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來世界民族誌

菲利普．德斯寇拉作為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人類學榮譽教授，無疑當今最為知名的人類學者。2023年11月中他將應法國官方邀請訪台，參與一系列有關氣候變遷、生態危機的台法文化交流活動。這本他2022年發表的最新作品《將來世界民族誌》，深入淺出，可以讓台灣讀者認識其思想，讓交流能夠豐富。

本書獲得2022年France Culture/Arte 論述類書籍大獎。

菲利普．德斯寇拉（Philippe Descola）作為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人類學榮譽教授、師承李維史陀的美洲印地安研究大家、「四大存有論」學說的創立者，無疑是當今最為知名的人類學者。這本他2022年發表的《將來世界民族誌》，是一部深入淺出的跨界思想對談錄。藉由受過哲學訓練、兼具人類學素養的生態運動者、漫畫家亞歷山德羅．皮諾紀（Alessandro Pignocchi）的參與，甚至主導，使這本書在議題設定、論述及呈現方式上都別開生面。兩位作者以各自的學思生命經驗為基底，探問我們這個空前富裕的時代為何會同時充滿極端的仇恨與痛苦，世界到底是從甚麼時候開始走上這條失控的道路、改變命運的典範與可能又藏在哪裡。觀點前衛縝密，文字淺白易解，不論在學術研究、社會實踐面向，都深具意義且有出色成績。而對話之外穿插其間的漫畫，幽默具象，也讓作者對當代社會的反思與批判更加鮮明可親。

本書凸顯資本主義社會由經濟邏輯宰制所有領域的荒謬與難以為繼。從法國荒地聖母保衛區反機場運動切入，並借重其他社會、時空強調不可比性的價值系統，提醒我們，面對傷痕累累的地球，「公民不服從」、與萬物平等共好的環保運動不是意識形態的產物、也不只是社會責任的實踐，而是我們應該繼續深化思考與堅持選擇的生存方式。

Philippe Descola 菲利普．德斯寇拉
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榮譽教授，學術成就享譽國際。德斯寇拉先讀哲學，後再研讀民族學，經過三年於厄瓜多亞馬遜森林的阿秋瓦（Achuar）社會的田野研究後，1983年在李維史陀指導下取得博士學位。此後他開創「自然人類學」的獨特思考與理論創建，讓人類學的知識既是當前世界性危機的反思工具，也蘊含了可能的解決方案，使他成為當今最具影響力的人類學家。代表著作如：Les Lances du crépuscule (Plon, 1993), Par-delà nature et culture (Gallimard, 2005), La Composition des mondes (Flammarion, 2014)。

Alessandro Pignocchi 亞歷山德羅．皮諾紀
認知科學家，哲學家。近年離開研究機構，致力於圖像小說的創作。其作品深受德斯寇拉著作的啟發，如：Anent. Nouvelles des Indiens Jivaros (Steinkis, 2016 ), Petit traité d'écologie sauvage (Steinkis, 2020).

【前言】
前言

曾經有一度，我常說自己熱愛「自然」，說自己感覺有種強烈的想跟自然在一起的需要。在這方面的政治抗爭願景，我當時覺得是相當明確的：增加國家公園一類的機構，盡可能多保留自然空間，把人和他們那些破壞性活動趕出自然的邊界。然後有人拿了Descola的書給我看：特別是講他和他伴侶Anne-Christine Taylor，在厄瓜多亞馬遜森林的阿秋瓦（Achuar）1印地安部落生活經歷的那本《暮光之矛》（Les Lances du crépuscule）。這本書對我觸動特別大，因為跟我自己最初去亞馬遜的旅行形成了呼應，我是去那裡觀察鳥類，在那邊曾經與舒瓦人（Shuar）相處，他們是跟阿秋瓦人很相近的一個族群。我那時候完全沒有人類學的概念，大概就是覺得這些印地安人是神乎其神地「親近自然」。而對於這種流口常談，Descola寫道：「說印地安人非常『親近自然』其實是一種謬論，因為他們賦予自然中的存在一種跟他們自己相等的尊嚴，所以他們對待這些存在所採取的行為，與他們自己彼此之間通行的行為並沒有什麼真正的不同。要想親近自然，首先還得要自然存在才行，而自然其實是只有現代人才具有的特殊觀念，它使我們的宇宙觀比起先於我們的所有文化所持的宇宙觀，可能來得要更詭異，且不甚友善2。」一個新的世界向我敞開了。
我驚訝地發現，自然這個概念，遠不是指一個客觀的現實，而是現代西方的一種社會性建構。世界上其他大多數民族都不需要這種自然與文化的二分，他們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在組織人與其他生命之間的關係。所以保護自然就不可能是，像我原本想像的那樣，針對工業西方對世界造成的破壞，作出激進政治對立行動。保護與開發其實是同一種利用關係、同一種與世界的聯繫的兩個互補面向：植物、動物以及生命環境都被賦予一種客體物的身份，可以任人隨意處置，包括對它們加以保護。這並不是說，我們不應該去保護還能夠被保護的，而是說，意識到這一點能打開更激動人心的政治願景：解除自然與文化的二分，以邀請植物、動物和生命環境來分享人的社會關係。它們不再是一些需要保護的客體物，而是一些可以與之友好共生的存在，一些具有正當性的對話對象，有著它們自己的利益、欲求以及對世界的視角。與它們的關係所具有的可能，比起保護與開發這組虛假對立所允許的來說，會變得要豐富又歡樂許多。
於是我聯繫了菲利普・德斯寇拉，去他的社會人類學實驗室跟他見面。我勞煩他給我一些可以幫助我去阿秋瓦印地安人部落的建議：我想要自己親眼去看一看，一個人能夠每天和植物、動物交談的世界是個什麼樣子。然後，我興奮不已，揣著一本《暮光之矛》，又去了厄瓜多。
如果說我在阿秋瓦人那裡的生活，帶給了我非常多的收穫，他們已經變成我時常要回去看望的朋友，但就我原初的目標而言，卻相對令我感到有些失落。我痛苦地發現，做人類學研究不是幾個禮拜就可以的，特別是當你不會說當地人語言的時候……那個世界太過含蓄、太過遙遠，讓我無法從其中歸納出什麼經驗，或是一些具體的建議，可以帶回家來3。
對於我正在形成的政治生態主義敏感產生衝擊的具體情境，我要在好多年以後，才在荒地聖母鎮（Notre-Dame-des-Landes）的那片防衛區（Zad：zone à défendre）裡遭逢。我以抽象方式探索了好一陣子的東西，突然之間有了一個非常真實的存在。我被捲進一種新世界，在其中的每一個人，只要他或她願意，就可以在同一星期裡成為農人、匠人、木工、自然學家、麵包師、檄文作家、舞蹈者或是導演；所有這些活動都有機地交織在那片林地網絡之中，並且始終努力嘗試與非人共存者保持一種友善的關係。而在我到達之後一個月，國家發起軍事行動要消滅這個我滿懷欣喜剛剛發現的世界，更使這一切不再只是修辭，而把政治衝突的概念刻寫進了我的身體裡。所幸驅離行動失敗了。防衛區雖然被改變，但是存活了下來，重建了起來。它進入了其存在的第二階段，而且到今天還非常活躍4。
這一次，換我邀請菲利普・德斯寇拉和Anne-Christine Taylor來看看這片土地：人們不管是不是經過反思，都非常細緻認真在解開自然與文化的二分。隨著我們對阿秋瓦人、對領土之爭、以及世界狀態的討論和爭論，誕生了書寫本書的願望。這本書希望能夠比較切實：該做什麼？我們是集體性地在被一個霸權世界碾壓，這個世界只遵循經濟的法則，植物、動物、生命環境以及數量在不斷增長的人都被指定為一類事物，供人開發剝削、利用到極致，完全無所顧忌，亦無絲毫對等責任可言。那麼，要削弱那個世界，要裂解它，要讓別的、更為平等的世界出現，讓政治權力不僅僅是公平分配在不同的人之間，而是同時以多種方式擴展到別的生命存在之上，究竟要怎麼做？

亞歷山德羅・皮諾紀　

【後記】
譯者後記

菲利普．德斯寇拉（Philippe Descola）作為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人類學教授、師承李維史陀的美洲印地安研究大家、「四大存有論」學說的發明人，無疑可謂當今學界最為知名的人類學者。今年年底他將應邀訪台，參與一系列有關氣候變遷、生態危機的台法文化交流活動。在法國在台協會與無境文化出版的積極籌劃下，譯出這本他2022年發表的最新作品 Ethnographies des mondes à venir《將來世界民族誌》，是希望交流當中台灣讀者不必「但知其名，未聞其聲」，讓交流能夠落實深入。

這本書在德斯寇拉的作品當中相當特別。因為它不是一部學術專著，甚至也不是他作為學者的個人論述，而是一份別開生面的跨界思想對談錄。受過哲學訓練、兼具人類學素養的生態運動者、漫畫家亞歷山德羅．皮諾紀（Alessandro Pignocchi）的參與，甚至是主導，使這本書在議題設定、論述方式以及學理探討上都有別於標準規格的學術著作。書中兩位作者以各自的學思生命經驗為基底，由充滿時代性、現實感的問答對話帶動思考，內容樸實而不乏深刻乃至尖銳之處。既有對當代西方生態思想、學術研究成果的介紹與討論，又有聯繫現實案例的脈絡耙梳與理路分析。觀點新穎前衛，頗為生動地展現了法國知識界與公民社會由思維範式轉換的角度，切入環保議題在思想實踐層面的活力。而對話之外穿插其間的漫畫，更是別具幽默諧趣地呈現了作者對當代社會的另類反思與批判。

在這場對談當中，兩位作者介紹了德斯寇拉最為人關注的四大存有觀類型分類理論，即泛靈主義、自然主義、類比主義、圖騰主義，以及各自的主要特徵，並特別對「自然主義」的概念及其與當代人類生態危機的關聯加以說明。他們引述多種歷史學、人類學研究成果，對主流的社會進化論提出了質疑，梳理了自然主義存有論與資本主義發展之間的歷史共構關係，闡述了資本主義經濟循環模式、普遍化的經濟通約原則在形塑經濟主義霸權之時，對世界產生的宰制與破壞效應，並討論了在當代生態危機情境下我們應當嘗試的思維範式轉移，尤其是在對待非人生命的方式上，如何從各個方面，包括在法律制度層次，做出改變。
而皮諾紀作為環境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則特別介紹了法國當代環保抗爭行動的標竿案例，反西部機場開發案的荒地聖母防衛區（ZAD de Notre-Dame-des-Landes）是如何創造實踐了新型生態關係的組織與互動。兩人還擴充討論了幾個不同的自治領土案例，包括東南亞高地的自治聚落、南美的恰帕斯（Chiapas）社群等，以觀察國家結構之外的自治組織模式對生態關係可能具有的革新意義。最後，他們還討論了諸如普世收入這樣的政策方案，以及跳脫經濟通約邏輯的生命價值觀可能的實踐方式，指出今日世界的普世價值範式需要走出現代人類中心主義前提下的個人主義型態，轉而提倡所謂相對普世，即以關係為基礎的價值再定義。
而以民族誌研究、人類學思考為切入點的這場對談，還著力闡發了人類學思維內在的顛覆效應。兩位作者認為，從田野工作到理論建構，人類學方法與思路上兩個層次的「對稱化」，能引導我們這些生於自然主義及資本主義世界的人進入不同的認知模式，嘗試走出客觀主義幻覺，從而開啟應對今日生態危機必須的思想範式的轉變。

如此駁雜的當代思辨議題，因為以對談方式展開，或許在分析論證上未必充分詳盡，但是深入淺出、簡明扼要的優點也很明顯。而閱讀此書，讀者應該不難感受到一種仿佛身臨其境的親切感，這恐怕正是其最具特色之處，即對談本身的話語特質：一場坦誠開放的思想交流，從資訊的提供到觀點的碰撞融會，都可以給讀者帶來思考的衝擊。當中既有知識的擴增、視野的轉換，也有對等溝通現場感的快樂與自在。這一話語質性，與表述的觀點、推動的主張有種內在的契合關聯。德斯寇拉作為知名學者，示範的社會參與因此對我們可以具有相當的啟發性。而皮諾紀展現的好奇心、開放度與理想性，則無疑也是當代歐洲生態主義行動者整體動能的一次具現例證，同樣值得我們借鑒。
（宋剛， 癸卯六月初四於巴黎 ）

此書值得我們注意的另一大特色則是兩位作者本人及其討論議題與現實生態政治的高度關聯性。尤其是自今年三月法國反水資源私有化「超級大池」的遊行示威過程中發生嚴重警民衝突後，法國政府對激進生態運動集體「地球起義」（Les Soulèvements de la Terre）發出禁制警告，經過三個月的反反覆覆，最終在總統本人授意之下於六月二十一日由內閣會議下令強制解散，創下法國史上第一起生態運動團體遭政府勒令解散的先例。本書兩位作者在這起事件整個過程當中，積極聲援抗爭行動，投書媒體、接受訪談、參與連署，明確反對政府決定。鑒於勒令解散的決定竟然基於反恐法規《反分裂主義》法，而內政部長本人一度還給環保群體扣上「生態恐怖主義」的帽子，可知法國（甚至歐洲）社會在就環境危機、氣候變遷、生態浩劫的認知理解與應對主張上，存在著怎樣嚴重的分歧與對立。當以「公民不服從」、「抵抗」、「破壞」等激烈行動為主要抗爭方式的當代激進環保運動，遭批評者指為「暴力化」、「意識形態化」的非議之時，可能也只有繼續深入反思現代性、堅持批判經濟主義霸權、揭露資本主義及其政治附庸對地球生態與人類處境造成的破壞與傷害，亦即是繼續強化論述的組織與觀念的傳播，維繫社會意識的醒覺和集體動員的力量，才是可能帶來範式轉變的唯一路徑，亦是當代人文思想理應篤力推進的一項工作。
而這一覆蓋全球、攸關萬物的時代命題，台灣亦難自外。此書的翻譯出版希望也可以是一種參與。

前言

１讓自然人類學講政治
思考為什麼需要超越自然與文化的現代二分

２為什麼是人類學？
介紹「對稱化」概念：注意這一概念用於出田野的民族誌學者與坐研究室的人類學學者時，意義不盡相同

３社會組織方式之多樣性
批判所謂人類社會都是依照單一路徑逐步演變的觀點

４別的造世方式
介紹組織人與非人關係的四大方式；指明人人都潛在具有這些方式

５裂解自然主義領土
嘗試從目前在荒地聖母鎮發生的事件中總結幾點觀察

６經濟與自然主義
確認經濟領域的霸權位置是將我們封閉在自然主義中的根本死結；陳述在反資本主義抗爭中，與非人結成一種新的、越來越自如的團結關係有何可能

７破除經濟領域之霸權
透過人類學素材的視角，思考「經濟領域霸權」這一說法具體意味著甚麼；繼續追問有哪些方式可以將它擺脫

８價值系統多重化
提出有必要將民生物資抽離普遍化的可比性，強調轉換多重價值系統之重要意義，因價值系統乃形成對自我與他人的尊重之路徑

９自治領土與國家
勾勒一個讓國家型結構與自治領土可以共存互動的混融性政治計劃


１０多樣性
說明多樣性乃唯一真正可以普世化的價值


１１巫師與學者
強調在一個多重世界中，平衡我們賦予主體化與客體化認知模式彼此位置的重要性


致謝

註釋

參考書目

譯者後記＿宋剛

【內文試閱】
５
裂解自然主義領土

嘗試從目前在荒地聖母鎮發生的事件中總結幾點觀察

亞歷山德羅・皮諾紀：你剛剛說的，關於薩拉雅庫的寓居地與寓居人關係的翻轉，當然跟現在在荒地聖母防衛區發生的事件相呼應。正如一位防衛區住民所言39：「最近幾年是樹籬田在用我們的身體來捍衛它的完整性40」。在雙方友善共處的關係當中，是樹籬田同意讓防衛區人寓居。他們相對於它，透過因為它而在人之間、以及與非人之間構織的多重變動連結，是處於一種存有論意義上的依賴形式之中的。而且，這正是在2012年和2018年的兩次驅離行動當中，幫助拯救了防衛區的原因所在。國家不曾預料到佔領民眾捍衛他們生命環境的決心。就跟在本地原生抗爭當中一樣，他們捍衛的不是自然、生物多樣性或是別的這類抽象的概念，而是已經慢慢變成了構成他們自己所是的一團關係叢結。所以他們才能夠堅持到願意賭上他們的生命41。
在現場，我相信自己從來不曾聽到用「自然」來談論防衛區和其中各種不同的環境。這並不是說各位住民禁止自己使用這一字眼，因為他們看了太多菲利普・德斯寇拉的書，而只不過是因為這個詞完全失去了有效性。同樣，把森林、草地或是池塘當成是待開發的純資源，或是要保護的空間，也會是件很詭異的事。很顯然，這些生命環境和生活於其中的非人，都是這個集體完整意義上的成員，彼此之間理應善待對方，一起分享這塊共同的領土42。防衛區的一個住民，在一段拍他勞動的影片中解釋說43：「森林的利益優先於我們的」。防衛區的集體當然很開心有木材去搭建他們的樑柱，但是在選擇要砍伐的樹木時，則是森林的可再生性問題優先於人對木材的需求。當然了，森林的利益是什麼，需要人去想像發展，但是有一些指標還是相對明確的。比如說，當你知道一棵樹平均要到150歲之後，保有的生物多樣性才會達到最高程度，而由ONF（國家林業局）管理的森林是永遠也不會達到這樣的年歲，那你就可以想到採納森林的視角，就必須首先轉換時間尺度44。在這片領土上組織生活的決定，特別是生產活動的決定，就不再是由經濟邏輯引導，而是由集體認定的可欲狀態，這個「集體」就是要盡可能納入樹籬田和它的非人住民。
這麼做，我們並沒有變成泛靈主義者，但的確是超越了自然主義，在走向某種別的、混雜的狀態。注意力機制在轉化，限定重要與否的界線在移動，使用的概念術語在更新。Baptiste Morizot，還有別的一些人，在致力於陪伴這次的概念更新。根據他的觀點，並不是要像泛靈主義那樣，努力賦予植物和動物一種與人相似的內在性，而是要同時承認它們的親近性與他異性，將它們主體化但又不要擬人化，堅持尋找對它們來說最「適切」的「關懷」45。

菲利普・德斯寇拉：我的確認為，即使是在聖母荒地的樹籬田，也很難跳出經過自然主義社會化而形成的慣習，突然開始在夜裡夢見蠑螈在抱怨濕地的縮減，或是把菌菇中毒認定為野豬精靈的報復所為。但話說回來，我在防衛區短短的停留期間，的確讓我很驚訝的是，接待我的人相對於非人存有，已經發展出了一種，除非是在某些農人或是一些一生都在與植物和動物親密互動的專業生態學者身上，非常少見的注意力機制。最主要的表現就是，對一個環境特性極為敏銳的觀察力──構成環境的植被、植被為這種或那種動物提供的保護、植栽不同朝向的效果，等等──同時又對環境的每一個成分有種緊密的親切感──這棵樹的位置對它的生長是好還是壞、那頭羊有多任性、那片穀物過於向北迎風，等等。對每一個動物和植物個體的關注讓人可以看到它在所屬的跨物種集體當中如何行動，它又是怎麼受這個集體的影響。而依照防衛區眾多住民的城裡人出身判斷，這一類注意力很可能一開始完全不是自發的，它是一點一點，因為對保衛這個地方免受外部侵擾有了全面的認同，而逐步形成的。地方認同也許，在開始時，是來自於對一個共同敵手的抵抗，但是這不足以讓人愛上一個地方，人還必須要對一切構成其特性的東西加以注意，而這在事後又會反過來，證明自己戰鬥所為是對的。

亞歷山德羅：防衛區當然並沒有發明這些與非人相連結的方式。就如我們已經說過的，我們所有人每天都會有一些屬於別的宇宙論系統的直覺，我們每個人也都會採取與之相應的一些做法。任何一個小的養殖業者都會與他養的動物和他領土裡的某些非人存有連結起一些社會關係，特別是情感關係。但是總體來說，那都是在反向上的自然主義大潮中，這裡或那裡，冒出來的一些孤立的時刻。小畜牧業主，在某一個時刻，必然會被經濟法則逼迫，將自己養的動物看作是物資。在防衛區裡很特別的，主要是因為它的規模，就是這種相對於自然主義的偏離，會在一個相對寬廣的人與非人的集體層次，透過習俗、實踐、觀念和共同價值，穩定下來並且制度化。那真的是另外一個世界的草圖，而且還帶著意料之中的所有的變奏與對立。比如説，素食主義者和養殖業者之間，人跟非人所建立的關係類型就差別很大。但是他們卻有著一個共通的宇宙觀基礎，那就是超越自然主義的利用關係和對非人開放的社會關係場域。反過來，在群組裡穩定下來的便會進一步深入到行為和敏感度之中。而這正是防衛區裡最令人稱奇的事情之一：這些與領土和別的存有相關聯的方式，一點一點被人接受，甚至包括那些一開始對生命並沒有什麼特別敏感的人。你談到了你遇到過的防衛區人，對生命發展出了一種特別的敏感。但說到底，最有趣的可能恰恰是，他們還是屬於少數。住在或者是待過防衛區的絕大多數的人，並沒有特別對鳥、對花、對蠑螈有什麼興趣。但是從你在這樣的一片領土裡待過一段時間開始，沉浸在組織了那裡不同集體生活的那些明裡和暗中的結構之後，就會自發地採納在那裡被視為有效的宇宙觀特徵，尤其是對實用主義的排斥。慢慢地，對生命體的敏感開始發展，包括那些本來最無動於衷的人。在所有別的地方，制度性的結構都在把我們拉向相反的方向：小畜牧業者，事業擴大，就得學會將他的動物物化，才不會發瘋。巡山員，厭惡了僱用他的機構那套管理邏輯，就得辭職或是壓抑自己對樹的熱愛。在防衛區裡，就連最為都會的行動者也都會在某天早上，被一隻知更鳥或是一頭蜥蜴顯而易見的內心世界驚喜到，或者至少是不可能把圍繞自己的那些非人存有看作是要保護的自然或是生產物資。

菲利普：如果有一個民族誌調查去理解在什麼條件下、通過什麼樣的過程、在多長的時間之後，一些來自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的人，知識與精神環境完全處於無所不在的自然主義籠罩之下的人，能夠發生這樣的轉變，將會是非常珍貴的材料。如果能夠理解在一個新環境中的社會化，如何讓人可以採納新加入的群體的價值，也會很有意思；而加入這個群體，就是因為預感到這些價值更符合一些自己先前未必清楚意識到的深層期待。這個問題跟阿秋瓦小孩上學那個是並列的：一個城市出身的防衛區人，一開始對蠑螈、野豬很不熟悉，他是怎麼釋放出那些先前被自然主義一再壓制的非標準推論的？是在交談之間，在對日常生活的事件加以敘述之後？一些隨著情境不斷強化的深切的信念，因為突然有了別人所說的話語而終於能夠得到表達？是在面對某些非常具體的選擇時機，像是要挑選砍伐這棵或是那棵樹的時候？

亞歷山德羅：我不知道防衛區的各位住民是不是認同我們剛剛所說的一切……就跟任何話題一樣，意見很可能分歧很大。我想，有的人會說，認為只要在防衛區住過就能夠走出自然主義是太過誇大；別的人會說，他們早在來防衛區生活之前就很清楚意識到自然主義的局限；還有的人會說，既然在這塊領土上是要嘗試與國家對抗，提出「別的東西」，那麼對實用主義加以質疑就很正常。
但是很多人很可能會認為，與非人的一種新的關係的出現，是跟居住在一片抗爭中的領土上這件事密切相關的，因為必須每天盡力對抗國家、對抗資本主義霸權（前者成了後者的武裝擔保，不管其形式是一個機場規劃還是集約農業，就像我們今天這樣）。在與樹籬田明顯的情感連結和（在司法抗爭中與保育物種；在土地佔領行動中與牛群、羊群和栽種植物）特別的聯盟之外，我認為，在這樣的情境下，人可以自發地辨識出一個共同的壓迫者、一個人與非人要一同戰鬥的敵人：就會覺得自己跟所有那些受到同樣的經濟與政治詭計威脅的存有是一條戰線的。我相信，這當中有一種，無論是對正在進行的社會抗爭與生態抗爭的關係重組，還是在脫離自然主義的方式上，都要一般性許多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