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的奠基：康熙與清朝統治的鞏固1661-1684（簡體書）

1661年順治去世，康熙繼位，清朝面臨國家統一、統治鞏固等諸多問題。康熙親政後，在政治和軍事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改變了鰲拜專擅的局面，向漢人精英讓步，拉攏漢人才俊，消弭明遺民的反清情緒。同時，取得了平定三藩、收復臺灣等一系列戰爭的勝利。到1684年，清朝統治已合法化，戰勝了意識形態與軍事上的對手。康熙控制滿漢官員，中學、西學均為己所用，成就非凡。這一切都為18世紀中國的繁榮與穩定奠定了基礎。

勞倫斯·凱斯勒（1936—2020），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歷史學教授，芝加哥大學博士，師從何炳棣教授。著作有《盛世的奠基：康熙與清朝統治的鞏固（1661—1684）》（K’ang-hsi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Ch’ing Rule, 1661-1684. 1976年）、《北卡羅來納的“中國關係”（1840—1949）》（North Carolina’s “China Connection”, 1840-1949. 合著，1981年）、《江陰布道站：一個在華的美國傳教團（1895—1951）》（The Jiangyin Mission Station: An American Missionary Community in China, 1895-1951. 2006年）。

譯者簡介
董建中，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教授。譯著有《州縣官的銀兩：18世紀中國的合理化財政改革》（2005年）、《自貢商人：近代早期中國的企業家》（2014年）、《君主與大臣：清中期的軍機處（1723—1820）》（2018年）、《馬背上的朝廷：巡幸與清朝統治的建構（1680—1785）》（2019年）。

巧合的是，康熙在1684年剛好30歲，就已完成了鞏固清朝統治的事業。1684年是幹支紀年一周甲的第一年——甲子年，甲子年歷來都被認為是吉利的。 執念於治亂循環的中國人，可以信心滿滿地等待新的和平與秩序時代的到來。康熙在他統治初期 （1661—1684） 的成就，更讓人值得有此等期待。這位年輕的皇帝改變了政府政策的大方向，擊退了對清朝新政權的軍事挑戰，進而確保了帝國北部邊疆的安全（不過，這很快就再次遭到蒙古首領噶爾丹的威脅），吸納滿漢人才為政府服務，中國也得以向西方科學技術開放，消解了大批漢人士紳的反滿敵對情緒。清朝的統治得到有效的鞏固，為亞洲的中國和平時期奠定了基礎。
康熙初年的統治，與之前的輔政大臣時期可謂涇渭分明。鰲拜及同僚執著於傳統的滿洲習俗和態度，無法成功地完成從野蠻的征服者到漢化皇帝的必要過渡，而這對於滿人想要建立一個長治久安的王朝來說是必要的。滿族政權的中央集權以及漢化，始於努爾哈赤，在皇太極與多爾袞時期得到極大推進，但在鰲拜輔政時期受挫。輔政大臣追求的是滿洲本土主義政策——情願將滿人眼前的利益置於長期的帝國目標之上。他們用滿人熟悉的做法——內三院和包衣體制，取代了漢式制度；他們利用一系列文字和逃稅的案件迫害東南士紳；1666年，鰲拜已成了事實上的專權者，強迫圈換旗地並進行新的圈地，給有關滿人和普通民眾都帶來了極大的麻煩。
很顯然，輔臣將滿族領袖建成一個獲得漢人承認的、穩定的、異族統治的合法性政權的努力帶向了危險境地。在1660年代，清朝的未來茫然不定。鞏固的進程，已經在進行中，若不讓它萎縮、死亡，就要求精心培育。只有考慮這種背景，才能夠對康熙及其謀臣的貢獻做出評價。他們不能接受鰲拜的統治或政策，這對無上的皇權，對締造一種可行的滿漢工作關係來說都是挑戰。這不僅關乎提升漢人制度凌駕於滿人之上——事實上有一些輔臣心儀的制度（例如內務府）被皇帝保留，但是用來為他的利益服務，反對滿族王公的權勢，它更是價值觀念與思想觀念的問題。康熙實現了輔臣顯然沒有做到的，能夠向漢人精英讓步，同時，滿人又沒有失去控御權力的韁繩，作為明朝的合法繼承者，必須要贏得漢人的認可與支持。可以說，是1684年，而不是1661年，清朝的統治得以鞏固。隨著天命所歸，反對滿人只剩下一種途徑（在傳統儒家的政治行為框架內）：進入地下，進行低層次的半合法的行動，直到這一新王朝再次受到公開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