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與獅的對話：翻譯與馬戛爾尼訪華使團（簡體書）

黃克武、黃興濤、李雪濤、羅新、章清、鄒振環一致推薦
首部從翻譯角度研究馬戛爾尼使團的著作
改寫中英關係史的研究圖景
為近代中國翻譯史研究提供重要參考與典範

作為中英官方的第一次正式接觸，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對兩國歷史發展的深遠影響毋庸置疑，然而使團的溝通與翻譯問題罕有進入研究者視野。本書聚焦翻譯在這次中英對話中扮演的關鍵角色，全書七個章節以時間為軸線，由多個問題驅動論述，通過對使團譯員背景以及國書、敕諭、禮品清單、往來書信等各類文件的翻譯和改寫的考察，並基於對大量珍貴檔案和多門語言文獻材料抽絲剝繭式的深入挖掘和分析，力圖還原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事件的翻譯過程，向讀者展示翻譯在馬戛爾尼訪華事件乃至近代中國外交活動中的至關重要性。本書資料豐富詳實，論述嚴密，對使團研究的許多問題提出了新穎見解，填補現有使團研究的空白，為近代中國翻譯史、中英外交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與典範。

王宏志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哲學博士，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榮休講座教授兼研究教授、翻譯研究中心主任，復旦大學中文系兼任教授及博士生導師、文學翻譯研究中心名譽主任，上海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學院講座教授（兼任），湖南科技大學“湘江學者”特聘教授、翻譯史與跨文化研究所名譽所長，專研18—20世紀中國翻譯史、現代中國文學史。著有《重釋“信達雅”：二十世紀中國翻譯研究》、《翻譯與文學之間》、《翻譯與近代中國》、《文學與政治之間》、《魯迅與左聯》、Politics and Literature in Shanghai: The Chinese League of Left-wing Writers, 1930-1936等專著十餘部；另編有《翻譯與創作——中國近代翻譯小說論》，Sinologists as Translators in the 17th-19th Centuries，Crossing Borders: Sinology in Translation Studies，Transl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East Asia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等。

本書從翻譯的角度切入，探討乾隆年間馬戛爾尼使華，細緻地分析雙方譯員招聘、翻譯的誤會與操弄、外交議題的折衝、後續的接洽等，立體而生動地呈現了中英關係史上的一樁關鍵事件。無論在議題選擇、史料搜集、分析手法、觀點提出等方面，本書都可謂翻譯史研究的典範之作。
——黃克武（“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翻譯在早期中西關係史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但儘管如此，本書對馬戛爾尼使華過程中各種翻譯問題的出現與應對之揭示，多語種文書的搜集與解讀，種種考述與論析之細緻、全面和深入，還是令我吃驚。這是一部視角獨特的外交史力作、一部體現政治較量和文化對轉的翻譯史精品，也是探索環環相扣、挑戰不斷的“翻譯事件史”書寫路徑之結晶。
——黃興濤（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

這是一部通過翻譯研究對中英關係史進行重構的巨著，而這一研究涉及人類歷史上地域最寬闊、結構最複雜的政治體——中華帝國和大英帝國的相遇。正是通過鮮為人知的對翻譯的研究，王宏志教授向我們提供了充滿智慧和獨創性的新觀點。中國近代史其實也是一部跨文化的翻譯史，其中充滿著各種不確定性，而不確定性正是構成現代學術的最重要的特徵。
——李雪濤（北京外國語大學歷史學院/全球史研究院）

本書將馬戛爾尼使團在翻譯上所面對的獨特難題，首次放到翻譯史的背景下來認識，不但改寫了 18—19 世紀中英關係史的研究圖景，更成功揭示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主題──在重大歷史事件中，翻譯研究具有超乎尋常的重大作用。
——鄒振環（復旦大學歷史學系）

第1章 背景篇

我不認為他們除了把所有使團的來訪視為臣伏的表現外，還有什麼有別的看法。
——托馬斯•菲茨休（Thomas Fitzhugh）

東印度公司特選委員會主席使團回來了，人們問我們做了什麼。我們的答案： 我們不能跟他們談話。
——登維德（James Dinwiddie）
馬戛爾尼使團機械師

一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國派遣馬戛爾尼勳爵 （George Lord Macartney，1737—1806）率領使團到中國，攜帶豐盛的禮物，以補祝乾隆（愛新覺羅•弘曆，1711—1799，1735—1796在位）八十大壽為名，嘗試打開中國的大門。使團船隊自1792年9月26日從英國�次茅斯 （Portsmouth）出發，經過9個月的航行，1793年6月20日抵達澳門外海，短暫停留後便繼續北上，經白河大沽口，在1793年8月11日抵達天津，取道通州，8月21日到達北京，先住在圓明園邊上的宏雅園，然後在8月26日轉到內城，9月2日出發前往承德，9月14 日 （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日）在熱河萬樹園覲見乾隆，呈遞國書，完成中英兩國第一次正式的官方高層外交接觸。
其實，在馬戛爾尼以前，英國已嘗試派遣使團訪華。凱思卡特（Charles Cathcart, 1759-1788，又譯作“加茨喀特”）使團在1787年 初 開 始 籌 備，同 年12月21日自 英 國 港 口 斯 庇 漢（Spithead）出發，但使團在1788 年6月10日抵達蘇門答臘附近的邦加海峽 （Straits of Banka）時，特使凱思卡特猝然病逝，使團被迫折回。四年後，馬戛爾尼使團以補祝乾隆八十壽辰的名義成行。
其實，在東印度公司組織馬戛爾尼使團前，廣東官員曾向英國提出要求，派遣代表到北京賀壽。根據東印度公司的檔案，1789年9月24日，行商Munqua，也就是“文官”，即萬和行的蔡世文（1734—1796），傳來粵海關監督的消息，要與公司大班見面。第二天，廣州東印度公司特選委員會主席哈裡森（John Harrison，約1721—1794）及布魯斯（A. Bruce）就前往海關監督官衙。雙方晤面時，粵海關監督提出第二年就是乾隆八十壽辰，希望所有在廣州貿易的國家能委派兩名成員，前赴北京賀壽。據特選委員會的日誌，粵海關監督特別提出，由於英國是最受尊重的國家，因此想先聽一下他們的意見，再去與其他外國人商議。但哈裡森卻提出，由於北京從來沒有接待過外國商人，恐怕他們的代表在那裡會被扣押，又擔心要向皇帝叩頭。粵海關監督向他們保證不會扣押公司代表，且沿途會熱情接待，費用由官員負責，但向皇帝叩頭是必然的禮節。哈裡森回應說所有體面的外國人都不會同意的，他們只肯以自己國家的禮儀來覲見皇帝。最後，由於粵海關監督要求他們明確回應，布魯斯表示同意去北京，條件是他會得到良好的對待，不會貶低他的地位。海關監督對此很滿意，並表示會向兩廣總督如實彙報。
廣州特選委員會的報告在翌年5月才送到倫敦的董事會，董事會對於廣州方面的處理方式很不滿，馬上發出措辭相當嚴厲的譴責，認為他們的行為是懦弱的表現，錯失讓英國人直接到北京的機會。他們甚至強調，在外國宮廷行使外國禮儀，並不意味著任何屈辱； 最後，他們指示特選委員會要立即回應，並預期可以很快從廣州派遣代表出發。在接到指示後，哈裡森聯同特選委員會向倫敦解釋，他們從沒有正式拒絕派人到北京，只是中國官員最終沒有落實計劃，還告訴一些外國商人無須前往北京。就是這樣，東印度公司失去了從廣州派員到北京的一次機會，但由此又重燃英國政府派送使團的計劃，因為他們認為這顯示北京朝廷是歡迎英國派遣使團的。但從特選委員會的彙報可以見到，原來的邀請只是來自兩廣總督和粵海關監督，北京方面從來沒有任何計劃，準備接待西方人向乾隆祝壽。
英國遣使來華的主要目的是要爭取較好的商業條件，甚至希望能在中國設立使館，並割讓或租借港口。不過，在大部分的討論裡，這次英國政府派遣使團的外交嘗試都被視為徹底失敗，因為馬戛爾尼在熱河覲見過乾隆，呈遞國書並稍作參觀後，便在1793年9月21日匆匆離開熱河，回到北京，且不久即得到暗示，要他們儘快離開中國。結果，使團在10月7日離開北京南下，經過兩個多月的行程，12月19日抵達廣州，最後在1794年1月8日從澳門起錨回國。在離開北京前夕，馬戛爾尼正式以書面形式提出多項要求，卻全部為清政府拒絕，使團沒有達到原來設定的任何目標，更甚的是有使團成員感到遭受很大侮辱，作出這樣的描述：“我們像乞丐一樣進入北京，像囚犯一樣留在那裡，像難民一樣離開。”當然，大使馬戛爾尼和副使斯當東（George Leonard Staunton，1737—1801）並不認為使團空手而回。馬戛爾尼強調使團之行讓清廷上下更好地認識英國，因為他們從沒有見過這麼多英國人，且使團成員的表現一定會帶來好感及尊重，清廷以後對待英國和英國的子民會很不一樣；他們特別強調在離開北京前往廣州途中，先與負責陪同使團自北京南下至杭州的欽差大臣松筠（1752—1835）進行了深入的溝通，然後又與接續陪同的新任兩廣總督長麟（? —1811）商討，取得不少改善廣州貿易環境的承諾。另外也有學者指出，由於使團獲准從陸路南下，有充裕的時間觀察中國，因此，馬戛爾尼使團最大的成果是獲取很多有關中國的第一手資料，甚至勘察了中國沿海水域，繪製地圖，建立有關中國的全新知識，對日後英國政府對華的政治決定以至軍事行動起了很大的積極作用。儘管不同史家對二百多年前的馬戛爾尼使團有著各種各樣的評價和判斷，但毫無疑問，這次訪華事件的確是中英兩國外交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對兩國歷史有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