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尼布爾：論政治、宗教和基督教信仰

《重返尼布爾》是討論尼布爾政治與宗教思想之關係的一本導讀性書籍。作者從尼布爾在美國政治左翼和右翼中的復興談起，深入淺出地剖析這一伴隨著吹捧、誤讀、批評和深思的現象背後，尼布爾思想在當代生活中的相關性與切適性。

在「祛魅」後的世俗社會中將政治期望與某個宗教傳統相連接，這並非是一件易事，而尼布爾巧妙地將自己對聖經、歷史和基督教傳統的理解融入到對當代政治現實之沉疴宿疾的診斷與批判中，展現了其先知聲音的力量與深度。

理查．克魯特（Richard Crouter）

卡爾頓學院（Carleton College）榮休教授，主要研究士來馬赫、祁克果和尼布爾的現代宗教思想。他是士來馬赫《論宗教：對有文化的詆毀者的演講》一書的譯者（劍橋大學出版社，1996年），《現代神學史》期刊（1993-）的聯合編輯，克魯特的其它代表性專著還包括《士來馬赫：啟蒙與浪漫主義之間》（劍橋大學出版社，2006年）。

總序

第一章　緣何在新時代談論尼布爾？
第二章　長遠的歷史觀
第三章　對人類之含混模稜的認知
第四章　用智慧和言語連接
第五章　帶著反諷重訪美國
第六章　關於政治和基督教信仰的辯論
第七章　與尼布爾的遺產同行

索引

自由和保守派的政治評論人士、記者和作家重新發現了二十世紀新教神學家和公共知識份子萊茵霍爾德‧尼布爾 (Karl Paul 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 的豐富遺產。終其一生，尼布爾都在批評美國的傲慢與狂妄，他奮身奉獻於推進社會正義及民主進程，同時堅決地批評宗教上和政治上的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尼布爾這個名字新進獲得的關注，顯然使背景各異的美國人對他探究人類境況 (human condition) 的複雜方式既著迷又困惑。尼布爾一向在世俗的意見領袖、學者和知識份子中備受追捧。這種情況今天依然存在，儘管許多人不太清楚，尼布爾的核心教導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基督教傳統的影響。

用「樂觀主義者」或「悲觀主義者」的標準標籤來描述尼布爾未必恰當，因為他把這兩種元素結合在一起，並稱自己是一個「被馴服的犬儒主義者」(tamed cynic)。他被左派視為徹底的政治自由主義者，被右派看作新保守主義者。他基督教神學家的身分既無可置疑、又存在爭議。尼布爾扮演的多重角色―社會倫理學教授、佈道者 (preacher) 和政治活動家―讓渴望更多瞭解他思想的公眾感到困惑。古代以色列的先知、拿撒勒人耶穌、聖保羅和奧古斯丁 (Augustine) 的思想瀰漫滲透在他的基督教願景中。尼布爾曾經是一名社會主義者，是民主左派，是一個更加公正的社會的堅定宣導者。

但他也是烏托邦思想的堅定批評者。他的政治觀點受到了政治哲學研究的影響―如此研究從希臘人那裡跨度到了十七及十八世紀的政治理論。考慮到尼布爾傾向於悲觀主義，我們可能會認為在他的思想中馬基維利 (Machiavelli) 和霍布斯 (Hobbes) 比約翰‧洛克(John Locke) 的古典自由主義政治更為突出。然而，事實上他並不肯認《君主論》(The Prince, 1532) 的犬儒主義，也不贊同《利維坦》(The Leviathan, 1651) 的威權主義。最後，雖然尼布爾對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和約翰‧加爾文 (John Calvin)這兩位教導其追隨者們僅靠恩典生活的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神學家不無批評，但我們仍可言他是後兩者的現代繼承者。只不過，無論是對於信徒、還是對於那些世俗主義者來說，尼布爾的政治主張是怎樣與他的基督教信仰相連接的，這始終是一個難解的謎題。

尼布爾很早就意識到，他的立場與現代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美國的標準政治及宗教期望格格不入。在以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大蕭條為背景的《對一個時代之終結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End of an Era, 1932) 一書的序言中，他寫道:「將政治激進主義與對宗教的更古典和更歷史的解釋結合起來的努力，會讓現代人覺得格外怪異且任性無常。」尼布爾拒絕接受摩尼教式的思維習慣，即在善與惡之間劃定一道涇渭分明的界限。

在他看來，無論認為人是純粹善良或是完全腐敗，都是對真實人類境況的誤判。由於尼布爾的立場錯綜複雜，人們很難透徹地理解他，也很難凝視他思想的核心。和其他意志堅定的思想家一樣，尼布爾也被爭議、誤解和對立的解讀所環圍。然而，尼布爾用機智和智慧傳達出的深刻洞察力，道出了我們作為二十一世紀的個體和社會成員的內裡衝突 (inner conflicts)。作為解讀當前政治左翼和右翼的「尼布爾復興」現象的初級讀本，本書追溯了尼布爾的思想與那些世俗的和具有深刻宗教思想之人的持續相關性。

佈道者、思想家與作家

萊茵霍爾德‧尼布爾令人印象深刻的大量社論、信件、雜誌文章、佈道詞和書籍闡明了宗教和政治生活、以及教會生活和更大的政治社群之間的相互作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手稿部大約有六十七個裝滿尼布爾文獻、信件和紀念品的文件櫃。尼布爾於二十世紀20 年代在因亨利‧福特 (Henry Ford) 而聞名遐邇的底特律擔任新教牧師；在變幻莫測的工業資本主義中度過的十三年「學徒」生涯，塑造了他對教會角色和政治權
力在人類事務中的作用的思考。

從1928 年開始，尼布爾在位於紐約市的協和神學院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教授基督教社會倫理學，直至1960 年正式退休。協和神學院的院長亨利‧斯隆‧科芬 (Henry Sloane Coffin) 僱傭了這位來自中西部的、沒有博士學位的年輕牧師。當時，科芬正致力於打造一個傑出的師資隊伍，這個隊伍後來對新教神職人員的教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與尼布爾同時期的教員中，有世界教會人士以及科芬的院長職務繼任者，神學家亨利‧皮特尼‧范杜森 (Henry Pitney Van Dusen)；哲學家兼神學家保羅‧田立克 (Paul Tillich)―尼布爾於1934 年把受納粹迫害的田立克引薦到了協和神學院；以及尼布爾的親密合作夥伴、同為社會倫理學家的約翰 ‧ C ‧ 班尼特 (John C. Bennett)，後來羅傑 ‧ L ‧ 希恩 (Roger L. Shinn, 1917-2013) 也加入了這一領域的研究。

1954 年，尼布爾的老朋友和夥伴，德裔美國宗教改革歷史學家威廉‧帕克(Wilhelm Pauck) 也離開了自己從1926 年就開始執教鞭的芝加哥大學，成為協和神學院的一員。儘管尼布爾四處遊歷，在大學教堂佈道，參加世界教會 (the world church) 的普世集會，並促成各種社會和政治同盟，他仍盡職地在教學的同時擔任神學院的行政任務，領導並塑造了神學院的社群生活。與他在耶魯大學神學院任教的弟弟H ‧ 理查‧尼布爾 (H. Richard Niebuhr) 以及他在協和神學院的同事田立克一起，萊茵霍爾德‧尼布爾在二十世紀美國的新教神學學術界中，佔據了支配性的地位。受恩斯特‧特洛爾奇 (Ernst Troeltsch) 思想的影響，這幾位神學家以異於同時代的瑞士神學家卡爾‧巴特 (Karl Barth) 和德國神學家魯道夫‧布爾特曼 (Rudolf Bultmann) 的方式自覓蹊徑。在二十世紀中後期的美國，大多數大學和學院中的宗教系裡都有不少教員受到過尼布爾和田立克的影響。尼布爾的著作、文章和佈道詞在新教精英和意見領袖中影響赫然。

作為尼布爾兄弟中更為積極地參與社會活動的那一個，萊茵霍爾德‧尼布爾希望能喚醒教會為正義而爭鬥，這使他在1941年創立了《基督教與危機》(Christianity and Crisis) 一刊。因其以尼布爾「基督教現實主義」的獨特形式來理解時政問題，這份雙週刊的「基督教意見雜誌」的訂戶名單已然深入到了政府的最高層級、高等院校的各部門以及普通家庭當中。尼布爾對人類境況之含混模稜 (the ambiguity of ourhuman condition) 的洞見―我們的存有 (being) 被超越的奧秘(mystery) 所環繞，而與此同時，善與惡的衝動在我們的內心爭戰―體現在他的著作和許多較短篇幅的出版物中。他的寫作習慣是反對時代精神 (the Zeitgeist)。

當法西斯主義和希特勒德國的烏雲籠罩歐洲時，尼布爾出版了《超越悲劇》 (Beyond Tragedy) 這本佈道詞選集，在其中他指出黑暗是真實的―不過儘管如此，盼望 (hope) 仍然超越絕望。當美國在1940 至1941 年間傾向於孤立主義 (isolationism) 時，他呼籲美國與英國接觸，反對納粹壓迫者―於是乎，尼布爾放棄了他早期的基督教和平主義 (Christian pacifism) 立場，並在此問題上與新教自由派雜誌《基督教世紀》(Christian Century) 決裂。當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取得勝利時，他旋即出版了一本名為《辨別時代的跡象》(Discerning the Signs of the Times) 的佈道集，告誡同胞們不要在戰後洋洋自得，因自己的道德成就不可一世。多年來，尼布爾堅決反對那些主宰著美國市場思想的、鼓吹文化靈
丹妙藥和時尚潮流的一廂情願的想法。尼布爾認為人類易於犯錯 (human fallibility)，他將自己這一看法應用在對我們生活的細節以及歷史戲劇展開的無盡排列的理解中。

他涉獵廣泛，聚焦敏銳，這與英國社會哲學家以賽亞‧伯林 (Isaiah Berlin) 在1953 年出版的《刺蝟與狐狸：托爾斯泰歷史觀論文集》中對列夫‧托爾斯泰 (Leo Tolstoy) 的描述很相似。此書書名取自古希臘詩人阿爾基羅庫斯（Archilochus）的一句話：「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刺蝟只知道一件大事。」刺蝟鑽進洞裡，通過一個單一的確定想法看世界，而狐狸不斷移動，汲取新的經驗。伯林對托爾斯泰的描寫為作為作家和「煽動者」的尼布爾提供了恰當的隱喻。與托爾斯泰一樣，尼布爾希望「深入到每一件事情的根源」，同時「對抽象抱有一種本能的不信任」。3 如果說尼布爾對人類易犯錯誤的分析是一隻刺蝟的作品，那麼他對歷史變遷中所呈展出來的經驗事實的訴諸則證明他具有狐狸的習性。

然而，儘管尼布爾受到諸多讚揚，他的遺產之命運似乎仍懸而未決。在1992 年，尼布爾誕辰一百周年之際，美國輿論觀察家們開始相信尼布爾已經過時。此信念使他的崇拜者們扼腕痛惜，讓其批評者們拍手稱快。尼布爾創辦的《基督教與危機》於1993 年停止出版，這進一步標誌著其影響力的式微。這本刊物的內容後來明顯偏離了尼布爾式的現實主義所宣導的陰鬱議題。對於新左派內部的批評人士來說，尼布爾似乎過於依賴政治上的冷戰思維，他們幾乎把他視為一個主要受意識形態驅動的冷戰鷹派人物。

與此同時，解放神學 (liberationtheologies) 宣揚了一種全新的、草根式的尋求正義的進路。對於一個更加多元的美國來說，尼布爾的神學觀點沒能跟上女權主義和福音主義的浪潮，也沒有跟上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 (Vatican II) 之後羅馬天主教的思想轉變，更不用說還有宗教多樣性和新紀元信仰 (new age faiths) 的湧入。尼布爾是一名虔誠的基督徒，是終其一生的佈道者和教會人士。他說話抑揚頓挫，言語間充滿了聖經信仰和悠久的禮拜儀式傳統中使用的詞彙。他不常談論靈性或精神之旅。他知道新教基督教會常常停滯不前，向它們的會眾傳達瑣碎的訊息，並經常與社會現實脫節。

他的批評呼籲主流新教認真關注對政治的參與。他對今天流行的巨型教會、新興教會，以及那些傾向於娛樂風格的其它無教派教會毫無經驗。他的智力對手是悉尼‧胡克 (Sidney Hook)、田立克、伯特蘭‧羅素 (Bertrand Russell)、西格蒙德‧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約翰‧杜威 (John Dewey) 和葛培理(Billy Graham, 1918-2018)，而不是丹尼爾 ‧ C ‧ 丹尼特 (Daniel C. Dennett)、理查‧道金斯 (Richard Dawkins)、克里斯多福‧希欽斯 (Christopher Hitchens) 和華理克 (Rick Warren)。作為一個不斷地從特定時空環境中汲取素材來進行創作的作家，尼布爾似乎已經過時，在某些方面，他瀕臨被遺忘的邊緣。尼布爾於1971 年去世。在這之後的幾十年裡，人們對他和他那獨特視角的反復哀悼表明，他的影響仍潛伏存在於美國文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