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態經濟發展模式：東亞經濟演化論

這是一本尋找經濟發展典範的書，文獻的整理回溯到二戰後的主要經濟發展思潮，最後以東亞發展的經驗與政經體制為主軸。本書一方面透過文獻的整理與歸納，再以含括日本、四小龍、四小虎（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與印尼）以及中國和越南等東亞地區為實證對象，來解析東亞經濟發展的模式；進一步特別針對中國崛起後所引起的中國模式之爭論提出解讀。最後，從中等所得陷阱的角度，指出政經體制對於經濟發展的限制，提出動態經濟發展模式的結論。

黃登興
1988年美國羅徹斯特大學經濟學博士，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2022年退休。相關經歷：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專題研究中心合聘研究員，《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執行編輯，《亞太研究論壇》和《經濟論文》編輯。研究專長與興趣：國際貿易、經濟發展、區域經濟整合與東亞區域研究等。

黃幼宜
2003年國立政治大學國際貿易學系博士，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應用經濟研究所教授。研究領域為國際貿易、東亞區域經濟整合及海洋經濟。相關經歷: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法政學系、海洋經管系合聘教授，期刊編輯委員。曾任中華經濟研究院顧問、經濟部國貿局相關委辦評審委員等。

楊子菡
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經濟學博士，國立臺北大學財政學系教授。研究領域為國際經濟學與公共經濟學，長期關注全球化和區域經濟整合發展，並持續參與貿易與關稅事務及財政政策研討。曾任財政部關稅稅率審議小組委員、中央公債管理委員會委員、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董事，並名列美國密西根大學貿易經濟學者族譜(Family Tree of Trade Economists )。

這是一本尋找經濟發展典範的書，文獻的整理回溯到二戰後的主要經濟發展思潮，最後以東亞發展的經驗與政經體制為主軸。東亞的經濟發展是戰後表現最為傑出的區域，1960 年代以來突破中等所得陷阱國家的十三個國家中，東亞就占了五國―日本與四小龍（台灣、南韓、香港、新加坡）。戰後的全球化趨勢與東亞之出口導向的開放政策，為學界所公認的兩個重要因素。只是，同樣面對全球化，複製東亞模式並不能保證成功。本書一方面透過文獻的整理與歸納，再以含括日本、四小龍、四小虎（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與印尼）以及中國和越南等東亞地區為實證對象，來解析東亞經濟發展的模式；進一步特別針對中國崛起後所引起的中國模式之爭論提出解讀。最後，從中等所得陷阱的角度，指出政經體制對於經濟發展的限制，提出動態經濟發展模式的結論。

作者都是經過國際貿易理論之科班訓練，並且長期關注國際貿易與經濟發展課題的學者，我們多年來應用長期的全球雙邊貿易資料，從理論與實證的角度，進行相關課題的研究，特別是區域經濟整合、貿易區塊化與經濟發展等等。隨著研究課題的進展，我們在實證方法的合作也越趨多元，從顯示性比較利益指數的趨勢歸納來檢測雁行產業發展的順序、延伸引力模型以解析全球各地之貿易區塊的形成、設計貿易的軸心與輻緣指數來分析日本與中國的貿易地位演變，並探測貿易軸心形成的因素。因此，此書是長年合作研究的結晶。書中所引述之學術論文，除了有我們多年以來陸陸續續受科技部補助的研究計畫外，最後則在科技部補助的專書寫作計畫「經濟發展模式與東亞經驗的檢視：政經體制與經濟發展的極限」之下，完成此書的主體。在書本付梓之際，我們決定將原來侷限於第3章的東亞雁行產業發展模式，予以增補，增加了從貿易軸心指數的角度來觀察，也就是現行的第4章與第5章「從雁行到軸輻」的實證，從貿易的軸心―輻緣角度來觀察東亞經濟發展的軌跡，特別是中國相對於東南亞之經貿發展後來居上的跳蛙現象，並從實證上提出貿易軸心之形成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東亞的經濟奇蹟或中國崛起的模式，出口導向的產業發展政策扮演關鍵因素，但也是建立在經貿全球化的時空背景，才得以實現。然而，在本書付梓之際，戰後在新自由主義引導下的全球化潮流已經大幅轉向。三股影響國際地緣政治的大事，已經風起雲湧地鼓起反全球化的浪潮：首先是2017年美國總統川普啟動的中美貿易戰；其次，2019年末起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最後是2022年初爆發的俄國侵略烏克蘭的戰爭。這些地緣政治事件造成跨國供應鏈重組乃至斷鏈；大抵而言，全球分工體系雖不至於完全崩解，但肯定已經難以恢復原來之細膩樣貌。美中貿易戰已經擴大為全方位的貿易、科技乃至於軍事競爭；中國的清零防疫政策雖在白紙革命下告終，但是對全球生產供應鏈的衝擊已經覆水難收；俄烏戰爭，除了引發全球性的糧食與能源危機因而造成全球性的通膨，也讓全球出現壁壘分明的兩個陣營，歐美民主世界對壘中俄專制體制的世界。綜合而言，往昔東亞各國運用其產業上的相對優勢，透過國際市場來發展經濟的路徑，已經不再如以往順暢。

儘管如此，希望本書所提出的動態經濟發展觀點，仍有其不受時空限制的價值，不論出口市場規模是否因為反全球化潮流而縮小，本書透過東亞的發展經驗來反映：市場機制的充分發揮仍然是經濟發展成敗的關鍵，而政經體制則左右市場機制運作的規模；民主體制與專制獨裁下的法治落差，讓經濟發展的極限出現天壤之別，或躍進高所得國，或在中等所得的陷阱下起伏。

本書得以完稿除了要感謝科技部專書寫作計畫的補助(MOST-109-2410-H-001-045-MY2)，以及中央研究院的經濟所與亞太研究中心所提供的絕佳研究環境之外，一群參與資料蒐集整理與繕打的研究助理實為不可或缺的幕後功臣，英智在全球貿易區塊與東亞軸心研究有關的大型資料處理、俐宜在中國發展模式有關兩岸企業關聯的報章與雜誌資料的蒐集與整理，以及瑞琦在全書寫作期間的資料蒐集與最後階段的打字與整理等等，特此致謝。

2023.04.16

作者序
第1章 緒　論
1-1 全書大要
1-2 經濟發展極限的初探
1-3 東亞經濟發展模式可複製否？
1-4 小結

第2章 經濟發展理論的回顧與驗證
2-1 新古典經濟發展論
2-2 雙元結構發展論
2-3 依附型經濟發展論
2-4 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 發展模式
2-5 結論：有否東亞發展模式？
附錄2-1　依附發展論歷史下的台灣

第3章 東亞模式―雁行產業發展論
3-1 雁行發展論緣起―日本紡織業帶頭的工業化發展
3-2 雁行發展論的台灣觀察
3-3 東亞雁行模式的跨國型態
3-4 後來居上的跳蛙現象
3-5 結論：東亞模式的成與敗
附表3-1　紡織業結構與產品分類表
附表3-2　東亞各國產業承繼關係統計
附錄3-1　跳蛙中國

第4章 從雁行到軸輻(1)：東亞紡織業生產鏈的軸心變化
4-1 近代紡織業的跨國發展與貿易型態
4-2 東亞紡織業貿易的軸輻分析
4-3 迴歸分
4-4 結論
附錄4-1　軸輻指數(Hub-Spoke Index)

第5章 從雁行到軸輻(2)：東亞不對稱的貿易依賴與產業軸心
5-1 模糊的雁行體系：中國的崛起
5-2 出口目的地貿易軸心―動態路徑
5-3 實證與結果
5-4 結語

第6章 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國模式？
6-1 中國的崛起
6-2 中國如何崛起（社會主義下的市場經濟？）
6-3 結論：中國經濟發展的特色
附錄6-1　台商與中國世界工廠之形成
附表6-1　台灣面板業人才外流紀要
附表6-2 台灣人才流入中企紀要（半導體、面板、手機），2000 ∼迄今
附表6-3　觸控面板業的兩岸連結―宸鴻與歐菲光

第7章 美中貿易戰與近代經濟發展的啟示
7-1 中國崛起與霸權威脅
7-2 不對稱的貿易依賴
7-3 中日雙軸心的出現與向中傾斜
7-4 中國貿易地位崛起與美國的中國症候群
7-5 全球經貿組織的重整
7-6 結語：新貿易保護主義的挑戰

第8章 中等所得陷阱與體制
8-1 經濟發展的極限
8-2 體制品質(IQ) 與人均所得的觀察
8-3 IQ 與平均國民所得的極限
8-4 中國IQ 與中所得陷阱
附錄8-1　所得群組分類與東亞各國所得群落動態
附錄8-2　IQ 與人均所得的實證結果

第9章 結論：動態經濟發展論與反思
9-1 動態經濟發展論
9-2 體制的演進與經濟發展
9-3 經濟發展的反思
附錄9-1　體制品質與經濟發展的極限：細說斯里蘭卡的崩壞
附錄9-2　經濟發展的陷阱
參考文獻

第1章 緒　論

1-1全書大要

從歷史的經驗，經濟發展隨各國體制而有其極限，僅有少數可以登上高所得國之列；大部分則停留在中所得水準，落入所謂「中等所得陷阱」。何以致之？本書將從經濟發展理論的角度進行解析這個現象。首先，我們從文獻既有之理論來找答案，以解釋這種經濟發展的極限性與跨國特徵。更重要的是，我們進一步要針對近幾十年來，半導體技術成熟後誘發的數位革命，導致全球經濟本質上更趨於高度跨國分工、高階技術密集的新情境下，發展中國家之經濟發展政策的挑戰與機會。探討跳出低所得或中所得陷阱的客觀環境與主觀的發展策略何在？是否存在新的經濟發展模式？此為本書所要闡述的主要方向與目標。

本書大致可以分成三部分：首先，從第1章的緒論到第2章經濟發展文獻的回顧與評述，為第一部分。在第2章，我們回顧傳統文獻三大發展理論學派：新古典成長理論、雙元結構發展與依附經濟發展論，以及後來的「新自由主義」，並就其在現實世界成敗的體現，進行討論與評述。毫無疑問，東亞在戰後的傑出經濟發展表現，衍生了東亞的經濟發展經驗有否獨特之處的研究，文獻發展脈絡自然歸結到是否有「東亞發展模式」？

第二部分有第3、4與第5章，以「東亞模式」的探討為重心。我們在第3章改進傳統實證方法，觀察產業別之相對優勢指數(RCA)的長期趨勢，以該指數之起落順序的跨國比較，透過統計檢定來檢視東亞的「雁行產業發展模式」。在這一章，我們將發現：雖然大多數產業的跨國移轉與雁行產業發展秩序的理論相符合，但是，仍有些產業，呈現中國後來居上，越過東南亞諸國領先成為重要出口國的跳蛙模式，特別是在相對技術密集的產業，如紡織業最上游的人造纖維或資訊通訊產品上。

前述之產業發展的跳蛙現象，將換個角度，進一步透過進出口貿易的軸心―邊陲關係(hub-spoke) 的遞移來證實；透過嚴謹的計量方法，同時檢測貿易軸心的決定因子，如外來投資（此為驅動雁行發展論的主要因素，外來投資所落腳的國度，即是下一個相關產業的出口軸心―主要出口國）、技術水平與國家規模（在地市場，homemarket）等等。應用此觀察貿易軸心遞移的方法，第4 章針對紡織業分上、中、下游來驗證；第5 章則針對產業屬性分成勞力密集、資本密集與技術密集來驗證。

大抵上，透過第二部分的實證研究，我們將證實中國在1980 年代起的改革開放，特別是2001 年加入WTO 後快速融入全球貿易體系（雖然仍以非市場經濟的地位加入全球化的行列），讓戰後「雁行產業發展模式」產生質變：亦即，中國大陸越過東協四小虎―馬、泰、菲、印，在諸多ICT 產業乃至傳統的紡織業上游取得領先優勢，成為東亞的出口軸心乃至全球的製造基地。何以致之？我們進一步在第三部分將透過中國模式的特色來檢視。

第三部分，為解答中國何以能越過東協四小虎，而成為東亞的出口軸心，我們在第6 章針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演進歷史進行解析，提出所謂中國模式的特徵。據此，我們指出政經體制(institution) 的不同，在經濟發展路徑選擇與成敗的決定性關係。同時指出，因此而出現不可避免的中美貿易與科技戰。所以在第7 章，我們針對中國崛起、全球貿易失衡所引發中美貿易與科技戰，剖析其根源。

第8 章透過「成熟趨近模型」的實證研究，探討不同的體制品質，對於經濟成長之跨越所得等級，如中等所得陷阱的影響。最後，在9 章，歸納提出「動態經濟發展模式」作為本書的結論。我們也以2022 年斯里蘭卡經濟崩潰與習近平時代（後胡溫體制）中國經濟的困境，來說明伴隨國民所得提高，並不能保證演化出成熟的民主體制與法治社會，市場機制的效力發揮將因此出現瓶頸。

1-2經濟發展極限的初探

（經濟發展的極限與中所得陷阱）戰後在經貿的全球分工與技術進步帶動下，雖然全球經濟得以持續地成長，到冷戰結束(1989)前夕，如圖1-1之示，全球仍只有24%的國家達到世銀所定義的高所得水準，與低所得國家23.5%不相上下。全球國家有一半左右(52.5%)達到中所得水準。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全球脫離低所得水準的國家比率一直下滑到2009年的16.99%，在2018年更下降到12.9%，但發展到高所得的比例依然維持在三分之一以下（2009年的30.41%，2018年的32.80%）。

根據世界銀行(2012)的報告，1960年代以來全球各國經濟發展為中等所得的國家合計有110國，但是只有13個國家得以突破中所得水準而進一步發展成高所得國家，其中有五國屬於東亞的日本與四小龍（台灣、香港、新加坡與南韓），亦即作為東亞製造業發展之領頭雁的日本與接續第一梯次的亞洲四小龍（台、港、新、韓）。 此經濟發展大多數停滯在中等所得水準的情況，為經濟發展的文獻稱之為中所得陷阱(Middle-income Trap, MIT)。

若將東亞與南亞各國，自冷戰結束以來的平均國民所得歷年趨勢做長期觀察，如圖1-2，則可以發現前述日本與四小龍五國之外，均還停留在中所得或以下的水準。甚者，除馬來西亞、中國與泰國之外，其餘各國甚至都還落在低度中所得的行列，雖然這些國家在2009 年以後，都已經超過低所得水準的上限。

值得關注的是，東南亞四小虎（馬、泰、菲、印）在1990 年代被世界銀行(1993) 樂觀預期將追隨四小龍之後在日本領頭雁的帶動下，繼續成長的情境，並未發生。菲律賓與印尼都還停在低度中所得水準，只有馬、泰進入高階中所得的行列。後進的中國，則一路成長，特別是在2001 年進入WTO 後，超越菲、印，更在全球金融風暴的隔年(2009) 維持全球唯一沒有下降的趨勢，進入高階中所得之列，並於2011 年趕過泰國繼續上升直追馬來西亞。此外，我們更可發現馬來西亞於2014 年在很靠近高所得的地板水平後，反轉下跌。

上述東亞與南亞十八國的觀察，顯現東協等各國面臨中所得陷阱的情況。其中晚近開放的越、寮、柬、緬，都因加入全球貿易分工體系而呈現所得明顯增加之趨勢，特別是1985 年後就模仿中國政策進行門戶開放的越南，到2010 年以來其平均國民所得已直追菲律賓與印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