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令已經執行：羅馬納粹大屠殺的記憶之爭（簡體書）

《命令已經執行》是口述歷史領域和“二戰”歷史研究中的經典之作。
1944年3月23日，在納粹佔領羅馬期間，地下抵抗團體“愛國行動組”在拉塞拉路發動炸彈襲擊，造成三十三名德國人傷亡。不出二十四小時，德國人便展開報復，在阿爾帖亭路的一個廢棄採石場，殺害了三百三十五名囚犯。十命抵一命的惡劣報復!
然而，民眾的信念，加上大眾報刊、媒體、教會和保守勢力的操縱，催生了一種被廣泛採信的敘事，即德國人本來要求遊擊隊員自首，只是後者並未照做，他們才進行的報復。這種敘事反過來又滋生了大量針對相關遊擊隊員以及整個反法西斯鬥爭的詆毀。但事情的真相果真如此嗎？
本書稿基於兩百多個採訪，通過涵蓋一個多世紀的歷史和記憶，來探討這兩個發生在二十四小時之內的事件，作者抽絲剝繭，仿佛探案一般，把被各方層層疊疊出於各種目的所掩蓋、修改乃至篡改的真相公之于眾，並進而揭示了羅馬的歷史和身份、意大利民主制的矛盾和衝突，以及武裝抵抗的倫理問題。

亞歷山德羅·波爾泰利 （Alessandro Portelli）義大利口述歷史學家，羅馬大學英美文學教授，2002—2008年擔任羅馬市長歷史記憶顧問，2015年榮獲丹·大衛獎。除了已成經典的《命令已經執行》，還著有《他們在哈倫縣說》等。

口述史的樣板，和小說一樣好看！

追蹤屠殺史上的“羅生門”，看被修改的集體記憶與爭奪記憶的眾生相。

 

為了33個人，殺了335個人，

十命抵一命，荒謬絕倫，卻真實發生。

 

二百多次采訪，數千份資料，

一個多世紀的記憶爭奪與真相還原，一舉提升口述史地位的杰出作品。

 

1944年3月23日，在納粹占領的羅馬，遊擊隊員襲擊了德國警察，造成33名德國人傷亡。不出24小時，德國人便展開報復，光天化日之下，在一個廢棄采石場，殺害了335名囚犯。十命抵一命，這就是羅馬的阿爾帖亭大屠殺。

 

• 波爾泰利是口述史領域的福克納，破解真相的福爾摩斯

 

從蕪雜中理出頭緒，層層剝開，作者波爾泰利是口述歷史領域的福克納，是破解歷史真相的福爾摩斯！

義大利維亞雷焦國際文學獎獲獎作品，一舉提升口述史的獨立地位，將口述歷史從歷史的繼子，變成了一種獨立的文學體裁。

 

 

• 無奈？報復？屠殺史上的“羅生門”

 

納粹警察說，因為沒有遊擊隊員自首，他們才下令殺害無辜之人。

民眾竟相信，正是因為遊擊隊員“不負責任”，才引來無辜民眾被殺。

法庭查明說，沒給自首的機會，沒想搜查所謂的“罪犯”。

 

所有的納粹大屠殺皆有定論，唯獨發生在羅馬的這次陷入了羅生門。

 

遊擊隊員是英雄，還是“罪犯”？

納粹是真無奈，還是真報復？

法庭已有定論，為何民眾的記憶仍未改變？

 

• 混淆時間線、捏造因果鏈、製造敘事閉環，記憶可被揉捏成“正確”的形狀

 

在故事開始之前，沒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事情發生，

在故事結束之後，也沒有任何事情發生。

敘事的開端擾亂了秩序，而結局則恢復了秩序。

 

行動與反應、攻擊與報復、罪與罰—

這種可怕的對稱性將主導人們對事件的記憶。

仿佛從襲擊到屠殺的一連串事件是一個自成一體、無可避免的循環。

 

一旦“命令已經執行”，秩序得到恢復，就再沒什麼可說的—

我們不妨將整個事情埋葬，正如納粹把尸體埋在行將崩塌的山洞裡，埋在成堆的黑土和垃圾之下，以掩蓋氣味。

 

 

• 右翼上臺，荒謬記憶被再次利用、鞏固，深入血脈

 

事件的真相被流行的信念，以及充斥著無知與誤傳的敘事遮蔽，這些敘事把責任顛倒過來，並不指責德國人實施了大屠殺，反倒指責遊擊隊員造成了大屠殺。

那些同教會和天主教界關係密切的媒體和消息源，將同政治右翼一道扮演主要角色，多年來不斷固化這種印象，使其滲入公眾想象的血脈，毒化人們對這一事件，以及對抵抗運動、對共和國的身份與起源的記憶。而這正是納粹報復行動真正的、長期的成功之處。

 

 

 

• 唯一發生在大都市的納粹屠殺，阿爾帖亭就是羅馬

 

阿爾帖亭洞窟大屠殺是唯一的“大都市”大屠殺，是唯一在大城市的空間裡冷血實施的大規模處決。

受害者形形色色，目擊者多種多樣，呈現了大都市裡的人生百態。

335人意味著335個家庭的三代人，既包括近親，也包括遠親；每個受害者和每個幸存者都有朋友、同事、黨和工會的同志、同學、教友和鄰居。

阿爾帖亭洞窟的故事如同一連串的同心圓，可以不斷外擴，直到輻及整座城市。

談論阿爾帖亭洞窟及其記憶，就是在談論羅馬。

導言

第一部分 羅馬

第一章 地點和時間

第二章 二十年：法西斯主義及其不滿

第三章 戰爭行為

 

第二部分 阿爾帖亭洞窟

第四章 抵抗運動

第五章 拉塞拉路

第六章 大屠殺 

 

第三部分 記憶

第七章 奇怪的悲愴：羅馬的死亡、哀悼和幸存

第八章 記憶的政治

第九章 後浪

 

敘述者

注 釋

導 言

1. 不曾有過要求

1944年3月25日，羅馬的報紙刊登了一則來自國家通訊社的公報，由駐羅馬的德軍司令部於前一天晚上10點55分發布。內容如下：

1944年3月23日下午，犯罪分子發動襲擊，往沿拉塞拉路行進的德國警察隊伍投擲炸彈。三十二名德國警察罹難，另有數人受傷。這次卑怯的伏擊由巴多利奧-共產主義分子實施。目前調查仍在進行，以弄清這一犯罪行為在多大程度受到英美煽動。

德軍司令部決心粉碎這些殘忍的匪徒行徑。沒有人可以破壞德意兩國的重新合作而不受懲罰。鑒於此，德軍司令部已下令，凡一名德國人被殺，就會有十名巴多利奧-共產主義罪犯遭槍決。命令已經執行。

萬達萬達·佩雷塔佩雷塔 那一幕記憶猶新。我們三個人，那時我們還很小，和我母親一起，面對著一堵墻。母親用半高的聲音念著張貼在墻上的布告，最後一句話是：“命令—已經—執行。”“命令已經執行”這句簡短的話一直留在我的腦海裡，它與阿爾帖亭洞窟有關。

*

1944年3月23日，在納粹占領羅馬期間，與共產黨有聯繫的地下抵抗團體“愛國行動組”（GAP），襲擊了一支德國警察分隊，造成三十三名德國人傷亡。不出二十四小時，德國人便展開報復，在阿爾帖亭路的一個廢棄采石場—即後來的阿爾帖亭洞窟，殺害了三百三十五名囚犯。翌日，梵蒂岡官方報紙《羅馬觀察報》刊登了德國通訊社的公報，連同一則社論：“面對這樣的事件，任何誠實的靈魂，出於人性和基督徒的情感，都會深感痛苦。一邊是三十二名受害者，一邊是三百二十人為逃脫逮捕的罪犯而犧牲……我們並不想加入爭端，而是想超越其上……懇請不負責任的各方尊重他們無權犧牲的人的生命，尊重注定會被殃及的無辜者，也敦請需要負責的人明白他們對自己、對他們應去守護的生命、對歷史和文明的責任。”

*

這兩個事件以及對其記憶和意義的爭奪，揭示了羅馬的歷史和身份、義大利民主制的矛盾和衝突，以及武裝抵抗的倫理問題。本書將通過涵蓋一個多世紀的歷史和記憶，來探討這兩個發生在二十四小時之內的事件。

行動與反應、攻擊與報復、罪與罰—這種可怕的對稱性將主導人們對事件的記憶，仿佛事情從開始到結束只有兩段文字，此前和此後什麼都沒有發生，仿佛從拉塞拉路襲擊到阿爾帖亭洞窟大屠殺的一連串事件是一個自成一體、無可避免的循環。一旦“命令已經執行”，秩序得到恢復，就再沒什麼可說的—我們不妨將整個事情埋葬，正如納粹把尸體埋在行將崩塌的山洞裡，埋在成堆的黑土和垃圾之下，以掩蓋氣味。

民眾的信念，加上記憶因受大眾報刊、媒體、教會和保守勢力操弄而發生政治性歪曲，催生了一種被廣泛采信的敘事，即德國人本來要求遊擊隊員自首，只是後者並未照做，他們才進行的報復。這種敘事反過來又滋生了大量針對相關遊擊隊員以及整個反法西斯斗爭的詆毀。然而，上文援引的德軍新聞稿表明了一個簡單的事實，並在戰後的審判中得到那些納粹指揮官不情願的確認：報復是在襲擊發生後不到二十四小時內進行的，而且是在完成之後才宣布的。並沒有要求遊擊隊員自首，也沒有給予他們這麼做的機會，更不必說真的花力氣去搜查所謂的“罪犯”。

半個世紀以來，所有這些在檔案和出版物中都已是公開記錄。然而，事件的真相卻被流行的信念，以及充斥著無知與誤傳的敘事遮蔽，這些敘事把責任顛倒過來，並不指責德國人實施了大屠殺，反倒指責遊擊隊員造成了大屠殺：如果不是他們“不負責任”的行為，如果不是他們沒有去自首以防止報復，大屠殺本不會發生。這種敘事之所以很難抗拒，是因為它具有一種反主流敘事的吸引力，讓人們在抵抗運動作為共和國建國運動這一官方故事之外有了可替代的選擇，同時它卻利用了在國家公共生活中遠非邊緣或次要的制度性力量，包括政府機構、政黨和媒體。所有這一切被一個常識性的信念焊接在一起：一個人不會連肇事者都沒有試圖去找，就對三百三十五名無辜者實施報復。

在此意義上，《羅馬觀察報》的社論是個典型。它用“受害者”（德國人）和“罪犯”（遊擊隊員）這類字眼，把襲擊描述為犯罪行為，而在阿爾帖亭洞窟被殺的人只是“被犧牲”。這樣一個富有宗教意味的詞，天主教派報紙不大可能以中立的、順帶的方式使用。“犧牲”，作為成聖的行為，是對罪過的補償，是犯罪後必要的凈化和救贖。也許是不經意地，但意味深長的是，教會的機構似乎暗示在阿爾帖亭洞窟發生的，是某種禮儀性的事件。

《羅馬觀察報》的社論還給人一種印象，即德國人在決定實施大屠殺之行前曾試圖逮捕罪犯。他們並沒有—但我不知道教會方面是否對此有過任何更正或修改。罪責從納粹劊子手向“卑怯”和“不負責任”的遊擊隊員身上轉嫁，由此濫觴。而那些同教會和天主教界關係密切的媒體和消息源，將同政治右翼一道扮演主要角色，多年來不斷固化這種印象，使其滲入公眾想象的血脈，毒化人們對這一事件，以及對抵抗運動、對共和國的身份與起源的記憶。而這正是納粹報復行動真正的、長期的成功之處。

*

在萌志寫作本書的那天，我向一位朋友提到阿爾帖亭洞窟。這位非常聰明、受過高等教育、畢生都在從事左翼活動的女性的反應是：“我只是在私底下問你，換別的地方都不會說：他們為什麼不去自首？”我的朋友不知道，襲擊和報復的消息是在大屠殺實施後才發布的，因此德國人並沒有提出自首的要求，而遊擊隊員也沒有自首的機會。她也不知道，在1950年代的一樁案件中，法庭曾宣布參加襲擊的遊擊隊員無需對德國的報復行為負責（最高法院於1999年春作出了類似判決；這種指責一直在流傳）。

事實上，我本來也不知道，如果不是前黨衛軍上尉埃裡希·普裡布克這位納粹劊子手在阿根廷被指認，隨後於1994年引渡到義大利，並於1998年被判處終身拘禁，使得爭議再次爆發。我從未讚同遊擊隊有罪的理論，不過本書的緣起，部分在於我很好奇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也受制於這種深深扎根於常識的錯誤信念。

1997年11月的一個星期六上午，在阿爾帖亭洞窟安放受害者遺體的地下墓室，我無意中聽到一群老太太的對話。她們先是參觀了附近的熱門聖地神愛殿（Divino Amore），慰藉了自己的虔誠，然後來到洞窟，為眼前所見深受觸動。然而她們堅信納粹只是“奉命行事”，對遊擊隊員則憤恨不已：“然後他們把金質獎章頒給了在拉塞拉路安放炸彈的人，可對我來說這個人該槍斃。因為倘若他真的是英雄，他會挺身而出說，‘放過這些人，衝我來，我才是你們要的人’。”

一位叫薩拉·萊奧尼的學生曾到我在羅馬大學的辦公室找我，告訴我一件奇妙的事：“那些在拉塞拉路扔炸彈的人裡，有一個叫卡拉·卡波尼的，借宿在我祖母家。於是他們不停地告訴她，你得去告發，否則會有兩百人被殺。她卻決定不這麼做。”這個故事純屬子虛烏有，就如同其他許多故事一樣，旨在增強敘述者對歷史上某一重要事件的親身參與；而且在講到遊擊隊在離開拉塞拉路之後的行動時，它遠遠不是唯一犯錯的（順便提一句，炸彈不是“扔的”）。後來，薩拉·萊奧尼的姑媽解釋道，那個在拉塞拉路事件前後同她父母待在一起的人，其實是卡拉·卡波尼的母親。不過她也說自己還記得，當時就遊擊隊員是否需要自首有過激烈的討論。

貝盧斯科尼政府副總理詹弗蘭科·菲尼是後法西斯的民族聯盟黨書記，並作為發起人推動義大利右翼正式脫離其法西斯起源和身份，他解釋道：“哪怕那些曾在社會共和國［1943—1945年墨索裡尼在納粹扶植下建立的政權］裡戰鬥過的，直至最後仍是法西斯主義者的老家伙，也認為這樣的襲擊行動是合法的。被視為卑怯的是他們沒有去自首這一事實，盡管每個人都知道後果，因為大家都知道報復法則。”地下遊擊隊“愛國行動組”成員、拉塞拉路襲擊事件的組織者之一馬裡奧·菲奧倫蒂尼則評論道：“在羅馬，你要是向十個人問起拉塞拉路的事情，大概會有三個人理解和支持愛國行動組，兩個人不知該說什麼，還有五個人反對。”這種民意狀況是基於幾項廣泛傳播的假定：報復是自動的，因此遊擊隊員應該能預料到；如果遊擊隊員自首，這一切本可以避免；行刑者對屠殺沒有責任，因為他們只是在執行命令。如此一來，在拉塞拉路被殺的德國士兵和在阿爾帖亭洞窟遇害的人們，似乎同為遊擊隊的受害者—正如朱塞佩·法布裡尼雄辯地指出的，他們都是“養家糊口之人”。

也許可以說，在拉塞拉路和阿爾帖亭洞窟的故事中，最極端的右翼話語同中庸的常識實現了無縫對接，這樣的融合使得關於阿爾帖亭洞窟的流行但錯誤的敘述令人深感不安。我記得1994年在一次關於歐洲納粹大屠殺的會議上，許多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非常震驚地發現基亞納河谷奇維泰拉和其他社區存在“分裂的記憶”。其實他們只要讀過保守派和溫和派媒體多年來寫的文章，或者在酒吧、理發店和火車上聽過普通人的聊天，就會讓自己有更多的心理準備。遺憾的是，政治家、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的尊嚴讓他們顯然認為這些東西都上不了臺面。確實，從專業的角度看，反遊擊隊的文獻經常是可鄙的；而由政治家和知識分子培養的錯覺，即在反法西斯上達成了普遍的共識，導致人們相信，在誕生於抵抗運動的、實行民主的義大利，法西斯主義已經名聲掃地。鑒於此，知識分子和政治左翼並不覺得有必要注意這些敘述和流行的信念—直到發現自己突然面對它們，而經過多年歷史修正主義和否定主義的洗禮，它們已變得傲慢而具侵略性。

2. 羅馬的歷史感

不必奇怪民間詩人會唱到拉塞拉路和阿爾帖亭洞窟，唱到羅馬涅大道（抵抗運動的男男男女在那裡受盡法西斯的折磨）或者塔索路（他們在那裡被赫伯特·卡普勒及其副手埃裡希·普裡布克指揮的黨衛軍關押和拷打）。由於受害者人數眾多，加上圍繞他們的記憶存在著無休的爭議，阿爾帖亭洞窟已然成為羅馬記憶和情感中的一個開放性傷口（open wound）。只要劃開記憶的表面，故事就會涌出。羅馬到處是這樣的故事，它們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觸及所有的羅馬人。我幾乎不用走出辦公室，就能從學生和同事那裡，收集到許多與薩拉·萊奧尼的家庭神話不一樣的故事。

至於我，只有在這本書快寫完的時候，我才發現皮洛·阿爾貝泰利這位最著名的受害者之一，曾是我母親的哲學老師；而我家的房子，正是建在另外兩名受害者馬裡奧·卡佩奇和阿爾弗雷多·卡佩奇小時候追逐打鬧的那塊場地。一位來自真扎諾的，跟著我做學位論文的學生是另一名受害者的孫子。另外據我的一位親戚說，我父親的一位朋友在拉塞拉路事件後也被捕且短暫關押過。

我從同事和學生那裡，以及後來在整個城市聽到的故事，許多都是家庭敘事，先蹭歷史事件（“我在那裡”或者“我父親在那裡”），繼之以脫險的經典敘述：“我家裡一直流傳著這種說法，我爸爸說那天他就在那前後腳經過拉塞拉路；他聽到了尖叫聲，但不明所以，直到後面才知道是怎麼回事。他認識的許多人都在不停地回放這部電影：‘你瞧，那人在我前頭也許就比我多走了二十步，然後在他們封路的時候被帶走了，我還活著真是個奇跡。 ’”（安東涅塔·薩拉奇諾）

其他的故事是關於記憶、姓名、地點和儀式的：“我也有一段個人的回憶。我班上的一個女孩，也是我朋友，她祖父就死在阿爾帖亭，而我住處附近的廣場上有一塊牌子，上面寫著他死在阿爾帖亭洞窟，然後她經常給我講這個。我就是這樣第一次接觸到這個我幾乎一無所知的事件，非常直接。他姓齊科尼，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尼蘭·斯裡瓦斯塔瓦）；“［我父母］曾加入行動黨［持民主左翼立場的反法西斯組織］，他們經常跟我講起那時候的事，特別是關於阿爾帖亭洞窟。他們有兩個好友在阿爾帖亭遇害，一個是皮洛·阿爾貝泰利，另一個叫皮耶蘭托尼。”（卡拉·加布裡埃利）

萬達萬達·佩雷塔 佩雷塔 阿爾帖亭洞窟對外開放時，我母親抓住我們三個小女孩的手，把我們帶到了那兒。當時還不是現在的樣子，在我的記憶中，它一直是某種非常柔軟的東西。因為地面很柔軟，因為有沙土，你走在柔軟的地面上，就像走在一張大地毯上。空氣中還有晚香玉軟綿綿的香氣，從那時起我再也受不了身邊有這種花，因為我想我從中聞到了阿爾帖亭洞窟裡的死亡的氣味。

最後，有的敘述者還描述了與城市空間的關係：“一個人可能對發生的事情缺乏具體的了解，但無論如何他還是會知道，因為他生活在羅馬，生活在那個街區，每年都會有一些儀式什麼的，不斷的紀念讓它免於沉入忘川。我住在Eur區［附近］，所以經常從阿爾帖亭洞窟旁經過。我記得，作為一個孩子，我自然要問那是什麼。我還記得自己曾被帶到那裡，當時我還小，真的是被眼前可怕的景象嚇到了，那麼一大片都是墳墓。”（阿萊西婭·薩爾瓦托裡）

*

三百三十五人意味著三百三十五個家庭的三代人，既包括近親，也包括遠親；因為每個受害者和每個幸存者都有朋友、同事、黨和工會的同志、同學、教友和鄰居。阿爾帖亭洞窟的故事如同一連串的同心圓，可以不斷外擴，直到輻及整座城市。只有在那些家裡是在戰後一代移居到羅馬的郊區年輕人中，我才發現這個故事不為所知，或者只是學校歷史書中的一個模糊的細節。換句話說，談論阿爾帖亭洞窟及其記憶，就是在談論羅馬。

安東尼奧·帕帕加洛，跟他的叔叔彼得羅·帕帕加洛神父、他的朋友兼導師焦阿基諾·杰斯蒙多（兩人都在阿爾帖亭洞窟遇害）一樣，來自同一個南方小鎮，他說：

他們邀請了好多次，讓我去泰利齊的一所學校演講，我不喜歡那個地方，也不知道如何在公開場合發言。校長說，“講吧，講點什麼吧”。他把我留在講臺上，我不得不硬著頭皮。我說：“孩子們，這樣吧，讓我給你們舉個例子。就拿杰斯蒙多和彼得羅神父來說，他們來自你們所在的城市。想象一個漏斗；然後他們被丟了進去，而這兩人在理論上是對立面：我的叔叔，一個天主教神父，而杰斯蒙多是一個自由思想者，一個共產主義者。怎麼會這樣，在這兩個人通過漏斗之後，你再也分不清哪個是彼得羅神父，哪個是杰斯蒙多。因為他們的身份融合在一起，而我們無法說一個就比另一個更像神父，或者另一個更像共產主義者，如果我們所說的共產主義是指對鄰人的利他主義。

 “在阿爾帖亭洞窟，你會發現我的父親［一位空軍將軍］，但你也會發現一個十四歲的孩子，你還會發現神父、工人、文員、軍人、憲兵—你剛才說的也許是對的，阿爾帖亭洞窟是整個義大利悲劇的象徵，因為那裡聚集了一切，代表了一切。它不過是羅馬街上到處都在發生的事情的象徵。”（薇拉·西莫尼）在阿爾帖亭洞窟遇害的有天主教徒、猶太人和無神論者；有的沒有政治背景，大多數人則有不同的政治理念：各類共產主義者、社會黨、自由黨、行動黨、基督教民主黨和君主派。有軍人，也有平民；有貴族、小販、體力勞動者、商人和律師。一些人是抵抗運動的積極參與者，並且不惜拋頭顱；有些人只是在錯誤的時間出現在錯誤的地點，而被隨機圍捕。還有一些人則是因為沒有放棄他們的猶太身份和信仰，或者乾脆是為了湊數，而被列入其中。義大利民主的“奠基人”之一維托裡奧·福阿寫道：“每當想起阿爾帖亭，我的靈感幾乎是自然主義的：生命線的統一、匯合……他們殺害猶太人是因為他們是猶太人，而非因為他們的思想或行為；他們殺害反法西斯主義者是因為他們的思想或行為；他們殺害與抵抗運動無關的人，只是因為他們是數字，需要用來填補配額。”羅馬的每個街區、郊區、貧民窟—特拉斯泰韋雷和蒙泰薩克羅，托皮尼亞塔拉和特裡翁法萊，波蒂科多塔維亞和琴托切萊，泰斯塔喬和拉斯托爾塔—都有人死於阿爾帖亭洞窟。有很多人是在這座城市出生，但羅馬也是一個人們從很多地方來到這裡的地方，而在阿爾帖亭洞窟裡，可以看到始於義大利其他地方（阿布魯奇、普列、都靈、羅馬的山區）和外國（盧森堡、匈牙利、土耳其和烏克蘭）的生命的終結。

在羅馬，歷史是大寫的。歷史的重負似乎挫敗了記憶，使之變得歇斯底裡，或者看起來無關緊要。很多時候，歷史遠離人們日常的生活，或者沉重地壓在他們身上，要把他們壓垮。這就是為什麼羅馬和阿爾帖亭洞窟之間的關係如此重要。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重新認識了“我的家鄉”的街道和建築。我去看了聖彼得大教堂和古羅馬斗獸場，但我也發現了羅馬其他的歷史遺址和紀念性建築，倒不是阿爾帖亭洞窟的陵墓，而是一些巨大的民眾住房項目，像城市一樣大、熱鬧、美麗：在特裡翁法萊，琴喬·巴爾達齊曾在那裡把一代反法西斯主義者培養成行動黨；在泰斯塔喬，住戶們在院子中間放了一塊石頭，以紀念在阿爾帖亭洞窟和奧斯威辛遇害的鄰居；在梅拉伊納谷，一棟曾被稱為斯大林格勒，即使在今天依然是階級意識堡壘的經濟公寓樓，其正門上多了一塊牌子，以紀念在阿爾帖亭洞窟遇害的鄰居。阿爾帖亭洞窟不是納粹在義大利或歐洲實施的唯一的大屠殺，也絕不是最惡劣的。但它是唯一的“大都市”大屠殺，是唯一在大城市的空間裡冷血實施的大規模處決，其受害者的多樣性綜合了大都市裡的人生百態。這就是為什麼它對記憶和身份有著如此強烈的影響。死者唯一的共同點是他們的性別：他們都是男人。而這一事實突出了女性在幸存和記憶中的角色。

阿爾帖亭洞窟是一個象徵性的旋渦，將城市的空間及其一個世紀的故事匯聚在一起，所以談論它就等於談論20世紀羅馬的整個歷史，正如那首共產主義老歌所宣稱的，這是一座“從未被馴服的反叛之城”，迥異於陳詞濫調和刻板印象，它既積極又被動地，既以集中的方式又以分散的方式抵抗納粹，並為此付出了如此可怕的代價。

3. 背景

羅馬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卻是一座相對較新的首都，正如義大利是一片古老的國度（country），卻是一個相對年輕的國家（nation），作為民主國家甚至要更年輕。直到1870年，羅馬仍是教皇國（包括義大利中部的大部分地區）的首都。而義大利的其他地區被分割成小國和外國屬地，只是到1861年才在前撒丁國王的領導下實現統一和獨立。直到1870年義大利軍隊才進入羅馬。而教廷要到1929年與墨索裡尼的法西斯政權達成協議，才承認新的事態；從那時起，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它系統地干預了義大利的政治。在社會衝突、埃塞俄比亞和利比亞的殖民戰爭，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創傷性經歷中成長起來的現代的、民主的義大利，隨著1922年法西斯主義的崛起而出現了戲劇性的迂回。雖然法西斯政權延續和加速了義大利生活的某些方面的現代化，但它監禁和流放政治反對派，廢除言論和新聞自由，破壞工人階級的組織，並使得民眾的生活和工作條件變得更糟。與此同時，它通過蠱惑人心的家長式政策，製造義大利是一個恢復了羅馬帝國榮耀的大國的假象，來尋求人們的認同，並且不時地取得了成功。

在這段時間裡，反法西斯的地下組織在國內和流亡者中都很活躍：共產黨、社會黨和行動黨（一個受社會主義影響的激進自由主義團體）是最有組織的反對派，但自由主義者和一些天主教徒也保持著異議。對法西斯政權的支持在占領埃塞俄比亞後達到頂峰，但在與希特勒的納粹德國結盟，以及1938年歧視猶太公民的種族法頒布之後，這種支持開始退潮。

1940年義大利加入戰爭後，義大利軍隊在北非的失利、在俄國戰役中的災難性參與，盟軍在西西裡島和薩勒諾的登陸，戰爭對生活條件的影響，以及鎮壓的加強，消解了民眾對政權的信心。1943年7月19日羅馬遭到空襲，使得法西斯政權走向了盡頭。墨索裡尼被趕下臺；彼得羅·巴多利奧將軍的新政府於1943年9月8日與盟軍簽署了停戰協議（幾個月後，義大利加入了盟軍一邊）；同一天，德國人占領了羅馬，並開始控制義大利的中部和北部地區。在德國人的指使下，墨索裡尼建立了所謂的義大利社會共和國（RSI）。

在德國人接管後，對德國占領和墨索裡尼傀儡政府的抵抗也隨即開始。9月9日至10日，羅馬軍民在聖保羅門的戰鬥,拉開了一場大規模斗爭的序幕，這場在山上和城市展開的斗爭，一直持續到1945年4月25日宣布解放。抵抗運動由民族解放委員會（CLN）協調，該委員會涵蓋了大多數反法西斯政治黨派：共產黨、社會黨、行動黨、基督教民主黨、自由黨和其他小團體。效忠於國王和巴多利奧政府的軍事人員（因此被貼上“巴多利奧分子”的標簽），則通過秘密軍事陣線（FMC）參與抵抗運動；持不同意見的共產主義者和左翼人士則創建了義大利共產主義運動（PCI）—“紅旗”。

雖然民族解放委員會的政治領導權是共享的，但實際的戰鬥主要由共產黨和行動黨組織的隊伍進行（分別被命名為“加裡波第旅”和“正義與自由”）。正如歷史學家克勞迪奧·帕沃內表明的，抵抗運動結合了三場不同但有重疊的戰爭：一場擺脫德國占領的民族解放戰爭，一場反對資本主義的階級戰爭，以及一場反法西斯分子同希特勒和墨索裡尼的義大利支持者之間的“內戰”。德國對羅馬的占領持續了九個月，從1943年9月8日到1944年7月4日。這是一個充滿饑餓、恐懼、盟軍的轟炸、鎮壓和大規模驅逐的時期，以驅逐猶太人（從1943年10月16日開始）和阿爾帖亭洞窟大屠殺為頂點。在這段時間裡，遊擊隊運動一有機會就打擊德國人，特別是通過由共產黨組織的地下小分隊“愛國行動組”。愛國行動組最成功的行動是1944年3月23日在羅馬市中心的拉塞拉路襲擊了一支納粹警察分隊，造成三十三人傷亡。第二天，德國人在阿爾帖亭洞窟進行報復。戰後，領導了抵抗運動的民族委員會各政黨，聯合組建了義大利政府。1946年的公投結束了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國；1948年，新憲法獲得批準。就民主而言，這是西方國家中最先進的憲法之一，其基礎是建立在抵抗運動經驗之上的參與性的、平等主義的民主概念。然而，與此同時，在美國方面的影響之下，共產黨和社會黨被排擠出政府聯盟。自左翼在1948年的選舉中失利之後，基督教民主黨一直執政到1992年因受到腐敗指控而解體。成文憲法的反法西斯基礎在很大程度上被冷戰和天主教會的影響掩蓋；憲法的許多規定從未得到實施。

整個1950年代，是左翼讓抵抗運動依然活在記憶之中。這既是因為左翼讚同抵抗運動的民主精神，也是因為抵抗運動使得共產黨和社會黨可以合法地自居為民主共和國的共同締造者。1960年代後，中左翼政府（基督教民主黨和社會黨聯盟）收回了抵抗運動作為國家基礎的敘述。然而到那時，對抵抗運動的記憶已經淪為一種愛國的儀式，其激進的、參與性的信息被掏空了。確實，進步人士和左翼的輿論也普遍認為義大利的體制太過民主，以至於無法建立起有效的政府。當以貝盧斯科尼為首的，包括義大利社會運動黨（後改名為民族聯盟黨）的新法西斯主義者在內的右翼聯盟贏得1994年的選舉時，修改憲法的運動得到了歷史修正主義的支持，該主義試圖挑戰抵抗運動作為義大利國家基礎的意義。2002年，貝盧斯科尼政府宣布要著力清除掉歷史教科書中的反法西斯“偏見”。這一背景更加凸顯了阿爾帖亭洞窟的歷史和政治意義。一方面，大屠殺被銘記為德國人在本國首都犯下的最聳人聽聞的戰爭罪行，堪稱最能象徵著納粹占領的殘酷性。另一方面，今天主流意識形態的反遊擊隊、反法西斯話語，其中一個強有力的因素，便是這一神話性敘事，即指責抵抗組織帶來了大屠殺而沒有阻止它。

4. 故事開始和結束的地方

如果在互聯網上搜索“阿爾帖亭洞窟”，你會看到一個旅遊信息網站，上面有一個關於該遺跡及其歷史的英文頁面。它是這樣開頭的：“1944年3月23日，一枚炸彈在拉塞拉路爆炸，炸死了三十二名德國士兵。德國決定報復，每死一個德國人就殺十個義大利人償命。”人類學家布魯斯·杰克遜說，故事生成了它們自己可以接受的現實的邊界：在故事開始之前，沒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事情發生，在故事結束之後，也沒有任何事情發生。敘事的開端擾亂了秩序，而結局則恢復了秩序。當大部分關於拉塞拉路和阿爾帖亭洞窟的歷史文獻都將其視為一個單一的、自我封閉的事件，本書的目的則是質疑這一路經。首先，我將試圖證明，遊擊隊在拉塞拉路的行動跟納粹在阿爾帖亭洞窟的大屠殺不是一個事件，而是兩個。它們之間的關係不可否認，但也問題重重。其次，我將試圖表明，二者是一系列事件的一部分，這些事件並非從拉塞拉路的爆炸開始，也不是以黨衛軍引爆洞窟，以埋葬受害者的尸體而告終。

故事之所以不是從那裡開始的，因為受害者的故事不是從那裡開始的。而且，拉塞拉路事件雖然確實是遊擊隊在羅馬進行的最引人注目的行動，但與流行的看法相反，它並不是第一次行動，甚至不是第一次導致德國人傷亡的行動。然而，之前的襲擊都沒有引發自動報復。

故事之所以也不是在那裡結束的，因為阿爾帖亭洞窟不是納粹在羅馬實施的唯一的，也不是最後的大屠殺。在這之前和之後，有七十二名政治犯在布拉韋塔堡遇害；1943年10月23日有十名男性在彼得拉拉塔遭到處決；十名婦女因從奧斯蒂恩塞的一家麵包店拿麵包而被定罪；1944年6月4日羅馬解放這天，有十四名囚犯在拉斯托爾塔被撤退中的德國人殺害。在哪一種情況下，都不存在遊擊隊的“挑釁”來為德國人提供犯罪的“動機”或者“正當依據”。而且我們不應忘記大規模驅逐以及由此造成的數千人死亡：1943年10月16日，一千二百名猶太人遭到逮捕並被驅逐出境，接下來的幾個月，又有八百名猶太人受到同樣的對待，只有極少數幸存下來；數百名憲兵也被驅逐；數千名身強體健的男性被從街頭帶走，送到德國和前線從事強迫勞動；1944年4月，夸德拉羅工人階級街區的七百名男性遭到逮捕，並被驅逐。還有所有其他的戰爭面孔：空襲、饑餓、逃兵、躲避法西斯征兵的人、露營的難民、宵禁。故事並沒有以大屠殺後的秩序恢復結束，最主要的是因為，阿爾帖亭洞窟不僅是那麼多故事通往的地方，也是無數其他故事出現和衍生的地方。這是一個公眾圍繞意義和記憶展開斗爭的故事，斗爭不僅在符號、牌匾、銘文和儀式上，也依然在媒體和法庭上進行：關於這個“丑陋的故事”的審判和訴訟在半個多世紀後仍在繼續，人們依然為此不惜動起拳腳來。更讓人痛苦但幾乎總是無聲無息、不為所知的，是那些受害者遺屬—他們的父母、妻子、子女、孫子女和兄弟姐妹—的生活和情感中彌漫的重負和緊張。書寫公眾對大屠殺的哀悼史，就是去重新讀解半個世紀以來政治氣候的變異，從冷戰到1960年代再到盛行修正和否定的當代；書寫私人哀悼的故事，就是去試圖理解大屠殺之後生活如何能夠繼續下去。阿爾帖亭洞窟的歷史，如羅伯特·卡茨出版於1965年的開創性著作的書名所說的，正是“死於羅馬”的歷史，但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因為它是這座城市（包括其機構和居民）如何闡述（有時一致，經常是相互衝突或無視）這一由荒謬而殘暴的個人之死組成的大規模死亡的意義的歷史。

二十三歲的阿達·皮尼奧蒂結婚才幾個月，丈夫和其他三個親人就在阿爾帖亭洞窟遇害。據了解，他們無一人參與抵抗運動，只不過在襲擊當天，恰巧出現在拉塞拉路附近。她說：“在1944年的事情發生後的那些日子裡，沒人去談論它，也沒辦法談論。我工作了四十年，即使在辦公室，每當他們問起我一些事，大多數時候我都不會說什麼—因為他們總是這樣反應：哦，就怪那個放置炸彈的人。我裝作沒聽見，因為他們的反應總是一樣的：這不是德國人的錯，錯在放炸彈的人。他們會說，如果他自首了，德國人就不會殺他們。但哪裡有這麼說，哪裡有這麼寫？德國人什麼時候這樣說的？什麼時候？他們沒有說一個字，沒有貼任何布告—他們是事後才這樣做的，在已經殺掉了三百三十五人之後。因為我們每天都有在關注整樁悲劇；我告訴你，當我們在報紙上讀到那篇報道時，我幾乎昏過去，而我嫂子就在我身邊。你甚至不能和她講道理，因為她說：什麼，你在為那些放炸彈的人辯護？我沒有為任何人辯護，而是事情就是這樣，你沒法顛倒。”

將罪責推到遊擊隊員身上，也就驅除了這樣一些女性的經驗，她們的存在本身擾亂了已經平息下來的良心的安寧。對於她們每個人而言，要接受自身遭遇的原因和起源是很困難的，也是很痛苦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出相同的結論。那些參與了拉塞拉路襲擊以及其他不得不殺人的行動的遊擊隊員也是如此。卡拉·卡波尼說：“製造死亡或破壞的行動會反過來摧毀你，每一次割掉你的一部分。”他們需要漫長而複雜的努力才能接受這些事件，但每個人得出的結論不同，有的會積極地捍衛記憶，有的則保持沉默，有的從此以政治活動為生，有的則遠離政治，轉向專業或知識工作。

5. 口述資料

口頭資料和書面資料的區別之一是，後者是文件，而前者總是行為。口頭資料不應視為名詞和物體，而應視為動詞和過程；不是記憶和故事，而是正在進行的回憶和講述。書面文件往往是匿名的或非個人的，口頭資料則不然。故事和記憶可能包括與他人共有的材料，但回憶者和講述者始終是個人，他們承擔著銘記的任務和講述的責任。1944年10月16日被驅逐的猶太人中唯一的女性幸存者塞蒂米亞·斯皮齊基諾說：“在集中營時，我做了一個承諾，一個莊嚴的承諾，向我的同伴們，她們不是被挑出來殺掉，就是死於疾病或虐待。我反抗了，我不知道是該詛咒上帝還是該向他祈禱，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復，主啊，救救我，因為我必須回去講述我看到的。”

然而，正如許多滅絕營的幸存者戲劇性地發現的，講述需要有一個願意傾聽的人在場。口述資料的一個不同之處在於，它們是研究者在找到敘述者後，傾聽並詢問他們而得的成果，裡面有著共同的努力。

我也感到我個人對這個故事負有責任。我第一次感受到“舉報罪行”的衝動是在1994年的一個夏日，在以貝盧斯科尼為首的右翼聯盟贏得選舉幾個月後，戰後歐洲第一次有一個公開回歸法西斯主義的政黨（義大利社會運動黨，後改名為民族聯盟黨）重新掌握國家權力。那天，我發現我住處對面的紀念碑上畫了一個大大的黑色納粹黨徽，而這座碑是用來紀念1944年6月4日在拉斯托爾塔被納粹殺害的十四個人的。當我看到附近的工匠們在討論如何以最好的方式消除這種侮辱時，我覺得作為一個公民，我有責任用我所掌握的一切手段—也就是用我的本職工作來響應法西斯主義的死灰復燃。

然而，這個故事呼喚著我，不僅是基於公民道德方面的原因，還因為它對口述史的實踐和理論構成了知識和方法論上的獨特挑戰，同時也是機會。口述史基本上是創造關係的過程：敘述者與受述者之間，過去的事件與現在的對話性敘述之間。歷史學家必須兼顧事實的和敘事的、所指的和能指的、過去的和現在的層面，以及最重要的，在所有這些層面之間的空間工作。但是，不僅是作為研究者的我和與我交談的敘述者認為必須做這項工作。有許多人惠助我轉錄訪談；其他人只是接受了完全是象徵性的報酬。他們這樣做不是為了我，而是為了需要講述的故事。

現在，阿爾帖亭洞窟事件既是實際發生的，又是被熱切地回憶著、矛盾地敘述著的。關於它的書籍已經出了很多，各式各樣的都有，以至於我們不免會想，用華盛頓·歐文的話說，它已經被大量的歷史學家弄得不可認識。我不打算加入他們的行列，所以本書不包含任何對新事實的揭示或發現。就事件的實質順序而言，我依靠的是現有學術研究的懷疑論和結論。除了受訪者提供的一些個人文件，我的文獻資料是書籍、論文、新聞報道和法庭記錄，這些都是以前出版過的，可以現成獲得。我使用它們主要是為了建立一個成問題的但貌似合理的事件框架，對照這個框架可以衡量和檢驗記憶與敘述的創造性。

因此，我並不像一般人對口述史的想象，“只用口述資料做歷史”。然而，口述資料是我感興趣的。首先，它們講述的很個人、私密的情感和故事，為大多數歷史學家、文化機構和官方媒體的注意力所不及，他們過度看重“事實”的狹隘定義，對“事實”之前和（最重要的）之後的生活幾乎一無所知，直到在普裡布克受審期間才重新發現，就像它們被凍結在時間之中。通過這些口述，我們可以填補這一時間上的空白，並去理解阿爾帖亭洞窟之於相關人士和羅馬市的意義發生了怎樣的轉變。這些故事作為一種工具，使我們能夠重建人們在記憶上展開的斗爭，探索物質事實和個人主觀性之間的關係，並感知到每個人在談論和面對死亡時，方式不一且會發生變化。

其次，我特別著迷於訛謬的故事、神話、傳說和沉默的廣泛存在，比如圍繞這兩個事件所編織的那些。盡管口述史小心翼翼地將事件和敘事、歷史和記憶區分開來，但它這樣做是為了將敘事和記憶當作歷史事實。當一個不正確的歷史重構成為流行的信念時，我們不僅要糾正事實，還要審問自己，這種常識是如何和為何形成的，有何意義和用途。這就是口述資料獨特的可靠性（reliability）所在：即使它們沒有如實地講述事件，這些差異和錯誤本身就是事件，可以充當線索，讓我們了解欲望和痛苦隨著時間推移所做的工作，以及對意義的痛苦探索。

在當下這樣一個時刻，這就更有必要了，因為關於記憶的斗爭，已不僅涉及歷史學家之間的辯論或者派系之間對過去的指責，也成了我們的共和國和我們的民主（它們正是從那些事件中產生的）的認同或存或亡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