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文化十二講（簡體書）

《夏文化十二講》系對河南大學夏文化暑期研討班的十二個極有代表性的有關夏文化探索的講座的整理，既有較為宏觀的夏文化研究概況的敘述，亦有對夏文化學術史的梳理或理論方法的闡釋，還有對具體遺址、文化類型等問題的分析，關於海外學者對夏文化的認識也盡量涉及，全麵包含了有關夏文化探索的點（代表遺址、文化類型）、線（區域、發展流程）、面（研究概況）的所有問題。全書採用講座的形式娓娓道來，可讀性強，對於從事夏商考古的學生和老師來說，有很好的參考性，對對考古及歷史感興趣的一般讀者，也是一本很好的入門讀物。

張立東，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侯衛東，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劉中偉，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夏文化十二講》字裡行間充滿了考古人對夏文化探索的“昨天”的致敬與承繼，對“今天”的審視與自省，對“明天”的假設與暢想。十二個講座，包含了有關夏文化探索的諸多問題，對於目前夏文化研究中的謎團、新證、爭議也一一從不同角度給予了解讀和闡釋，留給讀者較多思考的空間。

序 言

本書是河南大學夏文化暑期研討班部分課堂講演的合集，是各位主講老師和負責錄音整理的同學共同努力的結果。自 1926 年李濟先生的晉西南調查開始，夏文化探索的歷史已近百年。在這近百年歷程中，夏文化探索的活動有過若干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源自李濟先生的晉西南調查及夏縣西陰村的發掘。1931 年李濟先生的學生徐中舒先生提出仰韶文化為夏文化說，該學說成為當時學界的共識。第二次浪潮始自 1959 年春夏徐旭生先生主持的豫西“夏墟”調查。當年秋天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分別在偃師二裡頭遺址進行發掘，之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不僅對二裡頭遺址進行了連續發掘，發現了大型宮殿遺址，還在山西南部進行了細致的調查，並在 1974 年秋開始發掘夏縣東下馮遺址。第三次浪潮始自 1977 年的登封王城崗遺址考古發掘現場會議，會後學界對夏商文化分界等問題進行了熱烈討論，主要表現為二裡頭遺址西亳說與鄭州商城亳都說的爭鳴。1983 年偃師商城的發現更是對此討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討論的格局變為偃師商城西亳說與鄭州商城亳都說的論戰，原來持二裡頭遺址西亳說者大多轉而主張偃師商城西亳說。第四次浪潮始自 1996 年啟動、2000 年結項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偃師二裡頭、登封王城崗和禹州瓦店等遺址的發掘，關於歷史年代和都邑地望的研究，以及關於夏文化年代上限與夏商文化年代分界的多次研討，都大大推進了夏文化的研究，並且引起了學界的關注。第五次浪潮形成於 2010 年前後，隨著公共考古的廣泛開展、大學通識課的設立，以及博客、微信等自媒體的發展，夏文化問題得到了全社會的密切關注。考古學者開始用比較通俗的文字向公眾介紹夏文化探索的成果，也有人非常明確地質疑夏代的存在，最離譜者甚至將夏文化推定在現代中國疆域之外。河南大學夏文化暑期研討班就是在這樣的學術環境下開辦的。

在大學第三個學期聽了先師鄒衡先生的“商周考古”課之後，我就立志學習夏商周考古。後來做研究生時，我先是在豫北的淇縣宋窯遺址進行發掘，之後是比較漫長的室內整理，最後寫出發掘報告及博士論文《論輝衛文化》。所謂“輝衛文化”，就是先師提出的“先商文化輝衛類型”，也就是說，我在研究生階段專攻的是與夏文化密切相關的先商文化。當時為了推定輝衛文化的性質和年代，我對二裡頭文化、夏文化頗下了一番功夫，將當時已經發表的所有有關二裡頭文化（包括被歸入二裡頭文化的東下馮類型）的發掘報告都做了卡片，並對二裡頭文化進行了分期研究，將其分為兩期四段九組。在博士論文中關於輝衛文化年代的章節裡，我加入了自己對二裡頭文化和鄭州二裡岡文化分期的內容，並通過對照兩個文化的分期推定了夏商文化的年代分界。在分析輝衛文化的性質時，我也對二裡頭文化的內涵進行了比較全面的總結，並將其與輝衛文化進行了對比。

1994 年 4 月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之後，受師叔鄭光先生之邀，我加入了二裡頭考古隊，參加了 1994年秋、1995 年春和 1995 年秋二裡頭遺址第九區的發掘。1995年秋的發掘剛開始不久，我就被所裡調到偃師商城主持工作，直至 1996 年夏天。回到二裡頭考古隊之後，我在 1997 年春主持了“夏商周斷代工程”在二裡頭遺址第五區的發掘。之後我將主要精力用於撰寫《中國考古學·夏商卷》的先商全部、早商大部及東方、西北和西南三個方向的周邊地區的內容，以及撰寫“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夏代課題結題報告和工程總報告（簡本）中的夏代及商前期部分，直到 1999 年 9 月 2 日前往哈佛大學訪問。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實際工作的五年裡，我一直都是圍繞夏文化這個中心目標，從事夏文化、先商文化和早商文化的研究。當時我曾想模仿王宇信先生的《建國以來甲骨文研究》，寫一本夏文化探索的學術史。在準備過程中，我發現很多考古工作的緣起、過程和影響在已經正式出版的書刊中基本不見，於是萌生了請老先生們寫回憶錄的想法，後來與大象出版社主持《尋根》雜志的周雁大姐談起此事，她建議做成訪談的形式，於是我們合作編輯了小書《手鏟釋天書——與夏文化探索者的對話》。訪談的

形式遠比最初設想的搜集口述史料要好很多，該書出版之後頗有影響。

在哈佛大學和芝加哥大學訪問學習期間，我雖然把主要精力放到學習考古學理論與方法、世界古代文明、美術史、古代文獻、思想史等方面，但一直密切關注夏商文化研究的進展，而且比較注意新學與舊研的結合，不僅整理了一些舊作，還寫了幾篇與夏文化相關的論文。這些論文中已經以各種形式發表的有《夏都斟尋與商都亳合考》《李濟與西陰村和夏文化》《二十世紀的夏文化研究歷程》《夏商成之戰補說》《徐旭生與中國考古學》《關於商代積年的初步研究》《鉞在祭上：“商”字新釋》《鄭州戰國陶文“亳”、“十一年以來”再考》《偃師商城名“湯”說補考》和《東周貨幣地名與夏商文化研究》。

2014 年 3 月，我到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任教之後，講授“中國古代青銅器”課程。雖然此課程對夏文化問題有所涉及，但遠遠無法全面體現自己在夏商文化研究方面的學術積累，於是在看到學院辦公樓外及網上有關暑期學校、夏令營之類的告示時，我萌發了舉辦有關夏商文化研究暑期班的想法。2017 年春，我開始給新設立的考古學專業本科生講授“夏商考古”，學術重心重新回歸夏商文化研究。鑒於社會各界對夏文化的討論非常熱烈，於是我決心舉辦以夏文化為主題的暑期研討班，其原因有二：一是就夏文化研究的發展而言，此班可幫助青年學子了解夏文化探索的理論、方法及學術史，以免受一些學術噪聲的干擾；二是就河南大學考古學科的發展而言，應該尋找一個可以立足學術界的突破口，而無論從當時學術形勢來說還是學術地緣來說，夏文化這個主題都是最為合適的。

2018 年春節，王巍先生來到學校，召集院領導和考古文博系的骨幹教師在他的辦公室座談，主要討論如何以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這個平臺開展科研活動。我趁機向老領導匯報了來到河南大學後辦的“三代文明工作坊”系列講座、“三代文明”微信公眾號等事宜，並提出了舉辦以夏文化為主題的暑期研討班之事。王巍先生當場表示大力支持，並特別說明可以使用河南大學分配給他的科研經費，在座的時任院長苗書梅教授、副院長張禮剛教授等也都表示大力支持。這一學期進行當中，張禮剛副院長讓我填寫舉辦暑期研討班的申請表，並將他們舉辦猶太研究暑期研討班的經驗傾囊相告。等到學校批復之後，我就拉著年輕的同事劉中偉、侯衛東兩位老師共

同操辦起來。劉老師負責場地、食宿、旅行等，侯老師則負責宣傳、會場、錄音整理等，並請研究生、本科生協助辦理各項事務。經過各位師生的共同努力，首屆夏文化暑期研討班順利結業。授課老師中有劉緒、王巍、方燕明先生等夏文化研究方面的大家，加上室內講座與現場參觀相結合的課程設計和暖心的食宿安排等，夏文化暑期研討班在校內和學術界都獲得了一些比較正面的評價。於是該班此後每年夏天舉辦一屆，到 2022 年已經連續舉辦了五屆。

在每屆的開班儀式上，我都會講到前幾年制定的關於夏文化研究的宏偉計劃。這個計劃大致包括“昨天”“今天”“明天”三個方面：“昨天”是對已往研究的全面總結；“今天”是在現有資料基礎上的深入研究；“明天”則是培養未來的夏文化研究者。暑期研討班就是針對“明天”的一個舉措，主旨是“培養未來的夏文化研究者”，希望班上的青年學子能夠投身於夏文化的研究之中，為重建中國上古史做出杰出貢獻；也希望將來不專門從事夏文化研究的學員，因為對夏文化研究的了解而密切關注、積極支持夏文化的研究，甚或偶爾來場友情客串。

歷屆的課程內容都是經過認真安排的，以夏文化的推定為核心，涵蓋了夏文化的方方面面。根據分工，侯衛東老師組織學生對所有的課程進行了錄音整理，前兩屆的講座紀要大多先後在“考古河山”微信公眾號上推出。本書收入的主要是第四屆的十個講座，加上王巍先生在首屆的首講和劉緒先生在第二屆的首講，其他講座紀要會在征得主講人同意後逐步正式結集出版。

本書的出版將永久保存夏文化暑期研討班的部分課程，以供有志於夏文化研究的學者參考。

借此機會感謝各位領導、老師、同學們的支持和幫助！

 張立東

2022 年 4 月

·第一講· 
中原地區文明化進程中的夏文化研究 王巍 -----1
·第二講·
河南夏文化考古的新發現與新探索 劉海旺 -----19
·第三講· 
夏文化探索的理論與方法 張立東 -----46
·第四講· 
學術史視野下的夏文化探索 劉中偉 -----59
·第五講· 
新砦遺址的聚落考古研究 趙春青 -----92
·第六講· 
二裡頭都邑的聚落考古研究 趙海濤 -----111
·第七講·
夏代東方的考古學文化 方輝 -----127
·第八講·
中原腹地夏商之際的社會變遷 侯衛東 -----140
·第九講· 
鄭州商城與偃師商城 張立東 -----163
·第十講·
二裡頭、二裡岡文化的禮儀性陶器及其
社會背景 秦小麗 -----187
·第十一講·
日本的夏文化研究歷程 秦小麗 -----210
·第十二講·
夏文化探討的形勢與任務 劉緒 -----229
後記 -----244

第一講

中原地區文明化進程中的夏文化研究

主講人：王巍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河南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講座時間：2018 年 7 月 16 日

講座地點：首屆河南大學夏文化暑期研討班

整理人：張玲 吉林大學文學院考古學系 2016 級考古學碩士研究生

文明化進程是從歷史縱深的角度研究文明的起源、形成及發展的。文明是人類文化和社會發展的高級階段。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社會出現分工和分化，進而發展成不同的階段，出現強制性的公共權力——國家。文化和社會共同發展，兩者缺一不可。

中華文明起源的中心正是在中原地區，關於聚落形態反映的中原地區文明化進程必須從居住形態和墓葬反映的差別兩方面綜合起來考慮，才能比較科學地闡述和論證文明化進程。

一、中原地區文明化進程的梳理

（一）文明的起源、形成——初期階段

約 5800 年前，鑄鼎塬中心性聚落出現，黃河中遊地區出現了最早的社會分化（圖一）。其中河南靈寶鑄鼎塬遺址年代最早，該遺址發現了疑似權貴階層居住的場所，總面積近500 平方米，且發現了目前最早反映中原地區出現社會分化的墓葬（圖二、三、四）。這是這個時期在全國範圍內第一次出現面積上百萬平方米的大型聚落，人口開始有意識地集中，社會開始出現分化，文明起源處於加速狀態。現了目前最早反映中原地區出現社會分化的墓葬（圖二、三、四）。這是這個時期在全國範圍內第一次出現面積上百萬平方米的大型聚落，人口開始有意識地集中，社會開始出現分化，文明起源處於加速狀態。

在鑄鼎塬集中出現大型聚落的時代，中原地區文化開始向周圍地區施加強烈影響，主要表現為彩陶文化的擴張。彩陶文化的擴張，其意義遠遠超出藝術的層面，可能具有原始宗教的意味。此時中原地區第一次發揮其中心作用，其背後的原因可能是炎黃集團的興起。約距今 5500 年以後，中原的核心地區由豫西轉移到鄭州一帶。在鄭州鞏義雙槐樹遺址發現了大型聚落，面積達上百萬平方米，有三重環壕，內環壕包圍著大型居址（圖五），該遺址年代為距今 5500 —5300 年。

距今 5300 年前後，中原地區文明化進程進入加速發展時期，社會分化加劇，帶有防御性的城址開始出現。在鄭州地區發現了中原地區黃河流域最早的城址——西山城址。西山城址平面近圓形，城外有壕溝環繞，形成了三重防御體系，有 20 余萬平方米，年代距今 5300 —4800 年。西山城址正處在傳統的圓形環壕聚落向城墻環繞的方形城址的過渡階段，具有濃厚的軍事防御色彩，並體現了明顯的殺嬰祭祀信仰。

（二）文明的發展——從初期階段進入王國文明階段

大型城邑的出現是進入文明社會的標志。在距今 4000 年左右，中原地區大型城邑相繼營建，如新密古城寨遺址、新砦遺址，登封王城崗遺址，偃師二裡頭遺址，其中二裡頭遺址已經進入文明的新階段——王國文明階段。

1. 古城寨遺址

古城寨遺址位於新密市與新鄭市交界處，城內面積近 18萬平方米，四周環繞護城河。在古城寨遺址內的東南部，發現了大面積的夯土建築基址；在城內中部偏東北發現了中原龍山時代最早的宮殿基址 F1（圖一○、一一）。遺址始建於距今 4200—3800 年。

2. 登封王城崗遺址

王城崗遺址位於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鎮西，分為大城和小城兩部分，兩城東西並列。大城復原面積為 34.8 萬平方米，城內發現有高等級的建築，很遺憾目前考古人員沒有對高等級建築的形制及功能性設施進行追溯。由大城規模可知，該城址在中原地區龍山文化晚期中規模首屈一指，應是當時的都邑遺址（圖一二）。王城崗大城的測年：上限為公元前2110 —公元前 2045 年，下限為公元前 2070 —公元前 2030 年。目前，有不少學者根據大城年代、規模及文獻記載，認為其是禹都陽城。

3. 新密新砦遺址

新砦遺址的年代基本上銜接登封王城崗遺址。遺址位於河南省新密市劉寨鄉，面積約 100 萬平方米，是一處設有外壕、城壕、內壕三重防御設施，中心區建有大型建築的城址（圖一三、一四）。該城址建於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在新砦期重建，廢棄於二裡頭文化一期，其性質雖有爭議，但被視為當時政治、經濟中心城址應無疑義。新砦遺址有百萬平方米的規模，有三重環壕、大型建築，且同時期中原地區還沒有發現能與它匹敵的中心性遺址，所以很多學者認為它可能是夏代前期的都城。

4. 二裡頭遺址

二裡頭遺址位於洛陽的東郊偃師，城址總面積約 300 萬平方米，城內發現了大型建築（圖一五、一六）。二裡頭遺址的一號、二號宮殿，具有中軸線及左右對稱、前後相連的布局理念，開創了中國古代宮室制度的先河（圖一七）。宮城南側大路上發現車轍，是東亞迄今最早的用車證據，該車可能用來搬運手工業物品。宮城外發現製作銅器和綠松石等高等級物品的手工業作坊，是目前最早的官營手工業作坊。在三號宮殿院內發現了幾座墓葬，其中一座出土了長達 60 多

厘米的用 2000 多片綠松石鑲嵌而成的龍形器，暗示墓主人具有非同一般的身份（圖一八·6）。

二裡頭遺址是迄今可以確認的最早的具有明確規劃且與後世中國古代都城的營建規制一脈相承的都邑，開創了中國古代都城規劃制度的先河。這應當與當時社會的發展、王權的出現和強化密切相關，是中華文明進入新階段——王國文明階段的標志。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最重要的一個成果，就是論證了在距今 5000 年前後，有一個古國文明階段，與二裡頭文化存在區別，是文明初期階段。夏後期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王國文明階段。確切進入王國文明階段的標志有以下幾個方面：

（1）都城——二裡頭大型遺址；（2）高級貴族居住區——宮城；（3）官營手工業作坊；（4）成熟的禮制（宮室制度、器用制度）；（5）墓葬與建築所體現出的等級、階級分化明確；（6）以銅器冶鑄為代表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7）文化對外的強大輻射。

二裡頭文化時期出現了中國最早的青銅禮器群及成套禮儀所用的玉石器具（圖一八），禮制初步形成，開始進入王國文明階段，中原地區的核心地位逐漸顯現。二裡頭文化後期、商代初年，夏王朝禮樂制度的代表——牙璋向八方輻射，表明華夏族創造的一系列的先進理念及制度被周圍地區吸納，這對促進周圍地區社會的發展及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發揮了核心作用。

二、夏文化研究相關問題的探討

通過對中原地區文明化進程進行梳理，我們確認了以二裡頭遺址為代表的夏文化的核心地位。夏文化是夏代以夏族為主體的人類共同體所創造的物質文化、精神文化的總和。在考古學文化中的表現最主要的是陶器的形制和組合，還包括建築形制、青銅冶鑄技術、青銅器的組合形制、禮器制度等方方面面。

（一）二裡頭遺址究竟是夏代都邑還是商代都邑？

重要的論據首先是其年代，二裡頭遺址中二裡頭文化遺存測年的下限是公元前 1550 年左右。有學者認為二裡頭文化四期已經到了公元前 1550 年左右，四期晚段時宮殿仍舊在使用，仍有人居住，甚至他們還修葺了新的宮殿，最後的修建使用的階段已經進入商代，二裡頭遺址就是商代的都邑。“夏商周斷代工程”測定的公元前 1600 年只是一個相對的數據，不是公元前 1600 年這一年確實發生夏、商文化的分界。碳十四測年的結果只是一個時間段、一個範圍，以公元前 1600年作為二裡頭遺址是商代都邑的主要論據之一是值得商榷的。

其次把二裡頭遺址遭到破壞、人群的消失作為夏、商分界，顯然絕對化了。商王朝建立後，夏王朝的都城應該沒有被廢棄，高等級的人群應該還保持著一定的生活權利，守護夏人宗廟。因為在二裡頭遺址附近 6 公裡的地方發現了真正的商城——偃師商城，其文化面貌是典型的商文化。偃師商城是夏王朝滅亡後，為了監視、控制夏人而建立的軍事性的城邑。偃師商城在洛陽盆地二裡頭都邑周圍出現，代表著王朝的更迭。王朝的更迭，文化會有滯後性，這種滯後性很難體現在考古學文化中的具體的某一時刻，但偃師商城在距二裡頭遺址6公裡的地方出現，這始終是不可忽視的。

陶器能反映生活習慣、生活習俗，夏族使用的陶器或者說以夏族為主體使用的陶器是有共同特點的，商人使用的陶器也是有共同特點的。當年有些先生在當時的條件下把夏、商文化分期簡單歸納為使用鬲為炊器和不使用鬲為炊器，把二裡頭遺址三、四期開始使用陶鬲作為夏、商分界的標準，這在一定意義上太過絕對化了，忽視了文化之間的交流。在夏王朝時期，商可能是大聯盟的一分子，但是仍以夏都為主體，商人活動的區域與夏人活動的區域同屬於夏王朝，是其中的一部分，它們之間是可以有交流的。

二裡頭遺址宮殿的方向是北偏西，偃師商城宮殿的方向是北偏東，這兩個前後銜接的王朝，宮殿的方向完全不同。宮殿的方向在當時是非常重要的，這是一個非常值得重視的指標。總的來說，二裡頭遺址是夏代都邑。

（二）如何判斷夏文化？

怎麼判斷夏文化？首先是時間範圍，時間範圍不是指公元前 1600 年或公元前 1550 年等具體數字，是總體的時間範圍，大概在公元前 2000 年到公元前 1550年。其次是空間，在伊洛河流域或者是以河南中西部為主要活動區域。在這一區間內分布的當然主要是二裡頭文化。二裡頭文化重要的是它的上限，現在根據測年及遺物特點來看不早於公元前 1800年，夏文化歷時 400 年左右，包括了二裡頭遺址之前的公元前 2000 年到公元前 1800 年。河南範圍內發現的新砦遺址是

百萬平方米的大型遺址，目前在公元前 2000 年到公元前 1800年這個時間範圍內規模最大，它有可能是夏代前期的都城。公元前 2000 年左右，符合時間、空間的目前來看是王城崗遺址。

因為沒有發現文字，所以從考古學上來看，判斷研究夏文化只能從時間、空間和文化內涵來推測。考古學家的強項就是通過發掘、分析一批材料，研究其反映的文化面貌，跟科學的測年相結合，來判定大致的時代，再通過考古調查來研究它的分布空間。

（三）如何研究夏文化？

沒有發現文字，就不能對夏文化下定論，但是不是沒有發現文字，我們就不能討論夏文化、夏王朝呢？這完全是另外一個問題。《史記》記載的商代文獻已經被考古證實，而《史記》中也比較完備地記載了夏王朝。《史記》及古代文獻記載中的夏文化是值得去探討、探尋的。不能因為所謂的嚴謹、所謂的科學來否認考古學家目前所掌握的文獻線索和近 60 年尋找研究夏王朝和夏文化的考古工作。考古學家的本領是研究人類遺留的物質文化，比如陶器、陶器組合、陶器製作工藝、陶器紋飾等。陶器是區別各個不同人文集團的重要符號和標識。陶器是能夠在沒有文獻記載的前提下，研究考古學文化的序列、譜系、與其他文化的關係、族系、前身及不同人群集團關係的。

考古學家要用考古資料來說話，不管是承認還是否認，都要從分析考古資料入手展開研究。漠視實際的存在，認為沒有文字就不能談夏文化，便忽視了中國考古學幾十年的積澱，忽視了幾代人通過二裡頭、新砦、王城崗，尤其是偃師商城遺址的發現對夏文化一系列研究的深入與進步，更重要的是忽視了考古學文化的研究、陶器的研究、譜系的研究，甚至是城址分布方向的差異。

新時期的今天，作為考古專業人員，對陶器要有足夠的信任、足夠的認識。去研究某一區域某個文化的某一方面，必須對它的陶器、陶器的組合、陶器的分期及該區域的文化譜系有一個比較充分的了解。當然，研究陶器、研究考古學文化的譜系，並不是我們的終極目的。我們是要在研究陶器的基礎上研究它的社會、環境、工藝技術及原料的來源等。

總之，我們應從考古資料入手，依靠考古資料進行縝密的研究，不能沒有經過對考古資料的縝密研究就盲目地“信史”，不能借標榜“科學精神”的旗幟而恣意地懷疑。站在中國的土地上，有足夠的資料去研究，希望剛剛踏入考古之門的青年學子能有一個正確的路線，重視田野考古，重視對田野考古資料的分析，重視對考古學文化譜系的了解和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