋風中家破人亡，即使苟活下來，悲劇命運也籠罩了一生。而反思這段歷史，絕不應該遺忘的，正是這些沉默的大多數。

茆家昇
1937年8月出生於中國安徽省全椒縣。1957年鳴放期間，對在中學生中搞肅反和對安徽農業三改問題提出意見，反右運動中被批鬥。1958年5月被劃為右派分子，受撤職降級處分，送蕪湖專區門口塘農林牧場監督勞動。退休前曾在《清明》、《尋根》、《文學自由談》、《江淮文藝》等報刊上發表過小說、散文、隨筆等作品。退休後主要從事安徽反右、大饑荒研究，寫有暴力土改和鄉村自治等專題文章，計有數十萬言。

【原序】小右派的悲慘命運／邵燕祥

茆家昇兄寫的這本書，其特點是寫了一些「小」右派的悲慘命運。「右派分子」，一經定性，即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人，每一「分子」，都只是劃歸「右派」群體的「五十五萬」……分之一，又何分什麼大小呢？這裡的「小」，是說他們不屬於毛澤東指控的「頭面人物」（如所謂「章羅同〔聯〕盟」，以及參加政協各黨派、團體的重要成員和各界聞人），不屬於「黨政群」機關和企、事業單位裡具有一定級別的幹部，也不屬於所謂「知識分子成堆」的高校中的師生，而是在中等文化水準以下，甚至是文盲或半文盲的基層群眾。他們於高層政治一無所知，也缺少對全國大局的關心，平時自己不訂報，也未必認真看單位裡訂的報刊。最典型的一例，就是有人以為「黨天下」的意思，猶如共產黨經常教育大家的，「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今日中國是「共產黨的天下」，天經地義，毋庸置疑；所以在回答是非題的「黨天下」邊上畫了「＋」號，不料這就無異肯定了儲安平有關「黨天下」的右派言論，也就等於在右派判決書上簽字畫押，鐵案難翻了。如果說，劃為右派的各類知識分子，好歹還算是明明白白地陷入冤案的話，那麼，這樣的一群從來無意於干政的人，則是懵懵懂懂地陷入政治案件，真是冤中之冤了。
這作為極端的例子，似乎事屬偶然，但各種各樣懵懵懂懂成為右派的人，不是一個小數，便有必然的因素在。
必然因素之一，是他們「沒有擺正與黨的關係」。什麼叫「沒有擺正與黨的關係」呢？在「章羅」等參與各級政權的「大」右派，是抱怨「有職無權」，意欲「分庭抗禮」，「輪流坐莊」，也就是「篡黨奪權」。在例如高校和科技文衛各界中的知識分子右派，是抱怨「外行領導內行」，意欲分享權力，也是與黨爭奪政治思想戰線上的領導權。而像茆家昇筆下的這些基層小角色，他們哪裡有那般的雄心壯志或狼子野心，他們千不該萬不該在一些這樣那樣的問題上，以為自己有理，便跟黨支部頂撞，不僅不聽話，還口出不遜。然而，須知「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黨的領導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是通過黨組織逐級貫徹的。你不聽話，就是跟黨支部作對，就是「反對」黨支部，反對基層領導。而「反對本單位黨的領導就是反黨」這一條，在安徽省納入了劃分右派的標準。固然這是曾希聖的決定，但發明權並不在曾，而是行之多年的不成文法。在反右派鬥爭中又經中共中央文件重申，並且在全國各地都執行不誤。
與基層單位的黨組織或其幹部（支部書記、支部委員等等）有了矛盾，發生口角，提出些批評或僅僅是不同意見，怎麼就是「反對」呢？誰若是這樣提問，只能說他對中國的國情太不瞭解了。中國兩千多年來，政治上皇權專制，社會上等級森嚴，互相隸屬；下對上，民對官，官對皇帝，只能俯首帖耳，服服帖帖。而上對下的要求，無非是「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這句話，是毛澤東一九四九年建國前夕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宣布的對國內敵對階級和敵對分子的政策，後來，經過反右派鬥爭，推而廣之施之於「人民內部」了。這就是所謂反右鬥爭「擴大化」。多年來經常說的「反右擴大化」也罷，「階級鬥爭擴大化」也罷，準確地說，應該是「對敵鬥爭擴大化」，也就是「擴大打擊面」。對已在應予打擊之列的敵對分子實行專政，「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這按既定的「遊戲規則」來說是合法的，然而，在強調鬥爭、反對右傾的氣氛中很難局限於此。被視為不守「規矩」、「亂說亂動」的人，在平常已不順眼，一有政治運動的機會，便可劃為敵人。所以敵人總是越來越多，一個支部書記的私敵，便很容易經過運動的中介，轉化為整個共產黨的「公敵」；又由於共產黨是人民的天然代表，他們也就是「人民公敵」了。
「右派分子」，以至「地富反壞右」的帽子，跟「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反革命」、「反人民」等一樣，是一種政治標籤。雖然可以寫上法律文書，卻不是真正規範的現代法律用語。什麼叫「反黨」？什麼叫「反社會主義」？什麼叫「反人民」、「反革命」、「反毛澤東思想」？再說，據以做出上述認定的「罪行」標準，什麼叫「規規矩矩」？什麼叫「亂說亂動」？這種種罪名的伸縮性實在太大，給犯忌的言行加罪的隨意性也就更大。「右派分子」大家叫慣了，叫順嘴了，許多人忘記了而有些人壓根兒就不知道它的全稱，乃是「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請大家看看這本書裡寫到的右派小人物，哪一個能跟「資產階級」掛上鉤？當年一些劃為所謂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知識者，曾以腦力勞動者的身分，提過這樣的問題；權威的解答是：你們是資產階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代表，當資產階級擁有的經濟上的資本被剝奪以後，只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能以他們的知識和技術為資本，來跟共產黨較量；而右派分子則是資產階級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代表。不粉碎資產階級右派的猖狂進攻，就要亡黨亡國了。本書作者在承認這一命題的前提下提出，既然知識界是反右派鬥爭的主戰場，這些小人物與知識分子不搭界，卻也被當作右派打了，許多人後來的下場比知識界的右派悲慘得多，這又是怎麼一回事？這樣的質疑完全可以理解。如果說前者算是搞錯了的話，後者被劃為右派則是錯中之錯了。
事實上，在反右派鬥爭這場運動中扣下來的政治帽子，不止於上述「右派」、「反黨」以及「右派集團」、「反黨集團」；如書中所述，就還有「中右分子」、「反社會主義分子」，以及「犯錯誤的」等名目。「中右分子」，本來多是反右過程中領導層內部排隊時所定（把群眾按政治態度分為左、中、右三檔，中間偏右的則稱中右），是所謂「推一推就推過去，拉一拉就拉過來」，右派是敵我矛盾，中右在敵我之間。事後說得好聽，似乎著眼於「挽救」，其實則是「候補」。全看本單位本系統劃右派分子的指標達到沒達到，沒達到就算上，夠數了就網開一面，視為「內（部）控（制）」對象，對本人一般並不宣布。有的在運動高潮中跟鐵定的右派一起批鬥過，後來沒有正式劃右派，「內控」吧；但下放時跟「正式」的「分子」一起趕下去了，「一視同仁」了。但到二十多年後改正右派結論時，查檔案說根本沒把他劃為右派。這樣享受全套右派待遇到頭來不得「改正」的不幸者也不少，那幸運的「中右分子」是一直混跡在革命群眾當中，到後來檔案公開，才知道自己長期被「控制使用」，終於找到這麼多年不提職不升級「不得煙兒抽」的真正原因。
要說當時沒有政策指導，是不對的。按當時的政策，在工人中不搞反右派，在中學生裡也不搞反右派。但下面比如說省裡有積極性時，不但會層層加碼，在數量上超標，而且一旦發揮創造性，就會弄出新花樣，再經上面批示推廣，原先的政策便從而「發展」了。如後來在工廠也依照抓右派的辦法，定了一批「反社會主義分子」，具體數字不詳，誰開的頭也不詳，所謂「反社會主義」的標準是什麼也不詳。以我們的政治（運動）經驗度之，也無非是批評過領導，提過些意見，頂多是發過幾句牢騷罷了；至於簡稱「反社會分子」也不妥，只是證明這樣叫的人對何謂社會、何謂社會主義全都鬧不清。中學裡，一般只抓教師中的右派，但至少在四川，一九五八年按省委書記李井泉的指示，大抓了一批「有這樣那樣問題」的學生；批鬥之後，取消了他們考大學的資格。這些人被簡稱為「這那生」，如茅盾文學獎獲獎長篇《許茂和他的女兒們》作者周克芹，就因此只得回老家上了農技校。他英年早逝，不知跟少年時代的坎坷遭遇有沒有關係。此後到一九六○年代初在大中學校又流行過抓「反動學生」，他們是不叫右派的右派；其中就有郭沫若的小兒子郭世英。他的同案同學由公安局抓起來「法（？）辦」，看在他老子份上，對他從寬，下放到河南的農場「勞動鍛鍊」去了。
書中說還有「犯錯誤的」一類。過來人都知道，「犯錯誤」好像一個筐，什麼都能往裡面裝。政治氣候回暖一點時，右派分子也可以算是「犯錯誤的」（「犯『右派錯誤』」嘛），管理者這樣說表示懷柔，當事人自己也可以這樣檢查。氣候一變，右派分子如果不自承「犯罪」，而說是「犯了錯誤」，管理者和幫腔的人就會斥之為避重就輕，企圖翻案：「你難道僅僅是『犯錯誤』嗎？你是反黨，反人民，對黨和人民犯罪！」也許只為說了句什麼話，做錯件什麼事，個人歷史上有個什麼疑點沒弄清，有個八桿子打不著的親友的什麼問題你沒交代，或只是被告密者誣告了一下，甚至有不少人只是堅持了事實，說出了真理。但一來二去，在領導眼裡便成了「有問題」的人，進一步變成「犯錯誤」的人。混編之後，只有共名，什麼政策界限，什麼區別對待，都成空話，一鍋燴。從此與「正確」無緣，動輒得咎。
事後諸葛亮回頭看，在當時的各種「分子」、各種所謂「犯錯誤的」人當中，有不少人其實是「犯正確」而非「犯錯誤」的。無論革命時期或和平時期，最大的錯誤是什麼？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卷首文章，開篇就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把敵人當作朋友的事情，機率極微，而把朋友當作敵人，把人民群眾當作敵人的案例，比比皆是，成千上萬。打錯了個別的人，應屬在政治上犯錯誤――混淆敵我的錯誤吧；而如毛澤東所說，「如果把同志當作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打錯了以至殺錯了並非個別的人，自然是做了敵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貪汙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不錯，而這樣的令親者痛而仇者快，豈不是至少跟「貪汙和浪費」同樣是「極大的犯罪」，甚至尤有過之－－這不是對革命的犯罪，對人民的犯罪，對每一受害者及其家人的犯罪嗎？誰該為這些罪「埋單」？
時過境遷，物是人非。死者已矣，但生者有沒有從中汲取足夠的教訓？
不是沒有總結，經過十年浩劫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後，數以億計的公眾反思了文革以至歷次政治運動的禍國殃民，連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資派」而飽受折騰的當權派，也身受政治運動之苦。於是朝野上下得出「不能讓文革悲劇重演」的共識，中共中央做出「不再搞政治運動」的保證。一時在部分報刊和出版物上也有過一些對政治運動的反思，指出它的先驗傾向，「有罪推定」，「一陣風」、「一刀切」的習慣作風，加上以軍事鬥爭的方式進行指導，一開始就「大兵團作戰」運動群眾，大轟大嗡；繼之「向縱深發展」即所謂「深挖」，層層推進。上面打出一個「胡風反革命集團」，就逐級抓「小胡風」、「小（反革命）集團」。上面打出「三家村」，下面就到處抓「小三家村」、「小鄧拓」等等。毛澤東估計某些大學裡右派占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十，後來文件提出的控制數字是百分之五，如今規定交通事故死亡人數的指標是要控制不要超過，那時下面領會的「右派分子占百分之五」，則是必須打足這個數來……諸如此類，似乎荒謬絕倫，其實司空見慣。
但這些導致草菅「政治人命」後果的一套，並不是災難的根源。不搞運動了，還可發生不叫運動的運動，不搞「隔離反省」即私設公堂，卻可藉法律程序製造新的冤案。胡耀邦曾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在一九八二年秋「十二大」前要完成對過去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然而二十年來，新的冤假錯案又在不斷出現，且有愈演愈烈之勢。
看來，凌駕於憲法、法律之上的政治權力和行政權力，在決策和執行的層面上都缺少民主制度的制約。如社會批評家鄢烈山尖銳指出的：「一元化領導」成為「一人化領導」，即毛澤東常常批評的「一言堂」。上面一言九鼎，言出即法，下面唯唯諾諾，不敢說句「二話」。這不只是風氣，幾乎成為體制病，毛澤東自己也不能免。毛澤東在分析史達林大開殺戒時，說在英美法那些西方國家這樣的事不會發生；正是因為在那裡，誰也不可能一人說了算。經由民主程序做出的決定，如發現有錯，還可經由民主程序加以撤銷和改變。而在我們這裡，在一九四五年「七大」之前，中共中央就做出決定，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人組成書記處，劉、任是毛的助手，毛澤東則有「最後決定權」；也就是一切最終是毛說了算。這個黨內的「規矩」經過「七大」、「八大」一直傳衍下來，毛澤東又傳授了「大權獨攬，小權分散」的口訣式領導藝術。所以，這種獨斷專行的工作方法也就不脛而走；這是從權力運作方面看。而從治黨治國方略來說，強調「統一思想，統一行動」（這兩者是「五個統一」的核心），視任何不同意見為異己，必然輿論一律。言路不開，自己說一不二，不許別人懷疑；如有懷疑，便是犯罪。絕對正確，自然拒絕批評，文過飾非，諉過於人，絕不會承認錯誤。一九五五年春夏，毛澤東在為胡風及其友人來往信件加寫的按語中，浮想聯翩，說這個是反動軍人，那個是美蔣特務，警方據此把一大批人逮捕。
到了同年秋天，中央公安部經過調查，已經把這些誣指加以澄清，彙報到中央領導肅反的十人小組。討論的結果，小組成員羅瑞卿（公安部長）、陸定一（中宣部長）決定，此事不向毛澤東報告，壓了下來。縱然報告也未必會改變已成之局，但不敢上達，表明有一意孤行的領導，也就有百般逢迎的下屬。在這樣構成的權力核心圈治下，倒楣的只是圈外的一般幹部，更不用說底層的普通公民了。
「殷鑒不遠」，是一句好話，卻是不好聽的話。當時說「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意思是殷人滅夏，殷的子孫應以夏的滅亡為鑒戒。曾幾何時，殷又為周所滅，殷的敗亡又足為後人之鑒了。這個歷史的滄桑，使人不由得想到唐詩人杜牧在〈阿房宮賦〉末了說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複哀後人也」。最近人們常常談到執政能力，從能力這個視角看去，毛澤東不能說不是一代傑出的政治人物；他的思維能力和組織實踐能力不可謂不強，且在建國前的武裝鬥爭和黨內鬥爭中都有突出的表現。但一九四九年後由他主導執政二十八年的結果，竟導致國內黨內離心離德，國民經濟瀕於崩潰，把一個爛攤子留給「第二代」以至更後的後人來收拾，畢竟不能認為是執政成功的範例。毛澤東的錯誤不僅僅是一人的錯誤，錯誤的責任也不能歸之於他一人；毛澤東有時把精神的力量尤其是個人的意志誇大到荒唐的程度，而他最後不能不受制於他親手參與的制度設定。
人們歎息毛澤東自己導演了自己的悲劇，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這麼說吧。而他的這一個人悲劇沉重後果的承擔者，則是十億中國人，是幾代群眾和幹部，是歷次運動的受害者。長遠來看，最大的受害者是無數淪於物質、精神、人格多重弱勢的群體。就如這本書中的主人公們，他們僅僅被反右派鬥爭這場龍捲風的偏鋒掃了一下，便已是遍體鱗傷，家破人亡。每個人作為運動中的打擊對象，只是「五十五萬」分之一；但作為一個個體所受的打擊則是百分之百。慣於軍事鬥爭，把傷亡人數只是當作數字看的常勝將軍，是不會體察「俎上肉」的痛感的。一次反右派鬥爭如此，還有針對廣大農民的合作化運動，針對基層幹部的「四清」運動，以至顛覆了全國人民正常生活的文化大革命呢。作為計劃經濟和普遍貧困的畸形反彈，新富新貴又同舊的權力者一道，圈地放逐農民，強制拆遷住戶，在歌舞昇平背後製造成千上萬訴告無門的上訪者、糾纏不清的新冤案。所有這些，追根溯源，許多是改革開放前三十年那難以言說的時代的後遺症，是歷次政治運動的遠期效應，更是體制性弊端的衍生現象。
毛澤東熟讀舊史，他深諳趙匡胤說的「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之理。趙皇帝要的「天下一家」，是版圖統一，政權在握；毛澤東則進而要實現思想統一，精神規範。這樣一來，臥榻之旁，不但不容他人鼾睡，更不能容人清醒了。
作者囑為序，拉雜寫來，聊當閒話吧。


二○○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原序　小右派的悲慘命運／邵燕祥
前言

【自傳】少年右派
　第一章　生逢亂世
　第二章　「肅反」混戰
　第三章　所謂華年
　第四章　生死門口塘
　第五章　文革沉浮
　第六章　姻緣聚散
　第七章　峰迴路轉

【紀事】蒙難尋蹤
第一輯　基層反右
　「你家的馬被分掉了」──熊大瀛醫生落網記
　「打倒和改造我們，所為何來呢？」──訪鄉村小業主馬禮海
　十七字點名定終生──《人民日報》點名的小會計程肇鈞
　倏忽之間──莫同志的左右變身
　文盲反社會主義分子「方老五」
　醫院裡的反標案
　蒙師蒙冤瑣記
第二輯　不歸路
　暴雨之夜──軟埋陳衛華
　簫聲咽──懷念丁祖傑醫生
　內定右派的滅門之災
　浮塵──小幹部程先生之死
　糞殤──右派師生的生死情誼
第三輯　屈辱與掙扎
　夜泣
　咀嚼
　命價
第四輯　黑暗之光
　心曲──難友陳嘉潞遺詩
　囚隱者──烏以風與天柱山志
　右派詩人的傳奇──難友黃顯炯及其詩作
第五輯　漫漫平反路
　誰是報春第一燕？──難友陳炳南家事
　他沾了右派一點「光」──內定右派余華良
　一籃雞蛋
　天譴
　為了正義──女右派盛明華的堅持
　難友張忠雲和她的〈憶往事〉

代後記　反右何以深入到基層──在紀念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
基層反右的政治脈絡──與《卷地風來》相關的閱讀筆記／艾曉明

※以下摘錄自本書第四章〈生死門口塘〉：

門口塘農場全稱是「蕪湖專區門口塘農林牧場」，對外是下放幹部勞動鍛鍊的地方。它有點像文革後期的幹校，實際上是改造右派的場所。這裡全盛時期收容了近一千五百名右派。相對來說，送到門口塘來「勞動鍛鍊」都算是處理較輕的。來這裡的人還保留了幹部身分，有工資和口糧供應。只有一批被劃為極右的人，每月不發工資，僅發生活費十三元。
隨著大饑荒日益逼近，農場的口糧標準逐漸降低，到一九六○年就搞「瓜菜代」了。和別處農場的右派處境相比，門口塘的情況略好一些，死人的比例也低些。有材料披露，當年被錯劃右派的，近半數被送去勞教勞改，這批人多數死於一九六○年。
但是，從另一角度看，這裡的右派又是受冤屈最深、最不該被這場運動牽連的人。我們中間沒有民主黨派成員，沒有大學、科研機關或文藝團體的知名人士，從中找不到什麼作家、畫家，甚至名列三四流的演員。別說教授講師，連在校大學生也沒有一個；到一九六○年初才進來五名大學教師。一句話，當初這裡全是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
所有到這裡的右派分子，主要來自蕪湖專區的基層單位。這裡有單位裡的小辦事員、商店裡的普通營業員，還有一些小學文化水平的鄉村教師。更有一些人甚至是文盲或者半文盲，天曉得抓右派怎麼會抓了這麼一批人？報上天天在說，右派都是來自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這一千五百名中有幾個是？開始我也曾想過，門口塘農場的情況可能是個別現象，後來卻聽說，僅在蕪湖專區這樣的農場就有好幾處，安徽全省就更多了；這都是曾希聖們的政績。

（……中略……）

如果說我們面對四周農民的無辜死亡，多少還有些作壁上觀，那麼農場裡嚴酷的現實就與每一個人休戚相關了。經過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兩年的折磨，特別是大辦鋼鐵、大辦豬場等荒唐行徑之後，我的那些難友們體力都已消耗殆盡。本來冬春之際農活不忙，應該休整一下；可這個作業區的負責人是趙主任，在他手下，你休想有片刻安寧。
趙某名趙德龍，原來是某基層供銷社的倉庫保管員。因為文化程度太低，被精簡下放到農場來。而他身強力壯，農業內行，不久就當上了作業區主任。別看這只是幾十個人的小作業區，可是正區級編制。姓趙的不止一次對我說，以後他回縣裡，不想在城裡當什麼部長局長，只要回原地當個公社頭頭就行了。我懂得他說的意思，他只有小學文化，城裡官是難當的，鄉下要好混多了，而且是真正的光宗耀祖。可以想見，一個被供銷社精簡下來的勤雜人員，到農場轉個圈就成了區鄉的頭頭，世上哪有這麼便宜的事？而天上掉下來的餡餅又實實在在地落到他嘴裡了，這是一次多麼難得的機遇。他要是頭腦清醒一點，應該想到作業區的所謂成績，全是受難右派們吃大苦幹出來的，別看我們都是蒙冤受屈的，但這些冤屈與姓趙的無關。大家只想苦撐苦熬熬到能摘掉帽子，日子過得好一點。而且，來自基層的右派，絕大部分是開罪了本單位領導惹的禍；吃一塹長一智，我們對姓趙的不敢有半點違抗。姓趙的哪怕有一點人性，哪怕想到一點我們都是血肉之軀，不要太苛待，不要把大家往死路上逼，大家還是會忍氣吞聲為他賣命的。
可是他不懂，他就像故事裡編的周扒皮一樣，天不亮就把人們轟起來。地裡實在沒事做，就讓大家鏟草皮積肥。這個活可是累人，別看地皮上只有稀稀的幾根茅草，它們全都連著地下的大根兜。只鏟表皮的草是鏟不斷的，必須連根挖，而巴根草盤根錯節，想要斬草除根又談何容易！
而這些主要是根鬚的纖維狀物，哪裡有什麼肥效？挖來挖去只是造成了對植被的嚴重破壞。被鏟過草皮的山地坡地很快就沙化了，幾場雨把土沖走，再也沒有植物生長。
世上確是什麼樣人都有，有人本性就是極其凶殘歹毒的。這個姓趙的應該是個典型，如果他只是文化程度低些，管得比別人嚴些，人們大不了背後發發牢騷哀嘆命苦罷了，誰讓自己中了陽謀圈套、成了二等公民呢？既然是來勞動改造的，就未想能過上好日子。可實在想不通的是，他對我們這些素昧平生的人，哪來的那麼大的仇恨！趙主任整天板著張大馬臉，兩眼凶光逼人，似乎我們都是十惡不赦的江洋大盜，開口閉口都是「他媽的你們這些老右」，有事沒事都是不罵人不開口。
趙主任又自有他文盲加流氓式的獨特罵人語言，他罵了你，你如果低著頭，他就說：「整天勾著頭和卵子算賬，哪天栽死你們這些狗日的！」如果你敢抬頭看他一下，他馬上盯著你罵道：「看你兩隻眼睜著像驢卵子一樣，看我幹什麼，想造反呀！小心哪天把你這雙驢卵子挖出來餵狗吃！」
要說開始時他可能受了報紙宣傳，真把我們都當成了壞人，所以這麼凶狠，那還有幾分道理；爾後見我們都是安分守己的正經人，他該有些收斂才是，為何愈來愈凶呢？我曾想過，這也可能是人性惡的表現之一，凌駕於他人之上可以任意侮辱和奴役他人，大概是件很舒服很受用的事。而且一旦食髓知味之後，就放不下來了；不罵不欺凌人，他的日子就沒法過。
我和趙主任相處近兩年，除了聽他罵人，幾乎就未正經說過話。以後他的罪行開始敗露時，就更是做賊心虛地整天拍臺了。他說你們這些右派狗雜種，想跟我共產黨員碰，瞎了你們的狗眼！非要把你們一個個砸得稀巴爛不可！他就這麼一路罵下去，沒曾想他也有一天成了勞改犯，最終竟然是餓死在勞改農場。
說句實際話，當時我們這批人，哪一個不是挨過七批八鬥？血口噴人、誣陷辱罵，誰不是耳朵都聽得起了老繭？哪還會在意一個半文盲的惡言惡語。如果趙某人不是凶狠得離譜，我也不會在他死去近半個世紀且又家破人亡之後，還要憤憤不平地再控訴他。他實在是做得太絕了，什麼勞動強度大時間長，姑且不說，就說一件他坑人的絕招吧。
那是一九六○年初，糧食定量已經降到二十二斤。我們將一天七兩的定量分成三餐，三餐吃的還都是山芋糊、山芋葉子。很多人已經餓得浮腫走不動了，還被逼著去幹重活。在這種困境下，要想活下來，只有偷隊裡的一點碎山芋，再拾一點白菜葉子蘿蔔頭子糊糊肚子。
姓趙的這一家，每天依然吃得油光光；卻在我們的生死關頭卡緊了大家的脖子。他要嚴管隊裡的山芋，不讓大家碰一點。怎麼管？他發明了一個絕招，就是查看各隊茅坑裡的大便。他種田出身，內行，知道吃山芋糊拉什麼樣的屎，吃山芋渣拉什麼樣的屎，吃熟山芋、生山芋又各拉什麼樣的屎。每天，姓趙的都到各隊廁所裡轉悠，一旦發現貨不對板，他就把全隊人罵得狗血噴頭。如果確定了是哪個人拉了可疑的大便，就更是拳腳交加。難友們也有辦法，知道自己肚裡貨不對路時，就跑遠一點的地方拉，拉過後用腳踢幾腳土蓋上，像靈巧的波斯貓一樣。不過這一定不能讓幹部發現了，因為吃家飯屙野屎的罪名更重，好在那時大便不太臭，不易發現。
三隊我們有一位難友周志艮，當時已經餓得奄奄一息。一天，他不知從哪兒弄到點生山芋頭子，洗也未洗連皮都吃掉了，結果被姓趙的逮住，當晚就開批鬥會。會上，姓趙的把周志艮痛罵了一頓還嫌不解氣，當場對著周志艮臨胸一拳，接著右腳抬得老高，對周的肚子猛踹一腳。周當場就栽倒在地上，痛得滿地打滾。姓趙的這時不但不有所畏懼，還惡狠狠地說周在耍花招。他一步上前又補了一腳，這下周哼了幾聲就不動了。眼見一位難友被活活打死，我們所有人都嚇壞了；一個個大氣都不敢出，很多人全身直哆嗦。趙德龍這時毫無悔意，直說周在裝死。等到確信周已經死了，他還大聲叫罵道：死個把違法亂紀的右派，就像死了條狗一樣，拖出去埋掉就是了。他警告大家不准亂說亂動，否則就和周同樣下場。
周志艮是來自無為農村的一個小學教師，僅僅因為一小塊山芋，就送了一條命，這件事對我的刺激太大了。兔死狐悲，我不能不想到自己的命運。在周之後，下一個會是誰？什麼時候輪到我？我還能逃脫嗎？我從農場看看四周農村，再從農村回過眼看看我們農場，到處都是飢餓與死亡。唯有報紙上每天都是大好消息、豐產捷報，糧食還要出口，支援亞非拉革命。我的心裡充滿了疑問，但在趙主任的高壓管制下，惶惶不可終日，也不敢深想這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