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的力量：語言如何影響我們的思維、說話與生活，如何學會更多種語言，和多語言能力對腦部的好處

專家剖析語言在腦中運作的方式，
帶你了解語言影響人類的無限力量，以及你能如何運用。

不同語言的使用者，竟然會因為語言特性而產生金融儲蓄的差異。
當你會講兩種語言時，用非母語思考會去除你的感性，讓你做更理性的決定。

語言的研究揭發許多你從沒想過的事實。每學一種新語言，都會改變我們記憶的方式。看待看待自己和周圍世界的方式，感受、洞察力，決定與行動。
而且學習新語言，還有許多廣泛的終身影響：
- 增強「執行功能」，也就是專注於重要事項而忽略不重要事項的能力。
- 增強創造性思維任務。
- 培養批判性推理能力。
- 將阿茲海默症和其他類型失智症的病發年紀推遲四到六年。
- 改善在充滿壓力時做出的決定。
- 改變我們所見、所關注及回憶事項。

本書特色

1.語言是你認知世界的方法，且不同的語言會給你不同的視角――包含數學語言和程式語言。
語言學家用最新的腦科學與心理實驗證實語言是認知世界的方法，甚至觀察到人們使用母語及非母語時會有不同的情緒反應，比如使用母語時更容易召喚心中的感情。
2.多語能力不僅對溝通有幫助，甚至對你的腦部也有眾多好處，一同成為多語家庭吧。
多語人士具有更強的創造性思維、更晚得到失智症，而本書還有說明多語人士的培養方式，讓你能親自實踐，或在家庭中帶著孩子一同實踐！

作者簡介 

薇奧理卡．瑪利安 (Viorica Marian)
美國西北大學拉爾夫和珍桑丁傳媒科學（溝通科學與障礙學）的傑出榮譽教授，同時也是心理學教授。其母語是羅馬尼亞語，其俄語水準近乎母語，並能流利使用英語，另學習或從事過其他多種語言研究，包括美國手語、粵語、荷蘭語、法語、德語、日語、華語、波蘭語、西班牙語、泰語和烏克蘭語。她在雙語語言處理的架構以及多語環境對認知、發展和大腦的影響研究得到了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西北大學以及私人基金會的支持。

譯者簡介 

胡欣蘭
畢業於美國大學，喜歡寫作、旅行、電影和咖啡。喜愛到處旅行，去過許多國家，認識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感受到真實的文化，讓視野開闊，豐富人生經歷。樂觀積極的心態，在異國生活時，結交了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增加寫作的生動性。
撰寫過數十本書籍，並翻譯過翻譯過寓言劇本、餐飲手冊、多益試題、腦力方面、100個玩不膩的STEAM科學好奇實驗室等相關書籍。
座右銘：我思故我在，我寫因我愛。

名人推薦

《多語思維》閃爍著洞察力，讀完這本書，你會以不同的方式看到和聽到文字，並對人類思想的威嚴有更深的體會。（額外獎勵：它還會讓你想學習瑞典語、西班牙文或史瓦希利語！）薇奧理卡．瑪利安和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喬治•拉科夫（George Lakoff）一起成為語言科學重要著作的作者。
――丹尼爾．平克（Daniel H. Pink），暢銷書《後悔的力量》、《理性》作者

作者序

歡迎一探本書奧秘！
Introduction-Or Welcome

傳說在古巴比倫城矗立著一座高塔，直插雲霄，高到可能把它視為人類第一座摩天大樓。歷史文獻已證實這座塔的存在，目前位於伊拉克境內。《聖經》文獻指出世界上眾多語言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這座特定的塔樓―巴比倫塔（通天塔），人們當時建造它以「通向天界」。當上帝降臨並看到人類正在試圖登天時，在《創世記》11章第6節中，上帝說道：「看哪，他們成為一樣的人民，都是一樣的言語，如今既做起這事來，以後他們所要做的事就沒有不成就的了。」為了阻止人類抵達天堂，上帝將他們散居在世界各地，並創造讓他們說不同語言，使他們無法相互交流，也無法推進他們的作業。
語言作為通往天界的鑰匙，其力量無庸置疑。巴比倫塔的故事說明了語言既可以用來包含和排除，也可以用以交流和阻礙交流。其他宗教也意識到，我們必須依靠語言來達到宗教信仰裡天堂一般的高度。《古蘭經》第14章第4節闡述，唯有用我們所知語言表達的宗教理念，才能傳達給人們：「我不派遣一個使者則已，但派遣的時候，總是以他的宗族的語言（降示經典），以便他為他們闡明正道。」
義大利作家暨猶太大屠殺倖存者普里莫．萊維（Primo Levi）在他的文章《恬靜的星星》中，用優美文字描述出語言的侷限性，以及我們如何看待這個世界，譯文如下：
我們的語言對於星星的討論是難以言喻的，就好像有人試圖用羽毛來耕地一般可笑。語言是我們與生俱來的，適用於描述大致上和我們一樣大以及長久存在的物體；它有著我們的尺度，它是人性的。
他指出隨著時間推移，會出現新單字來表示比肉眼能察覺的尺度更小或更大的尺寸、比火還炙熱的溫度，以及數百萬和數十億這樣的數字，這些都是我們以前不知其存在的概念。
語言會隨著我們對世界最嶄新或最完善的理解而產生變化，還是我們對世界的理解會隨著我們的語言而改變？為了確認語言思維限制的存在，我們可以使用現代機器學習研究。當史丹佛大學的神經科學家使用大量行為數據，來研究大腦是如何分配與執行認知任務相關的腦力活動（如進行閱讀或做出決策）時，演算法聚集（cluster）神經活動的模式並不符合人類語言的預期分類模式。就像早期研究不同語言「定位」在大腦內時顯示重疊的網路，看似不同的心理過程之間的界限，並沒有反應在大腦中。相反地，演算法所做的分類表明一種構造的存在，我們（尚）未擁有相關的標籤，其如我們正試圖用羽毛耕種宇宙的恆星。即使是我們敘述心理構造用的詞彙，如記憶和感知，也不能準確地描述機器學習中出現的結果。相反的，因為記憶和感知重疊，顯現出我們用來提及它們的詞彙，及我們對它們的思考方式仍然非常不精準。儘管我們會用標籤來區分記憶和感知，但是在人類智慧或人工智慧中，兩者在分類上並非迥然不同。原因很有可能是我們尚未有能更精確研究和標記的工具，能同時處理我們心理狀態及世上存在的分類。有一種特定的概念是，有一種類別存在於我們對現實的解釋之外（無論是精神狀態、膚色還是人物類型），這本身可能是一種由語言所維持的錯覺。不管世界上是否存在「現實」類別，我們所創造的語言和心理類別都極其重要。它們對感知、科學和偏見等截然不同的領域產生了影響。
心理語言學（psycholinguistics）是一個專注於思想和語言之間關係的領域。當我在三十年前開始讀研究所時，我不僅想了解像我這樣學習多種語言者如何處理語言，還想更普遍地了解人類的認知能力、神經能力以及侷限。這本書綜合了我本人和其他人從多語使用的角度看見語言和思想相關的原創研究。我用英語（我的第三語言）撰寫了這本書，同時也利用我的母語羅馬尼亞語和第二語言俄語的知識，再加上我透過研究學過的語言，包括美國手語、粵語、荷蘭語、法語、德語、日語、韓語、華語、波蘭語、西班牙語、泰語、烏克蘭語及許多其他語言。
小時候，我會注意到周遭語言有一些奇怪之處。為什麼俄羅斯人會把橋稱作「他」，並認為它們是男性，而德國人提到橋時，是用「她」，認為它們具有女性特質，而英國人把橋用「它」來稱呼，沒有性別區分？然後我的母語羅馬尼亞語具有一種玄妙屬性：如果只有一座橋，那麼橋是屬於男性，但是如果有兩座橋以上，那麼橋就是屬於女性―這對人們的思維和對橋樑的看法會帶來什麼影響，尤其是對於那些知道同一物品在不同語言中具有對立文法性別（grammatical gender）的人而言？
近期的認知科學實驗表示，說德語的人更有可能將橋理解和描述為美麗的、優雅的、易碎的、寧靜的、漂亮的和苗條的。說西班牙語的人更容易將同一座橋感知和描述為巨大的、危險的、綿長的、強壯的、堅固的和高聳的。這當中區別為何？橋這個字在德語和西班牙語中有不同的文法性別。你能從所使用的形容詞中猜出分別是哪國語言嗎？沒錯，在西班牙語中，「橋」是屬於陽性的。對於羅馬尼亞的橋是否會轉換性別，專家們還沒有定論。（在羅馬尼亞語中，許多單數形的陽性名詞，在複數形態時會變成陰性。）無生命物體的文法性別，對我們如何思考物體的影響程度，與現代使用性別代名詞和性別語言的廣泛辯論息息相關，這正是因為性別代名詞在影響自己和他人看法的內隱聯想方面有顯著的效果。
我們使用的標籤很重要。只要改變我們用來稱呼人的標籤，例如不再使用「奴隸」這個字，而改稱「被奴役的人」或「曾被奴役的人」，心理上便能立即改變我們對所討論對象的看法。
接觸多種語言提供我們至關重要的能力，人類會需要這些能力來消除日益增長的社會衝突，並為迫在眉睫的全球問題擬定解決方案。如果你能親身體會到另一種語言和世界觀的實用性和美感，那麼不難想像你自己會較少陷入偏執局面，也不會輕易妖魔化與你不同的人事物。
理解語言的力量也會讓你在被他人用語言操縱時能更加保持清醒，無論這些人是政客、廣告商、律師、同事還是家庭成員皆然。人們花了大把鈔票來操縱語言，使人們購買特定產品、以特定管道投票或做出特定判決。當你了解多種語言時，你會更加理解單字帶給你的感受，因為你已經準備好親身體驗微妙的語言差異。
未加考慮語言之間的差異性可能會導致十分嚴重的結果。NASA的火星氣候探測者號（Mars Climate Orbiter）被燒成碎片，數億費用、多年成果和數月的太空旅行全都化為烏有，這一切都是因為有人沒有將測量單位從英制轉換為公制。但是，在美國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的非機密文件中，可以找到更讓人震驚的誤譯，或起碼可以說是種錯誤的闡釋。
在1945 年，當同盟國領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德國會晤時，杜魯門、丘吉爾、史達林和蔣介石向日本首相鈴木貫太郎遞交了投降條件聲明時，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聲明還指出，若不無條件投降，就會導致「立即且完全毀滅」（prompt and utter destruction）的結果。當記者詢問鈴木首相的回答時，他以一貫的政治應變方式回答說他對此持保留意見。他使用的日語單字「黙殺」（もくさつ）原詞意義為沉默，可以用多種方式翻譯，從「保持明智的沉默」到「擱置」，和「以沉默的蔑視處理」。在劃時代的外交失敗中，翻譯的不當選擇在西方國家眼裡被解讀為強烈否定回應。國家安全局寫道：
這個詞的其他意思與鈴木的意圖大相逕庭。唉，國際新聞機構認為有必要告訴世界，在日本政府看來，這個最後通牒「不值一提」。美國官員對鈴木聲明的語氣感到憤怒⋯⋯決定採取嚴厲措施。在十天之內，他們決定投下原子彈，炸彈投下後，廣島被夷為平地。
值得一提的是，當我在卡特總統家鄉喬治亞州的埃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當研究生時，他每年都會與國際學生見面。為了讓我們放心，卡特總統以其特有的和藹可親和幽默感，分享了他在日本發表演說的故事。他說他以笑話當開場白，在翻譯將笑話從英語翻譯成日語後，觀眾席中的每個人都哄堂大笑。當天稍點的時候，卡特總統問翻譯為什麼這個笑話會引起如此熱烈的回響。經過一番巧妙詢問後，翻譯終於承認他不知道如何將這個笑話翻譯成日語，反而說：「卡特總統開了個玩笑，大家都要笑。」
我希望我能以「大家都要笑」來結束自己的笑話。學習另一種語言不會突然讓你變得有趣、讓你成為天才，或者讓你成為世界上最性感的人。你不會長出一頭濃密的頭髮，也不會因此成為億萬富翁―不過事實上，多語能力與收入之間是有關聯的。
以下為世界各地實驗室對學習另一種語言的結果的研究發現案例：
●多語者老年人會晚四到六年才罹患阿茲海默症和其他類型的失智症，並增加認知儲備（cognitive reserve）。
●對孩子而言，學習第二語言表示及早認識物體和其名字之間的聯繫是任意的―你可以稱牛奶為「milk」或「leche」（西語）或「moloko」（俄語），也能以虛構的單字稱呼。理解到現實和用來表示現實的符號系統並不是同一個，會使得元語言（metalingustic）能力更發達，為進階的元認知過程和更高階的推理奠定基礎。
●橫跨一生，使用多種語言可以提高執行功能任務的表現，使人更容易專注於重要的事情，並忽略無關緊要之事。
●掌握多種語言，會使人們能夠以其他人看不到的方式，在事物之間的建立聯繫，並在創造力和發散性思維任務中獲取更高的分數。
●使用非母語會提高人們做出更具合理性、與對社會更有效益的決策。
快速發展的全球網路社群和愈來愈便利的旅行，表示我們大多數人會在生活中的某些時刻與說其他種語言的人互動。我們會和他們墜入愛河、成為他們的朋友、歡迎他們加入我們家庭、與他們一起上學，或是在專業環境中與他們共事。
每個人都在使用語言。但是鮮少有人理解語言的力量。就像是某人擁有了一件價值連城的東西，自己對其價值卻一無所知。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像一名古董巡迴秀（Antiques Roadshow）鑑定師，我會跟你說，你一直閒置在閣樓上的舊東西其實是一件無價之寶。
我之所以會成為一名心理語言學家，是因為我熱愛語言，而且我喜歡釐清語言和思維之間如何互相影響。我希望這本書能幫助你了解自身已然擁有的不可思議能力，讓你一窺內心的運作模式，並且以一種新管道提供能釋放你潛力的鑰匙。

序 歡迎一探本書奧秘！

第一部分 個人自我
第1章 驚人的思維方式
第2章 平行處理的超有機體
第3章 關於創造力、感知和思維
第4章 道成肉身
第5章 童年、老年和兩者之間
第6章 另一種語言，另一種精神

第二部分 社會
第7章 終極的影響
第8章 改變的文字
第9章 翻譯中的發現
第10章 我們的思維代碼
第11章 科學與科技的未來

結論 愉快的語言之旅！
致謝
圖片列表

第一部分 個人自我

語言的局限意味著我世界的局限。
―― 路德維希．維根斯坦
The limits of my language mean the limits of my world.
―― Ludwig Wittgenstein

第1章 驚人的思維方式
Mind Boggling

我們生活在一個代碼的世界裡。有些代碼像軟體一樣嚴謹，有些像母語一樣流利。有些像數學一樣超越人類的經驗範圍。有些則充滿偏執。有些則像詩歌。它們都是語言，這些是我們思維的代碼。
雖然你可能還沒意識到，你的大腦已經使用了多種代碼，例如數學、音樂、口語、手語。人類的大腦是為了適應多種交流代碼而建構而成，當我們學習時，會向新體驗和知識敞開大門。我們開始以不同的方式看待這個世界，而我們的大腦開始產生變化。
許多人仍然錯過學習其他語言（例如西班牙語、華語或印地語）的好處，僅僅只是因為多語能力的影響可能被誤解，被貶低，甚至被政治化。但是，懂得多種語言可以帶來新的思維方式，而這種思維在其他方面是無法實現的――就像學習數學讓我們可以做其他原本無法想像的事情，例如開發人工智慧、潛入海洋深處或登陸其他星球――就像學習樂譜使我們能夠聽到千里之外或幾百年前創作的音樂模式，學習另一種語言則開啟另一種編碼現實和思維的新方式。
如果你曾玩過Boggle字母盤遊戲，那麼你很有可能會因為另外一個玩家在你寫字時轉動格盤而大動肝火。甚至你自己可能就是那個被其他玩家吼的人，這都是因為有時候你的大腦已經有新發現：轉動格盤會改變你的視角，讓你以不同的方式看到相同字母，找出更多的單字，進而提高分數。
就像翻轉Boggle字母盤一樣，每一種我們知道的新語言會使我們以不同的方式獲得和解釋資訊，進而改變我們的思考和感受、我們的感知和記憶、我們做出的決定、我們的想法和見解，和我們的行為舉止。從一種新的方向看遊戲棋盤，會活化大腦中不同的神經元，不同的神經網路會對「我看到了什麼單字？」這個問題產生新的答案。同樣的，在日常生活中，大腦會根據輸入的語言組織方式，提供不同答案。
一個單字可以傳達一種複雜的概念，例如重力、基因組或是愛，透過將大量的訊息編碼為小型通訊單位，最佳化儲存和學習。語言作為一種符號系統的概念，是語言和思維科學的根本。
然而僅僅一種符號系統只能讓你到這樣的程度。學習和使用多種符號系統不僅會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還會改變大腦本身結構。效果不僅有加成作用，而且還有轉化性質。
當你得知全球大多數人口都使用雙語或多語，這個事實可能令人感到訝異。現今世界上使用七千種以上的語言。最常用的語言是英語和華語，分別超過10億以上的人使用，使用印地語和西班牙語則各超過5億人，其次是法語、阿拉伯語、孟加拉語、俄語和葡萄牙語。說多種語言是人類的常態，而非例外。想想看：印尼語是印尼最常使用的語言，超過94％的人口使用印尼語，但它僅僅是20％人口所使用的主要語言。爪哇語是當地最常見的主要語言，但只有30％的人會說爪哇語。在歐洲、亞洲、非洲和南美洲的許多國家，兒童從出生就成長於兩種或多種語言的環境中，然後在學校或成年後學習其他語言。盧森堡、挪威和愛沙尼亞等國家有超過九成的人口使用雙語或多語。歐洲約三分之二的人口至少會說兩種語言（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Commission〕估計四分之一的人會說三種或更多種語言），加拿大人一半以上的人會說兩種語言。對於那些受過高中以上教育的人而言，數字甚至更高――在歐盟國家，擁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人當中，超過八成的人表示自己掌握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語言。
使用多種官方語言是許多國家的國家政策。例如，加拿大有兩種官方語言、比利時有三種官方語言、南非則有九種官方語言。在印度，憲法承認二十幾種官方語言，並且預設能使用多種語言。全球範圍內有大約66％的兒童接受雙語教育，而 且在許多國家，外語需求是學校課程的一部分。
即使傳統上只使用一種語言的美國，懂得一種以上語言的美國人口數目也在迅速增加。在美國，超過五分之一的人表示在家會說英語以外的其他語言（2020年的數據為22％）――此數字已於過去四十年中倍增，並且還在持續上升，在大城市則接近50％。
然而，我們才剛開始了解多語思維。為何如此？因為科學在玩Boggle字母盤時一直沒有切換角度。大部分的研究歷來聚焦在單語人群上，而且迄今仍然如此，這表示我們對大腦和人類能力的了解僅來自單語者的角度，結果不但有限且不完整，甚至在許多情況下是錯誤的。
當研究人類心智時僅專注於單語者，這就像心臟病和糖尿病的研究僅用於白人男性，而且假設研究結果適用於所有人一樣。我們現在知道心臟病在女性中的變化與男性不同，糖在北美和南美的原住民群體中代謝方式不同。會說超過一種語言或方言以上的人，其語言、認知和神經結構不同於只會說一種語言的人。長久以來，這些差異被視為雜音而非訊號，被視為問題而非典型的人性複雜系統。
將語言多樣性排除在研究之外會帶來什麼危險？舉一個歷史性的例子，就是由凱文．柯立芝總統簽署成為法律的《1924年移民法》（the Immigration Act of 1924），規定美國接受移民的國家（西北歐國家）與限制移民的國家（東南歐，亞洲和非洲國家）。這種歧視政策旨在「改善」美國的基因庫，其理由是基於我們現在所知有誤的，關於不同種族和族群智力有誤的智能心理研究：優生學研究。它沒有考慮到語言和文化差異，而是基於從那些通常不懂測試語言的人那裡收集到的數據。想像一下，一名農夫剛在愛麗斯島（按：Ellis Island，於1892∼1954年間為美國移民管理局的所在地）下船，突然被不會說的語言進行「智力」測驗，結果會如何。在這些測試中，會說英語、和英語相似的語言、或屬於日耳曼語族的語系的人，表現比那些說和英文不太相似語言的人表現更好，有什麼奇怪的嗎？
雖然《1924年移民法》最後被廢除了，但是帶有偏見的移民政策依然存在。對會說多種語言的人缺乏瞭解，持續導致對人類能力不全面和不準確的看法，限制個人機會，對移民和外語抱持負面態度，以及帶有偏見的教育和社會政策。在科學研究中納入會說多種語言的人，可以更精準回應有關人類狀況的問題。
直到最近，我們才有研究多語大腦的工具。科學和科技的進步為我們提供新的研究方式，例如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fMRI）可以偵測大腦中的血液含氧濃度；「腦電圖」（EEG）可以記錄大腦的電活動；眼動追蹤（eye tracking）則可以記錄瞳孔移動和擴張情況；還有機器學習和大量國際線上數據收集。
我們實驗室進行的研究利用眼動追蹤技術，揭露出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觀看的事物、注意力集中的方向以及記憶內容，都會受到我們已了解的語言，和當時所使用語言的影響。
在這些實驗中，雙語者坐在桌子旁，被要求在移動各種物體，同時記錄他們的眼動。巧妙之處在於，有些物體的名稱在不同語言之間會有部分重疊，例如英語單字marker和俄語單字marka（郵票）、英語單字glove和俄語單字glaz（眼睛）、英語單字shark和俄語單字sharik（氣球）。在進行論文研究時，我經常在商店內尋找可以作為實驗刺激物的品項；現在，這些實驗可以在網路上使用個人網路攝影機進行。眼球運動分析揭露，當雙語者聽到某種語言的單字（例如英語中的mark、glove或shark）時，他們會對另一種語言中名字部分重疊的物體（如俄語中的marka/郵票、glaz/眼和sharik/氣球）產生眼動反應。
與只用英語的使用者相比，雙語和僅僅使用一種語言者（單語者）都會觀察名字在英語中重疊的物體（如麥克筆marker和大理石marbles，或矛spear 和演說家speaker），但只有會俄語和英語的雙語者，會觀察在兩種語言中名字互相重疊的物品，如marker和marka/郵票，或spear和spichki/火柴）。英語單語者不會觀察名稱在俄語中重疊的物品，就像他們不會對其他擺出來的物體投注更多的注意力一樣。透過完全相同的刺激物對雙語者和單語者進行的測試，表明眼球運動對跨語言競爭對手的反應，是由雙語思維中另一種語言的平行活化（parallel activation）所引起。
另一種史楚普任務（Stroop task）非常簡易巧妙，是讓人們說出以不同顏色墨水印刷的顏色單字，例如用黑色墨水印刷的單字為BLACK（黑色的），而綠色墨水印書的單字則稱為GREEN（綠色的）。當被要求說出墨水顏色，並忽略單字內容時，會出現一種情況，當詞彙為「BLACK」時，人們說墨水顏色是黑色的速度通常比詞彙為「GREEN」時更快。多語者通常在史楚普測驗中表現得更好。他們有能力將注意力集中於墨水的顏色（相關訊息），並忽略詞彙的內容（無關訊息），這是因為多語者總是專注使用其中一種語言時，控制其他熟知語言的競爭，產生這種「副產品」。隨著時間推移，對多語競爭的控制可以使大腦更能專注於相關訊息，並忽略無關訊息，這是執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的一項特徵。
使用多語的影響不僅限於執行功能，還擴展到記憶、情緒、感知以及其他方面的人類經驗。在一項研究中，我們發現，當中英雙語者被要求命名一座單手舉起、遙望遠方的雕像時，他們在說英語時更傾向說「自由女神像」，而說華語時則是「毛主席」。當被問及二戰時日本於何地、何時發動首次進攻，他們說英語時更傾向回答「珍珠港，1941年」，當說華語時則是「盧溝橋，1937年」（前者指對美國的攻擊，後者則是指早四年對中國襲擊的事件）。再者，當被要求說出一位雖然身體有嚴重缺陷卻仍大獲成功的女性時，他們說英語時更傾向回答「海倫凱勒」；說華語時則是「張海迪」（按：中國著名殘疾人士）。這些雙語者都知道這兩個答案，但是其中哪一個答案出現在腦海中的速度和可能性，取決於那時所說的語言。由於語言和文化緊密交織，語言充當文化的媒介，改變語言也會改變文化框架。
即使是和生活當中的個人記憶――我們的童年時期、人際關係、個人經歷相關――也會隨多語者的語言而變化。當人們使用特定語言來回憶過去時，會更有可能想起說該語言時所發生的事件。在另一項研究中，雙語者在說母語時，記得童年（移民到美國之前）事件的可能性更高，而當他們說英語時，比較容易記得後來生活（指移民到美國之後）的事件。
在我其中一堂講座上，有一位學生傳給我一條訊息，她決定親自做實驗：「我想親身嘗試這個論點，所以當我和媽媽用 FaceTime 通話時，我要求她在通話開始時，用漢語問我一個和記憶有關的問題，然後在通話結束前，用英語再次問我同樣的問題。（此舉顯然不是最好的客觀科學實驗，但是嘗試時仍很有趣！）她問的問題是：『關於操場，妳最早的記憶是什麼？』當她用粵語問我時，我首先想到的是和父母在舊公寓的操場玩的時候，但當她用英語問我這個問題時，我首先想到的是在幼稚園操場玩的『公主遊戲』。雖然我一開始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我對於同樣問題的起初反應是兩種不同的情境，但是我愈思考，就愈覺得有意思。我小時候和父母在操場上玩時說的是粵語，而我在幼稚園就讀時是用英語上課。」
研究發現記憶的可及性會因語言而異，即語言依賴性記憶現象（Language-Dependent Memory phenomenon），對法律案件中採訪雙語證人、獲取創傷事件的記憶、以及為雙語客戶提供心理治療都會帶來影響。
記憶的浮現也會反過來塑造我們看待自己的方式和使用的框架。語言甚至可以影響人們對愛與恨的經歷。在使用母語和非母語時，「我愛你」聽起來的感受不同。母語對情感的沖擊力更強。因此有些多語者覺得需要一些情感距離時，會更傾向使用非母語。使用另一種語言並不會讓《星艦迷航》的瓦肯人失去情感，但是它可以讓情感從母語的強烈聯繫當中脫離。正如尼爾森．曼德拉（Nelson Mandela）的名言：「如果你用一個人聽得懂的語言與他交談，他會記在腦中。如果你用他自己的語言與他交談，他會記在心裡。」
雖然這似乎來很極端，但是當多語者使用母語和另一種語言時，對人、事或物的感受會迥然不同。被詛咒或禁忌用語冒犯的可能性，會隨著母語和第二語言而變。多語者不僅表示感覺不同，而且他們身體的生理反應也會不同（如測量喚醒電位〔arousal potentials〕或事件相關電位的膚電反應，與測量腦部活動的fMRI），他們的大腦在不同語言之間會做出不同的情感決定。積極、消極情緒與語言之間的明確關係會因人而異。對有些人而言，使用第二語言具有更積極的含義，因為它與自由、機會、財務健全和免於迫害有關，而母語則與貧窮、迫害和困苦相關。對於其他人來說，情況恰恰相反――第二語言與移民後的挑戰、歧視和缺乏親密關係有關，而母語與家人、朋友和父母的愛有關。許多人介於兩者之間，對於每種語言都有積極和消極的混合體驗。
現今有大量在外語效應（Foreign Language Effect）範疇下的研究指出，人們使用非母語時，在道德判斷到財政分配等各項領域中，做出的決定更合乎邏輯也更理性。2例如，用於研究道德和倫理的典型電車難題，有一個版本是一輛電車正朝五名看不見它的工人疾馳而去。此時你正站在火車軌道上方的橋上，旁邊是一位背著沉重背包的大塊頭。如果你把這個人從橋上推到下方的鐵軌上，他就會喪命，但是這樣做會讓電車戛然而止，從而救下五名工人。那麼，犧牲一個人救下五條命的方法可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