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人眼中的史達林格勒戰役：第六集團軍之死（簡體書）

1942年8月開始，德軍以第6集團軍和第4裝甲集團軍對斯大林格勒發起攻勢。隨著蘇德雙方的增援部隊不斷涌入這座城市，戰鬥的慘烈程度也不斷升級。到11月中旬，德軍以巨大的代價將蘇聯守軍逼退到伏爾加河西岸的狹窄地帶。接著在11月19日，紅軍發起“天王星行動”，目標是受德軍第6集團軍保護的、位於側翼的羅馬尼亞軍隊。當裝備落後的羅馬尼亞軍隊被攻克後，第6集團軍就被切斷和包圍。
希特勒決心守住斯大林格勒，禁止第6集團軍突圍，並堅持採用杯水車薪的空投補給方式。直到1943年2月，在沒有食物和彈藥的情況下，大約91000名饑腸轆轆、滿身虱子的德國人投降了。
在這場持續五個多月的殘酷的戰鬥中，蘇德雙方的損失都令人瞠目結舌，蘇軍有近50萬人死亡，還有超過65萬名病人或傷員。作者以其*特的風格記敘了戰爭的進程，並通過當時的德國人的話語，揭示了這些數據背後的血腥與痛苦。

■原著：[英]喬納森•特裡格（Jonathan Trigg）
喬納森•特裡格擁有歷史學榮譽學位，曾在英國陸軍服役，並在北愛爾蘭和波斯尼亞完成了作戰任務，後來又在阿拉伯灣擔任友好政府的軍事教官。他是各個媒體的定期*家撰稿人，也經常在 BBC Radio 4、Newstalk、Talk Radio、RTE等電臺，以及ww2podcast.com、History Hack、History Hit等播客節目上接受采訪。他另外著有《頓河上的死亡：德國盟軍在東線的毀滅》（獲2014年普希金歷史獎提名）和《德國人眼中的D日》。

■翻譯：劉萌
劉萌，遼寧昌圖人，著有《蘇伊士運河戰爭》，譯有《*一次世界大戰軍服、徽標、武器圖解百科》《海戰論：影響戰爭方式的戰略經典》《現代空中武力：經典飛機識別指南》《爭霸戰爭、統一戰爭：十九世紀軍服、徽標、武器圖解百科》等作品。

“你們會為這次對蘇聯充滿侮辱、挑釁和掠奪的攻擊而感到後悔！你們必將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蘇聯駐柏林大使德卡納佐夫。
六個月一周零三天的殘酷的日子——自德軍於1942年8月開始進攻斯大林格勒，到1943年2月在斷糧斷彈的情況下大約29萬人投降——喬納森·特裡格通過親歷者的口述，揭示了一個個慘痛數據背後，人類所面臨的深重痛苦。德國人確實受到了應有的懲罰，但蘇德雙方的代價都很大。
此外，本書還以大量筆墨，著重介紹了德國後勤補給的匱乏。航空燃料、坦克用柴油、缺乏彈藥……重要的是，步兵們沒有足夠的食物，戰鬥舉步維艱。

"斯大林格勒，在人們普遍的認識中，這座城市於1942年下半年和1943年年初爆發的戰鬥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標準的說法是，納粹德國本打算在1941年擊敗蘇聯，不過在嚴寒的冬天裡，其企圖最終遭遇失敗。不甘心的納粹德國於1942年夏天再度發動大規模攻勢，試圖*底贏得東方戰爭，但這一次，其目標是前往遙遠的高加索地區，奪取傳說中的油田。起初，德國人“復制著”一年前的成功，不斷取得勝利，昂首闊步向前推進。他們的裝甲部隊不斷突破蘇軍縱深，使一列列垂頭喪氣的蘇軍淪為戰俘，艱難而茫然地向戰俘營跋涉。
然後，就在最後勝利唾手可得之際，德軍突然發現自己置身於伏爾加河上一座充滿破碎建築和扭曲殘骸的工業廢墟之中；這座城市的名字成了毀滅、恐怖和苦難的代名詞。在硝煙彌漫的瓦礫中，戰鬥藝術的大師們發現自己被卷入了一臺幽閉的“絞肉機”中。在這片戰場上，他們優越的戰術、武器和訓練對藏身在城市小巷和下水道中的蘇軍毫無作用。在這場*偉大的戰役中，德國士兵將自己在作戰方面的短板表現得淋漓盡致。對此，斯大林格勒戰役的蘇軍指揮官瓦西裡·崔可夫（Vasily Chuikov）心滿意足地回憶道：

他們沒有勇氣直視全副武裝的蘇聯士兵的眼睛。有一次，我們發現一位敵軍士兵，他身處一個距離後方很遠的前沿陣地中……每隔5到10分鐘，他就會用他的衝鋒槍連發射擊，顯然是為了鼓舞士氣。我們的士兵可以找到這樣的“戰士”，然後悄悄地靠近他們，再用子彈或刺刀解決他們。

崔可夫所言不虛，確實有一位“Landser”（德國前線士兵的綽號，類似於英國人的“Tommy”）在寄給家裡的信中寫道：“只要有一點風吹草動，我就扣動扳機，用機槍連發發射曳光彈……要是你能理解這有多麼恐怖就好了。”不過，崔可夫在戰役的最後幾周也說過這樣的話：“他們（德國守軍）繼續生活在希望之中，並且拼了命地抵抗，常常是真正戰鬥到最後一顆子彈。我們幾乎沒有抓到什麼俘虜，因為納粹分子就是不肯投降。”這位蘇聯元帥的前一個斷言聽起來更像是一種宣傳聲明，而不是對現實的描述，後一個斷言則說出了令人惱怒的真相。
然而，根據對這段戰史的標準敘述，隨著戰役繼續進行，蘇聯紅軍憑借高超的戰技，利用大量新組建的、裝備精良的部隊，切開了敵人脆弱的側翼。德軍側翼的守軍是由羅馬尼亞人、義大利人和匈牙利人等軸心國盟友組成的，這些部隊不僅素質很值得懷疑，也不那麼可靠。當這些熱情不足的盟友扔下他們的武器，在雪地裡拼命逃跑時，“獵人”變成了“獵物”，因為曾經十分強大的德國國防軍第6集團軍發現自己已經被困在城中，而長期以來，他們在城中持續作戰，就是想要征服這座城市。希特勒和他懶惰無能的空軍總司令—赫爾曼·戈林（Hermann Goering）否決了軍事專家們的意見，堅持讓被包圍的部隊就地堅守，挺過蘇聯的嚴冬，並讓空中運輸為其提供所需的全部物資，從而把失敗變成了一場災難。空運很快陷入困境，戈林承諾的物資幾乎沒有一星半點被送到受困大軍的手裡。冬天的寒冷折磨著德國人，他們開始被餓死，但激烈的戰鬥仍在持續。
幾個星期過去了，斯大林格勒“口袋”裡的生活變得更加悲慘，特別是在被大肆宣傳的、被譽為足以解救被圍部隊的地面攻勢未能取得突破的時候。虛弱的德國人拒絕投降，繼續戰鬥，直到不可避免地被俘。隨後，成千上萬的德國人被噩夢般地囚禁起來，只有極少數人能活著回家。這是一場德國人永遠無法挽回的失敗，巨大的損失使他們的戰爭組織從那時起便陷入了癱瘓。以上就是人們對斯大林格勒戰役的普遍看法，這種看法在許多方面都非常準確。的確，戈林的空運是一場災難，但從來沒有被當作一個嚴肅的軍事命題來對待，而且蘇聯紅軍旨在包圍第6集團軍的所謂的“天王星行動”雖是一次出色的反攻，但遠非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全部。事實上，這場戰役的全貌遠比任何故事都要更加迷人。
在盟軍為擊敗邪惡的納粹德國所進行的漫長而又代價高昂的斗爭中，選擇任何一場戰役，並絕對肯定地說這場戰役是整場戰爭的轉折點，那都是一個大膽的舉動。畢竟，在1943年夏天，德軍在庫爾斯克的失利造成了更為嚴重的後果。然而，想要對1941年納粹德國入侵蘇聯的行動（巴巴羅薩行動）的最終失敗避而不談，而只用單純的眼光來看待斯大林格勒這場關鍵戰役，這是非常困難的。這正如德軍裝甲指揮官埃瓦爾德·馮·克萊斯特（Ewald von Kleist）對巴巴羅薩行動的評價：“勝利的希望很大程度上建立在這樣一種前景上，即入侵會在俄羅斯引發政治動蕩……並且如果斯大林遭受慘敗，他就會被自己的人民推翻。”克萊斯特將德國人的觀點總結得很好。或許，唯一值得商榷的地方是，希特勒認為會導致蘇維埃國家崩潰的是紅軍的軍事失敗而不是民眾的起義。不管克萊斯特的評論是否符合現實，幾乎沒有爭議的是，當希特勒臭名昭著的宣言—德國國防軍只需要踢開大門，整個破敗的房屋就會倒塌—沒有實現時，納粹德國的東方戰略就被擱淺了。那麼，究竟如何才能贏得戰爭呢？
事實上，當時德國人還不知道這些。在此之前，他們入侵過的每一個國家都投降了，這些國家的政府要麼乞求和平，要麼被迫流亡海外。但當大不列顛和她的帝國站穩腳跟時，希特勒沒有找到答案，而在蘇聯時，他也同樣沒有找到答案。以希特勒為首的所有德國人，都在考慮即將到來的最後勝利—期待已久的“Endsieg”。屆時，第三帝國將控制一個橫跨歐陸的帝國，從而擁有其所需要的全部資源，還不必擔心英國對世界航道的掌控。然後，柏林可以在閑暇時—可能是在丘吉爾被打發走，白廳的糊塗傻瓜們接受了不可避免的結果時—與倫敦打交道，並達成某種協議。但要做到這一點，納粹必須首先通過摧毀蘇聯來鞏固其帝國，而大多數德國人都認為這個目標盡在掌握中。這正如面容油滑的黨衛軍情報主管沃爾特·謝倫伯格（Walter Schellenberg）所說的那樣，他說：“我們仍然站在令人眩暈的高處，納粹領導人相信勝利就在眼前。”
有趣的是，謝倫伯格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他強烈地感覺到，與斯大林式的共產主義達成某種政治和解才是正確的前進方向，但這很難不被認為是“事後諸葛亮”。事實上，希特勒無意與斯大林或蘇聯人民達成任何形式的和解，這位納粹霸主對他們只感到深惡痛絕。由於病態地執迷於自己的意識形態，這位納粹最高領導人無法尋找一份政治解決方案，唯有訴諸武力。因此，斯大林只能在滅亡或勝利之間做出選擇。不難猜測，這位蘇聯領導人肯定會選擇後者。
1942年，德國在東線戰場缺乏切實可行的戰略，無法贏得勝利，但這並不是希特勒一個人的責任。德軍總參謀部同樣無計可施。正如其無法也不願闡明一條政治上的前進道路，並且也未能在1941年取得全面軍事勝利一樣，納粹德國的軍事智囊團對上述問題同樣無所適從。我們的老朋友埃瓦爾德·馮·克萊斯特也談到了同樣的問題，他承認“當時沒有進行長期斗爭的計劃。一切都建立在於1941年秋季前結束戰爭並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想法上”。由於未能取得“決定性勝利”，將軍們唯一的答案就是再來一次同樣的行動，再發動一次大規模進攻。但對哪裡發動進攻，又為了達到什麼目標呢？更喜歡執行軍事行動而不是制定大戰略的將軍們，聽從了希特勒的意見。希特勒不把攻占莫斯科或全面摧毀紅軍作為戰略目標，而是把注意力聚焦在了他確信自己了解而他的將軍們（很明顯，希特勒覺得他們智力低下）不了解的主題—經濟上。當“大德意志總參謀部的紳士們”談論著前進、突破和包圍時，希特勒卻在談論煤炭、鋼鐵，尤其是石油。因此，隨著1942年新年天氣轉暖，德國國防軍再次發動攻勢。但在蘇聯人看來，令人費解的是，納粹並沒有試圖攻占莫斯科，而是在南方發動進攻，向神秘而多山的高加索地區的“石油天堂”推進。
高加索地區實際上是連接歐洲和小亞細亞的巨大大陸橋，其西瀕黑海，東臨裡海，是一個幅員遼闊、歷史悠久的地區，也是眾多民族和族群的家園，這裡既有基督徒，也有穆斯林。這亦是一片偏僻的土地。一百多年來，從外部頻繁造訪此地的都是一些探險家和冒險者。直到19世紀，羅曼諾夫沙皇的軍隊才一塊又一塊地蠶食了這片土地。當地人曾嘗試過擺脫俄羅斯（後來是蘇聯）的統治，但都以克裡姆林宮的血腥鎮壓而告終。後來，克裡姆林宮在發現高加索的地表下方大部分都是無窮無盡的石油湖時，就更加堅定地要攥住此地的山脈和峽谷。正是這種豐富的自然資源推動了蘇聯潛在的工業化進程，使蘇聯的石油資源幾乎與美國的一樣豐富。
然而，高加索地區甚至距德國東線軍隊（Ostheer）部署在最前沿的陣地都很遙遠。事實上，從格爾德·馮·倫德斯泰特（Gerd von Rundstedt）的先頭部隊所在地到裡海石油城市巴庫的距離大約是800英裡（1英裡約為1.6千米）—比這老將在巴巴羅薩戰役中成功推進的距離還要遠一點。為了攻下距離如此遙遠的目標，納粹集結了一支龐大的軍隊。這支軍隊不僅包括第三帝國於戰爭的第三年所能拿出的最好的部隊，而且還包括四個來自盟友的整編集團軍，這四個集團軍將在未來的戰鬥中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
不過，就像巴巴羅薩行動一樣，柏林低估了發動一次成功的進攻所需的要素，並且當紅軍表明其已從一年前的夏天吸取了教訓，拒絕傻站在巨大的包圍圈中，等著被摧毀時，德國人發現自己已經進入了一個死胡同，而這個僵局正是他們親手製造的。由於沒有取得一場壓倒性的勝利，納粹在作戰上肆意妄為的嗜好再次抬頭，他們將步兵部隊與裝甲部隊派往不同的方向，打算攻取截然不同的目標。斯大林格勒從來不是這些進攻的目標之一。它之所以成為目標，更多是源於偶然事件和希特勒與生俱來的固執，而不是源於任何戰略計劃。雙方為這座城市展開的激烈戰鬥，使這場戰鬥本身被賦予意義。第6集團軍及其指揮官弗裡德裡希·保盧斯（Friedrich Paulus）意外地成為德國在東方戰爭中的“進攻矛頭”，或者說“進攻重點”（schwerpunkt）。
事實上，德國第6集團軍是一個擁有強大力量的軍事組織。然而，斯大林格勒的戰鬥卻暴露了當時德國國防軍最大規模野戰部隊的內在矛盾，也暴露了其指揮官的矛盾—這位將軍擅長參謀工作，但在斯大林格勒時嚴重失職。盡管德軍士兵在白熱化的巷戰中表現出了一定的脆弱性，但正是保盧斯的戰鬥指揮削弱了他自己的軍隊。
整個秋季，保盧斯都在嘗試使用“棍棒”而非“劍鋒”來打擊蘇軍，他想要通過強大的火力和猛烈的攻擊來壓倒對方，從而贏得戰鬥的勝利。挫敗這樣的戰略並不容易，但也不複雜，隨著紅軍逐漸適應了這樣的進攻節奏，德國人—更具體地說是他們的指揮官—卻感到不適應了。一個實力超強且泰然自若的作戰組織被迫在不斷爆發的零星戰鬥中消耗力量，這是一種巨大的浪費，因為這些戰鬥只能帶來一個結果，那就是大量的流血和死亡。謹慎的保盧斯最終在一系列攻勢中耗盡了他的部隊。這些攻勢更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消耗戰，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機動作戰。在當年秋季的9月和10月，正是這些戰鬥致命地削弱了第6集團軍的實力，然後任由它自生自滅。
缺乏想象力的保盧斯與蘇聯人形成了鮮明對比，因為紅軍在11月中旬發起了天王星行動，切斷了第6集團軍的生路。天王星行動的成功一直被人們認為是納粹德國的盟友軟弱的表現所導致的，但現實情況要微妙得多，特別是一些羅馬尼亞部隊在缺乏空中支援和重型武器的情況下，仍然進行了激烈的抵抗，隨後才在混亂中撤退。
蘇聯在天王星行動中的成功，也應該放在這次進攻的“老大哥”—火星行動，幾乎是在同一時間於戰場北部發起的行動，旨在摧毀中央集團軍群（Heeresgruppe Mitte）下轄的第9集團軍—血腥失敗的背景下來看待。火星行動在規模上遠超天王星行動，卻成了沉重打擊紅軍的血腥“絞肉機”，因為第9集團軍指揮官沃爾特·莫德爾（Walter Model）表現出了保盧斯明顯缺乏的果斷和狡猾，而蘇聯人顯得遲鈍而笨拙，這與納粹在南方的斯大林格勒戰役中的表現相似。
那時，隨著保盧斯的部隊被蘇軍包圍，德國人開始幻想利用空運來解除困境。關於斯大林格勒空運的主題，與斯大林格勒這場戰役的許多其他主要方面一樣複雜而又矛盾。這是希特勒絞盡腦汁想出的一個神話，他瘋狂地想要將其堅持執行下去，但事實證明，這僅僅是一個神話。德國空軍的高層人物被深深地卷入了這個顯然帶有缺陷的戰略中，但當戰略不可避免地出錯時，他們卻熱衷於與它保持距離，這就像一些陸軍將軍，他們最初認為可以取代空運計劃、拯救德國軍隊的突圍計劃也將是一個代價高昂的錯誤。
與空運有關的第二個謬論是，正是由於空運的食物不足，才導致了第6集團軍的厄運。這犯了將問題過度簡單化的毛病。事實上，彈藥和燃料的缺乏對被困士兵造成的傷害更大。這兩樣遠比德國陸軍配給的麵包（kommissbrot）更重更大的東西，才是維持第6集團軍繼續生存的關鍵。至少在開始時，大多數人還能靠丁點口糧勉強生存，但由於沒有子彈可以發射，也沒有汽油可供他們自己和重型武器在戰場上機動，他們就只能堅守在原地，偶爾向蜂擁而來的蘇軍開上一槍。炮彈，是關鍵中的關鍵。無論在防御中還是在進攻中，炮手都是無價的，並且在斯大林格勒這樣的靜態戰役中，他們的高爆威力和致命彈片都占據著主導地位，但隨著庫存炮彈逐漸被耗盡，第6集團軍的希望也隨之破滅。最後，德國人、羅馬尼亞人、克羅地亞人和“希維人”（Hilfswillige，字面意思是“願意為德軍提供幫助的當地人”），這些被困的幸存者已沒有東西可供戰鬥了。
他們打的這場戰鬥是一部慘烈的史詩。蘇軍的損失是巨大的，而且從未被真正承認過。對於軸心國來說，總共有五個獨立的集團軍在火光中消失，包括：羅馬尼亞兩個集團軍，德國、義大利和匈牙利各一個集團軍。不過，德國繼續戰鬥（其盟友也是），並且在第二年夏天的庫爾斯克戰役中再次擁有了扭轉東方戰場局勢的機會。石油—表面上是1942年德軍發動夏季攻勢的起因，但這一作戰目標卻幾乎被隨意地拋在一邊—仍是納粹的一個巨大問題。盡管如此，在沒有高加索的石油助力的情況下，德軍仍堅持到了1945年春。
那麼，斯大林格勒戰役真的像許多人所認為的那樣，是二戰的轉折點嗎？曾領導德國海軍並在希特勒自殺後接任國家元首的卡爾·鄧尼茨（Karl Dönitz）認為：“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之後……很明顯，我們已經失去了贏得對俄戰爭的希望。”秉持這種觀點的，遠不止他一人。1943年2月4日，就在第6集團軍投降的幾天後，一份由黨衛軍帝國保安部（SS Sicherheitsdienst，或縮寫為“SD”）編制的內部安全報告指出，“（平民百姓）普遍認為，斯大林格勒戰役標志著戰爭的轉折點”。這也許是對這場戰役最具說服力的反映。這場災難對德國來說是如此深刻，以至於全國幾乎沒有一個家庭未受到影響，每個家庭都有兒子、父親、叔叔、表弟或侄子在斯大林格勒喪生，或者在蘇聯的勞改營中消失—在這裡就等於判了死刑。長期以來，德國人已經習慣了幾乎無窮無盡的勝利，因而斯大林格勒戰役才在其民族意識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並打擊了他們對於最後勝利的信念的基石。
不管是不是二戰的轉折點，都沒有什麼能削弱這樣一個事實：即使在空前野蠻的蘇德東線戰場，斯大林格勒戰役在人們的想象中也占據著特殊的恐怖地位。這場戰役不是在開闊的草原、沙漠或茂密的叢林中進行的，而是在今天居住於城市中的我們所熟知的房屋內、工廠裡和街道上進行的。一提到“斯大林格勒”這個名字，就讓人聯想到煙霧、大火、瓦礫，以及扭曲的大梁躺在成堆的碎磚上的畫面—這裡沒有任何榮耀或浪漫。這是對一整支由人和他們的武器所組成的軍隊徹底、完全地毀滅。這是德國人及其盟友眼中的戰役。這就是斯大林格勒戰役。"

致謝
引言
對本書的幾點說明
*一章 巴巴羅薩行動失敗後
第二章 南方集團軍群—德國的希望
第三章 第一滴血
第四章 藍色行動開啟！
第五章 高加索—去而復返！
第六章 向東進發，直至伏爾加河畔！
第七章 “將他們纏繞至死”
第八章 “老鼠戰爭”
第九章 天王星行動—紅軍的反擊
第十章 殺死戰馬！
第十一章 冬季風暴行動
第十二章 饑餓與紅軍
第十三章 戰鬥結束
第十四章 計算損失
附錄A
附錄B
附錄C
參考書目
示意圖和歷史照片

"他把手指墊在下頜，目光緊緊盯著對面的墻壁，但視線沒有焦點，因為他正在琢磨著什麼—那是一份文件，就躺在他面前巨大的桌子上。他摘下一副圓框眼鏡，除了他的小圈子，沒有人知道他戴這副眼鏡；為了維護精心打造的“刀槍不入”的公眾形象，他不允許任何攝影師拍攝自己戴眼鏡的照片。然後，他靠在椅背上，心不在焉地翻著雙倍行距、超大字體的報告，但他並沒有真的在讀，因為報告的細節早已刻在了他的腦海中。
這份報告蓋著“東線外軍處”（Fremde Heere Ost，簡稱“FHO”） 的官方印章，該處的新上司—面相狡詐的萊因哈德·蓋倫（Reinhard Gehlen）被征召來，以接替埃伯哈德·金澤爾（Eberhard Kinzel）。後者因在一年前的巴巴羅薩行動中表現不佳，失誤明顯，而被貶為元首後備軍（Führerreserve，等待調動的半退休軍官，有的永遠不會被再次任用）。戴單片眼鏡的金澤爾在諸多方面都出現了誤判，包括但不限於：長期低估蘇聯空軍（Voyenno Vozdushnye Sily，簡稱“VVS”）的實力，不知道蘇軍擁有超*流的T-34坦克，但最致命的是，他沒有預見到莫斯科在不到兩周的時間內就迅速動員了數百萬人的大軍，盡管他們每兩個人才能分到一支步槍，而且只能用草繩代替腰帶。之後，蘇聯紅軍遭受了戰爭史上前所未有的損失，但同樣是這些裝備簡陋的平民，在納粹侵略軍向莫斯科發起最後一擊之前，就已經將敵人的銳氣消磨殆盡，令其成為強弩之末。
臺風行動（Operation Taifun），這場德軍針對莫斯科的最後攻勢完全失敗了。作為行動中的攻擊部隊，中央集團軍群在缺乏食物、燃料、彈藥和適當御寒衣物的情況下被困於嚴冬的雪地中，而且蘇軍隨後發動的反攻又使他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德軍在巴巴羅薩行動中投入的入侵部隊—毫無疑問是整場戰爭中集結的*強部隊—如今紛紛在雪地中倒斃，德軍最好的空中和地面編隊也逐漸消耗殆盡。希特勒不顧將軍們的勸阻，命令驚慌失措的部隊在原地堅守。這些部隊有時候不得不在開闊的大草原上挖掘凍土，構築工事，以抵御蘇軍的反攻。希特勒的決定挽救了軍隊，但德軍傷亡之慘重還是令人瞠目結舌，而且隨著這個獨裁者對軍官團失去信心並將大批高級軍官解職，德軍的“損失”又被進一步增大。
被解職的將軍包括格爾德·馮·倫德斯泰特和海因茨·古德裡安（Heinz Guderian）。倫德斯泰特是德軍中的老前輩，屬於普魯士傳統軍事階層，這一階層自俾斯麥統一戰爭之前就構成了德國國家力量的支柱；古德裡安則自封為德軍引以為豪的裝甲部隊（panzerwaffe）之父。在其他四十多名被解職的將領中，有費多爾·馮·博克（Fedor von Bock）、威廉·馮·勒布（Wilhelm von Leeb，倫德斯泰特的同僚、集團軍群指揮官）和艾裡希·霍普納（Erich Hoepner，與古德裡安一樣，為裝甲部隊指揮官）。不過，被解職的*高將領毫無疑問是時任德國陸軍總司令（Oberbefehlshaber）的瓦爾特·馮·布勞希奇（Walther von Brauchitsch）。萎靡不振的布勞希奇被希特勒本人所取代，後者堅信是與生俱來的直覺—以及身為一戰下士傳令兵的戰場經驗—使自己成為手握如此重權的理想人選的。阿道夫·希特勒此時將自己封為“德國國防軍*高統帥”（Oberkommandierender der Wehrmacht）。
就像他的死對頭斯大林在20世紀30年代所做的那樣，希特勒這時候已經將其軍隊中最*深的一批將領清洗掉了，盡管沒有訴諸公開審判，也沒有進行大規模處決，留下來的人則因膽怯而不敢挑戰他的*威。
在被解職之前，倫德斯泰特和勒布接受了巴巴羅薩行動已經失敗的判斷，他們呼吁國防軍撤回到舊的波蘭邊境上，而且可能的話，甚至尋求與莫斯科達成某種和解。但他們剛意識到這一點，就被迫退休了，這使得他們的話語權被大大削弱。此時，希特勒的隨從中只剩下阿爾弗雷德·約德爾（Alfred Jodl）和威廉·凱特爾（Wilhelm Keitel）。威廉·凱特爾也被稱為“萊克特爾”（Lakeitel），這個名字是一個雙關語，有“僕人”之意，連希特勒都形容他只擁有“一位電影引座員的智商”。從軍事角度來看，最後一位有希望影響納粹領導人的將領是弗朗茨·哈爾德（Franz Halder）。作為一名徹頭徹尾的職業軍官，哈爾德的情緒也很不穩定，他常在贏得徹底勝利的狂喜和陷入毀滅性失敗的預感之間劇烈搖擺。由於在任何時候都未能成功抵抗希特勒的要求，哈爾德已陷入深深的妥協之中，他建議東線德軍堅守目前陣地，並用一年的時間來鞏固他們的戰果，但這一建議被上級輕易地忽視了。希特勒，也只有希特勒，才能在1942年對東線德軍的行動做出最終決定，他的決定被奉為聖旨，寫在他桌上的皮面報告書裡。
此時，隨著蘇聯這頭巨熊終於在春天的融雪中掙扎起來，這位當時已是納粹德國軍事和政治的*高領導人面臨著一個重大決定。下一個作戰季即將到來，納粹德國應該采取什麼樣的戰略呢？法國的地中海和大西洋海岸當時正固若金湯，英國皇家空軍轟炸機司令部對第三帝國的空襲有點麻煩，但僅此而已。在政治版圖支離破碎的南斯拉夫，鑒於共產主義遊擊隊奮起抵抗，德國國防軍參與到一場血腥的清剿行動當中，但大部分戰鬥任務由當地興起的法西斯民兵、德軍的幫兇和義大利人承擔了。德軍在蘇聯以外*一的一處戰場在北非。在那裡，埃爾溫·隆美爾（Erwin Rommel）的非洲裝甲軍團（Panzerarmee Afrika）在埃及和利比亞北部所向披靡，但其能否取得最終勝利將取決於援軍和補給抵達的時間。德國海軍試圖切斷英國橫跨大西洋的重要補給線，同時摧毀前往蘇聯港口的盟軍援助船隊，但希特勒“是一頭大象，而不是一頭鯨魚”，他與海上戰爭毫無瓜葛。這就僅剩下俄國戰場，但那裡的局勢可以說是一片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