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大先生吳汝綸（簡體書）

晚清桐城派古文大師吳汝綸是當時北方文化圈的領袖人物，中國近代兩大風云人物曾國藩、李鴻章的得力軍師，也是嚴復《天演論》背後的推波助瀾者。他既是科舉制度的受益者，又是現代學校的創辦者，還是中國近代教育個學制——“壬寅學制”的奠基者。
本書作者在充滿血和淚的晚清歷史中，探尋吳汝綸救亡圖存的恥辱與激憤，以及對中國傳統文化愛恨交加的溫良知識分子的內心世界。以有溫度的文字，描寫了吳汝綸在中國處於危亡之際為救亡圖存而改革教育的種種努力，真實再現吳汝綸傲岸而燦爛的一生，展現了大先生光耀天地，山高水長的精神遺存。

吳春生，安徽桐城人，深圳市翠園中學教師，全國優秀班主任，骨幹教師培訓班首屆學員，安徽省優秀教師，深圳市優秀教師。1989年9月至2003年2月在安徽省桐城中學工作，2003年3月調至深圳市翠園中學任教，曾任語文科組長。在中文核心期刊發表教育教學論文11篇，有教育文集《風過留痕：我在翠園的教育敘事》，主編、參編校本教材及教輔用書5本，在紙質電子媒體發表散文隨筆等各類文稿20余萬字。

寫在前面的話

吳春生

一

在中國，先生二字是一種尊稱。

大先生，是對有德業者的敬稱。人格、品德、學業上能為人表率者稱為大先生。大先生的人格風骨、思想情懷、學術自由，不失為時代之榜樣，靈魂之燈塔。大先生者，不惟教人知識，更指言傳身教以處世立身之道的人。

對於桐城人來說，大家都知道，吳汝綸創辦了家鄉的桐城中學，至今已經有一百二十年。如果說吳汝綸的貢獻就是創辦桐城中學，那就錯了。對於桐城派而言，他是後期的大師，他亦是晚清文化巨擘，而且在國家積貧積弱的困境中，他的救亡圖存的民族精神，永遠都是知識分子的楷模，值得一代代的精神追認。

北京大學官網是這樣介紹的：

吳汝綸（1840—1903）安徽桐城人。同治進士。1902年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對經學、詩賦、訓詁、考據無不精通，為晚清“桐城派”的主要代表之一。曾為嚴復譯《天演論》《原富》等作序，提倡兼收中學與西學。有《桐城吳先生全書》行世。

其實，他是晚清文人方陣的主力，南方的文化名流與其多有交集，北方的文化圈一度更是由其領銜，是公認的古文大家、文章高手，慕名求文求序者眾，甚至有人不遠千裡，求其一文。他曾是曾國藩、李鴻章幕府的顯赫幕僚。嚴復、林紓是他的學生，“南開之父”、周恩來恩師嚴範孫也是他的弟子。近代教育家蔡元培、近代民族工業巨子張謇均是他弟子輩的友人。

吳汝綸對桐城派的貢獻巨大。

桐城派大師：戴名世—方苞—劉大櫆—姚鼐—曾國藩—吳汝綸，他是這個鏈條中的後一環，他傳承的弟子一百一十一人，占桐城派總人數約為百分之十（據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撰述考》統計），且不限於桐城，地域頗廣，尤其是在北方文化圈。

他一生歷經道、咸、同、光四朝，遭逢“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王朝、國家及民族危機深重。他是亂世中的清醒者，風神秀骨超常倫的一代學人代表。

吳汝綸在科舉路上特別順利，所有考試都是一次性通過。縱觀科舉考場，從秀才、舉人、進士，“一試輒中”的人可謂鳳毛麟角。曾國藩考秀才考了七次，進士考了三次；李鴻章少有才名，進士考了兩次才中；張之洞十六歲中舉人名解元，少年得志，但在科場磨了十一年，二十七歲中進士第三名探花。吳汝綸在科舉考場的成功，既得益於桐城派古文的嫻熟，更是思維能力強大的體現。

吳汝綸一生兩次大的劫難：早年太平天國內亂，晚年八國聯軍庚子外侮。

他是近代歷史大事件的親歷者，從太平天國、捻軍到邊疆危機，中法戰爭、甲午戰爭、瓜分狂潮，再到戊戌維新、庚子事變，晚清許多重大歷史事件，他皆耳聞目睹、親身經歷。近代史上兩大著名人物：曾國藩、李鴻章，他都曾參幕輔佐，且是幕府中的風云人物。

甲午戰爭的失敗，粉碎了晚清中國人的夢幻。

因戰爭失敗而引發的恥辱感與激憤幾乎籠罩了吳汝綸的一生。

晚清這樣一個文化巨人，對於中國文化一直有著驕傲的資本，科場的異常順遂，學霸級的考試成績，一舉登上科舉考試的。吳汝綸本可以以飽學中國傳統文化而自豪，充實而悠然地從事自己喜歡的文事，優雅地度過自己的一生，但是，戰爭毀滅了他的文化自豪感，甚至使他在眼花繚亂的西方文化面前產生了深深的文化自卑。

他朝思暮想的不是文化的傳承、文化的融合問題，而是振興國家、洗雪國恥的問題。對於一個沉淪中的國家，首先要解決的自然是自強的問題，然後才是自我文化傳承的問題。

一個經歷了數千年文化榮耀的國度，突然之間在一次次事關國家大局的戰爭中失掉了所有尊嚴，這種突然而致命的打擊，不僅使這個東方文明古國面臨著亡國滅種的深刻危機，也使傳承了數千年的中華傳統文化受到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普遍懷疑。

應承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之職，赴日本考察學制，本屬無奈之舉，但由於遇事總是不願茍且的吳氏作風，這無心插柳，倒成就了吳汝綸在近代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日本人對飽學大儒的禮遇，對國人棄之如敝屣的國學的珍視，似乎讓吳汝綸找回了中華文化的自信。

吳汝綸一生的文化思想演變，從表面看有著很多不可理喻的地方：他對於維新變法思潮的矛盾態度，他對於中國傳統文化愛恨交加的文化情懷，他對於西方文化欲拒還迎的文化心理，尤其是作為古文大家，對於《天演論》近乎癡狂的熱情，這背後就是非承平時代，知識分子深沉內心的曲折揭示。

《桐城大先生吳汝綸》以傳記的形式，在晚清充滿血和淚的屈辱歷史中，真實再現吳汝綸傲岸而燦爛的一生，試圖以有溫度的文字，展現大先生光耀天地，山高水長的精神遺存。

探尋吳汝綸的內心世界，書寫大先生吳汝綸，其實就是書寫我們自己。

吳汝綸是桐城派古文家，且是後的大師，隨之而來的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歷史的浪潮已經蓋過了桐城古文，有人認為吳汝綸一定也是“迂腐”的過時人物，跟林紓一樣，被新文化運動者罵為“桐城謬種”。可是，事實並非如此，吳汝綸的思想，就是放在今天，仍然不會落伍，他是一個舊時代的新人，他的思想，他的思考，與同時代人相比，先進很多。避免愚民政策，讓國家淪亡；普及中小學教育，他早在晚清就已經提出；他還曾關注拼音字母。他是一個得益於科舉，深知科舉之弊病，早提出徹底廢除科舉的人。

一批文化人，在廣東人的晚宴上，吃西洋酒食，跟懂西洋文字者學英文，吳汝綸們學了五個字母：a、e、c、o、u，這風景確實有點“晚清”特色……

二

我寫作這本《桐城大先生吳汝綸》，一點也不算意外。

同為吳氏宗族，一個老祖宗從江西婺源遷移至桐城，只是分支不同，吳汝綸是高甸，我屬麻溪。他們那一支到了桐城南鄉，現在的樅陽，我們這一支到了桐城西鄉，今天的雙店松山。吳汝綸在1902年回家鄉創辦桐城中學之際，曾經還抽空來到雙店松山（麻溪吳祠堂所在地），為亡去的家人尋訪合適的墓地，在肖店遊覽了落鳳窩(張宰相祖墳)、鰱魚地、老鷹窠等風水之地。

我在桐城中學任教十四年，走過溪水淺淺的桐溪塥，走過半山閣前吳汝綸先生的銅像，心中時時有所思。曾幾何時，有一個念頭從心頭忽然滾過：這有所思，定要發抒為文字才過勁。

2003年，我來到深圳市翠園中學。雖然離開了桐城，但對於吳汝綸研究的相關資料，仍然特別在意。廣州暨南大學歷史學院博導曾光光教授，是一個研究桐城派的專家，我在翠園中學教過的學生，曾在暨大讀書，幫我聯繫上了豪爽的曾教授。得其贈書三部，他的著作《桐城吳汝綸研究》，對我幫助尤其大，掠美很多。

感謝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導吳鷗教授，她是吳汝綸的曾孫女，吳闿生是她的祖父。我請她審閱了全部書稿。吳教授為人溫婉，同她交流了很多，其中還談到，在日本有個叫根本的老儒生，在《周易》問題上與吳汝綸辯難，且有所挑釁的細節。她告訴我，其實那個日本老儒生也沒有錯，只是學派的不同，是漢學和宋學之爭。

吳鷗教授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得其曾祖吳汝綸、祖父吳闿生真傳，學養深厚，曾經獨立承擔《吳汝綸日記尺牘》整理研究工作，參與《全宋詩》編纂，擔任編委和責任編委，獲第四屆中國古籍獎（）。

寫作過程中，我把《吳汝綸全集》一直擺在案頭，翻閱多遍，清苑郭立志編的《桐城吳先生年譜》都翻爛了，為的是真實再現當年吳汝綸先生的生活真相。吳汝綸研究論文、桐城派研究論文打印了一大紙箱。有趣的是我看到了安徽師範大學吳微教授的博士論文，後來又看到了他作為老師指導學生的碩士論文。致敬論文作者們，我從中收獲頗多。

書稿章在《六尺巷文化》公眾號上發表，收到了許多網友的留言，得到了很多意料之外的收獲。合肥工業大學王章豹教授，看到公眾號的文章後，給我提供了吳汝綸研究的諸多論文和資料，還有電子版的《桐城縣志》，且熱忱鼓勵。

身邊的朋友、同事也給我提供了諸多幫助。有的是書稿的讀者，號稱眼光犀利的“門外漢”，意見中肯，一語中的；中國後一個狀元劉春霖是吳汝綸的弟子，就是深圳市翠園中學的同事告訴我的。

網絡時代，諸多便捷。許多資料的查詢、摘錄就不必跑圖書館了。網絡上利用的資料就不再一一羅列，在此一並致謝。

後，還要感謝不辭辛勞的中國文史出版社編輯戴小璇老師，致敬她的專業與敬業。

感謝桐城中學粵港澳大灣區校友會對本書出版的大力支持，感謝校友們、朋友們在本書出版過程中奉獻的熱忱。

鑒於非專業出身，水平有限，有錯誤肯定難免，請盡可能告訴我，以便有機會改正，有褒揚也請說出來，盡量讓我知道，這個也特別重要。

大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世界是有趣的，學問也是有趣的。

三

永遠的桐中。

半山閣前吳汝綸先生的半身銅像，威嚴而慈祥，眼神深邃而堅毅，他在注視著桐中的每一步發展，注視著桐中發生的每一件事情。

我在桐中任教十四年，悠遊歲月，每每思及，桐中的人、事、物，時時如在昨日。

1989年調入桐中的時候，桐溪塥還未斷流，五齋還是教師宿舍，逸夫樓還沒有興建，半山閣下的小院落還有兩進，前面是教務處，教務處主任是高之文、分管教學的是副校長盧聲頻，後面是校長室，項義發校長的辦公室就在後面。

桐中後山也還是山，沒有完全變為後山操場。春天來了，山坡早早就綠了；秋天到了，茅草一片金黃。對於許多桐中學子來說，後山有夢。

剛來桐中的時候，大門兩側是梧桐樹，夏天濃蔭蔽日，頗為有味。五洲地圖碑、石柱刻那一片還比較雜亂，沒有修整。

我初任教的班級教室在銀杏樹前，秋天滿地金黃，曾寫過一篇關於銀杏樹的散文在《語文報》發表，後來我帶的班級男生宿舍在此，月光下，踏著金黃樹葉去“查崗”，偶爾聽聽男生們的海闊天空，也頗為有趣。

語文教研組辦公室在進大門的那棟教學樓的二樓，記得隔壁數學教研組崔新國老師當年預測這棟樓一定會炸掉，底下看樓的老陳，欽佩不已。

桐中的老教師，個個滿腹經綸，各有絕活，青壯年教師也是當仁不讓。

那時候在桐中，除了外面有參觀考察的任務，會組織一些公開課，平時都是風平浪靜，同事之間極少相互聽課，沒有瞎折騰。所以我沒有完整聽過吳永清先生的課，高傳明先生的課也沒有聽過。不過，老師上課的基本風格還是有所耳聞目睹，因為有些教室在一樓，走過來走過去，基本都聽到了，就是樓上，寬闊的走廊上，也是可以清楚的感知老師課堂上的聲情並茂。

我在桐中十四年，先後在校園內多個地方住過。

記得曾在凈土蓮社前面的舊平房住過一段時間，後面還有個小院落，跟後面的凈土蓮社僅一墻之隔，凈土的世界也充滿紛爭，似乎與俗世無異，有時大清早，小尼姑們吵架，招致大尼姑一頓好罵。後來，又移居校園西邊，緊鄰美學大師朱光潛的弟弟朱光澤的小院落。再後來，住在左公祠後面，新建的教師宿舍樓。不由又想起大明鐵血御史左光斗書齋的對聯：“風云三尺劍，花鳥一床書。”左光斗祠堂，當時是校辦工廠。

四

科舉考試的具體細節，科場連捷的超級學霸的人格魅力，桐城派古文長什麼樣，在科舉考場如何攻城拔寨，晚清中國歷史有哪些重大事件，“中興之臣”曾國藩去世慈禧痛哭流涕，李鴻章把袁世凱罵得狗血淋頭，曾國藩躬身入局“挺經”內涵，一個傲氣十足的知識分子為晚清這艘破船而力圖自救的種種作為……《桐城大先生吳汝綸》為你一一道來。

深圳羅湖龍船咀頭·閑散齋

2022年1月25日

章　科場連捷 001

縱觀科舉考場，從秀才、舉人、進士，“一試輒中”的人可謂鳳毛麟角，吳汝綸學霸級的考試成績，重要的是在思想上的成熟，寫有“思想”的八股文，一舉登上科舉考試的。桐城，因為桐城派，曾經被譽為“文章甲天下”，桐城派古文是打開科舉大門的利器，吳汝綸憑借滿腹桐城派古文，走出桐城，走向人生更加廣闊的舞臺。

1.兄弟二人桐城縣趕考/ 003

2.吳家出了兩個秀才/ 006

3.人生個貴人：方宗誠/ 008

4.行看黃榜點朱衣/ 013

5.差點兒成為狀元/ 015

6.桐城古文創造“一試輒中”的科場奇跡/ 018

7.呼馬呼牛任自嘩/ 021

8.桐城吳氏承繼桐城派淵源有自/ 026

9.避亂讀書膜拜鄉賢大俠/ 029

10.思想，讓我們行得更遠/ 031

第二章　曾幕時光 037

在曾國藩幕府的日子，是吳汝綸一生中快樂的時光，有良師，多益友；有高雅學術的沉靜，有戎事倥傯的緊張。吳汝綸作為一個傳統的知識分子，對學術的追求是高於名利的。作為桐城派的後進，能夠得到當時古文領袖曾國藩的指點，能夠步入曾國藩幕府這個桐城派文士的薈萃之地，是人生一大幸事。

充滿理想與機會的時光總是那樣短暫。

1.曾國藩嘆為“異材”的桐城青年/ 039

2.濟寧躍馬揚鞭入曾幕/ 043

3.醉心桐城古文的曾國藩是個好老師/ 044

4.流連家鄉山水人文：羊山磯、蟂磯/ 049

5.讀書而不曉事皆廢才/ 054

6.新廳堂紅喜字，歸覲吳牛莊/ 059

7.曾國藩幕府的“詩詞大會”/ 061

8.在曾幕躬與其盛/ 065

9.歸家辭行北上百感交集/ 073

10.千裡行程一路歡歌/ 075

11.升任擬奏幕僚，深得曾國藩倚重/ 082

12.不計毀譽，與曾國藩風雨同舟“天津教案”/ 084

13.曾國藩回任兩江，李鴻章“掠美”/ 096

14.曾國藩的三次保奏/ 099

第三章　亦官亦幕 103

吳汝綸官場人事“懵懂”，但在晚清亂局中是清醒者。為官深州、冀州，代理天津知府，文教、治水、捕盜，官譽日隆，恢復文廟樂舞，均徭於畝，吳公渠，青史有聲。李鴻章對以古文顯揚天下的吳汝綸垂青有加，是因為其能寫一手好文章，尤其擅長奏章，李鴻章的奏稿、電報，很多都是吳汝綸擬寫。善於策劃、計謀，這也是為李鴻章所器重的一個重要因素。

1.千裡之行赴任深州/ 105

2.初登仕版唯有“勤慎”/ 110

3.年輕吳知州的官府生活/ 114

4.曾國藩死了，兩棵大樹倒了一棵/ 117

5.樂的教化：恢復文廟樂舞/ 121

6.“均徭於畝”，百姓利益為先/ 126

7.丁憂中斷仕途，重然諾居張樹聲幕/ 128

8.行走三個多月的“北遊”/ 137

9.正式步入李鴻章幕府/ 145

10.衡水，衡水/ 147

11.俠肝義膽亦書生/ 152

12.青史留名“吳公渠”/ 155

13.晚清亂局中的清醒者/ 158

14.人事“懵懂”在官場/ 161

15.做個紅媒添十歲/ 165

第四章　蓮池歲月 167

棄官從教的吳汝綸在蓮池書院，不辱使命開創新局。蓮池歲月，頗顯文人之清苦，但雅集文事、“觴詠唱酬”盛況空前。北方文化圈的形成，使桐城派在走向衰亡的歲月裡仍然保持了一個全國性學術派別的雍容大度。痛徹骨髓的甲午之殤，為大清“裱糊匠”李鴻章洗刷罵名。吳汝綸遇到嚴復的《天演論》，似乎出於偶然，其實是一種必然。庚子亂局，蓮池夷為廢墟，若不是朋友多，轉移得快，差點就丟了性命。

1.蓮池山長：花落吳家/ 169

2.初居蓮池，銳意革新/ 174

3.吾桐城不能再見此人矣/ 179

4.良士相交，垂範若此/ 183

5.桐城派北方古文圈子的形成/ 186

6.甲午之殤誰之罪/ 192

7.為李鴻章“止謗”/ 197

8.為嚴復《天演論》作序/ 206

9.吳先生的五個女婿/ 214

10.洞悉世情，不愧李鴻章高參/ 217

11.袁世凱的“投機”，國人似乎看到了希望/ 220

12.庚子亂局中的蓮池書院/ 226

13.晚清“裱糊匠”李鴻章之死/ 233

第五章　東瀛壯遊 239

應承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之職，赴日本考察學制，本屬無奈之舉，但由於遇事總是不願茍且的吳氏作風，這無心插柳，倒成就了吳汝綸在近代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日本人對飽學大儒的禮遇，對中國棄之如敝屣的國學的珍視，讓吳汝綸找回了中華文化的自信。與伊藤博文一席話，“其言絕痛”，國勢危殆，中國再不變化，將有亡國滅種之禍，作為一個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如芒刺在背！

1.張百熙“為天下學子”一跪/ 241

2.受命東遊，考察日本學制/ 244

3.朝野驚睹大儒風/ 249

4.留學生事件背後的新舊之爭/ 254

5.滿國皆是李傅相/ 257

6.馬關：傷心之地/ 259

7.歸國，歸國/ 264

第六章　創辦學堂 267

吳汝綸創辦桐城學堂的動機就是教育救國，“東西合璧”，培養經世濟變人才，實現振興國家理想。排除困難，凝聚各方之力，籌辦桐城學堂，功莫大焉。開創的事業還未起步，就溘然長逝，後繼者賡續學堂，告慰在天之靈。

1.欲救國，惟有先辦學堂/ 269

2.肖店：尋訪嬉子湖西岸風水之地暨張宰相祖墳之行/ 275

3.為學堂籌資多方謀求幫助/ 281

4.親手擬定學堂辦學文稿/ 283

5.溘然而逝天亦悲/ 285

6.桐溪塥，清流潺湲/ 290

附　錄/ 295

差點“滿分”的殿試考卷：《對制科策》/ 297

自喻之文：《矮栝說》/ 301

鄉曲儒生的“自得”與“氣類相感”：《跋〈蔣湘帆尺牘〉》/ 303

章　科場連捷

縱觀科舉考場，從秀才、舉人、進士，“一試輒中”的人可謂鳳毛麟角，吳汝綸學霸級的考試成績，重要的是在思想上的成熟，寫有“思想”的八股文，一舉登上科舉考試的。桐城，因為桐城派，曾經被譽為“文章甲天下”，桐城派古文是打開科舉大門的利器，吳汝綸憑借滿腹桐城派古文，走出桐城，走向人生更加廣闊的舞臺。

1.兄弟二人桐城縣趕考

同治二年（1863年）農歷九月的一天，天剛蒙蒙亮，安徽省桐城縣南鄉老橋村吳牛莊（今屬銅陵市樅陽縣），背負行囊的兄弟二人，從一戶農家走了出來。

晨風微涼。高大的楓香樹，在九月純凈的天空枝椏靜穆，粼粼的池塘，閃著秋的波光，四周田畈黑乎乎的靜默著，抬頭不遠處的玉屏山，濡染出一副筆架的模糊輪廓。

哥哥吳汝經，三十一歲，弟弟吳汝綸，二十四歲。

他們這麼早出門，是去桐城縣趕考，他們是去考“秀才”。徒步八十多裡，還要背著應考的行囊，要有足夠的體力。

同治元年（1862年），湘軍攻陷安徽大部，太平軍退守南京，安徽境內的戰事基本結束。清政府的統治秩序在安徽又重新建立，層層篩選士子的科舉考試自然也很快恢復了。

戰亂將近十年，吳汝綸從一個十四歲的翩翩少年，長成了一個二十四歲的大小伙子。在松脂的熏照中，早就吃透了古文章法，摩拳擦掌，就等著正式考試這一天了。

大哥吳汝經因為戰亂，錯過了人生好的應試時光，但有機會仍然不會放棄。咸豐八年（1858年），江南處在戰亂之中，大哥吳汝經通過父親朋友的幫助，曾經在京城“異地”考了一次，只不過運氣不佳，落第而歸。“吾伯兄肫甫徒步入京就試”，“不中第”。

清代的科舉制度，讀書人在未取得“秀才”身份之前稱“童生”。“童生”成為“秀才”須經過縣試、府試、院試三級考試。

吳汝綸兄弟倆大清早就出了門，到了五裡拐，哥哥說：“歇一會吧。”弟弟應聲道：“好。”二人放下背囊，歇息了一刻，趕忙起身趕路。到了孔城，兄弟倆知道距離縣城不遠了，坐在路邊的樹蔭下，拿出母親準備的幹糧，打了一個尖。趕到桐城縣城已經是下午一點多鐘了。

縣試在縣衙門的“考棚”舉行。場考試對於“童生”們來說重要，四點鐘，天還沒亮，一聲炮響震耳欲聾，這是對住在縣城各處的童生發出的起床信號。一小時後，炮聲第二次響起，於是童生們手拎竹籃奔赴考場。籃子裡是考試用具，硯臺、墨、筆、盒飯等物品。

吳汝綸和哥哥吳汝經早就洗漱完畢收拾停當，安靜地吃完早餐，沒有說一句話。哥哥神情有點緊張，弟弟則顯得相當輕鬆，一副勝券在握的模樣。

不久，隨著第三聲炮響，考點大門打開，童生和陪伴他們的父兄、朋友一起蜂擁進入考場，對號入座。吳汝綸兄弟倆在考場內相互對望了一眼，弟弟對哥哥點了一下頭，似乎給大哥鼓勁，然後各自尋找座位，就分開了。

童生就座，陪同人員離場。考場內鴉雀無聲，一瞬間沉悶的空氣籠罩全場。

作為考官的知縣穿著禮服，率領縣學的教官和學校的生員們徐徐走出。負責人員對考生逐一點名，被點名者來到知縣面前行禮，由作擔保人的前輩生員確認其身份後，考生再領取答題紙退回座位。答題紙也稱為試卷，是用厚白紙做成的折本，紙上有用紅色顏料印制的方格。待答題紙分發完畢，縣學的生員們全部退場，只有作為主考官的知縣和其下屬的負責人員留下來。知縣親自到入口將門上鎖，並加上封印，然後回到自己的座位公布考題。轉眼之間已經過了七點。

道考題出自“四書”。考題用一張大紙寫好，貼在布告板上，於考場中緩緩行進。在公布考題後大約一小時，負責人員會來巡視考生寫到了哪裡，然後在作答的末尾處蓋上印章。

從九點到十點的這段時間裡公布第二道考題。它可以細分為兩道問題，道還是出自“四書”，另一道則是要求寫一首五言詩，並指定了韻腳。加上之前的道題，考生到傍晚為止需要對三道問題作答。

縣試一共要考五場。在首次公布成績的翌日舉行第二場考試，這一場共有三道題，一道出自“四書”，一道出自“五經”，另外還有一道詩題。在第二場成績公布的翌日舉行第三場考試，這一場除了一道“四書”題、一道詩題外，還有一道古風韻文形式的賦題。這一場成績公布後的第二天舉行第四場考試，所出的題目除了一道“四書”題和一道詩題以外，還要求做一道論題，需要對歷史事件作出評論。第五場考試被稱為“終場”，為形式化，考題雖然有一道“四書”題，但成績並不受重視，只要寫下自己想寫的開頭幾句就行。而重要的是後面的那道默寫題，考生要準確無誤地默寫出雍正皇帝《聖諭廣訓》十六條中被指定的一條。

這樣的考試拼的不僅僅是智力，書讀得好，文章作得好，還要有過人的體力，沒有好的體力是堅持不下來的。

吳汝綸兄弟倆先後走出考場，面帶微笑，顯得相當輕鬆，哥哥只是略顯疲憊。

同治二年（1863年）對於吳汝綸兄弟來說是幸運的一年。考秀才的關，兄弟倆考了個一二名。“應有司之試，與兄肫甫同案入學，縣試公，肫甫第二。”

如果要問縣試的通過率如何，由於地區的不同，情況會完全不一樣。各縣學的入學限額是參照所在地區的文化程度和人口數決定的，“多的地方為二十五名，以下遞減至四名、三名。”在桐城這樣文化發達的地區，報考者不光人數眾多，而且能力也很強，競爭極其激烈，尤其又是歷經九年戰亂的次開考，能夠脫穎而出者，可以想見是多麼的幸運。

2.吳家出了兩個秀才

府試在安慶舉行。

吳汝綸兄弟倆縣試考出一二名後，周圍都是羨慕驚訝的目光，聽到的都是頌揚的話語，不過他們嘴裡應承著人們的恭維，心裡清楚得很，競爭才剛剛開始，一切都還是未知。到了府城安慶，住下來後，兄弟倆就開始溫習帶來的書籍，一刻也不敢放鬆，父親在安慶的朋友更是一個也不能去拜訪。兄弟倆攥緊拳頭，暗下決心，考出好成績再去見他們。

作為縣試中式者的童生，匯集到府城來，考試會淘汰掉大約一半的人。考試當天，童生們一早便蜂擁到試院門前，以縣為單位分組，在縣學教官的帶領下入場。考試的方法全部參照縣試。但考試只進行三場便宣告結束。在第三場考試也就是終場，要默寫《聖諭廣訓》中的一條。

府試的成績公布後不久就到了院試的日期，但這個日期並不是固定的。因為它取決於作為院試負責人的學政什麼時候能巡歷到府。

院試要進行四場考試。“府試肫甫，公第二。院試公仍”。

榜單貼出來了，他們一眼就看出寫在前面的名字。兄弟倆緊緊地抱在一起，多年的願望終於實現了。望著大紅榜單上自己的姓名，哥哥偷偷地抹了一下眼睛，笑著對弟弟說：“大大這回該滿意了。”

經過縣、府、院三級考試，吳汝綸兄弟二人同時成為秀才。

這在桐城縣引起了不小的轟動。本來桐城作為文風鼎盛之地，參加科舉考試的人就多，還有這些年戰亂，積累了大批學子，嗷嗷待考，競爭的激烈程度遠非尋常，一家居然一下子考中了兩人，更讓人驚嘆不已。

正是秋高氣爽時節，晴空一碧萬裡。吳家門前大楓香樹上的喜鵲，一大早就叫個不停。鄰居下田走過吳家門口，有人打趣地說：“喜鵲喜鵲叫喳喳，老吳家有喜事啰。”

果不其然。

縣學的聽差拿到考試的捷報後，便快馬加鞭來到吳牛莊報喜。吳汝綸兄弟二人考試的捷報被裝裱成掛軸，掛在門口，五裡八鄉的親朋都來賀喜。兄弟二人在安慶還沒有返回，家裡已經人來客往，鄉情鼎沸，喜成一片。

“童試”也稱“郡試”，包括縣試、府試和院試三個階段的考試。中者為“生員”，通稱“秀才”。如一考生縣試、府試、院試均名列，稱為“小三元”。吳汝綸被他大哥占了“一元”。

考中秀才即可免除差徭，官府不可隨意對其用刑，遇公事可稟見知縣。不僅如此，秀才是地方士紳階層的支柱之一，他們可成為普通百姓與官府之間溝通的代言人，受到百姓的尊敬，人稱“相公”。他們雖然還不是官吏，但被授予了準官吏的待遇。生員有規定的制服，他們身穿藍地黑邊的衣服，頭戴雀頂，相當於官階末位的九品官帽。

3.人生個貴人：方宗誠

吳汝綸兄弟二人在安慶參加府試，遇到他人生個貴人。

吳家老二的才氣在桐城父輩文人中早就傳開了。方宗誠此時正在曾國藩幕府安慶忠義局纂修《兩江忠義錄》。“九月，應試皖城，始從方存之先生遊其地，先生說，必有記。”吳汝綸隨方宗誠遊覽安慶大觀亭遺址，作《遊大觀亭故址記》。同遊的人還有“吾邑蕭君敬甫，程君曦之”。

方宗誠修髯洪聲，儀表堂堂。雖然已經五十六歲，依然神采飛揚。采寫《兩江忠義錄》之暇，站立滔滔長江北岸，吟風弄月，談古敘今，隨行的青年才俊們莫不欽其風彩。

大觀亭，不單單指一座亭子，它是一處規模宏大的歷史建築群，同時也是安慶歷史文化精髓的所在地。清朝一位叫吳名鳳的文士曾這樣介紹：“不盡長江滾滾東去。其能登高而攬大江之勝者，在武昌為黃鶴樓，在江州為庚樓，在安慶則為大觀亭。亭據山巔，在余忠宣公墓側，為皖江名勝之區。”

可惜，此時的大觀亭被太平軍燒毀，已經“廢為軍壘”。來到大觀亭遺址，方宗誠給他們講元末安慶守城官余闕的事跡。余闕率軍守安慶，與紅巾軍激戰，身先士卒，安慶城池失守，遂拔刀自刎，自沉於安慶西門外清水塘中，時年五十六歲。講到此處，方宗誠動情地說：“老夫今年也是五十有六，我為忠宣公一哭。”方宗誠洪亮的嗓音，莊重的神情，向圍在他身旁的五個年輕人傳達著中國人凌風傲霜、向死而生的美、宏壯的生之弘毅及精神信仰。

長江邊上觀怒濤，大觀亭上思幽古。方宗誠講述著他撰寫《兩江忠義錄》的見聞和思考，講述著屬於中國士人崇高精神氣質的君子之風與錚錚鐵骨。這是士紳傳統教育的活教材。

方宗誠不由自主吟誦起了鄉賢臺灣兵備道姚瑩《大觀亭懷古》的詩句，並給他們講了姚瑩參加府試，太守以大觀亭為題的故事。

姚瑩少貧，不能應試，其祖父的親兄弟惜抱老人（姚鼐）資助，使入場考試。當時，童生中惟劉開（孟途）有名，在縣試中奪得了名。府試日，太守命詩題為：《大觀亭懷古》。姚瑩作五言律詩百韻，太守大驚：“吾知桐城有一劉開，不知又有一劉開也。”遂以之為榜首，錄取入府學。姚瑩二十一歲參加府試，此後認識同裡劉開，二人後來同為姚惜抱先生的高足。他們年少時常聚處一室，嘯歌暢詠，意氣奮發。

吳汝綸聽到父親談論過方宗誠的《俟命錄》，就問起先生寫作此書的緣由。方宗誠靜默了片刻，回答道：“《禮記·中庸》云：‘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俟命，聽天任命也。《孟子·盡心下》云：‘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俟命，也可謂待天命也。”

咸豐三年（1853年）後，方宗誠於祖居地魯谼山中避亂五載，《俟命錄》即撰於此時。避亂祖居，是方宗誠一生中重要時期之一，在此期間，奠定了他治學、治世、治軍，心懷天下，內聖外王的思想基礎。

方宗誠的《俟命錄》研究天時、人事及致亂之源，認為士大夫修身、處事、為政之道，在於本綱常，明正學，選拔人才，效用當世。共有十卷，每卷首記世所以致亂之由，中籌撥亂之道，後記處亂之策。卷末引古人之言，則所以策勵自守之道。凡卷皆有論學之語。

吳汝綸回到住處，從背囊裡拿出《俟命錄》，翻看到這樣的文字，不由放聲誦讀：

病夫（方宗誠自稱——筆者注）性迂拙不能俯仰諧俗，又以家世清貧，數百年來，本無一命之榮祿，故亦不急求功名富貴，然頗關心世道，於君上之安危，社稷之禍福，生民之治亂，人心之邪正，學術之明晦，士氣之盛衰，蓋無一刻不系於心。安民之略，善世之方，災禍之幾，彌變之策，亦無一時不深心研究其極。而時人或笑其無疾而呻吟，故常隱忍不敢以告人。

迺者（猶曩者，往日——筆者注），粵賊猖披，蔓延大江南北，病夫於身家之念，久如槁木死灰矣。惟自恨食毛踐土（吃的食物和居住的土地都是國君所有。封建官吏用以表示感戴君主的恩德——筆者注）二百余年，既不能荷戈從戎，效死疆場，又不能抒謀獻策，殄（消滅——筆者注）茲丑類，上以報我皇上天高地厚之德，下以展吾人民胞物與之懷而親。僨事（敗事——筆者注）諸人泄泄沓沓之狀，及生民死亡流漓之慘，言之心痛，不言愈痛不可支，於是病夫之病乃益革（危急——筆者注）矣。

咸豐三年正月十七日，安慶不守。千余裡之內，人人驚慌失措。病夫處城市中，聞之安居不動，寂然如無事者，人益笑病夫。不知病夫之病，在國而不在身也。國事如此，尚忍為此身計乎？閉戶窮居，略以平日所見，天時人事致變之由，行己立身處變之道，書之於策。倘賊至被執，不辱以死，後嗣庶有考焉。十九日，江北病夫識時年三十有六。

與方宗誠遊，舉手投足和只言片語，家國大義的豐富痛苦與掙扎靜默，讓吳汝綸終於明白，父輩們心中神聖的是什麼。

從余闕到姚瑩，再到身邊侃侃而談的方宗誠，這些前輩們是“心中有理想，眼中有光”的一群人。既充滿著令人感動的魅力，也值得後來者追慕。

此前，方宗誠未睹吳汝綸之文，這一次“必有記”後，他暗暗為同邑這個青年高興。

這次見面，方宗誠對吳汝綸欣賞有加，也有心栽培。次年五月，方宗誠將吳汝綸的文章推薦給曾國藩，曾國藩閱後很是賞識。曾國藩在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二十七日的日記中記載：“中飯後，閱桐城吳汝綸所為古文，方存之薦來，以為義理、考證、詞章三者皆可成就，余觀之信然，不獨為桐城後起之英也。”曾國藩此時就預言吳汝綸之才，非桐城宗派所能限，必有更大的發展。如果說，在吳汝綸的人生中，是曾國藩成就了他，而方宗誠則是當之無愧的引路人。

見識一下桐城派古文大師“雛聲初啼”的“少作”。

遊大觀亭故址記

余幼即知大觀亭為皖城名勝之區，長而聞名賢登是亭者多吊忠宣之墓，又意亭之所以名附余公而名也，獨恨未得一睹其勝。今年應試皖城，始從方先生存之遊。其地四山回旋，長江接天，覽其風景，慨然想見當時之盛。

而亭址廢為軍壘，思求勝跡蕩然盡矣。惟余公之墓為前中丞彭公重修，豐碑高冢一如曩昔。相與低徊憑吊，久之乃歸。夫亭之廢久矣，今日之遊非震於其昔日之名耶？然求其勝跡，已無一存，更閱異時，誰復知有是亭者。若余公之墓，則雖無彭公之修治，吾知千百年後必有憑其墟而吊者矣，而中丞理墓時曾不及是亭。意者園林臺榭之勝，固不如忠義之氣之感人深歟？抑有所附而名者無不亡，惟其所以名者為可久耶？然則非有不朽之實，雖盛名震耀，未有不終歸泯滅者也，獨是亭也歟？茲遊也，先生曰：“必有記”，故記之。同遊者：長州朱君仲峨，績溪章君琴生，吾邑蕭君敬浮、程君曦之也。

吾知千百年後必有憑其墟而吊者矣——吳汝綸。

譯文：

我很小的時候就知道大觀亭是安慶的一處名勝，長大了聽說登這個亭子的名人賢達大多是去祭拜英雄余闕的，又想大觀亭是因為依附余闕的名聲而聞名，唯獨遺憾沒有一睹它的勝景。今年我去安慶考試，才跟隨方先生去遊覽大觀亭遺址。大觀亭四周山地回旋，長江接天，看著周邊優美的風景，很是感慨，可以想象到當時的大觀亭是多麼的雄偉壯闊。

大觀亭在戰火中毀掉成為軍事營壘，想探求勝跡已經蕩然無存了。只有余闕的墓冢被之前的彭中丞重新修葺，豐碑高冢如同往昔一樣。我們幾個人一起在墓旁徘徊流連憑吊，很久才回去。大觀亭毀棄已經很久了。今天來遊覽難道不是震撼於它昔日的名聲嗎？然而探求它的勝跡，已經一點都看不到了，再過一段時日，哪裡還有誰知道有這個亭子。余闕的墓，雖然沒有彭公的修治，我知道千百年後一定還是有人憑吊其丘墟，而彭中丞修墓時不曾顧及這個亭子。意思是園林臺榭的勝景，固然不如忠義之氣感人之深呢？還是有所依附而成名的沒有不消亡的，只有其自身能夠聞名的才可以永久呢？然則沒有不朽的內在，雖然盛名震耀，沒有不終歸於泯滅的，難道只是這個亭子嗎？這次遊覽大觀亭，方先生說：“一定要寫一篇遊記。”所以記錄下這些感想。同遊的人：長州朱仲峨，績溪章琴生，桐城蕭敬浮、程曦之。

我知道千百年後一定還是有人憑吊其丘墟——吳汝綸。

大觀亭因其所富含的深厚歷史文化，來此憑吊觀光者眾。其時，大觀亭建築群，被太平軍所毀，昔日盛景，已不復見。吳汝綸遊覽大觀亭遺址後，思緒飛躍，不斷地詰問追析，所論深邃。桐城古文簡潔之中，凸顯持論的厚重。

4.行看黃榜點朱衣

同治三年（1864年），吳汝綸二十五歲，這一年喜事接踵而至。

農歷八月，吉日良辰，他迎來自己大喜的日子，與桐城南鄉官埠橋汪家淑貞姑娘喜結良緣。大紅燈籠高高掛起，婚宴喜席屋內擺不下，門前楓香樹下，也擺滿桌椅。賀喜的鄉鄰、親朋好友，絡繹不絕。

這門親事，在考秀才之前，雙方父母就已經交換了八字庚帖，男方家送聘禮，下了定。考中秀才之後，吳汝綸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心不旁騖，潛心攻讀，他曾發誓要中了舉人才結婚成家。但父母親和女方已經催促多次，作為一個大孝子，他遵從父母之命，先把家成了。

桐城素為文化發達之鄉，舊時男婚女嫁，盛行轎聯。轎聯一般由男方出上聯，發轎時貼於轎門，女方對下聯。按時俗要求，男方出上聯，下聯，以防女方對不出時取用。轎聯的製作頗為講究，眾多文人常借此顯示才學，使桐城的花轎門聯不僅在內容上爭奇斗巧，佳作迭出，而且在形式上也花樣翻新，妙趣天成。

在與同裡汪姑娘成婚的大喜日子，吳汝綸親撰上聯為“十三經，廿四史，十載寒窗，未脫得那領藍衫，愧把白身偕綠鬢。”在此用“藍衫”喻秀才，用白身喻自己功名未得，用“綠鬢”喻美貌的新婚妻子。據說汪家集思覓對，終難得佳句，也有說，眼看已經日落西山，沮喪的丈人只有發轎。出人意料的是，由哥哥背到堂上的新娘子汪淑貞一見花轎上的上聯，竟然與新婚夫君心有靈犀，隨口即對出了下聯：“甲子年，癸酉月，甲戌良辰，且牽著這條紅線，行看黃榜點朱衣。”“朱衣”指大紅色的官服，即入仕、升官。

上聯訴說寒窗苦讀，博覽群書，功名未就，實在愧對伉儷佳人的隱隱衷情，下聯點明佳期良辰，定能實現蟾宮折桂的青云之志，是對夫君成就功名的期盼。

汪淑貞對夫君的期盼很快成為現實。

這年農歷十一月初八日，在南京舉行江南鄉試。

同治三年六月（1864年7月），清軍攻克南京，標志著太平天國之亂的平定。大亂之後，百廢待興，但重要的一件事，便是恢復鄉試，一方面可以借此“鳩集流亡”，穩定社會局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以此收拾人心，尤其是江南讀書人之心，重新振作江南士氣。可是時間倉促，來不及在八月舉行鄉試，於是，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就奏請將會試改在仲冬十一月舉行。時任江蘇巡撫李鴻章親自入闈監臨，對此試鄭重至極。這是史無前例的：一般的江南鄉試都是秋闈，只有這一年的江南鄉試是冬闈。

停了三科，相隔十一年之後，終於有了一科鄉試，對於飽受兵燹之苦的江南士子來說，這無疑是一條大好消息，堪稱喜出望外。劫後余生，還能參加這一科鄉試，已是僥幸；能夠考中，更是不幸中之大幸；至於名列前茅的人，是幸運中之幸運。

這一次考試，吳汝綸克服種種困難，殺出重圍，憑借深厚的桐城古文功底，發揮得非常得意，“中式第九名舉人”。桐城才子乘新婚喜氣，再次閃耀科舉考場。“黎明，入貢院寫榜，闈墨極佳，無一卷為庸手所能者。”

考試結束，吳汝綸在南京參加了規模盛大的新科舉人“鹿鳴宴”。大家首先朝向北京的方位，向天子謝恩，然後宴會在音樂的吹奏聲中開始。這時的音樂是《詩經》中的“呦呦鹿鳴”一章，這是歌頌天子招待群臣和賓客情形的詩篇。士子們意氣風發，一掃考試前的焦慮、忐忑、疲憊。觥籌交錯之中，大家都儒雅、謙恭，一副讀書人的派頭。再也沒有誰會去回想，面對秦淮河的江南貢院裡，那仄逼的號舍，飽受煎熬的九天。

對於大多數沒有經歷慘況的讀書人而言，要熬過三場九天的考試也殊非易事。按清朝制度，鄉試從八月初九開始，每場考三天兩夜，共九天六夜。這期間，考生的吃喝拉撒全都在一個高六尺、深四尺、寬三尺的號舍裡（面積勉強超過一平方米）。

鄉試本應在農歷八月舉行，但江南貢院整修使這個考試延遲到十一月，正趕上大雪紛飛的惡劣天氣，數十位體弱的讀書人竟被活活凍死。晚清官員張集馨在日記中寫道：“接上年十二月十八日京信，南闈大雪，凍死士子及號軍五十余人。”

吳汝綸在科舉與婚姻上的傳奇故事，真是應了古語所言：“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中國古代士子的理想可以通過一次次考試來實現，正是科舉制度的長久魅力所在。

5.差點兒成為狀元

同治四年（1865年），吳汝綸二十六歲。北京城的春天，今年格外來得早。吳汝綸懷揣家鄉父老的期盼，風塵仆仆趕到京城，來不及多看一眼京城三月的景色，考試的日子就到了。

三月九日、十二日、十五日，進行了三天會試，吳汝綸輕鬆過關。入京參加會試，仍然是“一試輒中”。

殿試在保和殿舉行。四月二十一日早上，貢士們通過午門，在太和門前集合，然後分為兩組，座位號為奇數的在靠東的昭德門外，偶數者在靠西的貞度門外，接受禮部官員的點名。殿試考了一天，吳汝綸輕輕鬆松成為“進士”，授內閣中書。

會試取中者稱“貢士”，又稱為“中式進士”。“內閣中書”，這是一個掌管內廷秘書工作的職位，如果一切順利，可以在歷練幾年後外放地方州任政一方。但吳汝綸並未實際到任，因為曾國藩很快就將他請調外任兩江總督府幕吏。曾國藩日記中有記載，說這個才二十六歲的新科進士，古文、經文、時文都卓然不群。一方面，幕府需要精通文事的文案專吏，曾國藩後來的奏疏大多經由吳汝綸草擬，另一方面，曾國藩也想造就他，尤其對出自桐城的青年才俊似乎格外垂青。

吳汝綸本來是有機會進入前三名的，閱卷過程有個小插曲。

文端公倭仁見其廷試策而奇之，拔置一甲。先是，今湖廣總督南皮張公（張之洞——筆者注），以第三人及第，其策不用當時體。先生所為策，其體亦異。某公曰：“此有所效而為之者”，抑置三甲，以中書用。主試某公云：“前年已拔張之洞，今再拔此卷，則科場成例不能復維持矣。”遂抑置三甲。

“先生廷對策，典實充沛，非科場所有。今在徐世昌所纂《明清八大家文鈔》中所謂不用當時體者。舊例殿試策，字數、行款及抬寫頌揚處，皆系預定格式，不能增減。公所為文則直抒己見，不依此例。”

科舉考試的八股文刻板，限制很多，士子們是“戴著鐐銬跳舞”。吳汝綸果然是枚“學霸”，居然還能“直抒己見”。一是得益於古文的嫻熟，二是初生牛犢不怕虎，幾場考下來如履平地，自信滿滿。敢在科場這樣的地方，劍走偏鋒，這個桐城青年不僅是才氣很盛，而且也頗有膽識。當年如果不是閱卷者們有所顧忌，那就是“一甲”狀元、榜眼、探花中的一員了。倭仁慧眼識英才，讓吳汝綸很是感激，此是後話。

還有一種可能是吳汝綸受了“試卷”上“提示語”的“誘惑”，放膽“直抒己見”。

因為殿試是天子親任考官的考試，所以考題採用了敕語形式的策問。為了啟發士子們的“思維”，開頭處寫有大概這樣意思的話：爾等貢士能接連考中各場考試，都是天下的人才。如今參加殿試，回答朕的問題，希望能聽到爾等平日的抱負。試卷結尾處的話語大概是：爾等在此良機，不要有任何顧慮，一定要坦率地寫下自己的所思所想。若是客客氣氣、畏首畏尾，則無法充分表達出自己想說的話，或者用違心的諂媚之言來完成任務，反而是辜負了朕的厚意。

吳汝綸果然沒有辜負天子的“厚意”。這份“意見報告書”寫得洋洋灑灑，“典實充沛，非科場所有”。

下面摘錄一段他的《對制科策》：

後世人主，不尚實學，而一切使臣之道，臨民之方，治兵之策，亦皆茍且因循之，為張皇補苴之事。……臣竊以為當今為學之患，在好為高論而實行不敦。聽其言皆程朱復生，措之事則毫無實用。……蓋生乎宋儒之前，於道患不能知；生乎宋儒之後，則不患不能知，惟患不能行。

這段文字的意思是：後代的人主，不崇尚實際的學問，而且駕馭臣子的辦法，管理老百姓的方法，治理軍隊的策略，也都只顧眼前，得過且過，敷衍了事，沿襲守舊，拖延誤事，做的是張大漏縫而行填補之事。……我認為現在做學問的問題，在於喜歡高談闊論而實際做起來卻不敦實。聽他說的都是猶如程顥程頤、朱熹活過來了，滿嘴程朱理學，落實到具體的事情上則一點用處都沒有。……大概生在宋儒之前，擔心對於程朱理學不能了解，生在宋儒之後，就不擔心不能了解，只憂慮不能夠去實行。

翻譯成現代文，再去讀一下吳汝綸的“時文”，差距真的不是一般的大。

桐城派的文風，本也講求經世致用。生於桐城，長於桐城的吳汝綸，對這種空疏無用學風的不滿及用世精神，已經掙脫了程式化文本的桎梏，發出了自己的吶喊。

6.桐城古文創造“一試輒中”的科場奇跡

吳汝綸研習桐城古文，應對科場“時文”，歷經十多年的潛心磨礪。桐城先賢早就有很多好的範例，父親吳元甲也是桐城古文高手，桐城“通衢曲巷，夜半誦書聲不絕”。在這樣的文化場中，天資聰穎，悟性很高的吳汝綸，如魚得水。

出身貧苦之家的吳汝綸，在讀書的路上從小就很自律，很勤苦。有一天，得到一個雞蛋，舍不得煮熟吃，拿著它到集市上換松脂，晚上讀書照明用。“三更燈火五更雞，正是男兒讀書時”，顏真卿的《勸學》詩，吳汝綸不僅背得滾瓜爛熟，而且還工工整整的用正楷寫好，貼在自己的書桌旁，時時警醒自己，要堅持不懈勤奮學習，不要虛度光陰，終生後悔。

在躲避太平天國戰亂期間，雖然東躲西藏，也是手不釋卷。有一次，跟堂兄吳康之一道上山打柴，兩個少年背著柴薪，邊走邊比畫著背誦古文。

八股文是一種命題作文，它是明代朱元璋創制的一種科舉考試文體，它的題目必須從《四書》《五經》中摘取，且要模仿古人的語氣，根據程頤程顥、朱熹的傳注來闡發題旨。這就是一種有著特殊程式的心得體會，須先破題、承題，再起講。其標準的正文部分，必須用有聲律要求的四個有著邏輯關聯的對偶段落來層層深入地闡發題旨，寫出心得，要在規定的正、反、起、承、轉、合的邏輯程序中將自己所領悟到的心得體會闡發無遺。

作八股文有如床鋪底下掄板斧，螺螄殼裡做道場，要因難見巧，因難顯才。也許是政治制度創制大師朱元璋謀慮太過周密深遠，在構建八股文時配置了太多的文化要素，這些文化要素所包含的文化底蘊太過深厚。寫作這樣的心得體會，的確是在“別其聰明智巧之高下”，愚鈍者是難以入選的。

郭立志在《桐城吳先生年譜》中曾這樣記述：“公生平於制科，一試輒中，無再應者。”吳汝綸為什麼在科舉路上如此順利，個中有何緣由？

縱觀科舉考場，從秀才、舉人、進士，“一試輒中”的人可謂鳳毛麟角。

曾國藩：考秀才考了七次，進士考了三次；李鴻章：少有才名，進士考了兩次才中；張之洞：咸豐二年（1852年）十六歲中順天府舉人名解元，少年得志，但在科場磨了十一年，同治二年（1863年），二十七歲中進士第三名探花。

據《清桐時代》（公眾號）冰虹綠茶統計：明清五百年（1404—1903）間，桐城一共考出了二百四十三名進士，其中明朝八十八個，清朝一百五十五個。包括四個武進士。好名次：狀元一人，榜眼三人。

清朝全國的讀書人有幾百萬，進士一般每三年考一次，一次錄取三四百人，也就是說，全國平均每年不過才出一百多個進士。據學者何炳棣的研究：在清代，進士占人口的比例是0.000048%。是百萬分之零點八，小數點後面有四個零，比我們說的“萬一”這個概率還小。

吳汝綸在科場“一試輒中”，的優勢是他所學的、朝夕浸淫的是桐城派古文，桐城派古文就是打開科舉大門的利器。

在科舉時代，一個寒士要步入社會政治上層，的捷徑就是科舉之途，而科舉路上的士子多如過江之鯽，若想成為幸運者，不僅要有過人之才，還需要精於個中訣竅。顯而易見，古文與八股文的特殊關聯，使精於古文的桐城派人士更易於在科場得售。

桐城派古文具有鮮明的特色，內容上以宣揚程朱義理封建道德為主，形式上結構嚴謹，剪裁精當，文辭雅潔，平易暢達，聲調抑揚，雜以說理，輔以考證。

八股文又被稱為時文、制義，以與古文相對。時文雖有種種弊端，但卻與古文有許多相通之處：首先，時文與古文都恪守義理；其次，在藝術手法上，時文講究開闔、頓挫、呼應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古文藝術手法的借鑒。許多士子為了避免熟濫，很自然地借鑒古文的某些藝術特徵來創作時文。

清代科舉以八股文為規定的文體，故八股文成為士子們追逐功名的武器。有意思的是，八股文的風行，很大程度上又促進了古文的興盛，為桐城古文一派的崛起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明清兩代就有不少以時文標準選編、評點古文的選本。桐城派以古文名於清代，桐城派中的許多人都是科舉場上的摘冠者。桐城派的創始人方苞曾以江南鄉試而聞名一時。方苞以古文聞名，科場得售更促使士子們仿讀其古文，試圖從中探求到科場的敲門磚。

方苞奉命編選的《古文約選》《四書文選》，成為官方指定的教材，廣為流播。古文與時文空前緊密的關係，不僅使古文成為科舉道路上士子必須修習的重要內容，也極大地提高了古文的重要性與地位。桐城派在科場上的成功又反過來促進了桐城派古文的傳播。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宋代汪洙《神童詩》告訴我們：王侯將相本來不是天生的富貴種，貧窮人家的孩子發憤努力，也可以成為棟梁之材，好男兒應當發憤圖強。

吳汝綸憑借精熟的滿腹桐城古文，走出桐城，走向人生更加廣闊的舞臺。

7.呼馬呼牛任自嘩

父親是個有趣的“老夫子”。

吳汝綸父親吳元甲，雖然科舉功名止步於秀才，但其實是個頗為清高的“老夫子”。

吳汝綸能夠“一試輒中”，得益於他父親吳元甲的教授，“但稟庭訓，並無他師”。吳汝綸十二歲就踏上寫作“制義”文之途。咸豐元年（1851年），能“為論說之文”，其父教以制義之文。“自記制義文後云：某生二十有二年矣，自束發受書，家君教以制義之文，學之今十年，未工也。”戰亂、貧苦的生活中，在父親的教導下，直到結束戰亂，科舉開考，整整磨礪了十二年。

吳元甲，歲貢生，鄉村塾師，一介寒儒，生性恬淡耿介、清高而樂觀。

少有才氣，詩文的功底頗為扎實，或許是運氣差了那麼一點點，科舉功名止步於“秀才”。“九歲能操筆為古文作《中正論》三篇，長老驚嘆，既長為六皖名諸生。”也曾“少遊京師”以求仕進，但未取得功名。“咸豐初元（1851年），應孝廉方正制科，未廷試而亂作。或勸入京師，不應。”因而只能客館授徒，成一介寒士。

又是一年的年關將近，吳元甲客館歸來。水路走了換陸路，翻過幾座山，又走了一天山路，終於望見家鄉的炊煙。滿身疲憊，解下風餐露宿的行囊，客館微薄的收入，對於眾多家口，杯水車薪。在四壁蕭然的屋內，面對妻子兒女期待的目光，雖然是心懷愧疚又滿是驚喜，小子們又長高了不少，一家人終於可以圍坐在一起，說說笑笑，吃個團圓飯了。

過年的時候，喝了一點小酒，他在微醺之中，兒女們簇擁著，作了一首《歲盡》。詩裡詠嘆道：“解館歸來又一年，妻孥相對卻欣然。斷炊只是尋常事，賺得團圞（luán，團聚）也值錢。”其家生活窘迫，也可見其生性達觀。

咸豐三年（1853年）至咸豐十一年（1861年）十月，桐城的東鄉、南鄉基本為太平軍所控制，湘軍與太平軍多次在桐城境內交戰。咸豐三年（1853年），“桐城為賊所陷，育泉公避亂山中，公隨侍讀書，時官軍自桐城潰，育泉公以從軍之後，館於樅陽，主人懼禍，為變姓名”。有了幫助官軍的“從軍”經歷之後，設館的主家怕受牽連，不敢用他的真名字示人，可見當時的“從軍”還是有一定風險的。

咸豐十年（1860年），湘軍認識到桐城東鄉、南鄉在爭奪安慶之戰中的重要性，因此，自當年下半年，湘軍與太平軍在桐城東鄉、南鄉展開激戰。至次年初，戰事基本穩定。“庚申（1860年）、辛酉（1861年）兩年，桐城被寇甚。”吳汝綸與兄弟“奉母避亂東鄉，家貧，擷野茹為食，拾薪煮藥奉親”。此間，吳元甲隨軍，負責“督運糗糧（幹糧）”，“為鄉裡辦賊，以軍事留西鄉，數月不相聞問”。國難當前，家事棄後。此所謂“舍小家保大家”。

一天，聽說吳元甲要從家門口經過，家裡已經揭不開鍋了，家人就站在他經過的道路旁，告訴他家裡的困難境況，可是他竟然不發一言，顧自而去。此時，他手裡籌集有幾千兩銀子，是給軍隊辦糧草的經費。從軍的生活條件極為艱苦，天天匆忙趕路，行無定所，晚上只能席地而臥，吃的也是粗糲的幹糧，鄉人抗賊而籌集的資金，都用在刀刃上，不虛糜一個小錢。

“老夫子”也要懂兵法，為鄉人御寇，親手編輯一本《守望要略》。“咸豐初，皖城被寇，輯《守望要略》。及縣東南鄉起義勇御賊，多本其法。”這本《守望要略》，就是當時御寇的行動指南，桐城縣的東鄉、南鄉為家鄉而起事的義勇們，憑借這部兵法，取得了非常好的御寇效果。

吳元甲生性恬淡。“平居好靜坐，竟月不聞疾言，口不談人過失。”在鄉村一隅安靜的課生授徒，養家糊口，雖然清苦，然亦頗自得其樂。

積極用世且甘於淡泊。交往的人有當地的鄉賢，和南鄉的破罡胡東潭先生為友善，胡氏家族有名揚鄉裡的大孝子胡其愛，還有明末守城有功的胡文燦。不喜歡與官人往來。“是時家君教授鄉裡，未嘗一造縣庭。”“家居不好詣城市，有問者，曰：‘吾不慣與官人往來。’”

吳元甲經常訓導吳汝綸：“士人當使實出名上，無使名出實上。”告誡兒子要務真求實，不要蹈求虛名。所作詩文，隨寫隨丟，名利心淡泊，性格頗為散淡。“每為詩文，知言者皆心服。顧不自收拾，脫稿即分散。汝綸少長，始稍搜輯篋藏之。”

馬其昶在回憶吳元甲的時候，曾有這樣的記載：“育泉征君，先君所嚴事，其昶猶及見之。《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乃今不可復睹矣。”小時候，馬其昶看見父親師事吳元甲的情形，猶在眼前，如今一切皆不可睹見。借用《詩經》的詩句表達自己的感慨，雖然身邊沒有年高德劭之人可以效法了，但還有成法可以依傍。這顯然是對吳元甲極高的評價。

當時，很多桐城士紳都經歷了這場戰亂。將吳汝綸舉薦給曾國藩的桐城派後期名家方宗誠亦是舉家避亂桐城魯谼山中，後出入清軍大營。方宗誠此間著《俟命錄》，為對付太平天國出謀劃策，經時任山東布政使、安徽老鄉吳廷棟舉薦，為曾國藩、倭仁所知，從而進入曾國藩幕府，後出幕入仕任直隸棗強知縣。二人命運的不同，除機遇因素外，與吳元甲的性格、人生追求也有很大關係。

從軍而不要事功。清軍占領桐城後，“及事平，有欲白家君於大吏者，謝不受。”為家鄉人，辛勞可以有，敘功可以無。張裕釗《吳征君墓志銘》載：“當事敘籌餉之勞，君謝曰：吾邑人朘膏血剝肌髓以急國難，而吾乃以為利耶。”這裡就說得更為明白，為“急國難”，邑人犧牲更多，我不能從這件事中取利。淡泊名利，耿介如此。

吳元甲自小聰慧，詩文俱佳，除了在鄉裡教授裡黨生徒，因為名聲傳揚，還在外客館。

同治元年（1862年）九月，吳元甲遠應江西武寧知縣翁延緒之招，教授其子翁立德，一直到農歷年底才回來。翁立德受教後，考取了進士。

“曾文正公嘗嘉其文學，客而館之。”曾國藩是因為賞識吳汝綸的文才，又得知只是受教於父親吳元甲，因而邀為塾師，教授二兒子紀鴻和陳姓女婿。生性恬淡清高的吳元甲“不樂久處，未幾遂辭去”。

吳元甲“孝悌至性”。既是個大孝子，又是個好兄弟。中了秀才後，在鄉裡私塾教書幾十年，“脩脯入門，輒應手散盡”，教館所得，均隨手分給兄弟姊妹。兄弟們都成家立業了，要分家，吳元甲悲傷不已，臥床幾天不起，到分家時，家庭全部田宅推與兄弟，自己分文不取。分家後，兄弟田宅喪失，用錢再贖買回來給兄弟。後來田宅喪盡，他再無能力贖回，就讓兄弟們同一鍋吃飯。

這樣的一個大家庭，吃口眾多，都靠吳元甲教私塾微薄的收入來維持，顯然是力不從心。有時冬日，一天只吃一頓飯，大多數時候是雜糧充饑。雖然自己貧苦，但兄弟去世，侄子們都在他家養育長大成人。

有這樣的父親，背後一定站著一個偉大而堅韌的母親。

吳汝綸的母親是個大家閨秀，外祖父馬魯迂，“以名進士官蜀中”，家庭條件很好，馬先生很喜歡這個乖巧能幹的女兒，吳母嫁過來時，嫁妝自是豐厚。“吾母之來歸，資送千金。自吾父推田宅與諸父，皆吾母私錢所購買也。”吳元甲“遊京師”，家裡每每困頓，都是母親悄悄拿出私房錢，渡過難關。錢用完了，就拿自己服飾去典當。“財罄，則脫服佩出質，典衣之券盈篋。”祖父喜歡喝點小酒，母親則千方百計弄點酒給祖父喝，後來實在沒有東西了，只好讓小叔子把自己一個心愛的小銅爐拿去給祖父換酒。祖父一次生病後，喜歡吃鱔魚，賣鱔魚的人天天到他家門口來，祖父去世後，母親只要聽到賣鱔魚的叫賣聲，就放聲痛哭，從此，賣鱔者為之絕跡。

桐城被占期間，吳汝綸從一個十四歲的少年成長為二十二歲的青年，耳濡目染父親的所作所為，並為《育泉詩集》作注。父親對吳汝綸的影響是巨大的，也是全方位的，不僅教授他作“制義之文”，更多的是在人格上的熏染。父親不顧及利害、功名，一心做事，在吳汝綸的心中刻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清苦的鄉村生活，吳元甲不怨天尤人，心平氣和。曾有詩句：“平生笑我非張祿，呼馬呼牛任自嘩。”這是一幅恬淡清高而樂觀的鄉村紳士的自畫像。

8.桐城吳氏承繼桐城派淵源有自

吳汝綸的先輩源於江西婺源。“明洪武初，吳氏自婺源一遷鄱陽，一遷桐城。遷桐城者，居峽山之高甸，有二子分其枝系，長曰榮華，次曰保慶。”

吳榮華就是吳汝綸在桐城的早祖輩。

吳氏在桐城祖輩中一個叫吳直的是桐城派大師劉大櫆的老師，跟方苞是中表親戚。吳直與吳汝綸那一分支的祖輩吳大升是堂兄弟。

吳直，字生甫，乾隆丙辰年（1736年）舉人，深思讀書，廢寢忘食，“為文希微要眇，感喟悲涼”，桐城派的奠基人方苞讀了老表的文章，感嘆佩服不已，認為自己作文的水平達不到表哥文章的精妙。“桐城三祖”之一的劉大櫆不僅得吳直的耳提面命，還精心研讀老師的《井遷文集》，文集中的文章，每篇都有劉大櫆讀後的批語。

吳氏與桐城派古文早就結下解不開的淵源關係。

吳汝綸的兄弟們，自小就浸淫在這樣的家族和社會關係的氛圍中，桐城派的文章對於他們就如家鄉的黃梅戲一樣耳熟能詳，開口就能吟唱，浸染其中，是身邊親近的物事。他們兄弟，本就友睦和諧，且都頗有才名，切磋文章，彼此提點。

咸豐十年（1860年），吳汝綸二十一歲。

2月16日（正月二十五日），各路湘軍聯合發動反攻，太平軍大戰失利。3月26日，湘軍大將李續宜至宿松會見曾國藩，議定曾國荃進攻安慶，多隆阿圍攻桐城，李續宜駐兵青草塥策應。

這年春天，桐城南鄉的戰事稍微平息了一點，吳汝綸跟大哥吳汝經帶著兩個幼小的弟弟，步行二十裡地，兄弟四人同遊浮山。這年吳汝繩（字詒甫）十二歲，吳汝純（字熙甫）八歲。

爬上浮山的妙高峰，峰下大華嚴寺，香客信徒，摩肩接踵。登上峰頂的“望江亭”，四山縹緲，長江如帶，九華、天柱俱在望中，遠觀云蒸霧繞，石峰隱現，目下絕壁懸崖，如斧劈刀削。

上得浮山的峰，滿目蒼翠，心情格外舒暢，吳汝綸看著兩個弟弟，開玩笑地說：“今天春遊浮山，都要賦詩一首。”話音剛落，八歲的汝純，竟然率先“高唱一絕”，吳汝綸和大哥都驚異不已。過了好久，十二歲的汝繩也作成了一首五言短古詩，且“頗得佳趣，朋輩皆激賞焉”。

吳汝綸兄弟四人。

大哥吳汝經，字肫甫，少小便與吳汝綸共學齊名。

大弟吳汝繩，五歲能為詩，才思俊逸。吳汝綸有天下文名，別人稱許他，每自謝不如，曾官山東汶上縣知縣，多疾，早逝。吳汝綸兒子吳闿生編撰的《晚清四十家詩鈔》有其詩作。

小弟吳汝純，字熙甫，號斂菴，自號玉屏山人，官光祿寺署正。師事其兄汝綸。私淑方苞、姚鼐，能得其大旨。與賀濤、範當世等友善，以文字相切磋。瀏覽載籍，頗多穎悟。篤好方苞、姚鼐之說，以古作者自期。撰《玉屏山人詩稿》《斂菴文集》。可惜，也是英年早逝。除了同胞兄弟外，還有堂兄吳康之。

吳康之是吳汝綸大伯父的兒子，因父親早逝，吳康之就一直跟隨吳元甲生活，兄弟友睦。這也是吳家的一個才子，生活道路坎坷而艱辛。為人機靈智巧，與人交往態度謙和慷慨大方，喜歡開玩笑而不與人結仇。擅長書法，喜歡作詩。沒有科舉功名卻官至知縣，在封建社會確實是個例外。女兒吳芝瑛成為大書法家，淵源自乃父，這是後話。

咸豐八年（1858年），吳康之隨大哥吳汝經徒步入京就試，吳汝經沒有考中，替堂弟謀了一份抄書的差事。因為書法漂亮，詩也寫得好，深得大學士寶鋆的賞識，應順天鄉試，不中。後來，做了山東巡撫譚端恪的幕客。不久，改做山東鹽大使，由大使升為知縣。在山東二十年，曾官寧陽、禹城、蒲臺、武城、章丘、鄆城知縣，“所至皆有政績，為縣人稱說”。

9.避亂讀書膜拜鄉賢大俠

咸豐十年、十一年（1860年、1861年）這兩年，“桐城被寇甚，公亦避地他所”。

公元1860年是非同尋常的一年——這年，北邊是打到北京的英法聯軍，一把火燒了圓明園。南邊是湘軍與太平天國在安慶展開了殊死的攻防戰。這一年，烽火遮蔽了和平的天空。

咸豐十年冬天，二十一歲的吳汝綸，因為戰亂，家裡實在無法容身，只好背負書囊，躲避到桐城東鄉橫埠鎮大朱莊，租住左光斗故宅一間屋子，作為避難之所。

他來到左光斗的一個叫左質夫的後人屋子裡，問他借來了左光斗的書籍和手稿。手裡捧讀忠毅公曾經讀過的書，似乎先賢的手溫尚在，見到家書手稿，“益仿佛遇其為人”，面聆教誨。忠毅公書房“遺直齋”裡，“風云三尺劍，花鳥一床書”的對聯，落寞地泛著寒意。這是左光斗自撰的一副對聯，表達了自己的人生價值取向。

一天，左質夫突然懷抱兩幅畫像，跑到吳汝綸的屋子裡，對他說：“小伙子，來，我給你看看忠毅公父母的畫像。”左質夫將畫像慢慢展開並掛了起來。神情莊重的吳汝綸整了整衣衫，鄭重地對著畫像鞠躬、作揖，然後才迎面而視。

瞻仰過左光斗父母畫像，吳汝綸轉而問左質夫：“那忠毅公的畫像，您有嗎？”左質夫搖搖頭說：“忠毅公畫像，一開始是從我們左家弄丟的，多年都沒音訊。後來有一年，鄉裡有個人懷抱一幅畫，在趕路時，突然天降大雨，電閃雷鳴的，他就跑到附近一個村子裡去躲雨。這家主人見他懷抱一幅畫，就好奇地問懷裡的畫是誰的，能否打開看看，躲雨的人說：‘行。’這家主人打開一看，驚呼道：‘這不是我們祖宗忠毅公的畫像嗎！’大喜過望的他，便和那人商量，問能否將這幅畫賣給他。後幾經商討，躲雨的人便將忠毅公的畫像賣給了這家主人。忠毅公這幅失而復得的畫像，便被這人小心地收藏了起來。

這畫像雖不在左質夫手裡，但見過畫像的左質夫說：畫像中的忠毅公目光如炬，站在畫像正面，感覺他在注視著你；站在側面，他還是那麼威嚴的在注視著你。

吳汝綸不由感慨：“人生百世下，追慕古賢人烈士，每恨不並世而出，得一目接光容，極其慨慕所至，雖一器一物，手澤所留遺，無不低徊珍重，摩挲不能去，況得瞻拜遺像，識其面目數百年後，其慨慕又何如也！”

左光斗這位鄉賢，吳汝綸自小就存崇敬、仰慕之心。這個冬天，終於有機會“靠近”這位鄉賢。“庚申（1860年）冬以亂僦居左忠毅公故宅，從左君質夫所，求公遺書而讀之。”左忠毅公即左光斗，明桐城東鄉人，因參劾權宦魏忠賢被誣，死於獄。後追贈太子少保，謚“忠毅”。有“鐵面御史”之稱。

左光斗任御史時，奸黨橫行京師，繳獲假印七十余枚，查出假官一百余人，京城為之震驚。彈劾閹黨魏忠賢，被誣下獄，受酷刑折磨致死，家人也多受牽連。差役前來逮治，家鄉父老鄉親，頭頂明鏡，手端清水，擁立於馬首號哭，聲震原野，差役也為之流淚。“汝綸兒時，聞先輩談忠毅公故事，輒自恨生晚，不及一識其面。”在鄉間，先賢大俠，因為是身邊的豪氣人物，對於成長中的青少年自會產生巨大的仰慕效應。

在左光斗故居，吳汝綸找尋先賢的生活印記，讀左光斗的藏書，翻看他的手稿，感受先賢的傲骨英氣。

第二年，咸豐十一年（1861年），二十二歲的吳汝綸又到東鄉躲避戰禍。

桐城東鄉周潭鎮大山村是著名的“東鄉武術”發源地，三公山下，武俠英豪，人才輩出。

行走江湖，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武俠夢。東鄉大俠章冠鏊，是個赫赫有名的傳奇人物，為了鄉人而敢於犧牲，豪氣幹云，年輕的吳汝綸心中亦很震撼。“冠鏊既卒之二年，余避亂至東鄉，鄉人每津津談冠鏊事，有泣者，曰：猶記章冠鏊殺賊突圍時也。”桐城東鄉有尚武的傳統，尤其是周潭一帶，延續至今，習武風氣不廢。所謂“文不過南鄉，武不過東鄉”是也。

此間，吳汝綸作《章冠鏊傳》。中間一段描述章大俠殺敵的場面，簡潔而傳神，盡顯桐城文章之精妙。

賊怨東鄉久，又所誅求輒不報，己未秋擁眾大掠東鄉，鄉人聚族居者姓率其族御之。冠鏊之族數千人為前隊，與賊遇，賊眾且十倍章氏，他族見賊甚眾，皆望風而靡，莫敢援章氏者。賊圍章氏數重，章氏大困。頃之，一人帶劍持矛，奮臂大呼，率眾突圍而出，出頃之復入，如是者三，格殺賊不可勝計，矢石火炮如雨注，不能中，出入重圍中如無人，賊眾辟易，不敢仰視。詢之，乃冠鏊也。圍竟解，章氏數千人得無恙。

賊以冠鏊故，不敢留東鄉，稍稍自引去。後賊中每相與語及冠鏊，輒驚愕相顧曰：“吾有是人，天下不足爭也。”冠鏊既解章氏之圍，行裡許，就地坐，嘆曰：“吾氣盡力竭，不能行，且死矣！”族人舁以行，復數十步，嘔血而卒，時年已六十余矣。

10.思想，讓我們行得更遠

吳汝綸在科場上的成功，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的成熟，不是僅僅文章技巧的問題。

清苦生活的磨礪，父親人格的濡染，鄉土、鄉情、鄉賢的熏陶，使他在面對人生的種種難題的時候，不得不學會獨立思考。桐城派文章所蘊含的“義理”，熏染著吳汝綸的靈魂。經過這樣的“千錘百煉”，他自然比那些只在科場文章技巧上打圈圈的人走得遠、走得順。盡管科舉考試的“八股文”有諸多的條條框框，但有了“思想”這個靈魂，自會高人一籌，充滿生機，讓閱卷者在滿是廢話、套話的無病呻吟文章中，看到了一絲欣喜和希望。

吳汝綸在科舉之路上，過關斬將，創造全勝的佳績，這就不是所謂的運氣、“祖墳冒青煙”能解釋得了的。我們都知道，為文到了一定階段，不是文辭技巧能解決的事情，思想才是根本，才是靈魂。

同治元年（1862年），吳汝綸二十三歲，這是科舉開考的前一年。

“十月，吳汝綸大病，昏不知人，長時間治療乃愈。既愈，作《囈記》。”“昏不知人”，即不省人事，失去知覺，這是得了一個什麼奇怪的病。幸運的是，經過長時間的治療，痊癒了。病好了之後，作《囈記》，記錄了自己病中的“胡思亂想”和“胡言亂語”。按照弗洛伊德理論的闡釋，這是一段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的“心路歷程”。

我們來看看這篇頗有莊子寓言特色的奇妙之文。

囈記

南華子者，不知何許人。嘗以病而狂惑，為囈語。既愈，而以為幻也。因有味於莊子之書，遂自號南華子。

南華子自述其囈語曰：始吾家故貧，年二十無所知名，頗能為文章，以貧故，冀投時好，其文不甚高，然竟以此取甲科，登金門，上玉堂，聲名通顯，得志而歸。車徒供帳，震耀鄉裡。鄉裡之人以為榮，皆曰：大丈夫當如此矣。而吾亦自念，致身青云之上，以為父母妻子光榮。回憶曩者貧賤無所知名，何啻霄壤。下視草茅寒素之士，亦不啻鴻鵠之於燕雀也。於時頗自喜。

其後官益尊，勢亦盛，人之震耀而歆羨者亦眾。而吾亦自顧而嘻。以為富貴快一時之欲耳，千秋萬世，誰復知吾姓名者？乃發憤大肆力為文章。斯時位望既崇，無所幹求於時，一意以古之立言者自期，以蘄永於後世。舉向所為投時好決科名之文，悉焚棄之。於是文日有名。天下之人交口推譽。以為古之董仲舒、賈誼、司馬遷、韓愈之徒復出。而吾亦自以為雖古作者不吾過也。於時益自得。顧念吾一身，前既貧且賤，又無所托以不朽，而後乃富厚極於一時，文章傳於後世。志得意滿，樂可知也。

吾病時大概如此，已而病稍瘥，漸覺其身故在床蓐間，又頗自疑。輒嘆曰：吾非向所為貴極富溢，又能以其文名一時者歟？豈病者歟？

閑舉病中語示人，皆大笑。久之病已。始知吾向之所為如是者。吾之狂惑者為之也。非其真也，幻也。於是乃爽然自失。然而方其病也，吾不自知其病也。恍惚如夢寐間，而吾又不自知其為夢也。

人世得失之遭，顯晦遲速之數，豈皆吾病類也。

玉屏居士聞其言而嘆曰：莊子云，必有大覺而後知此大夢。

甚哉，南華子之言之有似於南華經者也。遂為之記。

郭立志在《桐城吳先生年譜》中對這篇文章所作的按語是：“公家居近玉屏山，故嘗自號玉屏居士。此文用意甚奇。生平學問志業已預定於此，而集中不載因具錄之。”

譯文：

南華子不知道他是什麼人。曾經因為病了而瘋癲，夢中說胡話。已經痊癒，卻以為是幻覺，不相信是真實發生的。因為對莊子的書感覺有趣味，於是就自號“南華子”。

南華子講述了他自己所說的夢話：起初，我家本來就很貧窮，二十歲了還寂寂無名，但是很會寫文章，因為貧窮的緣故，希望能夠投時所好，文章不甚高妙，然而竟然因此考取甲科，登金門上玉堂，聲名大大顯揚，得志而歸家。車馬熙熙，隨從甚眾，盛禮興樂，陳設宴會，震耀於鄉裡。鄉裡之人以我為榮耀，都說：大丈夫就應當如此！而我也自己揣想，致身青云之上，以此讓父母、妻子兒女感到榮光。回想往昔自己貧賤沒有出名時的境況，何止是天上地下的分別。再朝下看草茅寒素的士人，也不止是大雁同小麻雀的區別。這時頗為自我欣賞。

此後，官越做越大，氣勢越來越盛，使人震撼而光耀奪目，羨慕的人也越來越多。而我也顧自而笑。認為富貴只是放縱自己一時的欲望罷了，千秋萬代之後，還有誰會知道我的姓名呢？於是發憤大力寫作文章。此時地位聲望都已經很高，於時無所求取，專心一意以古人立言者自許，以求永垂不朽。把以前投時俗所好，在科舉考場博取名次的文章，全部丟到火裡焚棄。就這樣文章越來越出名。天下的人交口稱讚，認為是古代的董仲舒、賈誼、司馬遷、韓愈們再世。而我也自認為即使古代的作者也超不過我，此時更加自鳴得意。回想我的身世，之前貧窮且低賤，又無所依托而不朽，爾後才資財豐厚富極一時，文章在後世傳誦。志得意滿，快樂的情形是可以想見的。

我病的時候大概這樣，不久病逐漸痊癒，漸漸覺得自己身子本來睡在床上，又頗為懷疑自己。就感嘆說：我不是從前大富大貴，又能夠因為文章聞名當時的人嗎？難道是病人嗎？

閑暇時，拿病中的話語說給別人聽，聽者都大笑不已。很久病才好完全，才知道我從前在夢中所說的那些胡話。我瘋癲的時候所做的，不是真的，是幻覺，於是就茫然自失。然而當我生病的時候，我不知道自己有病，恍惚就像在睡夢之間，而我又不知道自己是在做夢。

人世間得與失的遭遇，仕宦與隱逸、遲緩與快捷的命運，難道都與我的病相似嗎？

玉屏居士聽到這個話就嘆息說：莊子說，只有非常清醒的人才知道人生就是一場大夢。

南華子的話同南華經非常相似。於是便寫下這篇《囈記》。

此文譏諷委婉，寓意深遠。這樣的奇思妙想，文思頗得莊周的韻味。是對於人生志業長時間思考的累積。這是平時所思，昏病中思緒再現的結果。看似奇特，細細想來，自是在情理之中。莊子說：“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當人在夢中，是不知道自己在做夢的，只有真正清醒的人才知道，人生不過一場大夢。人生如夢，夢如人生。人生“病而狂惑”，才作此“囈語”，說荒唐糊塗的話。其實，一如莊子的寓言，荒謬的外殼洞穿的是殘酷的現實。

此時，吳汝綸二十三歲，人生的一切都還未啟航，就有這些深邃的思考，可見他早已“世事洞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