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莫萊特之吻：有關文化史的思考（簡體書）

《拉莫萊特之吻：有關文化史的思考》，是一部集中反映達恩頓在歷史和新文化史方面關聯的思考的文集。這本書既講歷史，又講媒體和媒體的歷史。本書有四個目的。第一，是要現實過去如何作為暗流存在於當下；第二，是要通過個案來分析媒體的作用；第三，借本書的寫作過程來昭示媒體研究中的歷史向度。第四，在這些討論的基礎上探討宏觀歷史以及歷史相關的其他人文領域。本書被翻譯成德、意、法、日等多國語言，是文化史領域的經典之作。

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哲學學會院士，哈佛大學卡爾·福茲海默講座教授、圖書館名譽館長。達恩頓是英語世界中最重要的法國史專家之一，也是文化史、閱讀史方面的領軍人物。他和他的著作曾獲多項學術獎和圖書獎,包括美國的麥克阿瑟獎、美國國家圖書評論獎，以及法國美第奇獎提名。代表作有:《拉莫萊特之吻有關文化史的思考》《居貓狂歡: 法國文化史鉤沉》《法國大革命前的暢銷禁書》《啟蒙運動的生意》《催眠術與法國啟蒙運動的終結》。

新文化史理論經典著作

已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在世界各國傳播

酣暢淋漓 通俗易懂 深入淺出

導　論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幻想。我的幻想是從現實回到歷史中去，跟裡普·範·溫克萊從歷史回到現實的夢正相反。隨著身子往椅子裡越陷越深，我手中的書本漸覺沉重，人在不知不覺中迷糊過去，然後被一個香吻弄醒，發現自己正身處法國大革命高潮時的巴黎。這吻時而是死亡之吻，時而是愛之吻，它蘊含了一些些愛，一些些像拉莫萊特之吻那樣的迷失在過往激情中的愛。

死亡之吻來自噩夢。當時法國軍部的一位名叫福隆·德·杜埃的官員被民眾抓了起來。那會兒巴士底獄已經陷落，大街上的人們聽到傳言，說有人陰謀要把大家餓死來撲滅暴亂。福隆被指為陰謀者之一。暴民們將他掀翻在地，拖到一家名叫德維爾的旅館前，把他吊在燈柱上。他的身體在空中晃了幾下，繩子就斷了。人們又把他吊上去，繩子又斷了。如此反復三次他才斷氣。他死後，有人一手揪住他的身體，將他的頭割了下來，還撬開他的嘴往裡面塞麥秸稈。據說福隆曾說過“讓那些饑民吃草啊”，這與王後那句“讓他們吃蛋糕啊”可謂相映成趣。他是否真的說過這話已經無所謂，反正他那顆頭顱是因為這個緣故被插在長矛上遊街示眾的。

不久之後，福隆的女婿、巴黎王室總督貝蒂耶·德·索維尼在一輛駛往巴黎郊外的馬車裡，被一伙同樣群情激憤的暴民攔截下來，拖到那家德維爾旅館前的廣場。此刻，這個地方已經成了所有人心目中的生死場。在那裡，找活幹的人等著被人雇傭；也是在那裡，大名鼎鼎的巴黎劊子手桑松表演他的絕活。對桑松，大家可是敬畏有加。以前他的專職就是在王室的官方刑臺上對人犯裂膚斷骨，絞頸穿喉。大革命後，官方刑臺這一暴力劇場被廢除了，死刑改用斷頭機執行。但貝蒂耶被拖到這兒的時候，斷頭機的鼓吹者吉約坦大夫正坐在國民議會裡為憲法一類的大事費神，斷頭機也要等到1792年8月21日才開始使用。而在1789年7月23日這天，生殺予奪的大權是掌握在一伙暴民手中的。

押送貝蒂耶去生死場的這伙暴民在途中遇上了前面一伙人，正在將福隆割下的頭遊街示眾。這兩伙人匯成一股洶涌澎湃的人潮，貝蒂耶就像一葉扁舟，在人潮所形成的波浪中上下沉浮。透過無數晃動的長矛，貝蒂耶滿懷驚恐地看到岳父的頭顱，越來越近，直到碰到他的臉。人群狂叫著：“親吻老爸！親吻老爸！”

安彤·阿尊·拉莫萊特就是因為代表這種死亡之吻而在歷史上留下一道輕輕的劃痕。他所體現的那種溫情和他的名字一樣曼妙，使18世紀顯得如同夢幻一般。尤其重要的是，拉莫萊特是一位神甫，而且是擁護憲法的主教。他曾宣誓效忠1791年憲法，並且在1792年的立法院裡作為羅納盧瓦爾省的代表。在大革命早期，他替米拉波寫下不少演講稿，這些講演的主題是呼吁設立一個管理教會的機構，將教會的土地沒收，神職人員由選舉產生；還有，王位繼承人必須經過一段時間培訓。拉莫萊特思路開闊，他的很多想法有些來自閱讀啟蒙思想家的著作，有些得益於他在大革命前參加的拉扎利特學會裡的討論。拉莫萊特長於身體力行，短於深刻思想，在立法院裡他也只會慷慨陳詞，而不大會玩政治。

就是這麼一個從神父變身為哲學家又變身為革命家和主教的人，像丘比特一樣撲棱著翅膀飛進我的夢中。他讓我想到了當年國民議會裡的政治斗爭。那是一場關係到法國未來命運的生死搏斗。1792年7月7日是個黑云壓城的歷史瞬間。前方防線在入侵敵軍的進攻之下土崩瓦解。拉法耶特為了推翻國民議會臨陣脫逃，並很快叛變投敵。國王與王後正設局引狼入室，讓奧地利打贏。如果奧軍拿下巴黎，參與和支持大革命的人都將遭到血洗。後來公布的《不倫瑞克宣言》將這一點說得很清楚。可是在國民議會裡左右輿論的布裡索派分子們給法國招來戰事，卻不設法去打贏這場戰爭。本該去組織軍事反攻，可他們卻同政敵雅各賓派糾纏個沒完沒了。更糟糕的是，他們還打算暗中同國王協商，想要接管幾個政府部門。實際上，法國已經沒有政府了，最後幾個屬於溫和的斐揚派的部長也將要在7月10日辭職，政府裡已經沒人管事了。與此同時，麵包在漲價，巴黎有些街區的居民已經開始武裝起來。好幾個營的國民衛隊正從外省涌入巴黎，準備奪取杜伊勒裡宮推翻王室。一切猶如幹柴烈火，一觸即發，鋪就了通往8月10號暴動和9月大屠殺的道路。

但7月7日這天，國民議會的代表們正你死我活地窩裡斗。他們之間的裂痕之深已到了無法彌合的地步。反對派無法存在，因為站在對立立場上的人隨時可能被指為叛國。君主立憲的嘗試算是沒戲了，議會裡的爭爭吵吵把事情弄得越來越糟糕。就在大家唇槍舌劍、相互攻訐的當口，拉莫萊特站出來說話了。他提出一個解決分歧的辦法，那就是愛，用博愛精神，視彼此為兄弟，彌合創傷，求同存異。單是拉莫萊特的名字本身聽上去就很溫情，代表們立刻響應。他們相互擁抱，親吻，發誓要情同手足。國王也被請來了，發誓要同議員們站在一起。革命得到了挽救，祖國萬歲，國王萬歲！

拉莫萊特之吻究竟是什麼性質呢？是中世紀愛情之吻的重申，旨在阻止內戰？還是前浪漫主義時代的激情爆發？這類激情在塞代納的戲劇和格勒茲的繪畫中時常有所表現。抑或是靈魂深處愛欲戰勝死亡的一次短暫凱旋？

我說不上來。徜徉在過去的世界裡會常常碰上神秘的事情，從而對歷史知識產生疑問。不是因為通常所說的無知，而是因為對逝者的生活世界深不可測的陌生感。從那個世界回來的史學家們有點像傳教士，本來是去外國點化別人，結果僅是自己被別人給改造了，被他者的世界所同化。史學家的工作就是不時向公眾絮叨一些沒人要聽的陳芝麻爛谷子，就像進入古代的領航員，我們能同古人對話，卻不能讓今人傾聽。在那些摩登男女的眼裡我們枯燥乏味，迂腐老朽。

有一天，我走到百老匯大街和43街的交接口時，這些令人暈眩的想法突然涌入我的頭腦，於是我決定寫這本書。我剛剛同《紐約時報》的編輯見過面。法國大革命200周年紀念日快要到了，他要我寫一篇文章，簡明扼要地講一下何以法國人對那場200年前的疾風驟雨到現在還糾纏不休，吵不清楚究竟該慶祝什麼。我覺得這是一個探究事件表面下各種暗流的好機會。歷史拒絕被定格在過去，而是蔓延至今，並不斷衝擊和挑戰我們對過去的一些僵化看法。

但是我不想根據當代政治重寫那段歷史。我給充滿困惑的大學生們講法國大革命已經講了20年了，現在想幫助一般讀者了解法國大革命。美國人對兩百多年前發生在歐洲的事一無所知。然而像法國大革命這樣的事件，歷史上並不多，它既改變了人類生存狀況，也改變了歷史進程。作為一名研究法國大革命的美國公民，我覺得應該向我的同胞們說道說道這場革命為什麼那麼重要。（見第一章）

編輯在我的軟磨硬泡之下同意了。我可以寫一篇講歷史的文章，真的是講歷史而不是當下。當然不能太深奧了，要適合《紐約時報》讀者的水平。編輯限我六千字，告訴我不能用太生僻的詞匯。

我以為我很明白。25年前我曾經為《紐約時報》撰稿，專門寫警察局的事。我知道每篇報道都要按照一個12歲女孩的閱讀水平來寫（見第五章）。這就是讓人感到暈眩的地方。我穿過時代廣場，沉浸在回憶中。想到我寫過那麼多有關暴亂和謀殺的報道，我笑了。我能把法國大革命像一篇報道那樣寫出來嗎？我能寫出故事來嗎？

幾個星期之後郵差把答案送來了。我那篇六千字的稿子給退了回來，編輯嫌我把它寫得太複雜，對讀者的期待太高。我這是咎由自取。但自嘲之後我由失望漸感悲哀。難道我們這些職業歷史學家就無法跟一般讀者溝通嗎？我們是不是過於畫地為牢，把自己關閉在書齋裡，脫離那些對過去充滿好奇心的普通公民？

這當然是我們的錯，至少我們有相當的責任。學院式的歷史研究看重專著，使得歷史邊緣化，結果是教授們寫的書只有其他教授看，書評也是發表在只有專業人士才看的期刊上（見第六章）。我們寫東西是為了讓同行們認可，別人根本沒法看懂。我也一定染上了這個毛病，不然，我寫的有關法國大革命的文章怎麼會連《紐約時報》的編輯都不認可？何況我還曾經是他們專門報道治安方面的新聞記者。

但是怎樣才能讓一般公眾對我們寫的東西感興趣呢？我想到一句我很喜歡的格言。1964年我當記者時，在曼哈頓警察局對面有個被暱稱為“小破屋”的記者站，這句格言就刻在那滿是塗鴉的墻上：“適合刊載皆新聞。”把生活中的事件編成故事，再把這些故事發表出來，這個過程的核心就是找到那個文化上得體與否的度。喧囂繁鬧的現實生活之“足”，必須適應敘述規範和編輯室要求之“履”。我放棄記者生涯而去研究歷史以後，發現自己對文化上的得體與不得體一類問題極有興趣。我研究出版和新聞業，用現在行內流行的時髦說法就是傳播和媒體。

然而很明顯，我還是沒弄明白這些問題。我應該知道我寫的歷史課講稿是不適合在《紐約時報》上刊登的。或許時報的編輯負有一定責任，我當然不是說他個人（他大概和我們一樣品位高雅），而是說他所代表的新聞傳媒體制。在把文化弄得盡量通俗化這一點上，編輯、電影導演、電視片制片人和出版商們之間是否存在某種不謀而合？整個文化產業是否就是以便利消費為組織原則的？

這本書試圖探索這些問題。我不是針對某些個人，因為問題的根子是制度，而不是媒體大亨們合謀的結果。我承認，在我們這個時代，從廣告到包裝總統，傳媒本身成了公共生活的核心內容。所以有時真覺得，掌握媒體的人是我們這個世界的主宰，在幕後操縱著一切。但是我提醒我自己，盡管歷史學家們很少研究這一領域，媒體系統本身也有歷史。在法國大革命期間，新聞還是一個國家事務中剛剛崛起的力量，但它影響歷史事件的能力已經舉足輕重。當時的革命者們很清楚這一點，所以他們才在遊行的時候扛著印刷機，還在革命後的日歷中專門設立了一個公眾輿論日。

所以，簡單地說，這本書既講歷史，又講媒體和媒體的歷史。本書有四個目的：第一，是要顯示過去如何作為暗流存在於當下（第一部分）；第二，是要通過個案來分析媒體的作用（第二部分）；第三，借本書的寫作過程來昭示媒體研究中的歷史向度（第三部分）；第四，在這些討論的基礎上探討宏觀歷史以及與歷史相關的其他人文領域（第四和第五部分）。

我這樣一講好像這本書真有個統一的主題似的。其實收在這裡的文章都是不同時期針對不同需要寫下的。我也沒有為了這本書而對它們做大動幹戈的修改。前邊的六篇本來也不是給學術雜志和學者們寫的，是針對受過良好教育的一般讀者，而不是12歲的女孩。假想那些編輯、制片人和其他經營媒體的人的左邊是作者的話，那他們的右邊就是這些讀者。我的文章所要探討的正是這些作者和讀者之間的文化中介及其運作過程。我在同文化產業打交道的過程中有些體會，栽跟頭的事很多。這些經驗對我很有啟發，如果別人想知道怎樣從辦案人員那裡套出新聞，怎樣編造電視劇本或摸準編輯室的路數，我這本書至少有點可讀性。

後面的九篇文章是學術性的，但是我希望它們也能讓受過良好教育的一般讀者感興趣。盡管我看不到這些讀者是誰，就像我看不到月亮的另一半，但我絕不低估他/她們。讀者應該得到更豐盛的精神食糧，可媒體只提供簡易快餐。所以我斗膽給他/她們奉上一份沒摻水、沒偷工減料的學術晚宴。

就當這些文章是講歷史吧，屬於沒有注腳的歷史，至少沒有很多注腳。只有幾篇提到檔案文獻中的發現，而大部分都是關於社會、文化和思想史中的林林總總和風云變幻。所以，它們屬於評述，屬於演繹，屬於歷史報告文學。有什麼不可以呢？為什麼歷史不該跟命案一樣有趣？我想讓讀者知道我們這一行的人都在幹什麼，也想讓他們知道，很多貌似過時的史學爭論所代表的其實是一種力求接觸人類最大多數的努力。想想有多少人已經消失在過去，他們在人數上遠比如今生存於地球之上的後代為多。最令人激動、最有創意的歷史研究應該挖掘出事件背後我們的前人所經歷和體驗的人類的生存狀況。這類研究有過不同的名字：心態史、社會觀念史、歷史人類學，或文化史（這是我的偏好）。不管什麼標籤兒，目的是一個，即理解生活的意義：不是去徒勞地尋找對這一偉大的哲學之謎的終極答案，而是從幾個世紀前人們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觀念中去探求和了解前人對此問題的回答。

這本書裡不斷提到的世紀是18世紀。也許它並不比17或19世紀更值得我們關注，我們也不應該將時間人為地劃成100年一段，但我偏巧是生活在18和20這兩個世紀，所以我想用它們來闡述過去與現在之間的相互滲透。

最後，18世紀是想象的源泉，為各種夢幻提供了用之不竭的材料：愛、歡樂、信念、夢魘、性欲、死亡、希望、恐懼———所有這一切都以各種各樣的色彩和質感呈現出來。從蓬巴杜到無套褲漢，誰能抵御拉莫萊特之吻的誘惑？它在邀請我們參與一出發生在過去、永遠不再的人間喜劇。

但是想象怎麼能是歷史呢？這本書不是要告訴讀者在研究過去時該怎樣感古人之所感，想古人之所想，它也不去討論敘述與事實之間的哲學關係。本書要講的內容圍繞著我自己經歷過的兩個感悟展開。在敘述過程中，我會從一個題目跳到另一個題目，雜亂無章，了無頭緒。但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正反映了歷史現實的真實情況。

第一個感悟是我在新澤西州的紐瓦克當記者時體會到的。那就是，新聞並不等於發生過的事情，而是記者根據發生過的事情寫出來的故事。這個道理按說應該很明白，可是每天都有人把報紙看成是事實的文庫，而不是故事的集成。這些人裡既包括職業史學家，也包括其他行業裡的頂尖人物，他們都沒有認識到這個淺顯的道理。

根據我自己從事新聞工作的經驗，我覺得新聞本質上應該屬於敘述學的範圍。受文學理論家們的啟發，我開始到處看到可說可道的故事，無論是宗教禱告文，還是交警指揮交通的手勢。但是如果你把所有的行為都看成是文本，並且把文本當成是可以解構的東西，那你就會掉入理論的迷宮，陷在文字遊戲中不能自拔。

1981年5月，我幾乎就處在這樣一種狀態。當時我在波蘭，有了第二個感悟（見第二章）。如果你跟一個波蘭團結工會的碼頭工人說，歷史研究中日期不重要，事件更微不足道，他絕對不會同意你，而且會反駁說，波蘭官方欽定的勞動節是5月1日，它跟5月3日民眾慶典有著天壤之別。後者紀念的是1791年的憲法及其帶來的自由。那一年，波蘭人還抵制了分裂祖國的企圖。華沙有一個教堂，裡面有一塊軍人紀念碑，上面沒有任何說明，只刻下了時間和地點：卡廷，1940。根據波蘭的官方歷史，德國在1941年入侵蘇聯時路過卡廷，將波蘭的一個士官團全體軍官全部屠殺。而德國人則說，這場大屠殺早於一年之前就已發生，他們在卡廷看到的只是巨大的埋人坑。如果這件事發生的時間是1940年，那就一定是蘇聯人幹的。而這件事確實是1940年發生的，也確實是蘇聯人幹的。

對波蘭人來說，1940年和1941年這兩個日期之間的不同非同小可，生死攸關。面對他們對歷史的理解，歷史學家們只能雙膝下跪，就像威利·布朗德在華沙猶太人碑墓前的表現那樣。面對重大事件，像戰爭和革命，我們該有怎樣的科學精確？面對那些名不見經傳、默默無聞的生命，我們的學術該怎樣才算老到？

歷史學家要進入已逝的世界，光靠方法理論那一套是不行的，還需要大膽想象，放下成見，不拘泥於定式思維。我們可以對未來抱著懷疑的態度，但面對往昔我們不能不感到謙卑。並不是我要鼓吹神秘主義或古人崇拜，我也不否認符號學與敘事學的重要性。但我堅信，要理解發生在過去的那些生死往事，我們必須鄭重其事。怎樣才算對得起古人呢？一旦我覺得自己把過去的事兒都弄明白了，並為此洋洋自得、沾沾自喜，那我希望會有意外發現能讓我重新冷靜下來。拉莫萊特之吻提醒我們的就是歷史的這種複雜性。

羅伯特·達恩頓

於新澤西，普林斯頓

1989年5月

目 錄

導 論 / 1

第1部分 大潮下的暗流 / 11

• 拉莫萊特之吻 / 13
• 第二章 波蘭要自由 / 18

第2部分 傳媒 / 41

第三章 見仁見智的電影《丹東》 / 43

第四章 電視： 一封給電視制片人的公開信 / 57

第五章 新聞業：適合刊載皆新聞 / 64

第六章 學術著作的出版竅門 / 94

第3部分 白紙黑字 / 101

第七章 什麼是書籍史 / 103

第八章 被遺忘了的文學中間人 / 134

第九章 閱讀史初探 / 151

第4部分 你方唱罷我登場 / 189

第十章 思想史與文化史 / 191

第十一章 觀念的社會史 / 226

第十二章 心態史 / 259

第5部分 相關學科與觸類旁通 / 297

第十三章 歷史與知識社會學 / 299

第十四章 歷史與文學 / 313

第十五章 歷史與人類學 / 332

譯名對照表 / 357

歷史學家們對所謂的“拉莫萊特之吻”一笑了之，因為他們知道，就在這場和解之後不到一個月，8月10日的那場流血暴動導致了立法議會的解體。在這樣殘酷的現實面前，那些慷慨陳詞，呼吁自由、平等和博愛的議員們顯得多麼幼稚！

但我們切不要自以為比古人高明，這會使我們誤讀歷史。法國大革命所倡導的三個基本原則，即自由、平等和博愛，博愛的觀念最讓人耳目一新。1792年，博愛思想像颶風一樣席卷巴黎。從今天的角度看去，我們很難想象它何以有這般強大的感召力，因為我們的世界是按照另外一套原則運作的，如終身聘任制啊、稅後收入啊、商務收入與支出啊、上下級別之間的等級關係。我們對自己的定位也要麼是雇主，要麼是雇員；要麼是老師，要麼是學生，總之是在一個巨大的社會關係的網絡系統中找自己的位置。法國大革命在它最革命的時刻就是要掃蕩這一切社會身份界分，把“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思想以立法形式確立起來。也許它在這方面的實踐並不比基督教更成功，但它對社會價值觀的巨大影響改變了歷史進程。

我們應當怎樣理解歷史上這些瘋狂的時刻，理解當時人們的義無反顧、勇敢決絕？怎樣理解古人那種無所不能的信念呢？對他們來說，這個世界就好像是一張白紙，可以任人塗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可惜這樣的時刻如白駒過隙，轉瞬即逝。人們不能總是處在亢奮狀態。慢慢地，焦慮開始取代了激情。事情總要有人做，邊境總要有人守，誰是貴族、誰是愛國者也要有人去甄別。界限開始出現，世界又變得壁壘森嚴，鴻溝道道。

……

我想，法國大革命有過一系列這樣的時刻。那一件件石破天驚的事變把人們變得非常本原。正是由於禮崩樂壞，人們才另起爐灶，憧憬一個新世界。這個新世界不僅僅包括弘揚自由和平等的憲法，還包括身體力行新的價值觀中最難做到的一條，即“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博愛思想。

這個博愛的思想觀念來自法國大革命，而不是自以為高人一等的歷史學家。危難之秋往往呈現出底線現實，但若不是歷史本身呈現給我們這個底線現實，再聰明的歷史學家也不會想到它們的存在。這裡，我要說的是危難之秋的另一個功能，那就是，它不只呈現底線現實，而且導致對現實的重建。在這樣的歷史時刻，人們打破常規思維和習慣做法，按照生活應該是怎樣的理想原則重新組合生活秩序。

一面要習習相因、墨守成規，視傳統禮法為天經地義；一面要改天換地、標新立異。這兩股力量在1789—1799年期間進行了一場殊死斗爭。這不是說別的力量就不存在，比如你也可以說資產階級同封建主義之間也有過一場較量，其間江山易手、貧富換位之類的事情也不計其數。但是所有這些其他衝突都是在一個大前提下展開的，那就是，人類生存條件是可以改變的，不是一成不變的。平民百姓可以創造歷史，而不是消極被動地受歷史支配。

在過去兩百多年裡，人類為改善自己的生存狀態進行過各種各樣的嘗試。有些嘗試成事不足，敗事有余，這使得我們對於那些標榜要改造社會的努力是否真的會造福人類抱懷疑態度。回眸歷史，當初英國詩人華茲華斯似乎用法國大革命的先例警告過世人，要小心專制集權。他用“血色月亮”的意象向人們發出呼號，但卻無人理睬。結果，後來不斷有人被關進集中營。

也許吧！但太多的馬後炮會歪曲1789年和1793—1794年間那段歷史，而法國大革命的戰士們只是一群非常時期的普通人。危難之際，亂世之秋，他們臨危承命、除舊布新。他們用以改造當時社會的新原則至今仍是反對暴政和弘揚正義的旗幟。自由、平等、博愛，這些才是法國大革命的真諦。

——引自第一章 拉莫萊特之吻（25—27頁）

什麼人閱讀，讀的是什麼，閱讀是在什麼時候和什麼情況下發生的，閱讀的效果又是怎樣的，這類問題把閱讀研究跟社會學聯繫起來了。研究書籍史的人可以從道格拉斯·韋普爾斯、伯納德·波裡森、保羅·拉扎斯菲爾德和皮埃爾·布迪厄等人那裡學學怎樣著手這類問題的研究，也可以利用芝加哥大學圖書館學系有關閱讀的研究成果。這項研究在20世紀30到50年代曾經很紅火，其成果到現在還不時被《蓋樂普報告》引用。如果要找社會學研究方法應用在歷史研究中的例子，可以看看理乍得·阿爾蒂克、羅伯特·韋伯和理乍得·霍賈特等人的研究。他們的研究考察了英國勞工階級過去兩個世紀裡的讀書生活，頗有參考價值。所有這些研究都試圖回答一個大問題，即閱讀如何影響人們的思維，活版印刷的發明是否改變了人們的精神世界。對這個問題可能不會有一個圓滿的答案。因為正像伊麗莎白·愛森斯坦指出的那樣，要回答這樣的問題，我們必須對早期現代歐洲生活的許多方面都有一個了解之後才可能。但是至少，我們現在很清楚書籍在人們生活中的重要性。人們發誓時用書，送禮時用書，發贈獎品時用書，要自己青史留名也要靠書。這些用途為我們了解不同社會裡書籍的意義提供了線索。書籍的整體形象告訴我們，它們在一個社會裡的地位是舉足輕重的，即便是目不識丁的勞工，他坐在教堂裡看到的壁畫或雕塑也是摩西寶卷的畫面。書籍在民間傳說中的含義和書裡面的民間主題表明，一旦口述傳統和文字印刷勾結起來，這兩者便開始明送秋波。所以對書籍的研究必須看書籍同其他媒體的關係。這樣的研究可以方向不同，但必須殊途同歸。最終要幫助我們理解的是，印刷是怎樣塑造了人們對世界的認識。

搞書籍史研究的人常常陷入細枝末節，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他們的研究有時太零碎，即便讓他們所有的人都集中研究某一個國家，他們的成果加起來都不大可能把這個國家書籍史的總體情況說清楚，更談不上引進比較的角度和借鑒不同歷史領域的研究成果了。但是書籍本身是不局限於某一特定語言和民族的。寫書的人常常是一些本來就屬於全人類的文人，印書的人不一定認字，賣書的人每每要跨越國境線，讀書的人往往會講另一種語言。作為研究物件，書籍也很難被歸屬於某一個領域。無論是歷史學，還是文學、經濟學、社會學、目錄學，任何一個單一學科都不足以充分揭示一本書的歷史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所以，從性質上來說，對書籍史的研究必須在範圍上跨國際，方法上跨學科。但這不意味著可以不要統一的理論框架，因為書籍畢竟屬於一定的傳播線路系統，不管這個系統怎樣複雜，它都按一定規律運作。通過挖掘這些傳播線路系統，史學家們可以向人們顯示，書籍不僅具有復述歷史的功能，它們本身就是歷史的一部分。

——引自第七章 什麼是書籍史（131—133頁）

沃維勒的研究在“知其然”方面做得遊刃有余，但在解釋“所以然”方面則做得略嫌不足。這可能反映了心態史研究本身的弱點。按照皮埃爾·肖努的定義，心態史屬於歷史的“第三層”，是上層建築的一部分，處在社會和經濟這些更根本的層面之上，同時也隨這些層面的變化而變化。從這樣三個層面的角度去看歷史變化，同馬克思主義史學傳統不謀而合，而且同注重功能的社會科學相得益彰。至於應用量化方法研究心態史那更是順理成章，因為統計數據所能揭示的觀念態度方面的規律屬於第三層面的現實。但是，沃維勒根據馬克思主義原則，從功能和量化的角度研究歷史，卻發現他的那些數據和圖表顯示出來的曲線跟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不相符。人們的觀念和態度並不總是反映社會和經濟現實，或隨著社會和經濟的變化而變化。

由布克哈特、赫伊津哈和呂西安·費弗爾所開創的文化史研究可能被他們的繼承人誤解了。這些早期的大師都很強調文化的相對獨立性，從不把文化看成是社會的附生品。他們對文化的理解跟今天人類學者的看法差不多。人類學者認為，人類是一種渴望意義的動物，他們需要對自己的社會存在進行意義整合。這樣的觀點很可能導致對第三層面的突破，使學者們能夠用更新的研究方法去分析和解讀法國人從自己歷史的豐富礦藏裡挖掘出的許多寶貴史料。不管我這個預言會不會實現，心態史研究已經不容置疑地成了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並且讓歷史學家們從新的角度去看待人生。

—— 引自第十二章 心態史（294—295頁）

但是人類學家們弄出來的這種圖表有時候看上去更像無線電說明書，而不像是文化解剖圖。人類學家們往往錯在太過於形式主義。但是一旦這些圖表能解釋原始數據，形式主義跟田野調查就是珠聯璧合，並讓我們看到象徵符號的作用不僅取決於自身的比喻性功能，而且取決於它們在特定文化系統中所處的位置。

象徵符號的多義性和動物在儀式中的價值都會幫助我們理解歷史上發生的一些現象，這些現象表面上看去似乎荒誕不經，比如1730年前後，巴黎市一家印刷作坊的學徒工人們屠宰了一大群貓。我對這件事已經有過詳細討論，不想在這裡重復，但是我覺得重溫一下這一個案可以讓我們看到，人類學的理論怎樣才能有助歷史學家分析歷史問題。

……

經過幾代歷史學家對歷史真相孜孜不倦的執著探求，我們現在知道該怎麼克服文獻證據方面的問題。如果真想知道某件發生在過去的事情的含義，我們就得在閱讀流傳下來的文獻時，從字裡行間體會出那些文獻中沒有說或說得有偏差的東西。一個作者寫東西時總要考慮到一定的語境，並借用現成的意象，在讀者心中喚起一定的聯想。通過這樣的手法，他不需要把意思明說，讀者也會領會他的用心所在。故事中的意蘊跟表達方式是分不開的。越是做得不露聲色，要表達的意思就越能讓人接受。相反，如果過分顯得神秘兮兮，反倒沒人能弄懂是什麼意思，因為理解一個人或一篇作品取決於大家共享的意義系統。所以，我們讀孔塔的記述時，不必去細究事件當中的具體人物、怎麼回事、在哪裡發生和什麼時候發生的等；相反，我們要知道的是這件事對於當事人有什麼含義。一旦我們對此有了初步的推測，便可以去參閱其他文獻來驗證，比如同時代的人搜集的民諺、民間故事、自傳、印刷說明書和“訴苦”故事。通過對文本“入乎其內，出乎其外”的閱讀，我們就能夠弄清楚它們的社會意義。

——引自第十五章 歷史與人類學（346—3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