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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祕密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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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祕密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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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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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寧願徒勞無功 決不無動於衷
不信青春喚不回 不容青史盡成灰

二〇一九至二〇二〇,中共強推逃犯修訂條例,抵觸香港原有法律和自由,引發普遍的抵抗,也徹底改變這座城的未來與面貌。不少投入參與其中,表現勇武的,事後逃亡海外。歷史沒有如果,只有結果。書中十個訪問紀錄,就是從十位流亡者的角度,分頭述說這同一個故事。

他們就如你我,有著青春與哀愁,有著傷春與悲秋;他們上班,他們上學,他們吃喝,他們反撲;走過一樣的街頭,面對時代的鴻溝。有人沉默,有人發聲;有人繞路,有人殉道;有人信奉留得青山在,有人豈因禍福避趨之。
作者自二〇二〇年起,與台灣抗爭者組織合作,花上一年多時間,深度採訪多名海外流亡的勇武抗爭者,將其成長與經歷,寫成故事性報導《香港祕密行動》。透過過百小時的訪談,勾勒出一代香港民族的青春謳歌,與他們以死相搏的氣宇與血汗。

作者簡介

楊威利修 Yeung Willie Sau
 
香港匿名抗爭者,二〇一九年反送中運動爆發,參與物資及後援活動,因緣結識前線抗爭者,及後離港。與台灣抗爭組織合作,開展紀實寫作計劃,歷時一年多,深度採訪流亡勇武者,透過百小時之訪談紀錄,將其中十人經歷,寫成新新聞主義式報導文學。自二〇二一年四月起,以楊威利修作筆名,發表於Patreon網頁。

楊將Patreon及《香港祕密行動》華文書籍所有收益,全數捐予台灣組織保護傘(Aegis),以協助在台流亡年輕人生活與升學。目前楊旅居海外,繼續匿名參與協助流亡者工作,並以寫作保留運動中無名者的經歷,藉民族列傳溫存記憶。

電郵: monster21face@protonmail.com
網頁: www.patreon.com/yeungwilliesau

名人/編輯推薦

各界評論(按筆畫順序排列)

「楊威利修充分利用其香港話母語(一種具香港特有詞彙和表達方式的粵語),時而與受訪的勇武爭論,時而傾聽他們的真實意圖。」――(日本)《朝日新聞》(The Asahi Shimbun)

「作者希望紀錄勇武者故事。但其押下風險注碼之高,已是無法再高的程度。」――(英國)《查禁目錄》(index on censorship)

「震撼大作!」―― 孔德維(歷史及宗教研究學者)

「我身邊好友是勇武,很淸楚她身心所作的犧牲為多少。所以我仍與香港站一起,希望這些勇武故事的勇氣,能影響台灣人與日本人。」―― 平野雨龍(日本模特兒,社運人士)

「本書最大的魅力,在於將青年們果敢參加那埸『敗戰』的青春群像,活生生地、真性情地表現了出來,看得我的心都痛起來。」―― 坂井臣之助(日本自由記者)

「楊威利修以筆桿作為武器,透過他的文字,也讓我們看見那些在第一線的戰士脫下面罩後,除了憤怒,還有害怕、徬徨、喜悅、悲傷等⋯⋯紀錄與紀念港人這幾年的革命歷程,更是讓台灣人有機會貼近香港第一線的愛恨情仇。」―― 林昶佐 (台灣立法委員,閃靈樂團主唱)

「描述了抗爭過程的見聞、控訴著政權暴力的橫蠻、也見證手足們為義受苦的艱困⋯⋯這本口述歷史中,看到一個同類著作罕有的主題:也就是愛情。」―― 徐承恩 (作家,歷史學者)

「(書中)有幾位一看就知道是老熟人了⋯⋯誠意推薦這部書,不只是一個記錄,還能帶給你堅持下去的勇氣。」―― 梁頌恆(前香港立法會議員,前香港民族陣綫發言人)

「沒有刻意保護勇武形象,如實記錄的故事更引發起思考。」―― 湯偉雄(抗爭者「赴湯」)

「二〇一九年勇武抗爭的唯一口述歷史作品。自己歷史自己寫,最能有效對抗政權以無限資源熟手捏造偽歷史⋯⋯《香港祕密行動》的成書和出版,有非常意義。 」――練乙錚(經濟學教授,時事評論員)

「印象最深刻之處,反而是訪問行文中與後記所折射出的作者性格 ――楊威利修那謙卑、不屈不撓,以匠心啄磨的個人特質⋯⋯《香》背後面對的出版困難與解決之道,彷彿告訴香港民族該如何走下去。」―― 劉祖迪(抗爭者「攬炒巴」,〈棱角〉執行總監)

「少有勇武的第一手資料。《香港祕密行動》猶如補回一塊重要砌圖。」――黎國泳(前香港區議員)

「二十年來看到最好的一本有關香港的書,沒有之一。正常的社會條件下,這本書有資格榮獲香港電台的十本好書和市政局文學雙年獎,現在當然是奢望了⋯⋯他為香港人的抗爭歷史,留下不可磨滅的一頁。」―― 顏純鈎(作家)

代序
從歷史比較看二○一九年的勇與武
練乙錚

香港人從爭取一國兩制雙普選轉變到要求自決獨立,用了大約五年,即從傘運到反送中的那時段;其間,手段也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主流演化出勇武抗爭。這個「關鍵五年」,有的是歷史先例,最顯著的是美國獨立革命。

北美十三殖民州自一七四三年發生一連串反惡法暴動,反的是英國為了替自己的帝國霸業主力――海軍――充員,不停徵召北美人入伍;名為徵召,其實主要是強行拉夫。在一七四○到一八一五年這段時間裡,參加過皇家海軍的四十五萬人當中,北美人佔了四成。此後其他惡法漸多,但所引起的反抗一直都是體制內的,沒有分離主義成分。據麻省理工學院美國史教授 Pauline Maier 名著《從反抗到革命》(From Resistance to Revolution)指出,真正變化,十三州人從事件性的被動反抗,過渡到全面主動的獨立革命,發生在一七七二到一七七六年之間,前後也是五年。當時不少抗爭派,包括個別後來參與起草獨立宣言的人,到了很後期還是死心不息,希望英國祖家統治者忽然明智放棄高壓,讓他們這批大英帝國殖民地的子民繼續效忠皇室,結果祖家變本加厲;他們絕望了,於是也變成革命派,誓必獨立不回頭。因此,最後質變是長期忍讓之後的爆發,十分急促。

與此同時,十三州人對英國駐北美官員和軍隊的抗擊,其手段性質也經歷過一番轉變。之前的殖民人講革命,藍本就是一六八八年發生在英國祖家的「光榮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那次革命是英國從王權時代進入議會民主的核心要步,其經過十分和平;非暴力的政府管治和社會改革由此進入英國傳統。因此,十三州殖民人當初有著來自祖家的濃厚「和理非」觀念,比香港傳統民主派的更甚。但是,英國政府搞內外有別,對北美殖民地特別嚴苛。高壓之下,美洲殖民人漸漸打破禁忌,先是使用了及物暴力,例如一七六五年發生在波士頓的「印花稅暴動」。新頒佈的印花稅法十分無理,反對的市民非常憤怒,毀壞了該法執行官的私宅。鎮壓升級後,民眾暴力也用來直接對付殖民官員和軍隊。

對比可知,發生在二○一四到二○一九年的香港社運轉變,即從個別議題訴求到與主權體一刀兩斷(目的轉變),以及從和理非到勇武(手段轉變),無論是就其事程還是時程看,都帶有普遍性,完全不能避免。這是我們可從香港的「關鍵五年」裡提取的第一個結論。

然而,對「香港的勇武」的進一步分析同樣重要。我們先看「勇」。二○一九年的香港勇者大多出身儒弱怕事的中產,很多甚至是嬌生慣養的獨生子女,絕大部分是都市年輕人、很多還是學生。這些人從赤手空拳進化到研發、生產和在最前線使用「火魔」等簡單武器,不斷衝擊數量上、體力訓練和輔助系統上都佔絕對優勢、武裝到了牙齒的特府黑警加中國混警而無所懼,那是初生香港民族性的「勇」的突破,是崇高價值觀念使然。如此生出的「香港勇」,在中國史上完全沒有過,跟「中國勇」完全不同。史上的集體「中國勇」,曾經建立皇朝(東漢、明朝),提供兩個所謂的革命(一九一一、一九四九)的戰鬥主力,但他們都盡是流寇、幫會分子、低下階層出身的失業官兵等亡命之徒,毛澤東說的游民,完全沒有任何價值觀念、只為一碗飯出賣暴力。這種「中國勇」至今歷歷可見,充斥在中國武警公安解放軍等系統中,也在二○一九年元朗白衣人群體裡露猙獰。

至於中國的中產階級、讀書人集體,卻從來無勇可言。中國史上秀才當主力「造反」的事例只有兩起,那就是一六六一年金聖嘆哭廟案以及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規模不同而起因相似,都是反貪反官倒,下場也同樣悲慘,但當中完全沒有反抗的勇氣,官兵一開打就倉惶四散。天安門事件的精神領袖、號稱「中國薩卡洛夫」的方勵之流亡美國受到保護卻自動封口噤聲。便是備受西方媒體贊譽的「坦克人」,揮手喊停的照片非常上鏡,其實也不過如是,因為中國正規軍要殺人須有中央下的當場手諭,與二○一九年香港那些面對領有格殺令的黑警,而敢衝鋒陷陣能壓場的女流火魔師怎比?起碼在「勇」的意義上,香港人可從「六四崇拜」畢業。這是第二個結論。

我們再看二○一九年「香港的勇武」裡頭的「武」。「香港武」絕大部分乃一夜之間進化而成,先天不足卻竟有足夠心力,與政權殺戮力周旋凡數月,每次出戰之後能回家的,不少還需與政見截然不同的父母冷戰熱吵,壓力之大難以想象,任何現代西方社會運動裡面從來沒有過。然而,「香港武」到底不是武人出身,肉體支撐靠的是天然荷爾蒙,以致在驚天動地的極度亢奮過後,回到平板日子,特別是流亡環境裡的沉悶生活的時候,這些年輕武者反而不能適應,有的患上抑鬱,有的出現PTSD(創傷後遺症),甚者難以應付職場裡、家人友儕之間的簡單待人接物。相比,三流九教黑幫流氓出身的「中國武」,行動之餘絕對不會有這種後遺症。這無疑是「香港武」需要剋服的一個弱點,既是對個別手足、同時也是對整個光復革命群體而言,既是現在時、也是未來時的問題。我知道在二○一四年之後的運動力量積纍期間,不少香港年輕勇武派刻意鍛煉提升體力。但是,有體力還不夠;在今天這第二次力量積纍期裡,提升心力同樣重要。勾踐為了復國臥薪嘗膽,長年鍛煉的,主要是心力。香港海內外仁人志士今後如何在日常生活裡、擇業與擇學的事情上同時貫徹體力和心力鍛煉,將是影響今後運動成敗的要素之一。這是第三個結論。

勇武有缺陷並不稀奇,尤其在初生階段。如果細看美國獨立革命的武裝力量,可以發現的弱點非常多,密西根大學史學家 John Shy 更認為它非常糟糕, 人多炮眾卻無什紀律,作戰策略更非磨練有素的英軍對手,十三州的軍事合作常常不到位。美國獨立革命最後成功了, 但不少學者認為,那恐怕不是美軍贏了而是英軍輸了,原因是英國在其環球戰略部署考慮下,最後認為不可能贏得北美已經打了七八年的戰爭,其中更有運氣不濟,時也命也,於是認輸。

二○一九年香港人的勇武行動,是繼新世代當主力發動的「三大革命實踐」,即反國教運動、雨傘運動、魚蛋革命之後的突破與提升,完成了運動從反抗到革命的過渡。然而,其後輿論界不曾畫龍點睛,滿聲歌頌之餘未有突出對勇武者的勇武作集中描述和記錄。因此,《香港祕密行動》的成書和出版,有非常意義。

二○二二年六月廿三日
於北澤無月曆居

練乙錚:經濟學教授,明尼蘇達大學博士。歷任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高級顧問、《信報》總編輯兼主筆。二○二一年,因身為《立場新聞》前董事而被香港政府通緝,現居日本。

面罩之下奮戰港人的「真面目」
林昶佐

從二○一四年的雨傘革命到二○一九年的反送中運動,許多港人為了捍衛自由民主,脫離了原本人生的常軌,付出了金錢、時間、血淚甚至生命與獨裁政府對抗。事件後有人遭捕,也有部分流亡海外,然而也有許多人逐漸無感、逐漸「回歸日常」;如同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所說:「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港人為民主奮戰的一頁必須清楚記錄下來,不能船過水無痕,任憑這幾年前爭取民主自由的行動如夢一場。

幸而,有許多創作者努力運用不同的素材、形式,為香港社會保留記憶,作者楊威利修便以筆桿作為武器,訪問多位香港勇武派的鬥士,並記錄他們為了自由奮力一搏的時刻。透過他的文字,也讓我們看見那些在第一線的戰士脫下面罩後,除了憤怒,還有害怕、徬徨、喜悅、悲傷等身而為人的各種情緒;且也和我們所有人一樣,有自己的人生課題,有人苦惱著尚未完成的學業該繼續或放棄,有人須面對支持港警的父母,有人為了不連累他人而選擇與摯愛分離。透過這些來自前線的第一手資料,及作者對於這些戰士們的細膩描繪,港人抗爭的情況在讀者眼前更加真實與立體,也深切感受到人民面對獨裁的中國政權時,猶如螳臂擋車的無奈與絕望,因而理解「和理非」的抵抗方式有其極限,面對壓霸且無賴的政府,港人被迫選擇更加強力的手段對抗政府,然而卻再一次陷入更深的無奈及絕望。

看著書中一則則故事,也使我想起這幾年,我協力籌組的「台灣國會香港友好連線」協助安置來台的港人。他們離開香港、來到台灣時帶著那些愧疚、不捨、憤怒、絕望卻又充滿希望的複雜且矛盾的情緒,心也再次揪了起來。

這本書的意義,除了紀錄與紀念港人這幾年的革命歷程,更是讓台灣人有機會貼近香港第一線的愛恨情仇,對香港人面臨的一切苦難更感同身受,進而積極參與國際社會、推動支援香港的各種措施,讓身在抵抗獨裁最前線的民主台灣,對世界發揮更正面的貢獻。
二○二二年六月

林昶佐:臺灣創作歌手、社會運動家及立法委員。自二○一六年擔任中正萬華立法委員,並於二○二○年連任。同時也是重金屬樂團「閃靈」主唱,曾於二○一○至二○一四年間擔任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會長,積極參與本土與人權等社會運動。

兒女情長,方為世道人生
徐承恩

實不相瞞,筆者對於二○一九年那一場起義,已經有些認知疲勞的徵狀。在起義爆發後不久,筆者就在自己的兩本著作,寫下這一場起義開展的過程。後來以講學之名遷居臺灣,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探索香港崎嶇曲折的歷史、鑽研香港人如何展開爭取自決的步伐、並於過程中遭受政權與命運的嘲弄。在過去兩年,筆者翻譯了一本記載二○一九年起義的英文著作,又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講了八場與香港相關的系列演講。目前正著手改寫去年的講稿,把這分關於香港民主運動的「賽後報告」編纂成書。在工餘時間,則抽空觀賞《佔領立法會》和《理大圍城》,甚至還把《時代革命》看了四遍。

就認知而言,二○一九年及其後的各種事蹟,對散居各地的香港人來說,如今幾乎已稱得上是老生常談。香港體制上的各種不公、中國帝國主義者的狼子野心、那些親中媚共協力者的嘴臉、政權暴力的殘忍暴戾與麻木不仁、民主運動前輩們的不知所措、各路手足在行動和道德上的勇氣、抗爭運動的各種成就和誤判⋯⋯這一切一切如今都耳熟能詳,雖然至今仍然未敢忘記,卻早已不想重新提起:過往幾年未曾間斷的言說,總令人有種白頭宮女話當年的感覺。

隨著時間的過去,歷史的知識難免會變得抽離。這種抽離固然有其正面作用:因著抽離而來的冷靜,我們得以認清事情的來龍去脈、分析歷史人物的是非得失,而這些珍貴的思想資源,有助我們對當下的問題作出判斷。可是這些理性上的認知,卻永遠只是對歷史真像的簡化:簡化有助分析理解,但終究不是歷史真像的全部。凱撒渡過盧比孔河,使羅馬完成從共和國到帝國的轉型,這是歷史上的理性認知。可是歷史的真像,除卻理性上的認知、還有感受上的情緒。凱撒帶兵越過盧比孔河,是一場很大的賭注:究竟他當時是懷著怎樣的心境?他麾下的士卒,恐怕都在忐忑不安:他們願意為敬愛的首領付出生命,卻很可能因此淪為共和國的叛徒。如今擺在他們面前的,要麼是完全的成功、要麼是徹底的失敗,一切都只能仰賴命運之神的擺佈。凱撒大軍心裡的波濤洶湧,恐怕更勝盧比孔河的滔滔河水。

不過凱撒早已化為塵土、羅馬帝國也早已灰飛煙滅,昔日將士的思潮起伏,對研究羅馬史的學者而言可謂無關宏旨。畢竟當中的人事物早已千古,對於兩千年後的我們來說,又有甚麼感情可言呢?不過對於當代本土史來說,那就是完全另一回事:因為故事𥚃面的主人翁,都是近幾個世代的人。他們當中也許會有讀者真正認識的人,即使是那些早已往生的先輩,我們終究會覺得他們與自己是生活在同一個社群。

人類是活在社群的動物、而休戚與共就是社群的特質。如此當代本土史,也必須是理性與激情的互相融合:當研讀當代本土史的知識社群客觀地查探真相,他們同時亦會與被研讀的對象合為一體。要認識真實的當代本土史,既要知道來龍去脈與是非得失,也必須知物哀。何為知物哀?「對所見所聞,感慨之、悲嘆之,就是心有所動。而心有所動,就是『知物哀』。」在理性上有所認知後,內心因這種所見所聞而受到觸動,這就是知物哀。理性與物哀並存,方為整全的知識:在當代本土史範疇,此乃不爭的事實。

這樣筆者就決定依著這樣的體會,把這本關於二○一九年起義的口述歷史重讀一遍。就如其他關於這場起義的著述那樣,《香港祕密行動》描述了抗爭過程的見聞、控訴著政權暴力的橫蠻、也見證手足們為義受苦的艱困。可是筆者也在這本口述歷史中,看到一個同類著作罕有的主題:也就是愛情。

這樣的發現,不諱言是出自筆者諸事八卦的劣根性:可是人性就是會對他人的愛情故事深感好奇。畢竟對於大部分的人類而言,愛情與性愛、吃飯與生存,同樣都是頭等的大事:飲食男女、生死愛欲,我們不是經常都會把這些詞語掛在口邊嗎?國家大事,向來不見得比兒女情長更為重要。這本口述歷史內的主人翁,都處於二八年華:在這樣的年紀,不是應該忘掉世界投入甜蜜的愛情、與愛侶帶著青澀的情懷探索性愛的奧妙麼?如今他們卻要丟下這樣的正事,要去承受政權的暴力、離散的傷痛。這豈不說明在中國鐵蹄下的香港,早已腐爛得無可救藥麼?

回望這本口述歷史的愛情故事,主人翁在愛海當中的驚濤駭浪,莫不令人再三嘆息。在大時代的亂局中,要好好戀愛、要宣洩一下性慾,竟已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求。「不幸的家庭各都自成一類」,這本口述歷史中的各式各樣的痛愛,每一個都是自成一類的悲慘故事。有的主人翁為避免連累至親,決定假裝背叛愛情;另一些人卻因為對政權的恐懼,不明不白地選擇背叛。有的愛侶能夠克服抗爭的患難,卻無法在平安中勝過階級的分岐。有的戀情隨離散而消逝,而另一些能夠延續的,卻因為雙方政見不一而蒙在陰影之中。而過往喜歡一夜情緣的,則因流亡而陷於苦悶: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再是疏離,也必然帶著些許的情感;約炮不成絕非只是慾求不滿,更是令人傷感的空虛與寂寥。

筆者向來都不擅於談論小確幸,所思所言都是宏大的事情:比如是探究東亞沿海世界與大陸華夏帝國之間的龍爭虎鬥,並思索香港和臺灣在這種歷史中的定位。筆者亦有強烈的意識型態,主張香港必須透過國族主義運動爭取民主,認為成立獨立自主的共和國是達成社會民主的先決條件。陳健民教授曾是筆者的論文導師,他不時都會向本人的信念提出挑戰:他認為在這些意識型態之上,還必須有更高的價值。雖然筆者一直鼓勵老師能更正面看待香港國族主義,不過回到家中還是聽話地仔細考量。香港獨立雖然重要,但在香港之上還有東亞大同的理想:唯有讓自由國家組成平等的區域同盟,東亞的自由民主方能有堅實的保證。那有沒有形而上的價值呢?那就是要追求一個沒有貴賤、沒有國君,人人得享自由、幸福和尊嚴的世道。這才是真正超越的價值:任何的意識形態、政治主張,都是達成這種世道的工具而已。

不過看過這本口述歷史,筆者對理想世道的想像,也許還要加上一樣:每個人都可以毫無顧慮地投入戀愛、都可以歡欣忘懷地射精或出水。若非如此,就絕對不是理想的世道。

是為序。

二○二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近畿家中

徐承恩: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哲學碩士,業餘香港研究學者,研究範疇包括香港歷史、中國邊陲史以及國族主義。著作包括《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思索家邦:中國殖民主義狂潮下的香港》;譯作包括《逆天抗命: 香港如何對世界上最大的獨裁者說不》、《法西斯主義》、《民粹主義》。



不信青春喚不回 不容青史盡成灰

鐵路,意味旅途。路軌本來是希望,是溝通遠方的,直至一九七三年,陸軍總司令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於智利發動武裝政變,展開漫長的軍權統治。鐵路軌改變,又維持其涵義。一截截沉重路軌被切下,以鐵線綁到前政府官員、示威者和學生身上,將異見人士永遠送往軍政府賜予他們的應許之地――海底。

海岸線長,成了暴政優勢。據真相與和解國家委員會於一九九一年發表之報告,智利於軍政府執政十七年期間,有二千零九十五人遇害,一千一百零二人失蹤。

首次聽到智利軍政府鎮壓,是一九九三年,讀賈西亞.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講述紀錄片導演密戈爾.立頓(Miguel Littín)的報導文學《智利祕密行動》(Clandestine in Chile: The Adventures of Miguel Littín)。當年因為這書夠薄,才於旺角二樓書店買下。軍權統治與異見者被消失,對那時的我來說,遙遠得像聽維京海盜坐叮噹(台譯:哆啦A夢)時光機回來,暢談掠奪北歐小鎮經歷一樣。怎料廿六年後,竟於我家鄉重演。專業人士、學者教授因政見被革職,外國記者被拒入境,本地記者被無證件矇面警察襲擊,查封傳媒,取締學生組織及工會,民選議員集體入獄,街上一具具「死因無可疑」的墜樓屍體,海上漂著沒鐵軌縋著的,女學生全裸的屍體。

本書緣起於二○一九年八月廿五日,當日臉書專頁「抗爭少女日記」發布了一段視頻,一隊黑衣蒙面抗爭者,與警察衝突後,途經沙田新城市廣場,受到商場內一眾市民的熱烈鼓掌。

我看時,一直流淚。這些年輕人不圖名譽,也無利益。換來的,除肉身傷害,就是牢獄風險。將這群亂世兒女比喻成當代斯巴達人,似乎並不準確。因為斯巴達人從小孩起,就接受共餐組織的地獄式武術訓練。香港年輕人所接觸的射擊或軍事訓練,大概僅限於以兩只拇指按動任天堂遙控器。

香港人走過一樣的街頭,面對一樣的鴻溝;有人沉默,有人發聲;有人繞路,有人殉道;有人苦思自己可為抗爭貢獻甚麼,有人盤算抗爭能為自己帶來甚麼;有人信奉留得青山在,有人豈因禍福避趨之。

各家自掃門前雪,從來是多數華人家庭暗自行推行的國民教育。勇武者走到這一步,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基因改造食物吃太多?漫威電影看過頭?那時候想,該有專業記者或歷史學家,將這些都記錄下來吧。

短短半年,香港迅速葛咸城化。因為種種,我匆忙辭別故土。曾天真以為,只要離開,傷疤自會平復,後來發現並非如此。我常於晨昏蒙影中乍醒,渾渾噩噩呆望窗外等日出。嘗試躲進自己喜歡的報導文學中,來忘掉錯對,來懷念過去。結果,反思更多。

一九一一年,黃世仲在參與黃花崗起義個多月後,便以世次郎為筆名,在《南越報》連載關於起義的報導文學〈五日風聲〉;一九六一年,柏楊以鄧克保為筆名,在《自立晚報》連載關於國民黨孤軍,在泰緬邊境區叢森游撃戰的〈血戰異域十一年〉;一九八六年,馬奎斯撰寫《智利祕密行動》等等。這些傑出的紀實文學都正好說明,敘述反抗者的第一身經歷,與其作戰同俱意義。

因為想上,願上,會上,能上前線的,畢竟少數。

勇武者當時忙著反抗,事後急於逃亡,無暇給大後方同胞逐一解釋細節因由。而這些經歷,卻是民族構成的重要紀錄。歷史沒有如果,只有結果。大眾不需要認同每個行動,但最起碼你在臉書或飯局中下定論前,能去了解一下當事人的說法。

司馬遷寧願捱上痛不欲生的腐刑(閹割),仍堅持苟且存活,皆因《史記》尚未完成。以往不能想像,這種非要記錄歷史不可的決心,也無法想像箇中切痛。二○二○年七月一日凌晨前的幾小時,香港政府宣布,把國安法納入基本法附件三,數小時後立刻生效。條例沒經過立法會審議,甚至支持的香港高官,也坦誠從沒未看過其中內容。由法例生效那刻起,香港人經歷了一次精神腐刑,部分思緒脈絡被切除了。從此說甚麼、寫甚麼、做甚麼,得小心翼翼,誠惶誠恐,過去的自由奔放,俱成歷史。古云崖山之後無中華,禮失求諸野,海外飄散港人,實有道德義務去溫存這段民族記憶。

想起當日視頻,掙扎要否獻醜動手。我有一百個避寫理由,卻只一個堅持原因,就是不容青史盡成灰。結果盲打亂撞,試將構想落實,幸遇海外朋友協助,開始與各地流亡者接觸。

訪談從二○二○年夏季開始,考慮各因素,決定透過中間人核實身分。確認後,我與受訪者均以化名溝通,我不知對方真實姓名,受訪者亦不知道我是誰,這樣比較能互相保護。感謝台灣保護傘組織支援與協助,聯絡並核實每位流亡的受訪人士。

採訪一般分好幾次進行,因為要是簡單把訪談壓縮在一兩小時內完成,會讓受訪者容易因有時間壓力,於是給出較為標準的既定答案,盡可能提供一些他/她自己認為,需要向大眾傳遞的主題訊息,內心就難免先會對內容進行自我篩選。所以我更傾向聊天,每次約一至兩小時,不設特定題目,讓受訪者隨意說,可以從最近的生活或電影聊起,一直說到抗爭、感情、家庭。

也許部分抗爭支持者會認為,前線手足在衝突中做過甚麼,不應大肆宣揚,以免被警方和中共抓著把柄。尤其勇武的自述,隨時可能成為罪證。

從運動一開始,就有不少人提出,需尊重前線抗爭者自行作出的決定,不適合給予太多意見和干預。同樣,當流亡手足同意將經歷公開,支持者亦無須對此過分緊張,或急忙作抗爭糾察。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說:「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把經歷說出來,固然有一定風險,但政權更樂見這些記憶不被提起。以七二一元朗恐襲事件為例,當能夠公開表述的說法越來越少,當網上片段不停被社交媒體刪除。權力一方,就有能力把記憶肆意扭曲,從「鄉黑向市民發動無差別攻擊,警方配合袖手旁觀」的方向,逐漸淡化成「兩幫不同勢力人士互相打鬥」,甚至以暴動罪,把受襲一方告上法庭。別小看這種對歷史記憶的扭曲,我們看過當時直播的一代,肯定忿忿不平,皆因清楚真相與歷史。但當政權佔據所有主流媒體和敘述渠道,三五年後的下一代就會說:「我爸媽和學校教科書都各執一詞」。再三五年,真相就被模糊。所以他們發聲的書面紀錄,與抗爭同樣重要。

過去媒體對前線勇武的描述,容易陷入臉譜化。政權有他的「黑暴」固有形象,刻意將其扭曲醜化;同時支持者亦有其英勇和「睇吓我哋手足有幾乖」之圖騰須維持。雙方難免陷入各取所需的演繹。寫這些故事前,我沒特定目標,只希望盡可能忠實呈現受訪者的狀態,因此本書內容,部分可能不如支持者般預期,或公眾對勇武形象的內心投射。

書中提及的受訪者年齡,以第一次訪談時的歲數為準。

鑑於大部分受訪者均有被捕風險,所以即使他們願意披露細節,我仍希望以其身分保密為前提。為此,我願意讓出文章部分的自主及完整性。採訪前,我向各人承諾,完成初稿後,會讓當事人審閱,如果他們讀後希望增刪,我均願意配合作修改。我認為這樣,能助當事人放鬆,無後顧地說出最真誠感受。好幾次,受訪者隨便聊天時,說了一大段,完後才醒起:「這些好像不要放進去吧。」我說別擔心,所有內容最後你還可再次確認,先聊就成。後來我拿出初稿時,會特意提醒,這段是你當時說過不要用,但我認為放進去,更有助表達你的想法。你先看,要是讀完仍覺得需要拿走,請告訴我,我就拿掉。結果很多次,當事人看完後,又覺得其實說了也無妨,於是同意保留。

也許有讀者會對當事人講述的經歷,其真確度有所懷疑。但從來,口述歷史也只是時代的橫切面,並非歷史全局。我們透過當事人具血肉的親身經歷,試著構築主流媒體窺探不到的角度。對於當中有否偏差,只能留給讀者自行判斷。

謹願此民族列傳可溫存記憶,他日煲底榮光時,後世能銘記先行者們以死相搏的氣宇與血汗。

二○二一年九月廿二日

給平裝版讀者的話

有次朋友喝醉時告訴我,人生有三個逃不了的階段,那是出生、辱華與死亡。我說,這是我見過你最清醒時候。

身為香港人,以華文寫作,自然逃不過辱華詛咒。因此我有義務提醒正捧讀劣作的閣下,不管你身處書店、咖啡室、舊書攤或家中,閣下之錯愛,已可能將讓你跟我一樣,邁進人生第二階段。或許你現在因身處海外,所以比較放鬆,但根據香港政府二○二○年通過的國家安全法,宣稱擁有香港以外的全球管治權(不確定是否包含全宇宙,或元宇宙),所以各位往後海外吃中餐,不論上餐館還是叫外賣,都得加倍𧫴慎,尤其留心那些幸運餅乾,因為你不會知瓣開時會拿到甚麼,字條上也許印著:辱華!你已煽動他人仇恨國家!國安法!

我得承認,自身對失去自由有所恐懼,尤其係失去早上可自然醒之權利,所以才怯懦地選擇匿名抗爭。香港地有比我更勇敢的創作者們,實名的以羊與狼之兒童繪本故事,向世界展示香港人如何跟極權對抗。她們是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的黎雯齡、楊逸意、伍巧怡、陳源森及方梓皓。香港政權控告她們以童話繪本,煽感他人持續反抗,引起他人對香港司法及中央的憎恨,導致喪失國家認同感。她們因為那些羊和狼而入獄十九個月,組織亦被迫解散。亂世之下,我們都是盡力保持善良與信念的羊。是她們之勇氣,點下了燈,照耀在幽暗中前行的我。沒有她們,我不會開始寫這書。

從國安法還未公佈,我就與團隊著手,籌備這採訪報導計劃,正是因為預料風暴將至,極權高壓與挫敗感之下,人們將無奈轉入沉默與遺忘。這些,我們阻止不了,也無權阻止同行者意興闌珊,回歸生活,但這些前線無名手足的事蹟,還是值得被有系統地記錄下來。唯獨書寫,方能與遺忘和系統刪除對抗。

每個人選擇面對極權的方式都不一樣,提出「當你對抗惡魔時,小心你自己變成惡魔」的是尼采,但對這箴言最落力的推銷員,很可能就是惡魔自己。因為惡魔最需要的,就是你有底線。而勇武,就突破了這思想枷鎖。在此,我不算花唇舌來強調,前線抗爭者有多器宇軒昂,因為接下來你將能體會(假設你沒打算放下這書的話)。

二〇二二年夏天,本書首度由一個流亡來台灣的港人小組織,獨眼科技傳媒出版社發行限量的硬皮精裝本。編輯問,可否寫段簡短自我介紹?為拿捏平衡讀者與國安公處之間的求知欲,我苦思糾纏了數天,才戰兢交出一小段:

前半命好,衣食無虞,樂得逍遙,好讀閒書。竊以為可玩過世,惜逢我城劫難,方始睡醒,驚覺禮崩樂壞之時,我們渺小得似螻蟻飛舞。結果從離地走至鍵盤,從課金殺到埋身,半推半就上梁山。後倉皇去國,一闕遺憾;百般滋味,客途秋恨。唯以筆頑抗,不讓青史盡成灰。望他朝滴水穿石,淘砂爍金,愚賢互見,忠奸漸辦。

編輯回饋:可以再⋯⋯具體啲?幾乎寫咗大半生啦喎我話。最後,出版社沒用上,另找高明代勞。從來,寫他人易,自我描述難。香港人對抗爭亦是如此。

因為無大台式的如水抗爭,所以抗爭陣型門檻⋯⋯好吧,是幾乎沒有門檻。當中難免良莠不齊,但我們從不願承認,甚至為求團結大多數,常常出現護短與冷處理。於是間接助長機會主義者和社混祈福黨的滋生,這不是政權抹黑,而是確實存在的兩難。港共黑警,固然惡貫滿盈。但抗爭陣營,又何嘗不是充斥投機分子與騙徒。

當年記者會上長嘯:「我準備咗一百副棺材,九十九副留俾禍港土共,一副留俾自己」的,如今早已覺悟前非,華麗轉身成污點證人,天天證人欄內為隊友遞棺木;當年豪言帶領自己友遠征元宇宙,要買地爭取言論自主空間的,亦已透過網上販售虛假陳述的投票權,掠個幾千萬,爭取到其個人海外豪宅的自住空間了。

世人記憶體載量有限,以上種種,即使未至空白,早已化成都市傳說,莫衷一是了。而正正因爲充斥著變色龍,才突顯出勇武的高貴與堅毅。

當然,亦並非每個滯留者均悲觀消沉。去年本書作小規模私下出版後,據悉一些仍潛伏香港的堅定分子,私下把這精裝本以「自己方法」送抵香港,供有心人分享。結果事情曝光,惹來建制派媒體的口誅筆伐,甚至把相關組織及本書向國安公處舉報。此事我沒參與,但團隊仍為此深感不安,紛紛找我查詢,問是否一切安好。對此,我都一概回應:係咩?碰!

但願每位香港人,及世界各地仍面對打壓的藝術工作者,繼續在艱難時刻中保持幽默。如同艾茵.蘭德(Ayn Rand)的小說《源泉》(The Fountainhead)所言:「一個人失去了幽默感,就失去了一切。(One loses everything when one loses one's sense of humor.)」而我,於爭取自由和民主的路上,將盡力保持每天睡到自然醒;在抵達人生必經的第三階段前,恐怕得在第二階多蹓躂一會,好長的一會。也希望你會喜歡這個平裝本,它沒有硬皮本那麼重。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目次

代序
從歷史比較看二○一九年的勇與武 練乙錚
面罩之下奮戰港人的「真面目」 林昶佐
兒女情長,方為世道人生 徐承恩


不信青春喚不回 不容青史盡成灰
給平裝讀者的話

正文
第一回 戀 · 戰傾城
第二回 然後在霎時之間想起我父母
第三回 冒險,只為那八百元
第四回 面具下,我只是個戇鳩肥仔
第五回 一條耶撚(或坐時光機來現代的原始人)之反思
第六回 為民族覺醒而出的軌
第七回 係咪想畀坦克車轆死吖?
第八回 未成民族 談何陣線
第九回 你老母憑甚麼打碎我肩胛骨?
第十回 大棠山誌異


愛聽秋墳鬼唱詩 豈因禍福避趨之

附錄
給日文版讀者的話
悼李怡先生
初出
參考文獻

書摘/試閱

第七回 係咪想畀坦克車轆死吖?

女 二十歲
訪談於二○二一年八月

生於如斯世代,作為一個充滿天真「傻勁」的人,這是我當守的道,必修的行。故此,我會毫無怨恨地接受。
――被控管有一百三十八支懷疑汽油彈的廿三歲理大女生楊泳茹,寫給法庭的陳情信

壹: 阻人上班就是暴動

「我真有試過呀!晚上在家附近的公園,我拾了些石頭,試著掟向遠處目標,但每次總是掟不中。朋友說,我天生不是掟汽油彈的料。勉強搞,只會傷到自己人。」於是J小姐(化名)聽從朋友勸告,專注於管理抗爭物資。

父母從小就教育她,社會上發生的任何示威,全都跟她的生活無關。二○一四年雨傘運動時,還是十三歲、念中二的她,曾經跟父母討論,甚至想去參與。因為她認識的一些哥哥姐姐,都去了示威現場。父親直接了當問她:「係咪想畀坦克車轆死吖?(是否想被坦克車輾斃?)」

J小姐了解,父親並非親政府,只是他清楚,政權仍像當年天安門事件那樣,當有需要,會毫不猶豫再出動坦克去鎮壓市民。「我爸好搞笑,他不是支持警察和政府,只覺得反抗沒用,政治這些,市民管不到。但要是抗爭阻到他上班,那就叫暴動。」

母親來自內地,完全傾向認為港人不應與中央政府對抗。在雙親的感染下,J小姐從小就在政治冷感中成長。

直至二○一九年初,逃犯條例爭議開始,十八歲的她所讀之學校,從老師到學生,幾乎清一色是支持抗爭,校內所謂的親建制藍絲同學沒幾個,因此大家在校內都放膽討論。J小姐的一個女同學,從小就住銅鑼灣,因此她家中窗口,能看到每年各個示威人潮。對她來說,窗戶比電視得到更多真實資訊,她解釋給J小姐,有關逃犯條例修訂的前因後果。

「我第一次遊行是六月九號,第二次是六月十一晚上,一直到十二號凌晨。以前在新聞看到政府不聽民意,強行通過某些法例,我都只覺得好遙遠,好多政府都是這樣嘛。可是當我真的在現場,有參與發出聲音,然後突然被告知,它不理會你反對,堅持通過時,我會很震撼。從沒想過原來這麼多人發聲,政權也可以置之不理。」

因為覺得政府霸道,她出席了其後每一次遊行,但仍只限和平示威。當年長幾年的同學和朋友越走越前,為免拖別人後腿,J小姐選擇籌組物資組。當時由於海關阻撓,前線用的3M 60926防毒面罩,已經難在市面買到,因此她需要於海外網購商,像eBay和Amazon等去搜尋。

「一開始還好找,後來就沒了。而且大家都想升級,轉用全面罩那款6800,這更難找,我都是一個一個,從網上找回來。運動初期,就花光全部積蓄三萬多元,但沒所謂啦。能幫到,就盡量幫吧。後來在現場,認識到些年紀大,無法上前線,但有經濟能力的大人。就是大家說的『家長』、『金主』。他們問有甚麼可以幫助。我組織了他們,例如團隊需要甚麼,我給他們一張表,叫他們分頭去買。但有些又不敢用自己戶口下單,結果還是得由我去訂,他們付錢。」

貳:捉到認衰女

「其他手足知我起了個物資組,就希望我可提供裝備,有人要戰術頭盔、能裝對講機的背心,更有人想要防彈衣,於是我都去張羅。同時我也入手大量濾罐,留些給自己組員,在現場認識其他物資組的Admin時,也會分一些給各人,跟不同組做物資交換,例如我有濾罐多,就跟他們換些我缺乏的物資,像細碼的防毒面罩,我們女生人多,一直不夠貨。

那時跟葵青和青衣那邊的物資組交流得比較多。可是沒多久,青衣那邊就解散了,聽說是因為有Admin利用物資組這身分,侵吞了家長的資助。

坦白說,我知道這事後有點失望,原來大家一起幫忙前線手足的人,竟然會這樣。這事不單讓我會對身邊人感到失望,也讓我再不敢太相信現場認識的人,即使大家一起共過患難也很難免,畢竟牽涉太多人和現金。

所以這方面,我比較認真。不管買甚麼東西,我都截圖留單據。貨到了,也拍照片,用另一部電話開個全新的Apple ID,把這些資料都存在那裡,然後每次都會把付款證明和收貨照片,發給資助我的家長金主,雖然通常大家都沒問我要單據看,但我還是會做,因為不想被人誤會。

當然,我也試過被人懷疑啦,其實我不會怪那些家長,對陌生人抱有懷疑,也很正常,我不會特別覺得不開心。也慶幸我認識的家長,許多都很好,看了收據照片後,都不會不相信。當然你也可以說,這些單據也能做假呀!要是你連這些證明都要懷疑,那我就沒辦法了。

經我處理過的家長資助,加起來應該有廿多萬。最大筆的,記得是在黎明行動時,有個家長知道我團隊有十一個人,於是就直接給了我三萬三千元,說你們同學辛苦了,請替我分發給大家,每人三千元。家長說不管大家怎麼用,拿來吃飯娛樂也好,拿來買裝備也成,就純粹補助大家。

雖然那時候只是買物資,但我知道,政府要告的話,一定可入我偷錢、商業詐騙或洗黑錢。他要屈你,一定能鋤得入。本來那時我已經想好,如果你真捉到我,那我只好認命,認衰女囉。但後來我見過,我認識其他物資組Admin,被告得入的案件,後來都要坐牢。終於想來想去,還是覺得應該走。」

參:決戰後樓梯

「運動一開始,我爸就常勸我,說街頭危險,不應該出去。我有給他看些照片,那是現場的警察,擺出一副功夫招式的架勢,他們明顯是受過中國武術訓練的內地公安,穿著制服扮香港警察。我爸在香港生活多年,也有朋友做警察,肯定知道警方是如何接受英式訓練,這些姿勢明顯就很怪。當然,我給他看時,他會堅持說,這也不能證明甚麼呀,香港人就不能學過功夫嗎?後來十月,我在旺角彌敦道示威現場,拍到段幾個『香港警察』用北方腔普通話交談的視頻。我用手機發視頻給我爸,問他這是香港人嗎?他看了,不再反駁我,只是短訊上回句:『早點回家,你媽擔心。』」

順豐快遞不用登記真實姓名,因此J小姐可用假名和預付電話卡登記,收到包裹送抵短訊後,去住所附近的自取點,說出手機號碼和名字就能取件。東西通常先存放在家一兩天,再拿回學校分發。

「我媽發現,為甚麼每次我出去做功課或玩完回來,總是拿著一箱箱包裹。我騙她說,近來替朋友做代購,賺點零用錢。只要說能賺錢,母親就不會有意見。紙箱封著,她都不知道是甚麼,有時拆散了她看到,也不清楚那些面罩濾罐的用途。其實也不肯定她相不相信,反正就盡可能不跟她討論爭拗就算啦。

有些速遞公司是必須派送上門,我會用假名和假電話。其實沒有快遞員會真的關心,你名字是否真啦。只要電話號碼對,地址也對,有人簽收,他們就會交貨。

八月時,群組內許多隊友,都已被警方捉過一次,你知道保釋出來後,如果再在現場被捕,就不能保釋。因此許多人擔心自己,開始對前線卻步。那時我想,總得有人在前線打拚呀!雖然我掟不了汽油彈,但還是可以上前線,和手足們一起組隊,起碼有個照應。我還是主要負責背著物資,在前線分發補給。也去做哨兵視察環境、幫忙做消防隊滅催淚煙。但最重要的,是給隊友當拍檔,要是隊友被捕了,也可盡快通知群組,找人趕去手足家中執屋,清理裝備和電腦。」

J小姐參與頻率越來越密,但仍堅持灰姑娘守則,午夜前回家,免得被母親發現。

「每次都得找各種藉口出門,說去上課或做Project之類。後來黎明行動在大清早,就比較方便,反正以往上課,都常穿全身黑衣。回家前,我會在附近公園公廁洗乾淨,然後把面罩頭盔藏在大廈天台暗角後才回家。」

對於逃課參與抗爭,J小姐的學校老師不但沒責怪,還盡力幫忙隱瞞。母親試過致電給班主任找她,班主任會託辭說J小姐在補課。有些沒出去抗爭的同學,就留在課室中監控手機群組。每個人都會每半小時報一次平安,要是有人到時間沒回覆,就會在群組中問大家,有誰知道當事人最後出現在哪裡。一旦證實被捕,J小姐就趕緊找律師去警署保釋。

「家人認識一個很好的律師,他幫過不少手足脫罪,可是收費很貴,得看當事人的經濟狀況,要是環境不好,或沒家長資助,就只好找義務律師。可是大家都年輕,不管說了多少次,進去後不要亂說話,直接答『我沒話要說』就可以,但許多人因為初次被捕,還是害怕,結果被警察一嚇,就甚麼東西都吐出來,這樣律師之後都很難幫你呀。

有次跟隊友出去,我全身黑衣蒙著臉,竟然發現我媽和幾個藍絲街坊,在我家附近那地鐵站口,拿手機在拍攝示威者的臉。有手足指著我媽罵粗口,要她刪照片,她不肯,一直跟手足對罵。我本來想走,但這時她竟在一群黑衣人中,把我認了出來,因為我黑衣衣袖上,有個我自己刺繡的圖案。所以雖然我全身都包著,她還是認出了那小刺繡。她想要拉著我,我趕緊跑了。

結果回到家,我媽跟我吵起來。我家不大,小時候都是聽著爸媽吵架長大,我覺得對自己成長很有影響。我媽為了抗爭,常常罵我,我妹十歲,每次聽到要不就哭,要不就勸我媽說:『家姐都沒事啦,別罵吧。』

我不想我妹要面對這些,小孩應該在比較平和的環境長大。因此遇到這樣狀況,我只好忍著,或拉我媽出單位,走去同層後樓梯那裡爭拗,別在妹妹前面吵罵。

結果當晚吵大鑊,她說當沒生過我這個女,叫我以後也別問她要學費,我當時很有骨氣反駁,說不拿就不拿啊,我自己會去做Part Time。晚上趁我媽睡了,我偷看她手機,她果然拍了不少抗爭者的臉,我把照片全都刪除嘿嘿。

肆:駐足看暴文

「中大時我沒進去,有個五十來歲的男家長,很擔心裡面的抗爭者,於是載著一車物資,想趕去中大幫忙,但他又害怕,我就陪他一起去,可是那時候吐露港已被塞了,我們就堵在那裡。

那家長很緊張,我還要安慰他,他擔心物資送不進去,於是我唯有下車,攔下那些駕電單車的人,請求他們幫忙,把物資分批送進去,結果我陪著那家長在路上等,等到最後他都睡著了,早上公路重新開放時,我還得要搖醒他。」

除上前線,對藝術感興趣的她,亦一直花時間在連儂牆上的創作。

「我本身一直有畫畫,喜歡做些大型的連儂牆創作。第一次弄,是在尖沙咀的行人隧道。那時何君堯的家人山墳被破壞,我用黃色Memo紙,在隧道牆壁上砌了一大幅何君堯,再加字句上去。做完偷偷躲在旁邊觀察,我發現有些中年婦女,也不知是黃是藍,會因為看到大型畫像而停下腳步,繼而讀一下旁邊的文宣。這很有意思,因為許多時候,連儂牆貼滿一堆文宣,誰也懶得停步逐一看。當中有些黃,有些藍;有些內容正確,有些內容全錯。你根本不知道哪一張才是我們真正想表達給市民的。連我自己有時候走近細看才發現,咦?原來這文宣是𨳒我們手足的!這樣很混亂,也難表達。所以有大型畫作,就能讓大家多停下來,多看幾眼,也容易吸引途人打卡,在社交媒體上轉發,記者也會報道。有時可能對方看完,只會掉下一句:『哦,原來又是那些暴徒的內容』,但最起碼能讓他們停下來看一下,我覺得這樣就已經算成功了。

我在連儂牆被狗咬過,咬我藏有攻擊性武器,因為我有鉸剪!你說多荒謬!我的案件本身並不嚴重,只是身邊所有人都感到很無力,尤其是到了二○二○年四、五月,武漢肺炎讓大家無法抗爭。

我有個朋友被控暴動,但那時候還能夠保釋,我勸他走,最後他跑到海外;有朋友因為在中資銀行縱火,要進去坐牢,好幾年的那種;一個朋友是群組的Admin,他一直幫忙那些年輕和沒錢的抗爭者,因為他們很多是離家出走的,得有人照顧他們,誰知因為錢銀的事情,他被其他人拉進了一宗洗黑錢的案件中,警方在別人的手機中,找到他的身分,他也來不及清理手機,結果被捕,最後也決定逃離香港。

看著一個個朋友被捕和流亡,也覺得心灰意冷,本來去年就已經申請了到台灣念書,一直未走,只是想為抗爭多付出。最後覺得,既然大家都走了,加上那時又不知道我那案件,會不會再被起訴,所以就決定還是去念書吧。我覺得即使走了,也能用另一種形式去支持運動,留在那裡,反而沒甚麼用。說到底,我們在考慮這個社會問題時,也得考慮自己,這樣說好像很自私,但每個人還是要思考自己的打算。

伍:我老母就鄉愁

來了台灣後,家人有想過要來探你嗎?

「無。」J小姐說得斬釘截鐵。「我媽根本沒打算來台灣看我,還計劃要把我妹帶回大陸生活,因為她覺得香港亂,又沒甚麼親戚,住的地方又細,回鄉下有親戚照顧,又有大屋住。唉喲。家裡都是她說了算,我爸呢,是個無膽匪類。他懦弱,不敢阻止她,或反駁一句。只會跟我說:『哎吔,你別跟你媽吵啦』。」

不希望妹妹搬到內地住?

「就看我妹自己吧!要是她讀完中學,將來想出國念書,我當然希望她能出國嘛。要是她沒興趣讀書,那時在香港或大陸生活,分別已經不大了。」

J小姐小時候,也有跟母親每年春節回內地鄉下,那時她對回鄉是很興奮。

「因為回去玩,不用做功課吖嘛。親戚又多,又有同齡的表弟表妹,一大群小孩玩得很開心,整天就是𢭃利是和吃玩睡。到上了中學,才開始發現,回大陸原來是上了不Facebook和YouTube的。而且人大了,跟表姐妹不似小時那麼容易熟絡,開始不知道有甚麼共同話題可說了,自然就會變得生疏。

其實二○一九春節,那時候還未開始抗爭,我已經不想回去了。到二○二○,因為武漢肺炎,更加不回去。我媽就是不信,說根本是謠言呀,結果回到鄉下,年三十晚好驚青地打長途電話回來,說甚麼哎吔好像武漢真的發生疫情呀!我罵她,兩個月前已經跟你說啦,你偏死不信。結果她怕死,馬上要買機票回來。」

陸:戀戀風塵

J小姐男朋友也支持抗爭,但只限於和平示威和簽國際聯署。示威期間,二人經常爭抝,他不希望她走得太前。九月時男友就到海外留學,之後她才能放心出動。

「他到了海外後,也會打電話回來,著我示威別走得太前,我每次都敷衍他說,知道了知道了,不會太前。結果是越走越前。」

來到台灣的J小姐,仍繼續維繫著這段長距離戀愛。

「對我來說還好啦,反正這裡生活也充實,上課和跟香港群組聯絡,已沒多少時間剩下去拍拖,他在那邊也忙著念書和工作,所以彼此都不覺得很難受。」

來到台灣,還有和他再聊起運動的事嗎?

「沒有了,他應該算是那種,慢慢已經淡忘了運動的人,不是故意不聊,只是開始不太關心這件事。前幾天八三一兩周年,他連IG也沒有Repost。我甚至懷疑,他是否還記得。也許人就是這樣,不在身邊,發生過的事就會慢慢淡忘⋯⋯我們的感情,應該不會吧?起碼我認為,我這邊不會。」

相對拍拖,J小姐反而花更多時間,去跟香港的朋友傾談。她說朋友中,和理非的有不少已經淡忘了這場抗爭。但有上過前線的,就比較堅持,還會記得兩年前一役。

「不過現在跟在香港的朋友,已經較少聊起這些話題,因為不少隊友都有案在身,等著上庭,護照也被沒收了,不能出境,後面多數是幾年的牢獄。我不想刺激他們,因此都盡量不跟他們聊這些,只談些風花雪月的東西,讓他們坐牢之前,感覺會好過一點。」

柒:重啟物資組

「我希望念完書之後,有機會回香港。我對藝術有興趣,好的藝術能感動人,所以希望將來能做關於藝術教育的工作。我以往常常做義工,接觸過許多小朋友,我認為小朋友的藝術教育很重要,但不知道將來的香港會變成怎樣,反正現在已經越來越像大陸。

你記得我之前跟你說過,有家長給我們十一個人,每人三千元嗎?那十一個人中,我走了,另外有三個會跟家人移民;一個被拘捕正在等上庭;兩個決定在香港上大學,應該不會走了,所以開始不太敢在群組中說自己立場了;其餘四個,就只能繼續上班。

有不少家長都已經移民,或正在計劃移民。這也沒辦法,有人為生活,有人為世所迫。好像有些家長自己有小朋友,難免要多考慮;有些則連立場都不敢公開表明,因是在中資機構上班。現在有家長也會間中聯絡我,問一下我在台灣的生活,我也會定時問候他們,但也不敢找得他們太頻繁,以免打擾別人生活。」

她說物資組的經驗,讓她最大的領悟,就是決定要開始有儲蓄的習慣。

「那些家長真的影響了我,他們那時候經常跟我說:阿女,不要把自己全部都放進去這場運動,也得為自己打算一下啊。那時候我心裡罵,他們自私又天真,既想改變政局,又老想為自己打算?但現在來到台灣,我明白多了。你問我,對自己未來有甚麼打算,我還未有確實想法,但多為自己打算一下,多儲點錢。

過往在香港做兼職,賺到幾多錢都會花光,是所謂的月光族。但現在到台灣,才發現所有事情都得思考。我現在替小孩補習,也會鼓勵學生畫畫,要是他喜歡畫畫,我便說服家長,也請我教他們小孩畫畫。這樣一個學生,就能收兩分錢,又補習功課又教畫畫,盡量能儲多少就儲多少。因為台灣也不見得很安全,現在是看起來安全,但四年後呢?沒有蔡英文,台灣到底會怎樣?誰也不知道,不好說。所以還是得多留個錢在身邊,萬一有事,又可能需要再走。」

沒被坦克車轆死的J小姐,靠著台灣家長眷顧,重組了她的物資組。這一次,毋須用假名,不拍存收據。物資組的服務對象只有一個,正是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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