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西奔：帝國晚期的倉皇與激盪（簡體書）

1900年庚子事變，清廷太后“西狩”。這一獨立的歷史事件，卻關乎中華社會的歷史走向。

作者以大歷史的視野，小切口進入，使用新的研究材料，以豐富的細節展現這場起於一家一姓私怨、終於家國命運的大動蕩。其間穿插晚清最後二十年的政治糾葛、人物關係、滿漢衝突，在國際環境和民間宗教的背景下，呈現歷史的生動，人物的鮮活，命運的悲劇。太后西奔關係萬千重，晚清最後二十年乃至近代中國社會的歷史脈絡，在這裡都看得見說得清。

譚木聲，青年歷史研究學者。中國人民大學西方哲學碩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學術研究方向為晚清政治史，特別是清末憲政的外交因素。曾任經濟觀察報高級編輯、界面傳媒創始合伙人。現為人文歷史教育傳播機構“新亞人文學院”創始人。曾出品“中國通史大師課”系列人文課，為大眾所喜愛，在喜馬拉雅等平臺有數百萬收聽量。

本書的特點一是大量採用新材料。作者鉤沉宮廷朝野史料，綜合運用清末因為印刷技術的普及和電報的使用而產生的大量筆記、日記、回憶錄、報刊時文、外國在華人員的信件、回憶錄，各國外交文書等新材料，還原歷史細節，洞察歷史走向，揭示歷史現場的複雜與偶然。

本書的特點二是新觀察。庚子之變關係萬千重，絕不僅是如過去的史學所揭示，由一義和團運動所能解釋。

其中有人情：慈禧為光緒皇帝的姨母，母子隔閡是先天形成的。戊戌變法，康有為鼓動圍園殺後，事出宮闈，外人不得知，但六君子不待審訊，匆忙處斬，就是為了怕牽出不堪。但從此太后皇帝有了心結。

其中有私心：戊戌變法之後，朝中開明勢力被打壓，保守勢力大起，為了派系私利，防止太后死後皇帝清算，遂鼓動太后廢光緒，就有了 1899 年易儲風波。

其中有知識的狹隘：進入近代後，國際因素第一次成為影響中國內政的因素，保守派對外交的無知，帶來中外誤解。因緣際會，因為華北持續的幹旱，鐵路、輪船興起等帶來的失業等原因，義和團在山東直隸蔓延，保守派遂利用群眾運動來挾持朝政，對抗洋人。於是引起一場罕見的國際干涉，唐明皇倉皇入蜀之事千年後再現。此事由 1901 年的辛丑條約結束。從此，大清不再討論開明與保守，而是如何改變，快一點還是慢一點。

本書的特點三是新寫法。採用歷史非虛構的寫法，力求以小見大，以豐富的細節展現這場起於一家一姓的私怨，終於家國命運的大動蕩。其間穿插整個晚清最後二十年的政治糾葛，人物關係，滿漢提防，在國際因素和民間宗教的背景下，呈現新意，呈現歷史的生動，人物的鮮活，命運的悲劇。

楔子：立儲

第一部 山雨欲來風滿樓

潛流

再起波瀾

折衷

反對者經元善

誰是義和拳

有意無意的誤會

康有為這個冤家

卜克斯之死

大師兄進北京

火候漸熟矣

第二部 聞道長安似弈棋

第一次御前會議

第二次御前會議

歸政照會

決裂

克林德之死

圍攻東交民巷

神兵遍京城

東南互保

斬首

北京沒有保衛戰

第三部 最是倉皇辭廟日

出宮

逃亡

官不聊生

命若草芥

淪陷區秩序

東南並不平靜

“ 國人望李傅相如望歲”

清官剛毅之死

第四部 殘局

議和班底

第一次握手

且問西東

到西安

瓦德西與吳克托

紅十字旗飄揚在北方上空

誰該負責？

討價還價

定議

兩個小問題

第五部 棋於松底留殘局

大臣之死

端王終局

“ 情動”董福祥

問君何時歸

回鑾

世間已無李傅相

廢大阿哥

尾聲

終章：庚子的意義

庚子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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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行筆已至終章，在沉重的大歷史中只取幾片羽毛 ，交待一下本書各位主人公在辛丑年之後的小花絮，雖是浮光掠影，有心者也可窺一斑而知全豹，讀者諸君也可輕鬆一點合上本書。

當代歷史學家茅海建的名著《天朝的崩潰》，其副標題為“鴉片戰爭再研究”，其實鴉片戰爭的衝擊只是揭開天朝崩潰的序幕，天朝最終的崩潰是在庚子事變，這是庚子事變對中國歷史最大的意義。

天下觀念與華夷之別是支撐中華帝國的兩個重要思想資源。所謂天下觀念，簡而言之即是中華帝國處於天下之中，高高在上，其他的國家與中華帝國的關係由近及遠，為藩屬，為羈縻，為化外，眾星拱月。華夷之別則認為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華文化最優，在中華文化之外的都是蠻夷，不值一提。這一套觀念體系及其支持的政治實體可以總稱為天朝體系。這種強烈的文化自戀在15世紀以前（全球史時代開啟以前）或許不會遭受重大的面對面的挑戰（伊斯蘭文明、波斯文明、希臘羅馬文明都足以與中華文明比肩，不過受交通條件所限，不能發生大規模的衝撞。），在18世紀以前在東亞文明圈內也還勉強行得通。利瑪竇、湯若望等基督教傳教士帶著西方宗教與科技文明抵達中國的時候，如果有足夠的敏銳和謙遜，士大夫們應該能察覺出這和以前的“夷”是完全不同的文明，它對中華文明已經展現出了超越之處。但是，信號被忽略了。

1840年的鴉片戰爭事實上是天朝崩潰的開始。英軍其實只有區區數千人，萬裡揚帆而來，整個帝國的官僚體系除了展現它的顢頇無能，漏洞百出之外無所作為，鐵桶一樣的江山出現了大大小小的裂縫。面對危機，觀念的應急自救機制開始啟動，先是對自身的妥協退讓進行美化，如賠款是大皇帝賜給外夷的，海島是大皇帝看夷人遠來，不忍心，賞給一塊曬衣曬貨之地，不繼續開戰是饒爾等一命等等。同時丑化對手，如夷人膝蓋不能打彎等等。

從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失利到甲午戰爭之間是天朝的解體期，若干次的喪權辱國使得天朝作為政治實體已經不可能繼續天下之中，萬國來朝的迷夢，但是文化的自信作為小團體利益的內在支撐仍在士大夫群體中頑強掙扎。天朝觀念進行自我閹割以繼續自保，一個是提出中體西用的思想，它最早的提出者是馮桂芬而非張之洞，它的意思其實是希望用放棄“中學在當世有用”來換取它至少“可以為體”。這一時期的洋務運動是這一士大夫期望的具體表現：只引入機器，不動制度，不觸及思想。一個是縮小地域範圍，天朝觀念在西方列強之前不再適用，但是在東亞文化圈內還可茍延。當世的看法是“失之西洋，存之東洋”。雖然其間日本進犯臺灣，吞並琉球，但是在不願意睜眼的國人看來，不過是前明倭患的延續而已。

甲午的慘敗使得天朝的崩潰已經無法掩蓋，無法通過調整天朝觀念的解釋續命，無法通過洋務運動這樣的局部應激反應來挽回。正是從這次失敗起，救亡圖存成為中國的主旋律。今天看來，救亡圖存毫無疑問只有一條路，就是融入世界大勢，成為近代國家。但是，當時擺在清人面前是兩條路，一條是保守的道路，一條是洋務運動的道路。從鴉片戰爭起，中國就產生了這兩條路線的糾纏，之所以不能在幾十年間或是迎頭趕上，或是如奧斯曼帝國被瓜分，也是因為兩種勢力互相牽制。前一條路走到底便是義和團運動，後一條路走下去便是新政與立憲。公正的說，這兩條路都是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為避免國家被瓜分，民族被宰割而形成的兩種選擇。

不幸的是，在歷史的關頭，以慈禧為首的清政府選擇了保守主義的極端發展——義和團這一條路。這一條路失敗了，保守勢力隨之殉葬，才毫無選擇的走上了另一條路，開啟了清末新政。

1901年1月29日（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照允辛丑和議十二條後的一個月，西安行在以光緒的名義頒布了實行新政的上諭。這個時候，朝中的保守派在列強的壓力下已經被掃除一清，大大減輕了內部反對變革的阻力。在中央層面，端王、剛毅、趙舒翹等或死或貶，此後徐世昌、張之洞、袁世凱等開明派陸續進入中樞。在地方官員的層面，僅4月29日、8月19日（1901年）兩次懲辦“保護教民不力”的地方官員就達112人，這些人多為地方頑固派。在慈禧個人的層面，逃離北京三天的親身經歷就足以讓她打銷一切僥幸。她認識到，祖宗留下來的治內馭外之法，在採用新的政治制度，擁有先進的工業軍事技術的國家面前，顯得無用而落後，只有老老實實的走上行新政的道路上來。

庚子之後的社會風氣的變革也為新政做好了思想準備，由“ 攘夷排外” 逐漸變為“ 崇洋”。戊戌時期，康有為提倡“斷發”、“易服”，改良服飾，應者寥寥。辛丑之後，大城市穿洋服者漸多，甚至在廣西等偏僻省份的新式學堂中也允許學生穿洋服，穿著洋服向孔孟行禮。紙煙在 19 世紀末就進入中國市場銷售，但吸食者甚少，還是以水煙、旱煙為主。辛丑之後，進口的“紅錫包＂、＂哈德門"、“前門”等品牌的香煙銷路大開，上海這樣的地方，婦女都有吸食紙煙的，各地效尤。科舉的取消勢在必行，留洋成為上層人士的第一選擇。

清末新政也是一場變法，它與戊戌變法有一些不同，戊戌時期斗爭的焦點是要不要變法，是方向之爭。新政時期則是聚焦於如何變法，權力集團之間如何平衡，是路徑和權力之爭。戊戌變法的領導權掌握在光緒手裡，新政的領導權掌握在慈禧手裡，慈禧要把自己的權力和新政捆綁在一起，以重新獲得執政的合法性。

但是新政沒有挽救大清的命運，新政推行三年後，發生了日俄戰爭，東亞小國日本竟然打敗了沙俄，給中國人巨大的刺激和鼓舞，他們把日本的強大和立憲聯繫在一起，清廷必須要立憲才能實現真正的改革。這個時候決定中國命運的要素中，立憲和革命在賽跑。慈禧誤判了形勢，過於拖延，在立憲之前，革命爆發了。

庚子事變給中國指出的道路——立憲新政夭折了，中國新的時代主題變成了革命救亡，這就是另一個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