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暴者心理（簡體書）

為什麼有些男性在和伴侶的關係出現危機時會用暴力解決？親密關係中暴力受害者如何防止暴力循環、消除痛苦……

性別研究教授、資深家庭暴力治療師阿普特根據近30年為上千名施暴者治療的經驗，結合40余則案例和治療過程，對親密關係中的施暴者和暴力行為進行深入剖析，溯源施暴者為何會使用暴力，揭示了他們暴力行為的原因、特徵和後果。作者重點探索男性施暴者鮮為人知的一面——施暴者的心理，展示了男性施暴者背後的複雜原因和社會影響。書中穿插治療物件的案例分析，概述了為什麼男人在親密關係中會變得暴力，以及如何預防暴力和讓施暴者改過自新。

亞爾·阿普特（Yair Apter），以色列巴伊蘭大學（Bar-llan University）社會學和性別研究教授，臨床社會工作者和家庭暴力治療師，長期為監獄、社區機構等有過暴力行為的男性提供治療。

本書賣點

1.性別研究領域教授潛心30年研究成果，分析男性施暴者背後的複雜心理和社會影響。社會學和性別研究教授亞爾阿普特，以近30年為監獄、社區機構等有過暴力行為的男性提供治療的經驗，梳理臨床社會學研究理論和方法，系統分析親密關係中的暴力行為。

2.一本寫給所有人的家暴防治手冊，教你識別和擺脫家庭暴力。通過40余則案例，理清包括習得性行為、控制和報復欲、低自尊等在內的引發家庭暴力的9種主要原因；針對暴力循環過程從緊張積聚、憤怒升級，到暴力發作、進入平靜期、產生內疚與悔恨、進入蜜月期的6個階段周而復始，介紹施暴前後的具體特徵和應對方式。

3.一部應對親密關係危機的指導書。通過分析親密關係中憤怒、無助、控制欲等焦慮情緒，探討衝突爆發背後的情感驅動，認清親密關係的本質，學會建立和維持健康的親密關係。

編輯推薦

《施暴者的心理》這本書的獨特之處在於,溯源施暴者為何會使用暴力,揭示了他們暴力行為的原因、特徵和後果，討論了暴力行為和施暴者的控制行為的核心問題。此外，還提供了過去十幾年來在親密關係暴力、家庭暴力、暴力動態等方面的專業知識，以及對施暴者，特別是親密關係中的男性施暴者進行有效干預的方法。

作為一名性別研究領域教授,同時是一位和有過家暴行為的男性打了近30年交道的臨床社會工作者,亞爾·阿普特教授融合為數百名施暴者提供治療的經驗，對親密關係中的施暴者和暴力行為進行深入剖析，包括為何暴力會發生、如何阻止和改造施暴者等。

作者認為，要解決親密關係中的暴力問題，我們需要研究施暴者的心理，了解實施暴力行為背後的情感驅動，從而走進施暴者的內心世界。通過這本書，我們可以走近那些因對伴侶施暴而接受治療的男性，從多種角度了解親密關係中的暴力現象及如何應對或治療。

序言：

歐哈德·吉爾巴（歐哈德·吉爾巴(Ohad Gilbar)博士是以色列希伯來大學社會工作和社會福利學院高級講師。在過去的十年裡，他一直在以色列巴伊蘭大學、美國波士頓大學和德克薩斯大學研究從創傷揭露的角度治療家庭暴力關係中的男性。吉爾巴在國際期刊上發表數篇關於這個問題的文章，揭示了創傷、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和親密關係暴力之間的聯繫。此外，他還在巴伊蘭大學分校講授關於家暴的課程。在過去的18年裡，吉爾巴還將他的研究融入臨床工作，治療有暴力的男性和軍隊中創傷後應激障礙的受害者。）

男性對伴侶施暴，給他們造成嚴重的身體、精神和心理傷害，這已然成為一種普遍現象。盡管人們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但至今仍沒有找到一種解釋，可以幫助理解和大幅減少這種現象。許多人嘗試用一些理論模式來解釋這一現象，而其中用得最多的是社會學習理論(Social Learning Theory)這一模式。根據這一模式，童年時期遭遇家暴和成年後在親密關係中發生暴力行為之間是否有關聯，取決於父母如何處理和解決關係中的衝突問題[奧利裡(OLeary)，1998]。某些女性主義者認為，童年時期的社交讓男孩們產生了性別歧視觀念，這足以影響他們成年後建立的男女關係[多巴什(Dobash)等人，1979]。然而，人們基於這些模式進行研究，卻發現了一些與之矛盾的東西，另外，這些研究幾乎沒有考慮到童年經歷給這些男人造成的心理影響。事實上，許多基於女性主義理論而針對施暴者的干預措施，並不能大幅度地阻止家暴現象在世界範圍內反復出現(陳等，2019)。根據最近對以色列過去十年來家庭狀況相關的調查，以色列的家暴現象也沒能得到減少(吉爾巴等人，2020)。

與此同時，研究人員最近開始將創傷模式作為了解親密關係中暴力現象的主要模式。該模式基於以下假設：創傷事件造成的心理影響——比如創傷後應激障礙，會導致家暴[塔夫特(Taft)等人，2016]。盡管一些研究人員發現，施暴者童年時曾有過痛苦的經歷，因而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威脅性和創傷事件的影響，但是該模式並沒有正確評估童年時期經歷的特殊痛苦對他們產生的具體影響。複雜型創傷後應激障礙已被列入世界衛生組織的精神病學診斷分類(國際疾病分類)，作為對該類童年創傷和長期家暴創傷的響應(世衛組織，2018)。然而，創傷模式並沒有基於男性的性別角色和社交背景，去評估這種獨特的痛苦經歷可能對他們產生的具體影響[奧尼爾(ONeal)，2015]。最近，人們在針對以色列暴力治療與預防中心接受治療的男性進行的研究中發現了證據。這些證據表明：(1)那些經歷過多次創傷事件(大多在童年時期)的人會感覺痛苦不堪(這些事件可能會引發複雜的創傷後應激障礙，甚至破壞身體機能和組織)(吉爾巴等人，2019)；(2)而這種以無助和恐懼為特徵的痛苦，可能導致一些包括支配他人在內的行為，比如我們前文所說的性別歧視行為(吉爾巴等人，2020)；(3)童年創傷會加劇傳統男性角色中的壓抑感受(吉爾巴等人，2020)。

人們基於不斷增長的關於創傷和暴力之間聯繫的理論知識，開發了一些以療癒創傷為導向的治療方案。按照治癒的最高標準，這些方案被證明是非常有效的。這些方案包括：家庭力量療法[Strength at Home，簡稱SAH(塔夫特等人，2016)]；接受與承諾療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簡稱ACT(扎林等人，2019)]；辯證行為療法(Dialectical Behavioral Therapy,簡稱DBT)。《溝通暴力：親密伴侶暴力中的男性施暴者咨詢》(Men Communicating Violence: Counseling Male Perpetrator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一書揭示了男性過去經歷的創傷如何映照到他們的心理世界，以及創傷事件給他們造成的痛苦如何變成某種獨特的疼痛記憶。而本書將指導我們在干預期間，在專注於改變暴力行為的同時，如何通過施暴者與治療師之間的關係，了解他們的創傷性痛苦。

本書通過對近年來由以色列著名治療師開展的群體治療的綜合描述，從專業的角度展現對有暴力行為的男性的治療。通過這些描述，表明治療親密關係中的施暴者，需要從理論觀點轉到實踐層面。此外，本書還綜述了親密關係中暴力的核心問題。在第一章中，基於暴力行為的主要理論進行了一系列闡釋。在第五、六章，通過一種全新的視角，討論了與暴力行為和施暴者的控制行為相關的核心問題。在過去，人們討論暴力中的責任時，主要強調施暴者在終止暴力行為方面承擔主要責任；而在本書中，阿普特將施暴者對暴力行為的責任與受害者在衝突過程中包括衝突升級和暴力發生的相對責任進行了區分。此外，關於控制欲——通常作為性別不平等的一定程度呈現，阿普特深化了對於控制行為在親密關係互動中如何發生的理解。第二章中還有一個突出的例子，為了阻止暴力，阿普特嘗試將暴力循環的動態過程放到親密關係中的具體層面來分析。

臨床和研究文獻傾向於從單一視角呈現親密關係暴力中的施暴者。本書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成功地呈現了親密關係中暴力現象的複雜性，包括男性成為親密關係受害者的許多情況。本書的重要性主要在於，它從共情的角度梳理了暴力這一現象及其原因，並加入了對應對這種現象的社會環境的討論。除此之外，其獨特的視角——一個治療這一群體多年的治療師的視角，這對了解這一群體尤為難得。盡管了解親密關係中的暴力行為有重要意義，但在(以往的)研究文獻中並沒有足夠的重視，討論這個問題對於成功治療上述人群至關重要。

本書也試圖通過描述兩類不同背景的男性——持傳統觀念的男性和持現代觀念的男性相遇時的表現，呈現他們的不同經歷和背後複雜獨特的男性心理。具體來說，本書以一種有趣的方式邀請讀者去了解那些因對伴侶施暴而接受治療的男性的經歷，以及他們的治療師的經歷。對於專業讀者來說，這是一本有趣且有意義的書。它還能讓普通讀者從多種角度學習和了解親密關係中的暴力現象及如何應對或治療，以及一些治療成功的例子。

——節選自（以）亞爾·阿普特《施暴者心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

第一章　親密關係中的男性施暴者

通過代際傳遞的習得性行為　

創傷　

控制與報復　

自尊　

相互升級　

男權主義觀點　

作為威脅的親近與親密　

抑鬱　

自衛　

第二章　暴力循環的適用方面

緊張積聚和憤怒升級　

暴力發作　

平靜期　

內疚與悔恨　

蜜月期　

第三章　男性的群體治療

男性小組　

開放式小組　

學習和提供知識　

提出建議　

攻擊性　

愛　

第四章　治療動機

外部動機　

增強動機　

治療聯盟　

第五章　責任

第六章　憤怒、無助和控制之間的聯繫

情緒　

憤怒　

無助　

控制　

統一整體和控制幻覺信念模式　

第七章　共情與共情失敗

個人痛苦與受害者認同　

保持距離和不予認同　

無助和難以控制　

受害者辯護　

傾聽治療物件受迫的困境

多元文化論　

法律上的反移情　

第八章　改變過程中的方式與手段

性別敏感療法　

增強意義感

引導者的自我坦露　

對抗　

比喻　

後記

致謝　

參考文獻

自序：如何讓暴力不再循環

1995年11月，以色列總理伊扎克·拉賓(Yitzhak Rabin)遇刺身亡，那時我20多歲，還是一名年輕的社會工作者，和大多數以色列人一樣，我倍感痛苦與震驚。那次事件之後，我感覺自己有義務采取行動，為促進以色列社會中不同人之間的相互尊重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於是幾個月後，我加入了一場防止暴力侵害女性的運動。參加這場運動，獲得了一種觀念，這種觀念伴隨我至今：反對暴力行為，支持相互尊重——一種認同男女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女性主義觀念。參加這場運動期間，我被邀請成為特拉維夫格裡克曼納馬特中心(Tel Aviv GlikmanNaamat Center，一個暴力治療和預防中心)的治療師，負責預防家庭暴力和治療有過暴力行為的男性。加入該中心後，我就開始一對一地接觸在親密關係中有過暴力行為的施暴者。從1997年開始為這個治療中心提供服務，直到2020年該中心解散，算起來，我負責的治療小組已有23年。這本書也是在此之後寫的，寫這本書的目的是記錄下這些年的經驗和感悟。

在此工作期間，我每周三晚七點到中心，給小組8個成員或治療物件上課。每次課一開始，大家會進行一輪分享，隨後由一位成員提出疑問、發表觀點或分享他正面臨的問題。小組其他成員或相互理解、達成共識，或提出反對意見，有時候甚至相互對抗。多年以來，加入小組的男性已多達數百人，他們的情況各有不同：有的很矛盾，有的自以為無所不知，有的喜歡反對別人。他們之中有負責任的家長，也有叛逆的孩子；有的好奇心重，有的安靜，有的靦腆，有的易怒；有的不被理解，有的擅長表演，有的多愁善感；有的理智，有的衝動。我就像一支樂隊的指揮，樂隊的每個成員都參與了演出，我們共同創作了一個作品，包括面對和處理他們的生活困境、壓力困境、暴力行為、私密問題、父親身份、情緒的自我調節和創傷經歷等。我所用的方法是開放式的：每個人在不同的時間點加入，然後大家一起走向終點——離開小組。而在封閉式小組中，所有的參與者都是同時加入、同時離開。開放式小組中，參與者們有來有走，我卻一直都在。

1986年特拉維夫格裡克曼納馬特中心成立了第一個治療小組，11年後，我所服務的小組成立了。同一時期，該中心還有由另一位治療師帶領的一個治療小組，以及其他類型的治療小組。這些小組的治療物件大都是迫於執法部門的壓力或因另一半的起訴而加入的；也有少部分是因面臨離婚威脅而加入的；還有更少一部分人是因為意識到了自己的憤怒和暴力而主動尋求幫助。他們大多數人的目的是通過參加這個小組獲得認可，從而“逃過”訴訟程序。而對於大多數他們的伴侶來說，他們去尋求幫助，讓她們又燃起了希望——希望他們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好，變得相互尊重，不再有暴力。

來到這裡以後，大多數人會對自己曾有過暴力行為而覺得羞愧，並且對於參加治療的態度很矛盾。通過治療，有的人摒除了暴力行為，有的人盡量減少暴力行為；而有的人因被責備而生氣，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才是受害者；有的人則願意為傷害他人的行為承擔全部責任。加入小組的這些人，他們的暴力行為和憤怒程度都不嚴重。他們大多數人此前還過著正常生活，並且和伴侶在一起。也有一些已經離婚的，有的後來又找了伴侶，有的獨自生活。那些經感化服務中心認定會對伴侶造成傷害的“高危人群”，以及因嚴重暴力行為而被捕的人，大都被拘留或定罪入獄，因此他們是在感化服務中心和監獄接受治療。加入此中心治療小組的這些男性，他們的一個普遍特徵是，因為和伴侶之間的關係危機上升到了暴力層面，所以才加入治療小組。

在過去的50年裡，家暴問題一直是公眾討論的核心。那些一度被認為是“個人行為”的行為，如今已進入媒體、社會、心理學界和法律界的討論範疇。鑒於家暴現象和問題的曝光，及其普遍程度和產生的嚴重反響，國家層面的干預也在增加，試圖利用執法體系和特定的家暴治療方案來防止家暴行為。[謝爾曼(Sherman)等人，2015]

作為納馬特中心和赫茲利亞社會服務部門的一部分，以色列的第一批針對親密關係中男性施暴者的治療小組成立於1986年。自那以後，又成立了一百多個家暴治療和預防中心。地方政府也為這些男性提供治療和住所，監獄管理局和感化中心甚至設立了治療部門，提供群體治療。此外，一些心理健康專家也願意為他們提供對策。

盡管有諸多選擇，大多數施暴者仍然沒有獲得以上服務。因為大多數施暴者很難求助於專業的心理援助[沃格爾、韋德和哈克勒(Vogel,Wade and Hackler)，2007]，他們甚至傾向於排斥心理援助[阿迪斯(Addis)和馬哈裡克(Mahalik)，2003]。那些尋求心理援助的男性往往都出於一些外部原因。在關於因情緒困擾而尋求心理援助的內在因素和外界因素的調查中發現，96%的受訪者稱他們之所以尋求幫助，是因為外界的鼓舞或介入[庫薩克(Cusack)等人，2004]。礙於羞恥心和面子，又害怕牽涉法律和社會福利等問題，在家暴問題出現後尋求幫助就更加困難了。

那些加入特拉維夫格裡克曼納馬特中心的男性也是如此。他們中的許多人也對心理治療持懷疑態度。他們不明白自己為什麼需要專業的心理援助：本來謀生已不易，還要通過治療增加生活壓力。因此，每周參加一次治療小組對他們來說很困難，甚至是一種負擔。盡管如此，參與者們這些年也收獲了許多。對有的人來說，這是一個讓他們有歸屬感的地方；對另一些人來說，這裡是學習的地方；有的人說，來到這裡，他們第一次在跟別人談話中打破了沉默的僵局；還有的人覺得這裡是一個充滿愛的地方。總之，對大多數人而言，來這裡確實讓他們有所改變和得到了幫助。每當有新人加入的時候，我都會告訴他“我會陪著你”，並且說到做到。這些年來，我發現自己一直致力於創造一種讓參與者感覺被關愛和被需要的小組氛圍：這是一個他們想來的地方，在這裡，他們即便感到羞恥和恐懼(害怕被評判和羞辱)，也會被接受。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形成了這樣的觀點：參與者越優秀，他們身邊的人也會變得越優秀。

盡管如此，在親密關係中男性施暴者的治療上，仍會面臨諸多問題。一些參與者並沒有把治療落到實處，他們不願把想要治療的問題描述清楚。另一些人還在考慮是否參與治療。還有一些人，不願為自己的暴力行為負責。許多人因為羞恥、尷尬、害怕被譴責，以及不願揭露自己靈魂深處的脆弱情感等，很難進入角色。他們面對治療師時的困難，對我們這些幫助他們的人來說也是一大挑戰。盡管如此，主持治療小組23年，對我來說是一次絕妙的經歷，它教會我識別暴力行為，讓我認識到親密關係的本質和健康關係的本質。通過這些人，我了解到了許多關於男子氣概和父親身份的模糊觀點，認識到了暴力的破壞性，以及暴力行為如何實現代際傳遞。我也了解到一些普遍的情感，和男性的一些獨特而複雜的情感，了解了什麼是相互依賴和控制，明白我們有義務給予受傷一方同情與關愛。然而，最重要的是我學到了一些適用範圍廣的創造性的方法，來幫助施暴者獲得改變。

本書延續了社會工作領域所謂“實踐性智能”(wisdom of practice)的傳統，反映了多學科融合。因此，本書寫給精神衛生和公共衛生行業從業者，特別是那些為處於暴力循環之中的男女提供專業援助的人。此外，對於那些致力於消除家暴現象和所有想更好地了解施暴者心理世界的人，這本書也可以作為一本指南。

基於這些年與數百名施暴者打交道的經驗，我在本書中給你一些有效的方法，用以幫助施暴者作出改變。本書的觀點源自我作為男性治療小組的推動者和家暴專業治療師的經驗。與那些敢於面對生活現實、參與治療的男性接觸，讓我有機會深入他們的內心，在他們面臨危機的時候同他們在一起，從而幫他們渡過難關。與那些遭受暴力的女性，尤其是一些正在參與治療的男性的伴侶們接觸，加深了我對暴力演變和受害者體驗的了解，也讓我掌握了更多促進或阻礙變化過程的方法。此外，本書還提供了過去十幾年來在親密關係暴力、家庭暴力、暴力動態等方面的專業知識，和對施暴者，特別是親密關係中的男性施暴者進行有效干預的方法。

本書第一章我們將了解施暴者實施暴力行為的原因。但是它不對暴力行為本身進行解釋，因為不管作何解釋——即便是出於同情，都有將其泛化或解釋不準確的風險。但是，掌握暴力行為的動機依然很重要：第一，可以幫助遭受或可能遭受暴力的女性學會保護自己；第二，幫助男性了解他們自己和導致他們暴力行為的動機；第三，幫助專業人員了解這一問題的複雜性，以便為每個客戶量身定制治療方案。因此，本書並沒有通過理論範式和模式來解釋暴力，而是提煉了我在長期與施暴者打交道之後總結出來的導致暴力行為的九大原因。本書以穿插案例的方法來探討這些原因，以便於讀者理解這些暴力行為的動機。這種方法並不對現象和問題加以解釋。一個人一生中會發生許許多多的事，通過這些事，可以描繪出人及其與周圍環境的關係。這九大原因具體為：習得性行為、童年和成年創傷、控制欲和報復欲、自卑、衝突和關係升級管理失控、親密關係中的男權主義觀點、親密關係中的威脅感、抑鬱、自我防御。

第二章將討論雷諾爾·沃克(Lenore Walker)提出的“暴力循環”的適用方面，主要討論那些最終升級成暴力行為的情感問題。沃克認為，每一段男女關係，都有緊張的時候。在存在暴力的關係中，往往有一個循環的動態：暴力行為導致關係逐漸緊張後，施暴者的暴力行為會增強其愧疚和悔恨感，讓他更想去補償和乞求原諒；但由於衝突並未得到解決，兩人也沒有認真分析導致他們關係緊張的原因，所以這個過程會不斷循環；於是，兩人的關係會再度變得緊張，一方再次通過暴力行為釋放這種緊張，然後再次道歉並試圖彌補。“暴力循環”理論至今仍被視為描述親密關係中暴力行為演變的理論基礎，並極大地影響著人們對暴力行為的看法和暴力治療與預防中心的治療。本章將會展示“暴力循環”以及它在群體治療中的運用。此外，本章還會從批判性的角度探討如何通過“暴力循環”了解親密關係中的暴力行為。

第三章主要描寫那些參加群體治療的男性。群體治療是治療男性施暴者的常用模式，具有很多優勢。對於這些治療物件來說，小組是他們熟悉的環境，他們可以通過與其他成員的互動來發現問題、學習和進步。參與者可以從其他成員的經驗中了解到一些情境、模式和應對方法，還能獲得一些處理困境的辦法。此外，其他男性的存在可以讓他們從面臨相似問題的人那裡得到反饋、獲得支持和產生歸屬感。本章將會討論同性治療小組的特點，以及治療物件在熟悉的環境中獲得歸屬感對治療的影響。另外，本章還會涉及小組中存在的“恐同現象”及其對小組關係變化的影響。同時，本章也會討論治療小組中男性之間信任的複雜性，在小組中進行自我坦露的困難，以及他們不肯面對自身弱點而防御性地為自己辯解和想要掌控形勢的強烈意願。而且，本章會討論開放式小組的優缺點，將心理動力學(psychodynamic)干預方法同心理教育方法相結合的重要性，在治療小組內提供意見、給出建議時的注意事項，以及在進行對施暴者的干預中，攻擊性和關愛所具有的獨特意義。

第四章主要討論那些尋求專業心理幫助的男性的動機和矛盾心理，及其對於治療的影響。這些男性很難認同“施暴者”這一標籤，對他們而言，這是在報紙上才會看到的表述。他們難以接受被迫治療的事實，而且很難將懲罰與治療區分開來。他們還會遇到一些障礙，比如因為覺得心理治療是件丟臉的事，所以不想揭露自己的秘密，也不相信自己能改變，還有涉及社會福利方面的問題。本章將討論這些問題給群體治療帶來的挑戰，以及增強治療動機的方法。本章的最後一部分將會討論創建一個治療聯盟的重要性和複雜性，及其對於一個開放式小組的獨特意義，尤其是在小組中有一些充滿矛盾的參與者——不確定自己是否在特定時間需要幫助的情況下。最後，為促成改變，本章還提供了加強治療師與小組之間聯繫的方法。

我們將在第五章討論這樣一種認識：如果施暴者不願為自己的暴力行為承擔責任，我們就無法幫助他改變暴力行為。然而，由於親密關係中暴力行為的複雜性，有必要弄清楚這些人對其暴力行為承擔的責任比重，而不是簡單地將責任一分為二(男性施暴者與女性受害者)。本章提出了親密關係中暴力的責任模式，可以加深治療物件對責任的理解，從而幫助其應對更廣泛意義上的暴力行為。我們可以通過該模式中暴力事件發生的三個階段——矛盾升級、爆發和消除痛苦，來劃分暴力事件中每一方的責任；還可通過這一模式明確地區分行為、責任和導致暴力事件發展的因素，其中包括個人因素、社會觀念因素、家庭因素和創傷等外部因素。

第六章討論了憤怒、無助和控制之間的聯繫。要解決親密關係中的暴力問題，我們需要研究施暴者的心理，了解引發他們實施暴力行為的情感機制，從而走進他們的內心世界。此外，為了解暴力行為的“作案方式”，我會在本章提出一種模式：統一整體和控制幻覺信念模式。

第七章介紹了共情的重要性，以及在治療過程中無法實現共情的情況。雖然我們覺得很有必要為參與者營造一種共情的氛圍，但是對我來說，要與那些承認對婦女兒童有過傷害行為但又對治療表示抗拒和矛盾的男性產生共情，是一大挑戰。因為這些複雜情況，我產生了批判心理，很難支持這些參與者。然而如果在治療過程中，治療物件沒有感覺到被共情，那麼，即使診斷和觀點再準確，也無法取得治療效果。本章會討論在治療施暴者的過程中“共情失敗”的七種情況：個人痛苦和認同受害者，想要撇清自己和不認同施暴者，無助和失控，施暴者需要尋求受害者的保護，跨文化方面的障礙，治療中法律上的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移情(Transference)是心理學上的一種常見心理現象，指求助者把對生活中某個人的情感、態度轉移到咨詢師身上的過程。與之相對的是反移情，則是指咨詢師把對生活中某個人的情感、態度轉移到求助者身上。——編者注相關的困難，以及大多數治療物件同時正面臨刑事訴訟。我將在後文提供有效應對這七種情況的方法。

第八章主要介紹在治療過程中有助於取得治療進展的五種方法。第一種是針對男性性別意識(強調男孩和成年男性之間獨特的發展關聯)、男性的痛苦和對女性的暴力的治療。第二種使用強化意義感和認同個人優勢的方法。具體而言，採用意義療法和積極心理學相關的方法，促使男性對自己和周圍的人產生積極的看法。第三種方法則是治療師的自我坦露。我以身作則，鼓勵參與者表達自己的情感和弱點。同時，這個方法也增強了治療師和參與者的主體關聯性。第四種方法是鼓勵對抗，尤其是參與者之間的相互對抗。通過這個方法，我知道如何應對那些喜歡狡辯、試圖否認暴力行為或最小化暴力行為影響的人。同時，參與者也可以通過對抗練習，學習如何避免將衝突升級成暴力行為。最後，我還用了比喻的方法，通過比喻把我的觀點轉化成能被他們接受的語言，傳達給他們。

本書描述了我作為小組治療師的個人經驗，其中包括我這些年來的一些感悟和觀點。讀者可以以此了解我這些年在治療過程中遇到的困境，以及男性施暴者小組的治療師兼引導者這一角色。除了我個人的經驗，本書還提供了過去這些年參加該小組的治療者的研究案例。不過為了保護隱私，所有的名字和個人細節均已修改。

過去這些年，每周一次的小組會議，對我來說意義重大，無論於我個人還是於我的專業，都有很大的促進作用。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那裡，去解決問題。這些年的治療師工作，我也有做得不對之處，也有過不堪重負和疲倦的時候。但是，我喜歡和那群需要理解、同情與陪伴的人在一起。他們也想被愛、受歡迎；他們也願意傾聽、傾訴，也想從錯誤中吸取教訓；他們也向往更加平靜和有尊嚴的生活。我並不輕易寬恕他們，甚至在必要的時候與他們對峙，但對我來說，充滿共情的小組氛圍更重要。除了對該領域的專業貢獻，我希望本書能讓人們感受到施暴者的情感世界——哪怕只是片刻，以及我在對他們進行治療時的心情。

——節選自（以）亞爾·阿普特《施暴者心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