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前近代的出版、文化與權力(16-17世紀)（簡體書）

本書應用新文化史理論分析晚明蓬勃的商業出版對社會、文化各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作者從多個角度考察了16—17世紀中國書籍的生產，涉及商業出版的運作方式、商業出版擴張如何為科舉士子提供藝文勞動機會、藝文市場的交易、商業性“四書”論集對官方解釋的挑戰、藝文權威由朝廷向職業批評家的轉移、復社作為能夠對科舉考官施加影響的職業批評家聯盟的性質、八股文評選家通過出版市場而成為公共批評家的地位、科舉考試與商業性書籍出版的關係，以及諸多晚明人士在商業化藝文公共空間的表現等問題。

周啟榮，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校區歷史系、東亞語言文化系中古史教授，史博洛博物館館長，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湖南大學岳麓書院等校客座教授，研究領域包括中國思想史、禮學史、新文化史、比較書籍印刷史與公共文化史。

張志強，南京大學出版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後。全國出版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人選暨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者。長期從事出版理論與歷史等方面的研究，曾獲“中國出版政府獎（優秀出版人物獎）”、“中國圖書獎”、寶鋼優秀教師獎等獎勵。

英文版平裝本序 i

致　謝 v

圖表目錄 viii

翻譯名詞說明 x

引 言 印刷、歐洲中心主義以及對中國前近代社會的研究 1

印刷、藝文文化與科舉考試 1

偏漢學模式的歷史敘事 9

建構中國前近代社會“習業”概念 18

士商文化和“公”領域的擴張 25

章 書籍生產成本和書價 31

紙在明代社會中的使用 47

書籍生產的成本 54

書價 61

收入與書價 74

第二章 中國書籍與晚明出版 87

印刷技術的經濟學分析 87

出版業的商業運作 109

書籍貿易和銷售 116

第三章 寫作、科舉和出版的商品化 134

明代的科舉考試和文化生產 134

超附文本與可信性、公眾性和人際網絡的生產 162

形形色色的士商出版人與士商作家 180

第四章 超附文本：評論、意識形態與政治 216

科舉考試與意識形態 216

超附文本以及對經典的多種閱讀闡釋 249

第五章 公眾權威、藝文批評與組織力量 270

公眾權威：從宮廷到閱讀公眾 270

出版與科舉考試成功 294

批評家和商業出版 306

文社與考試成功 316

藝文批評家的聯盟——復社 329

結 論 16—17 世紀中國的印刷和藝文文化 340

印刷對16—17 世紀中國的影響 340

士商文化在超附文本中的象徵性產物 344

前近代中國與歐洲的印刷 346

附 錄 357

附錄1 毛扆：《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 357

附錄2 潘允端1586 年至1601 年間所購圖書 362

附錄3 沈津列出的書籍價格 363

附錄4 1570 年代至1640 年代食物、用具和其他物品的價格 364

附錄5 陳仁錫以不同身份參與出版的書籍（出版商、編輯、評注者、編纂者、校對者） 366

附錄6 晚明時期關於“四書”評注書籍的出版時間列表 368

圖書館、機構和書目出處縮寫 371

參考文獻 374

譯後記 401

代序

新文化史視角下的中國前近代出版業

如果要在明清史研究領域推薦一種系統運用新文化史研究方法的代表作，周啟榮教授的《中國前近代的出版、文化與權力（16—17 世紀）》（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無疑是迄今好的選擇之一。該書英文版面世有年，已在英語學術界形成廣泛影響，如今中譯本即將付梓，緣因先睹，茲將心得與同好分享。

這是一部從印刷對文化生產的影響的角度考察晚明社會公共領域情態的專門著作。晚明歷史各個領域的研究都已非常豐厚，學術界完全了解，晚明是一個文化繁榮的時代，出版業的空前發達是這種繁榮的表征之一。然而，出版業繁榮的社會表象背後，究竟在發生什麼，我們卻常常不去深究，或者將之籠統納入“社會轉型”“市民文化興起”之類宏大敘事中，歸為經濟、政治推演導致的諸多社會表現中的一種，對其自身情態與文化含義僅做白描式的呈現。啟榮教授的著作，用新文化史的透視鏡，讓我們看到晚明出版文化紛繁複雜、絢爛多彩的情節，揭示出內中種種意蘊，促使我們修正關於晚明文化、政治的一些習慣了的看法，或者把一些以往遲疑的看法確定下來，把模糊的去處看得真切。它不僅提出了對於理解晚明中國的一些重要觀點，而且展示出一種研究的理念和方法，為學術界提供了運用新文化史方法研究晚明歷史究竟可以怎樣深化和拓展晚明歷史認識的典範文本。現今學術出版規模空前巨大，但類似《中國前近代的出版、文化與權力（16—17 世紀）》這樣的書，仍然難得一見。

啟榮教授受過嚴謹社會科學理論方法訓練，他的著作，包括本書和更早出版並已有中譯本的《清代儒家禮教主義的興起：以倫理道德、儒學經典和宗族為切入點的考察》（The Rise of Confucian Ritual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thics, Classics, and Lineage Discourse），對論題的緣起總是要做深入的分析，在分析中對自己所運用的、常常具有創新性的核心概念做出明確的界定，全書邏輯嚴謹，渾然一體。這樣的書，並不以易讀為勝，須得有一些耐心，有一些追求學術新境界的心情。

啟榮教授在這本書中提出了若干非常重要而富有啟發性的概念。

“藝文文化”（literary culture），指“透過文字所表達的各種文學和藝術形式，包括那些與文字相關的藝術，如書法、繪畫、篆刻、音樂、歌曲、舞蹈、戲劇、地方民謠等”。這個概念涵蓋了作為表演藝術的“文藝”，也涵蓋了以文字為載體的“文學”，以及其他各種藝術形式，是“文學文化”和“藝術文化”的統稱。他認為晚明“藝文文化”是一種由“士商”為主體推動的文化，而印刷和商業化的出版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商業出版的擴大促成了包括作者、編輯、編纂者、評注者、批評者、出版者和校對者在內的藝文文化職業階層增長，這個職業把“士”和“商”結合到一起，他們借助書籍市場的發展而獲取科舉之外的顯赫聲名，儼然成為與科舉考官分庭抗禮的別種權威，從而建構起了一種新而廣闊的、把無數閱讀公眾（reading public）卷入其中的話語空間，構成了一個與科場經濟和官方意識形態交叉但又迥然不同的藝文公共領域（literary public sphere）。看到這裡，讀者自然會發現，作者正在從出版、士商融合、藝文文化的角度思考公共空間在晚明時代如何發生這樣的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設若不存在公共空間，現代社會就斷然難以發生—雖然存在公共空間未必等於已經進入現代社會。啟榮先生實際上通過對晚明士商階層支撐的出版和藝文文化的研究，從文化領域向我們證明了晚明公共空間的存在，並以非常細膩的筆觸呈現了這種公共空間存在的方式。這時我們也就理解，“藝文文化”是解開晚明文化歷史和社會變遷諸多繁難問題的一把鑰匙。

“超附文本”（paratext）是本書中另一個軸心性的概念。它指的是，一本書中附屬但又往往超離該書主要文本的部分，包括序言、評語、注解、書名、字號、出版人、插圖等，它們附屬於書，但又可以被分割甚至離開主體文本而存在、流行，可以影響讀者對主要文本的解讀，是闡釋書籍的門檻，同時也是相當程度上商業化了的藝文產品。這種超附文本拓展了書籍的話語空間，被用來貫徹作者和編者的意圖，並導引或控制讀者建構意義的方式，擴展士商的話語空間，去協商、挑戰甚至顛覆官方的藝文話語權威。其中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那些編輯、評選科舉時文的書籍往往會承載對遴選不公的批評、製造民間的輿論以此來干預科考選舉的操作。本書的研究表明，對超附文本的考察，使得追蹤那些常常被有意遮掩的商業出版界士商們的職業軌跡成為可能，也使透過公眾閱讀習慣來了解當時作者、出版者通過評論來反對，甚至顛覆皇權意識形態和政府政策而建構的巨大話語空間成為可能。有了這樣的研究，我們就可以看到，以往我們以嘲諷的口吻提及的那些科舉經濟文字背後，其實隱藏著豐富的歷史信息，一種士商話語與皇權意識形態的角力。於是，晚明文化思想界的動向就比以往清晰了許多。

為什麼以往學者沒有充分注意或者察覺這種情況呢？啟榮教授認為主要的原因是“偏漢學”（sinologistic）研究方法的影響。“偏漢學”是啟榮教授在漢學（sinology）基礎上自創的一個語匯。漢學泛指關於中國語言、歷史和文化的研究，狹義則專指域外學者的相關研究。域外學者研究的基本特點在於他們是將中國語言、歷史和文化作為他者來思考，而本土學者則是將之作為一種自我審視的考察。這是我們總能在狹義漢學家的研究中看到更多比較性分析的總體原因。由於狹義漢學家主體在西方，其主流的研究一定帶有西方觀念和學術傳統的色彩。這種色彩提供了諸多本土學者因為“身在此山中”而難以察覺的認識，也帶來一些偏見，尤其在20 世紀中葉以前，即漢學研究尚未對西方中心主義有足夠的警覺之前，更是如此。基於漢學的內涵而創立的“偏漢學”，就是指帶有傳統漢學固有的思維定勢色彩的中國研究和歷史敘事模式。啟榮教授指出：“這種模式采納了三種不同但卻密切相連的時間、空間與文化的話語系統—歷史社會有機論（Historicism）、歐洲中心主義（Eurocentrism） 與現代主義（Modernism）。” 這裡的“歷史社會有機論”在其他著作中常被譯作“歷史主義”或“歷史決定論”。擱置翻譯的差異，啟榮教授的貢獻在於，用“偏漢學”這個概念揭示出這三種深度影響現代歷史學的觀念的共性和關聯。我們在現代歷史學的各類著述中司空見慣的那種通過化約而構建起來的同質、線性、漸進的普遍歷史序列，其實只是西歐獨特的歷史時序。一旦承認歷史主義話語建構起來的這種普遍性，歐洲中心主義就應聲而至，非西方的歷史只能在西方歷史的時序中去定位，作為歐洲的邊緣而被描述成非典型、變態、遲鈍的經驗。歐洲經驗既成為一種歷史宿命，歐式現代化就成為標準，從而現代主義的話語就支配了所有地方的歷史敘事。於是，除非現代化，中國歷史中的任何變化都成為沒有意義的事情。被中國讀者廣泛推崇的黃仁宇教授的把中國明代視為“一個失敗的總記錄”的論述，其實就是這種“偏漢學”話語支配的中國歷史敘事的一個範例。啟榮教授認為：“如果我們繼續從歐洲中心主義的角度來進行研究的話，我們將不可能看到除空白和缺陷之外的任何東西……”；“偏漢學敘述根本不能夠辨認與說明中國歷史的差異性”，以往的中國印刷史，就是在這種敘述中被理解的。在這種理解中，雖然印刷術在中國比歐洲早5 個世紀，但中國的表意文字妨礙活字印刷的發展，因而在歐洲，活字印刷極大地促進了現代化進程，而中國大量使用的雕版印刷卻是一種缺乏重要性的發明。雖然近年已經出版了許多有關中國印刷的調整視角的著作，但尚無從比較印刷史角度所做的關於印刷對於中國社會影響之歷史意義的深入研究，而我們案頭的這本書，正是從質疑以往主流話語和歷史研究觀念入手對雕版印刷與活字印刷這兩種技術產生的影響進行比較的力作。研究的取徑有二：一是去探析“16、17 世紀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方法在復制和傳播信息過程中差異的複雜性”；二是考察該時期印刷對社會各個層面所產生影響的差異。

考察中，啟榮教授把與印刷相關的各種社會實踐（practice，本書中譯為“習業”）作為中心，同時變通地採用了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場域”概念作為討論的工具。在這樣的語境中，社會實踐被分為各種場域，以便思考其間的各種關係及其變動。他的研究勾勒出這樣的場景：個人在權力、文化生產、文學、經濟等各種場域中通過競爭獲得經濟、文化、語言意義上的資本，占取不同的位置，創造事業軌跡。尤其是士商階層，借助於商業發展環境提升了自己在政治和經濟場域中的位置，並改變了兩個場域之間的關係。一些不得志的科舉考生作為職業作家、批評家、編者和評注者出賣藝文勞動，獲取經濟收益和聲名，憑借其聲名成為經籍解釋和文學品評領域的鑒賞裁判人，進而影響了科舉考試場域的實踐方式。於是，我們就看到了印刷業繁榮與體制之間存在複雜的關聯。

參酌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概念，啟榮教授從印刷、閱讀史的角度回答了中國在19 世紀之前是否曾經發展起一個“公共領域”的問題。並未拘泥於西文中“公共領域”定義的複雜糾纏，他在中國固有的“公”概念基礎上提出，16、17世紀存在著一個“藝文公共領域”。書籍是要推向公眾、向社會公布的，本身就具有“公”的含義。晚明時期的“公”常被用來表示識字人群共享的公共空間，印刷和閱讀把分散於中國廣闊地域中的讀者連接起來，文人和讀者組成了一個藝文公眾（literary public），於是，與出版關聯的接近公共輿論含義的“公論”也凸顯起來。

新文化史相對晚出，是具有明顯新異性的學術取徑。近年來許多具有新異性的歷史研究，以辯難實證主義歷史研究缺陷入手，結果卻往往是新意可觀而推測過多，求諸文獻，反證常被規避，不稱嚴謹。啟榮教授的研究，兼得理論方法求新與實證嚴謹之長。前述有關晚明印刷、出版、藝文公共空間等論說，皆在書中以文獻實證的具體過程一一落實，體現出歷史研究中新異方法與文獻考證之間完全可以相得益彰，而非相互排斥，從而展現出遠比簡單的潮流革替觀更豐富的歷史面貌。書中隨處可見對前人論說或者潛在不同論證的辨析，不時將晚明時代的情況與歐洲的情況加以比照，從而將讀者帶入一個立體、動態的思考場景。與建構一種主張後調動支持性證據一條鞭地說下去的灌注性敘述相比，這樣的研究可以使我們更深入地領會歷史研究作為一種論述（discourse）的意蘊。

本書從多個角度考察了16—17 世紀中國書籍的生產。其中涉及紙張成本、雕版刻工、書價、出版收益、商業出版的運作方式、出版中心、商業出版擴張如何為科舉士子提供藝文勞動機會、藝文市場的交易、商業性“四書”論集對官方解釋的挑戰、藝文權威由朝廷向職業批評家的轉移、復社作為能夠對科舉考官施加影響的職業批評家聯盟的性質、八股文評選家通過出版市場而成為公共批評家、科舉考試與商業性書籍出版的關係、諸多晚明士人在商業化藝文公共空間的表現，以及中、歐出版商運作社會環境的差異等前人語焉不詳或者根本未曾研究的問題。僅就這些問題所涉史實而言，這本書就足以成為明清歷史研究者案頭b備的文獻。況且，在考核這些史實的同時，書中還提出了諸多富有啟發意義的見解，例如晚明多樣化的士商精英群體、增長的城市人口、科舉考生的增多，以及包括娛樂在內的社會生活的活躍與多樣性為書籍出版帶來更大需求。由於紙張成本低廉、人力充足和印刷技術純熟，晚明書籍對於當時讀者而言，價廉而易得，而價格低廉的書籍是該時代涌現大量藏書家的重要背景。晚明書籍出版相當自由，任何人只要有足夠的資源，就能自由出版包括新聞、手

稿和政府刊本等幾乎任何文本，政府對出版基本不加干預，盜印普遍但有可能被追究。雕版印刷具有技術簡便、投資靈活和處理“超附文本”便利的優勢，是一種有效的印刷技術，對文化、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而絕非一種難以產生這類影響的“原始的技術”。這個時代的科舉考試，作為基於皇權而生產社會、文化和政治秩序的主要制度，也是一般文化生產的重要制度，它提供了教育、科舉習業和與政治資本關聯的特定語言溝通系統。晚明士人刻意遮掩參與出版的行為，仍以求取功名為終極的人生目標，但卻往往需要在藝文市場中獲取經濟收益和聲譽資本。晚明士人十分重視保存自己政治追求的文字，但有意“忘卻”在經濟場域的職業軌跡。晚明商業出版擴張並沒有導致與朝廷敵對的世俗印刷者群體出現，印刷也沒能促成社會、政治的徹底變革，但這並非由於中國沒能發展活字印刷技術。該時期商業出版以獨特的方式產生了深遠的社會影響，商業出版繁榮本身就意味著書籍及其生產技術推動了16、17 世紀的商業化進程，擴大了紙張、墨料、木料消費需求和相關勞動需求與市場，成為財富累積的重要方式，推進了士商融合，重組了政治場域和經濟場域之間的關係，悄悄地侵蝕著皇權政府在文化生產場域的權威，並使藝文公共場域成為科舉考生在鄉試、會試中進身的重要途徑之一。藝文生產中的專業和業余界限是模糊的，士商階層在這種模糊而又靈活的社會活動中走出新的職業軌跡。這些見解，無疑都值得研究明清歷史的學者深思。

啟榮先生認為，明清之際中國社會可以總體上稱之為“士商社會”。他雖然沒有在這部著作中全力論證這種看法，但前述主張，都與這種看法一致。了解這一點有助於讀者把握本書的整體含義。我們盡可以從其他角度來概括這個時代社會的基本特徵與趨勢，但是通過這部書，我們無法不對明清之際中國士與商兩大社會階層的融合及其後果刮目相看，它令人信服地表明，晚明時代正在經由士與商在出版和更廣義的藝文生產活動中，創造出一個具有空前自主性和規模的文化空間，並在這種空間中內在地融合，營建起一個與廟堂意識形態進行交流切磋的“新文化意識形態”。

啟榮教授是蜚聲中外的明清文化、思想史專家，是我神交已久的學長。為他的這部重要著作作序，使我惶恐不安，亦覺與有榮焉，是以不揣淺陋，略陳管見。至於書中精深，還需讀者細心尋繹，各見精彩。

趙軼峰

2019 年7 月18 日

英文版平裝本序

這是一個新的平裝版，只更正了一些錯誤。將來可能會通過另一個修訂版進行更多修改。 但就這個新版本而言，利用這個超附文本來解釋本書所使用的分析概念的一個主要理論問題是合

適的。

本書的有些評論者對一個問題感到困惑：我一方面批評中國歷史研究裡的歐洲中心主義方法，而我在書中使用的主要概念卻是由歐洲學者構建的。這種被誤認為的“矛盾”有必要澄清。將“歐洲中心主義”（Eurocentric）與“歐洲原生主義”（Eurogenic）區分開來是很重要的。前者是指一種通過歐洲，或更準確地說是西方的視角來表現和解釋社會形態和歷史的方式，而後者則涉及源自歐洲包括象徵性和物質性的事物。與“印刷資本主義”“公民社會”“個人主義”和“現代性”等歐洲中心主義的概念和理論不同，“歐洲原生主義”的理論，例如“場域”和“超附文本”的概念， 它們並不屬於西方獨特性的宏大敘事的組成部分，它們與歐洲走向現代終勝利和統治的制度與知識體系發展的話語沒有必然關係。

與馬克斯·韋伯和安東尼·吉登斯的社會學理論，或尤爾根·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不同，皮埃爾·布爾迪厄的“場域”（field）、“習心”（habitus）和“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等主要概念並沒有對於資本主義或現代民族國家的理論假設任何必要的歷史或理論聯繫。它們不是為了解釋和證明現代歐洲可能優越和獨特的習業。事實上，他的理論提供了“對現代性的批判”。布爾迪厄對區分不同社會類型不感興趣。正如他在卡比利亞的早期田野調查和他後來對法國社會的研究所證明的那樣，他的分析以一個特定的“社會世界”為研究物件，而沒有假設任何關於社會形成的普世發展路徑和類型學。他關注在心理和社會結構中創造差異的各種程序，這些程序允許主導群體復制統治模式。與福柯（Michel Foucault）的那些理論一樣，他的理論側重於分析多種習業（practice）形式中的支配關係再生產的結構和程序。

盡管布爾迪厄致力於將習業作為系統知識（科學）進行研究，但他的“習心”“象徵資本”和“場域”概念的發展超越了任何特定社會產生的“知識”和文化。 他認為“場域之間的關係不存在跨歷史規律［此句原書作斜體］，［而且］我們必須分別調查每個歷史案例”。通過避免使用歐洲中心論中的標準術語，布爾迪厄的理論為在非歐洲社會研究中的應用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他的概念為我提供了另一種工具來描繪出版印刷對16 世紀和 17 世紀中國文化生產和權力生產的影響。

熱拉爾·熱奈特（Gérard Genette）的“超附文本”概念也是如此。歐洲書籍中確實有一些中文圖書沒有的超附文本， 例如水印、不成比例的首字母、大寫字母、奇妙的畫中畫首字母等。中國傳統書籍可以被稱為超附文本的有很多， 例如序、跋、頁眉和行間批注、包裝方法、紙張、書籍封面、字體大小和顏色、插圖、標題、作者、編輯和出版商的姓名等。我在這本書中展示了“ 超附文本”可以用來分析出版對前近代中國藝文生產和權力關係的深遠影響。“超附文本”的概念不需要涉及任何以歐洲為中心的歷史變遷或社會經濟和意識形態組合的宏大理論。

在為現代性和資本主義的理論和史學批判提供新的方法和理論的歐洲學者中，米歇爾·福柯和米歇爾·德·塞爾托（ Michel de Certeau）是有影響力的兩個人。 這裡沒有必要重申對啟蒙運動的批評以及福柯作品中對現代國家和社會的約束機制和程序的分析。米歇爾·德·塞爾托的立場可能需要一些解釋。與福柯一樣，塞爾托批評啟蒙運動以來歐洲現代文化的發展。民族— 國家、資本主義及其支持機構—寫作、法律、工廠、城市和話語/ 知識——重新組織了習業，壓制了異類的聲音和非標準的習業。 然而，與福柯和布爾迪厄不同，塞爾托的理論關注被支配者在日常生活中的抵抗“策略”——比如閱讀、散步和談話。

在他們對西歐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權力技術及其“象徵權體”（symbolic regimes）的分析和批評中，這些歐洲學者已經營構了各種分析工具，對“西方崛起”話語的社會和歷史分析的假設和方法進行了質疑和削弱 。它們是挑戰“歐洲中心主義”話語和史學史的“歐洲原生主義”理論。在本研究中應用的這些理論旨在幫助我們清除對中國前近代習業研究中的障礙，繞過現代主義的社會和歷史分析理論，因為後者模糊和歪曲了中國的社會和歷史進程。

在這一新版中，我要感謝幫助糾正錯誤的同事、朋友和學生：我的導師劉廣京教授，同事韓子奇，譯者傅良瑜；我的學生杜勇濤、賀栗、張晶晶、李同路、崔潔和約書亞·赫（ Herr）。尤其是張晶晶和賀栗在查找不一致和錯誤方面特別細致。

後，我要把這個新版本獻給我的導師，已故的劉廣京教授。他非常認真地閱讀學生論文，這次也為本書指出並糾正了一些錯誤。

譯後記

2004 年初夏，我與美國朋友比爾從波士頓開車去芝加哥大學拜訪錢存訓先生。拜訪完錢先生後，我們順路去了伊利諾伊大學香檳校區，在那裡次見到了周啟榮教授。周教授帶我們參觀了校園，互相交流了對中國出版史研究的看法，並說起了他在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新書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憑直覺我就覺得這是一本很棒的書。

西方對中國出版史的研究，早期主要集中在對中國印刷術的研究上，尤其是側重對中國印刷術的發明、西傳等方面的研究。此後，研究擴展到關注印刷術發明之前的中國文字記錄，並在一些專題，如出版管理、傳教士在華出版等領域進行了有益的探索。進入21 世紀以後，西方的中國出版史研究，一是借用其他學科的概念，如“文化權力”“公共領域”等，對中國出版史進行研究，強調中國出版史與社會經濟文化之間的關聯，及其對社會的促進作用；二是重視對個案研究，通過分析個案，使中國出版史的研究進一步得到深化。毫無疑問，周啟榮教授的這本著作，屬於其中的佼佼者。該書以晚明前後中國的出版為切入口，用文化權力、公共領域等概念，對當時中國的出版與社會的關係進行了探討。

回國後我就與商務印書館商談該書的中文版翻譯。在商務印書館的支持下，我與我的學生開始了該書的翻譯工作。原以為這本書翻譯起來會很容易，但著手後才發現困難重重。一是內容艱深。本書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出版史研究圖書，而是帶有思想史意味的研究著作。要準確把握這本書背後的內容，需要研讀有關明代思想史的一些資料。因此，邊譯邊學成為翻譯這本書的常態。二是引文的原書難覓。周教授在寫作這本書的過程中，除在中國大陸查找了若干明版圖書外，還在中國臺北、日本、美國等圖書館查找了大量明版圖書。要將書中引用的這些引文全部還原，成為一項艱巨的工作。為了查找一句話的出處，懇請各國朋友的幫助成為該書譯稿後期完善時的常態。2012 年夏天，我邀請周啟榮教授到南京大學講授暑期課程，課余又就該書中的一些翻譯問題與周教授進行了交流。但由於我這十年間諸事摻雜，精力分散，往往其他事情一分神，一兩個月就溜走了，自然導致這部已經翻譯好的稿子遲遲沒有出版。

該書的英文原名是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日本學者常常用“近世”這個術語翻譯Early Modern China，但中文中卻沒有合適的詞匯。這一詞匯對應的時段，雖是晚明這一時期，但又超越了晚明。結合該書的語境，經與周啟榮教授多次協商，我們終將中譯本的書名確定為《中國前近代的出版、文化與權力（16—17 世紀）》。

晚明是一個人性大解放的時代。這種對個性的追求，也給出版業帶來了影響。而周教授也正是從研究李贄出發，逐步切入到出版史領域的。全書從書籍生產成本和書價探討起，認為這一時期的中國書價比西歐的便宜，士人、城鎮百姓普遍能買得起書。在此基礎上，作者探討了書籍出版在明代的地位、科舉考試與出版的商業化等問題。

中西之間的差異，孕育出了各自不同的文明與實踐。周教授寫作本書的出發點是為了批評西方學者在研究中國歷史方面的歐洲中心主義視角。但這不妨礙本書借鑒西方學者的一些理論資源來解釋中國的出版實踐活動。

本書中的核心理論與重要概念之一是“場域”與“習業”。

場域理論是布爾迪厄提出的，“場域”是指網絡或位置之間客觀關係的結構。在社會行為中，每個人在各種場域中占有位置，不同場域中的位置也各不相同。個人通過在場域中的競爭獲得經濟、文化、社會等不同類型的資本。不同資本之間可以進行轉化。如擁有“經濟資本”可幫助獲得文化資本；具有“文化資本”也有助於獲得經濟資本。通過科舉考試，意味著考生獲得了文化資本，進而會被授予官銜，獲得政治資本和經濟資本，並進而擴大他的社會資本。擁有這些資本的人，自然容易受到出版商的青睞，而他們進入出版市場後，出版商利用其社會知名度進行廣告宣傳，並擔保自己的圖書質量。明版圖書中出現的各種作者頭銜、美稱，其背後原因就在於此。

“習業”的英文是practice。在漢語中，practice 通常被譯為“實踐”。周教授認為，“實踐”的習慣用法是根據一個目標、原則、藍圖有計劃、有意識地去實現，把計劃、原則、藍圖變成事實。“習業”一方面可以包括這個意思，但“習”也強調不必是有意識、預先構想的計劃、藍圖，以至原則，只是由種種不同因素造成的慣性活動。這些活動不是偶然性、突發性、一次性的活動，而是經常重復、有一定規則、帶有累積性和長時段的活動，也就是“業”。同時，這種活動是社會中有一定數量的人共同接受、重復而不自知的。明代商業出版中的這一實踐，便是這樣一種“習業”。因此，在經過多次協商後，遵照周教授的意思，我們將practice 譯為“習業”。把habitus 譯為“習心”也是如此。

本書中的另一個重要概念是“超附文本”（paratext）。

超附文本是熱拉爾·熱奈特（Gérard Genette）提出來的，目前這一概念已在中國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出現了很多利用這一理論來研究中國書籍的論著。超附文本指的是書名頁、序言、後記、字體、版心、評論和評注內提到的文本等，這些內容是圖書的組成部分之一。以前，這些文本常常會被研究者所忽略，認為是一些無足輕重的邊緣性內容。超附文本又可分為“附書文本”（peritext，指書籍之中的文本）和“超書文本”（epitext，指書籍之外的文本）。出版作為一種商業活動，在中國古代“士農工商”的社會等級結構中，並不是一件非常值得炫耀的行為。因此，明清士人的文集作品中，常常將從事這些活動的詩文刪除。但通過超附文本，諸如序、跋、評注、參與者頭銜和其他文體作品等，可以證明很多士人曾經參與過商業出版這一事實。晚明時期，隨著商業出版的擴大，許多士人成為作者、編輯、編纂者、評注者、批評者、出版者或校對者，形成了一個“士”與“商”兩種職業相結合的“士商”群體。同時，隨著這一群體的擴大，他們也開始注意擴大他們的社會影響力。因此，他們通過出版活動宣揚自己的藝文理念，挑戰科舉考官的權威等。而這正是出版活動所產生的社會影響，是出版所發揮出的重要社會功能之一，也是出版活動被無數士人看重的原因之一。

周教授的這本書，一改傳統出版史研究的寫法，採用新文化史研究的思路，注意挖掘出版背後的影響因素，展現了晚明出版與社會、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互動關係，探討了出版活動背後的個人與社會的作用。同時，這本書將中國前近代的出版活動放在世界史的視域中進行分析，跳出了以往研究只局限在中國自身的不足。著名歷史學家何炳棣先生在他的《讀史閱世六十年》中總結他一生的治學之路時曾說：“我於國史選定研究物件之後往往先默默地作兩種比較：與西方類似課題作一概略的比較，亦即所謂不同文化間（intercultural）的比較；在同一國史課題之內試略作不同時代的，亦即所謂‘歷時’（diachronic）的比較。特別是在專攻先秦思想的現階段，這兩種成了習慣的默默比較不時能擴展我的歷史視野，導致新的思路，得出與眾不同的論斷。”同樣，周啟榮教授的這本書，將中國的雕版印刷技術與古滕堡的金屬活字印刷技術相比較，將同時期中國的文人、書籍出版商與歐洲文人、出版商相比較，得出的一些結論自然就有意義。如第二章中指出：“中國的書商和出版商這兩種職業並不是截然區分的，這與17 世紀歐洲的書商與出版商相似，通常‘他們絕大多數人都是身兼二職’。但是在歐洲，木刻工匠同時也印書、售書的情況就非常少見了。由於雕版印刷的簡易性，這種‘身兼二職’的現象在晚明時期很常見。”第三章在探討晚明士人的寫作、科舉和出版的商業化中的種種不同表現時，指出“16 世紀和 17 世紀的中國文人與同時期的法國文人差不多，都竭力尋找謀生的方法”。“商業出版對於中國文人經濟狀況的影響和法國與英國的狀況十分相似。歐洲的學者們也是依靠資助和出售文稿（包括序言、信件和紀念文章）獲得報酬”。該書後的結論部分，更是從中西方不同的社會、技術角度，探討了印刷出版對16—17 世紀中國的影響，以及在這一時期中國與歐洲印刷的不同發展與影響。

本書英文版出版後，近年來中文世界先後又有沈俊平的《舉業津梁——明中葉以後坊刻制舉用書的生產與流通》（學生書局2009 年版）、郭孟良的《晚明商業出版》（中國書籍出版社2010年版）、張獻忠的《從精英文化到大眾傳播——明代商業出版研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 年版）、何朝暉的《晚明士人與商業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版）等同類主題的圖書問世。如果把繆詠禾的《中國出版通史? 明代卷》（中國書籍出版社2008年版）、程國賦的《明代書坊與小說研究》（中華書局2008 年版）等書也算上的話，相關研究成果則更多。但與上述圖書相比，周教授的這本書在研究內容上仍具有開拓性與獨特性，可以打開大家的研究思路。

本書由我與我的研究生傅良瑜、郝彬彬、肖超、喬曉鵬等共同翻譯。每章譯稿完成後，大家分頭進行修改完善。完善後的譯稿，周啟榮教授曾通讀並更正過多次，並請其高足張新歌參與了譯校工作。我也先後邀請夏維中教授、何朝暉教授、王赫等進行校讀，幫助完善。當然，該譯本中存在的任何問題，我都負有責任。

感謝周啟榮教授的寬容及理解，也感謝商務印書館胡中文、郭朝鳳、丁波、王希以及編輯石斌、郭曉娟等在本書出版過程中付出的辛勤勞動。

張志強

2021 年10 月4 日初稿

2021 年12 月30 日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