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道中國：韓愈古文的思想世界（簡體書）

本書以貫通中國文章史、思想史的視野，對韓愈通過“文教”傳統在中國思想史和中華文明史上的重大貢獻，做出了獨到而深入的發明，從成體之功、造語之力、文道追求三個主要角度，全面探討了韓愈古文在文體、文法、語言、觀念上的新創，以及這些創新與其儒學復興思考的深層聯繫，揭示了韓愈古文深邃豐富的思想世界。

書中詳細討論了韓愈追求擬聖、追尋定名、講求開放師道、推重天性忠誠等思想特質與其古文成體之功的深層關聯，分析了其語言創新所體現的激進追求與超越力量，同時深入探究了韓愈對“文道觀”的全新建構。這些觀點不僅激活了韓愈的思想能量，也光大了唐代在中國的精神傳統和思想史上的啟示性地位，並對“唐宋變革說”提出了新的響應和解說。

劉寧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唐代文學學會副會長，第十三、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主要從事唐宋詩文與學術思想史研究，著有《唐宋詩學與詩教》《漢語思想的文體形式》《唐宋之際詩歌演變研究》等，譯著《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主編《詩者天地心：當代詩詞名家講詩詞》，在海內外刊物發表學術論文百余篇。

韓愈古文是中華文教的核心載體，影響持續千年之久，其所涵育建構的超越家族血緣、身份等級的“同道中國”理想，是走向世界的中國人需要認真對待和反思的中華文明精神遺產。

韓愈古文亦是唐代文化創造的一個縮影，它有繼承六藝之文、百家之編與響應佛老挑戰的“大進大出”，也展現了“文起八代之衰”的“大開大合”。品讀韓文，既要理解其縱橫古今的開闊，又要體會其如何響應時代課題、自樹立不因循的深刻獨創。

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韓愈則塑造了士人的所思、所行與所言。其所建構的“文道觀”，將中華道統的統一與“文”的多樣性相融合，這是唐朝這個開放融合時代對中華文明的精神再造，不僅綿延後世，也將啟迪未來。

——劉 寧

導論 百代文宗、千年立法

• 韓愈古文建構精神傳統
• “天下公言”：重建儒學普遍性
• 儒家倫理：絕對信念和內在責任
• 締造“同道中國”
• 重視“詩文”對理解中華文明的意義

上編：成體

第一章 擬聖精神

一、古文不是“家言”

二、古文的“擬聖”追求

三、古文理論與儒家修養思想

第二章 追尋“定名”

一、 “五原”文體創新：“正名”走向“定名”

二、韓碑之變：對才性品評的疏離

附論：形名學對中古文體觀念的影響

第三章 開放的師道

一、《師說》：唯自尊者能尊師

• 國學學官經歷的影響
• “師其人”與“明其理”

第四章 天性忠誠

一、“雙忠”的“天性忠誠”

二、《南霽云廟碑》的文體與忠臣思考

三、《毛穎傳》中的忠臣

四、杜甫的“戀闕”之情

第五章 屈騷之變

一、 “抑遏蔽掩”：韓文改變屈騷旋律

二、杜詩改變屈騷藝術

三、柳宗元傾心屈騷及其心曲

中編 造語

第六章 語言激變

一、激進的“務反近體”

• 為何“務反近體”：駢文的思想性格

三、韓碑“造句之奇”

第七章 偉辭中的身體力量

一、驚心動魄的動作語

二、《論佛骨表》崇儒排佛思想的身體關切

三、狠重之美

下編 明道

第八章 “文質論”在漢唐間的流行

——從“文質”到“文道”（上）

一、中古“文質論”的淵源與旨趣

二、“質文相救”與李白《古風》其一

三、“文質論”與中唐《春秋》學

四、中唐《春秋》義例學與“文質論”

第九章 韓愈建構“文道觀”

——從“文質”到“文道”（下）

一、二十世紀文道觀闡釋的曲折歷程

二、韓愈“文道觀”的“主體自覺”

三、韓愈“文道觀”的“中國自覺”

余論 “同道中國”的文明意義

• 韓愈為唐宋八家之首：“同道”對“同理”的意義
• “唐宋變革說”的啟發與局限
• “同道中國”與中華文明

參考書目

後記

“同道中國”的文明意義

韓愈古文是中華文明的核心經典，宋代以下千年時間裡，無數人對韓文沉潛涵詠，心追口摹。在家族禮法、親緣鄉土傳統很深的中國社會，以韓文為代表的古文，涵育了自勵自強、同道相知的精神共同體，塑造了“同道中國”的文明傳統。“同道中國”讓中國人擺脫外在的依傍，追求道德的絕對性與內在性，樹立了同道的思想價值基礎；通過文以明道，讓同道擁有豐富的情感文化基礎；通過發明師道，讓同道擁有交流傳承基礎。正是這三個基礎的結合，讓古文塑造的“同道中國”情理兼備、血肉豐滿、生氣淋漓。

韓愈古文在傳承中不斷引發後人的思考，當然也不乏爭議。宋人對韓愈的複雜態度，反映了韓愈的“同道”精神，對宋人日趨顯著的“同理”追求的特殊意義。20 世紀以來，陳寅恪為弘揚韓愈歷史文化成就做出重要貢獻。他的有關見解，深受內藤湖南“唐宋變革說”影響，“唐宋變革說”所帶來的積極啟發與所存在的局限，值得深入反思。這些意見起伏、贊譽與爭議，一次次印證了韓愈的重要影響，反映出理解韓愈是一項十分艱巨但極有意義的課題。

韓愈古文是塑造中華文明精神價值的“深文本”，其深刻的意義、深邃的思理以及複雜的語言，需要以貫通古今的視野，在複雜的文本環境中加以解讀。對中華文明的深入理解，需要對韓文與杜詩這樣的“深文本”不斷做出新的探索。

第一節 ?韓愈為“唐宋八大家”之首：“同道”對“同理”的意義

韓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這個“首”，並不只意味著開端，更意味著首要與主腦。韓愈古文奠定了古文傳統的基本道路。宋代古文以韓愈為法而又有新的創造，展現出與韓文有所不同的風格。而宋代古文相對於韓文所發生的變化，令人更加深切地感受到韓文所特有的重要意義。

宋代是韓愈傳承的重要時期，無論是古文家還是理學家，在繼承韓愈古文理想的同時，都明顯增加了“理”的反思。古文家令文章更趨理性化、平易化；理學家則更加強化韓文“擬聖”的超驗與神聖，探索形而上的“天理”。宋人重“理”，不是否定“同道中國”的理想，而是面對更複雜的現實矛盾和群體紛爭，希望通過將“同道”發展為“同理”來響應現實的挑戰。

歐陽修是宋代古文運動的領袖，他推崇韓愈，但不滿於韓文的艱深奇僻，希望古文更加關注現實，更加平易而理性。韓文的艱深僻澀，很大程度上出自其“擬聖”的脫俗追求，歐陽修則希望以更加務實的理性態度來理解“聖人之道”。他認為：“（聖人之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與張秀才第二書》）他明確反對學者虛談性命，主張多關心具體的現實問題。對此學界言之已詳。關於文道關係，如前所述，韓愈認為“文”承載著修身成德、優入聖域的修養意義，強調對“文”深入沉潛涵詠；歐陽修則明顯弱化了這種修養論的體認，其《答吳充秀才書》云：“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 這裡起主導作用的，顯然是“道”。“道勝”之人，在“文”上取得成就並不是很困難的事情。這與韓愈對“文”的強烈關注與投入，顯然頗為異趣。歐陽修古文特有的“六一風神”，即表達了理性化、平易化的文風追求。

蘇軾追隨歐陽修，對古文理性化、平易化的趨向做了更加豐富而深入的開拓。他認為“道”是物之“理”，包括宇宙萬物的全部規律，不限於儒家之道；認為“道可致而不可求”，要通過實踐修養獲得對“道”的認識，既認識事物的規律，又養成內在的德行修養；而“文”在這一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達之於口與手。所謂文者，能達是而已。”（《答虔倅俞括一首》）他主張“道藝兩進”：“居士之在山也，不留於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雖然，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書李伯時山莊圖後》）詩文創作如果能隨物賦形、辭達無礙，就反映出對“道”的透達無遺。

宋代理學家則發展了韓愈“擬聖”神聖化的一面。北宋道學家不斷表現出機械模擬聖人言語的文風，他們所謂“作文害道”，並非一概排斥文字表達，只是針對有別於聖人言語風格的文字，這顯然是對韓愈別白“文”之正偽精粗一面的極端化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