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以主權在民的理念立國的國體，也是臺灣有史以來，第一個有效地以國家名義在國際間行使主權的國體。以1949年為分界點，兩個階段的民國，既有理念的連續，也有因兩岸之間百年來的複雜關係，以及意識型態的分歧，而出現的現實曲折。
《思考中華民國》從現代化轉型的角度立論，主張中華民國是中西現代化模式的整合，往上回應了王陽明、黃宗羲、王船山等儒者的呼喚，並在十九、二十世紀之際，整合了滾滾西潮帶來的民主體制設想，形成國史上第一個民主體制。本書並從「風土的地緣政治學」、「內在的兩岸性」的觀點著眼，詮釋臺灣與中華民國的內在發展關係，不僅繼承當代新儒家宣言的精神，更反映立足於臺灣的中華民國公民之觀點。

楊儒賓

國立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暨通識教育中心教授。著有《儒家身體觀》、《五行原論》、《儒門內的莊子》、《原儒》、《1949禮讚》、《多少蓬萊舊事》等書，並翻譯及編撰學術論文集多種，也編輯出版了多冊與東亞儒家及近現代思潮為主軸的展覽圖錄。目前從事的文化工作以整編清華大學文物館典藏的書畫墨蹟為主，學術工作則嘗試建構理學第三系的系譜。

在兩岸問題充滿強烈對立的時代，造成兩岸打仗的風險時，難得讀到關於「中華民國」和「臺灣」的獨特觀點，不落入「統一」與「獨立」對立的俗套。楊儒賓的位置很特殊，甚至矛盾：他的學問異常豐富，歷史包袱不輕，傳統儒家思想深厚，但卻因為如此，加上對當代西洋哲學思想的深入探索，才能超出一般的軌道，從獨一無二的新奇角度看這一複雜的問題。
——艾皓德（Halvor Eifring，挪威奧斯陸大學中文教授）

統獨之爭似乎已成為當代臺灣政治無法化解的爭論，本書作者試圖提出一個「以中華民國為方法或理念」的化解之道。作者將「中華民國」同時視為文化論述與政治論述：「中華」代表繼承儒家傳統的文化方向，「民國」代表指向未來的憲政體制。本書可視為作者《1949禮讚》的續篇，關心臺灣前途的人應一併閱讀。
——李明輝（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作者將「中華民國」理解為一非本質主義的功能性存在。在方法論方面，以「本質在時間中朗現」，恰似海德格 「在世存有」的取向；在內容方面，對人物互動和事件連結的論述，展現了阿馬蒂亞．森透過「豐富描述」將歷史陳述與文化思理合成奇妙的糾結。作者雖自侃在面對「江天如墨」的困局下，只有「雞鳴幾聲」而已，但讀者若能有所體會，當可聽到這是白駒於空谷中傳來的幽音。
——馮耀明（東海大學哲學系教授、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榮譽教授）

序言
 
本書從儒家現代化方案的視角著眼，聚焦「中華民國」一詞，探討中國現代化轉型的難題。上世紀七○年代，國內的一些社會學者曾較密集地討論過中國的現代化問題，他們的討論具體多了。本書相較之下，頓形空疏，空疏還要談，只因儒家的世間性格特濃，世間責任的承擔是儒家核心的價值。儒者應該從十七世紀起，即已碰到巴舍拉（Bachelard）所謂的認識論的障礙，但也不能不對中國沉痾已久的政治與社會問題提出了嚴肅的叩問。今日的學者論及中國現代性這個重要的議題時，如果能想及明清之際的儒者的呼聲，也想及清末民初有志之士對明清之際儒者的呼應，拉開距離，重新定位儒家價值體系與現代化議題的關係之框架，我們似乎可以形成更合理的中國現代性的圖像，也可以將儒家安置在更恰當的位置上。
本書的敘述沿著雙線進行，也就是從海峽兩岸的視角分別進行，雙視角是本書作者反思國家處境的意義時，因近世歷史命運推動下自然衍生出的軸線。但兩岸性的構造或許不僅限於近世臺灣，而是明鄭以來的臺灣史的演變，都是在臺灣內部因素以及兩岸之間關係的交錯中進行。一種現象，可以有各種解讀。對臺灣的思考確實可以從內部性的視角定位，也可以從大航海時代此框架下的移民島嶼的觀點看。本書則是從共在性的兩岸關係性省視，因為本書作者認為臺灣四百年來的重要歷史事件之發生與影響，都不能只從臺灣內部的視角解釋之，這是文化風土的地緣政治學的視角。本書作者認為關係即是臺灣的本質，而臺灣與周遭世界的各種關係中，兩岸的關係性應當是臺灣最重要的歷史性格。
本書的焦點不在探討史實的中國，而是解析在現實中折射出的理念中國，摸索至今，本書作者相信不論爾後大中華地區的政治怎麼演變，具有文化風土基礎的憲政民主體制乃是合理的政權該有的核心的內涵。在此認知下，作者介入了中華民國的成立、新文化運動、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共產主義革命、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的中華民國政府遷臺這些歷史事件的解釋，這些歷史事件構成了「中華民國」這個符號實質的內涵。中華民國是進行式，它的本質在時間中朗現，它的意義具體化於上述這些事件，它們都指向了歷史上發生了而且目前仍持續發揮巨大力量的作用者。這些歷史現象的具體內涵每一項都超出了作者理解的能力之外，本書也無法在原有的敘述外增加多少的知識。但透過中央研究院一位朋友所說的調整視角，重立框架，視野就此展開，也許兩岸關係的重新定位是柳暗花明的又一村。
本書的思考是順著晚明儒學發展自然形成的視角，論述中有較強的詮釋以及批判性格。藉著知識考古學的形式，重構「中華民國」在形成期與演變期的關鍵時刻的知識內涵。本書認為中華民國是中西兩種現代性混合的寧馨兒，它在現代史的命運雖然特別坎坷，但百年來中華文明政治發展的意義卻又僅能於此爭此一線。如果借用竹內好的語言形式加以表達的話，本書應該說是以「中華民國」為方法，藉以批判實體的中國，並重構現代中華文明該有的圖像。事實上，《作為方法的中華民國》原是本書作者想要用的題目，但徵詢一些朋友的意見後，考慮到讀者接受的效果，放棄了。
此書原不在作者預期的撰述計畫之內，但也不全是偶然。十年前，辛亥革命發生一百年後，本書作者承擔國科會推動的「中華民國百年人文傳承大展」計畫，這個計畫是該會人文處成立以來唯一推動的大型而且對社會公開的展覽計畫。在該計畫中，筆者提出了雙源匯流的觀念，亦即臺灣當代人文學術的內涵當同時照顧到一九四九年之前的臺灣島內的傳承以及一九四九之後匯入的中華民國的學術資源。既然承擔了計畫，也就該承擔起計畫的歷史效應的責任，爾後作者的學術生涯即半推半就地捲入一些較宏觀的文化論述中，自苦苦人。但身為公民，總希望能給我們的國家一個較好的定位。
本書的論點其實卑之無甚高論，但每個人對自己認同的價值理念難免有更深的情執，也希望能提供另一種理解我們共享的生活世界的視野。雖然明知當代是個道術為天下裂的時代，認同創造了真實。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每個人腦中往往有自己的共同體的圖像。道家與佛教認為沉默也是一種詮釋，高道與禪師常以不鳴鳴，他們的「言無言」極有智慧。也許無言、靜觀、等待也是學者可以自處的模式，時之義，大矣哉！但「中華民國」到底是目前國人不論政治立場如何，比較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約數。失掉了這個政治符號，我們不容易找到一個可以整合島嶼內部並對話兩岸關係的框架。面對江天如墨，方位迷離的困局，人文學者雞鳴幾聲，誠實的表達出自己所思、所感，以就正於朋友與國人，未必不可理解。他如希望在遙遠的未來，能於更遙遠的無何有之鄉，有機會就正於書中主要人物的黃宗羲、王夫之、梁啟超、孫中山、林獻堂、蔣渭水、牟宗三、徐復觀諸先生，這樣的期待應該也是合理的。
本書的論文大體近年內寫成，除了導論、結論、附錄外，個別的章節草稿分別在中國現代文學學會研討會、臺灣大學的五四運動百年紀念會、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成功大學的成功人文講座報告過。較完整的全書架構則分別在政治大學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儒家與當代中國」講座以及香港中文大學的「新亞儒學」講座呈現出來。本書最後的樣貌是奠定在三場工作坊演練的基礎上，一是紫藤廬四十週年「大台灣史觀論壇」，二是中山大學文學院「《思考中華民國》國際論壇」，三是政治大學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二○二一年年會「《思考中華民國》與台灣新世代的文化認同」工作坊，也就是全書的底稿被三度全面的檢討過。相較於作者以往的著作，本書內容對學界報告的次數相對地多了許多，溝通理性的祕密在於多溝通。議題多談幾次即熟爛，大概沒有什麼敏感性了。此次出書，對全書文字作了些修正，以期稍堪一讀。
附錄〈島嶼的和與戰：兩種地緣政治學之爭〉一文，原為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二○二二年主辦的高峰論壇「在死神的陰影下：戰爭的文化省思」之講稿，因內容與本書主題相關，所以蒐羅進來，以供參考。
感謝上述會議、論壇或講座的主事者的邀請，以及與會學者提出的問題與交流。尤其感謝下列參與檢證本書議題的朋友：周渝、傅大為、林月惠、李明輝、林慧峯、潘正德、孔令信、張健豐、蘇永欽、施正鋒、杜繼平、馬愷之、蕭高彥、陳芳明、何乏筆、賴錫三、莫加南、錢永祥、齊慕實（Timothy Cheek）、張崑將、楊孟軒、王大為（David Ownby）、徐啟軒、陳柏旭、愛德溫麥克森（Edwin Michielsen）、陸敬思（Christopher Lupke）、鍾稚維、瑞貝卡卡爾（Rebecca Karl）、張倫、史竣（Craig Smith）、盧正恒、王德威、林遠澤、葉浩、李維倫、李雨鍾、梁靧、林淑芬、葉先秦、廖咸浩。也要感謝蔡岳璋博後、蔡錦香助理耐心協助書稿校對編輯。

導論：從原點出發的思考（節錄）

一、國體如何成為思考的對象

「中華民國」怎麼變成思考的對象？「中華民國」不是一般的知識語彙，如何思考它？它為什麼要被思考？
「中華民國」是在複雜的中國現代史中出現的政治的概念，這個概念出現以後直至今日這段時期，意識型態鬥爭激烈，人民認同的對象南轅北轍，此國體被接受的情況也就不一樣。有一種政治主張（甚至不止一種）認為它早已是歷史的概念，屬於過去，它存在於一九一一年至一九四九年之間，享壽三十八年。它目前縱然可以用非國家性質的名稱存於世，但治權已和東亞洲大陸名為中國的版圖不相干，其存在在國際上是《莊子》一書中所說的沒有面目的渾沌甚或魍魎，它踏不出臺灣這塊島嶼，它已無涉於現實世界。
本書說的「中華民國」當然和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後成立的國體密切相關，也會涉及一九四九年以前它在大陸時期的表現，但本書不是將這個概念視為既成的國體的述詞，也不會將它局限於主權與治權相合的三十八個年頭的那個國家，「過去式的中華民國」也不是本書支持的論點。也就是本書不是史學的寫法，目前有關「中華民國」成立的史實之研究已汗牛充棟，本書在這點上不可能有任何的助益。
「中華民國」一詞也可以指向一個仍在島嶼上發揮作用中的政治學意義的國體，它擁有「臺澎金馬」及南海上一些面積極小的島礁之領土，有兩千三百萬人口，它擁有領土、人民、主權這些構成國家概念的條件。雖然現實上，有一位和它有國號相似而內容不同的政權與之競爭，而且政經勢力顯然大多了，也得到聯合國及世界主要強國的承認，「中華民國」的內涵遭受到激烈的衝擊。但縮小的規模仍是規模，它仍有現實上施力的範圍以及理念上籠罩的區域。至少在目前華人世界，有人噁心吐血地討厭它，有人心不甘情不願地使用它，有人不能公開地暗戀它，也有人赤心忠膽地擁護它。一言以蔽之，它仍是現實的存在。
本書說的「中華民國」也不是現實政治這個層面的用法，雖然「中華民國」和「臺灣」這兩個詞語是本書的核心概念，在本書的後半部，兩者的交涉更多，但本書的重點不在「中華民國」治權所及的現實領域的內容，而是理念與現實交涉的義理結構。目前社會科學領域的著作與一般的大眾媒體對現實政治的中華民國已有數不清的討論，本書在這點上也不可能有任何的貢獻。
「中華民國」是二十世紀新世紀出現的新的概念，首先用者或說是梁啟超，或說是孫中山、章太炎。詞語最早出現的年代總會隨著新史料的出現而有所更正，本書無意也無能作這種追蹤的工作。但我們可以確定作為一個重要的思想概念，它的出現總是在悠久的君主專制體制受到嚴重的挑戰與質疑之後才會出現，而這個新舊中國政治體制大變動的時期，也就是梁啟超所說的「新中國的第一章」當是戊戌（一八九九）變法時期，往前稍加挪移的話，則是發生甲午戰爭與乙未馬關條約的一八九四—一八九五的時期。之前，已受到西方帝國主義勢力入侵的清廷仍處於自大的狀態。如果我們以一九○○年新世紀的開始當作一種功能性的概念，「中華民國」的種子在此時期生根發芽，這樣的設想未嘗沒有方便處。因為清廷此年惹出八國聯軍的巨變，朝廷的尊嚴繼六年前的甲午戰爭後再受重創，隔年清廷下令變法，朝野才有較一致而嚴肅的變法之議，中國現代史的步伐急遽變速。變法總脫離不了「立憲」這個關卡，而「立憲」自然又脫離不了對國體的解釋，「中華民國」一詞的出現離不開這個歷史的大框架。
本書雖然關注「中華民國」的理念遠勝於此詞語的出現，但此詞語的出現還是提供了我們對於這個詞語所指涉的國體之理解。「中華民國」的意象和被國府尊為國父的孫中山連結很深，這個詞語的出現和傳播也和孫中山脫離不了關係，一九○三年在〈東京青山軍事學校誓詞〉，孫中山便提到「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兩年後，這個誓詞又出現在同盟會的誓詞中。一九○六年，《民報》創刊一週年，章太炎在紀念祝詞，以及孫中山在大會上演講，即正式提出「中華民國」一詞。但在文化上賦予「中華民國」正當性基礎的，當是章太炎一九○七年發表於《民報》的〈中華民國解〉一文。比起孫中山的文字之精簡，章太炎的〈中華民國解〉的結構汗漫無涯，文字古奧，造詞奇特，在革命時期，此文自然會引發注意。章太炎此文排滿的民族主義情感可想而知，但此文的目標其實指向可以含攝中國境內各民族的歷史經驗的中華民族主義，中華民族是「文化之族名」，而不是局限於漢族。章太炎的「中華民國」建立在文化傳承而不是血緣的基礎上，這點是可確定的。
章太炎以排滿出名，但他的民族主義還是繼承了儒家以文化而非血緣分辨夷夏的傳統。如果革命派主導人物的章太炎之民族主義需仔細辯證的話，君主立憲派的梁啟超對民主政體也未嘗沒有欣賞之處。事實上，提出與「中華民國」一詞相近，而內容更易了解者，即是梁啟超於一九○二年撰寫的〈新中國未來記〉。在此幻構的小說中，梁啟超提出了「大中華民主國」的構思，而且居然很巧合地幻構出一位名為「黃克強」的領袖人物。〈新中國未來記〉裡的國體有由君主制過渡到民主制的設計，實質上和他後來主張的「問政體不問國體」之說相貫連處，也許還激進些。我們追究「中華民國」一詞的成立史，發現革命派與立憲派都有貢獻，這樣的現象或許不是無意義的，它可能提供了一條值得留意的線索。
這條線索意味著「中華民國」的成立不能限於革命派的範圍，雖然梁啟超和孫中山、章太炎在二十世紀的歷史舞臺上是以政敵的面目出現，但本書認為「中華民國」的理念意指「立基於中華文化風土上的立憲民主政體」，在以下的篇章中，此義會不斷地出現。就此義而言，章太炎所屬的激進的革命團體與梁啟超所屬的緩進的立憲團體雖然在民國成立前後都有強烈的競爭關係，但立憲派與革命派對新興的「民權」理念與「中華」的文教傳統都有共同的承諾，兩者在理據上可以沒有嚴重的衝突。革命派在民國一成立後，就不再倡言民族革命，而代之以「五族共和」之類的語言。立憲派的梁啟超在民國成立後，即矢志民權，當民國面臨兩次的復辟危機時，他兩度搶救了中華民國，可為明證。他們分享了共通的政治理念，在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爆發時期，他們事實上也同時促成了中華民國的成立此歷史時刻的到來。
中華民國既是現實，也是理念，本書的內容自然不能不關連到現實，但更關心理念的規範意義。更恰當地說，本書意在往本源探索，對構成這個政治實體的理念作批判性的反思。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的大變局比起中國歷代的改朝換代，有一點極大的差異，此即二十世紀的一九一一及一九四九兩次大的政治革命都是經過激烈的理念的衝突才產生的，意識型態在型塑新國家的過程中，扮演鞏固新建築的鋼筋水泥的角色。反省這個國家的理念也就是檢證它成立的正當性基礎，反省這個新興國家的理念出現在現代史的意義也就是依這個新興國家的理念作為判斷現代史重要事件的規範依據。
本書首先要問：作為一個在歷史中呈現出的理念，中華民國作為國家的概念在悠久的中國史上到底有何獨特的意義？「中華」與「民國」的連結如何呈現的？換言之，我們如何理解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意義？
其次，中華民國自一九一一年成立以來，它面臨最大的挑戰是一九四九年十月的共產主義革命。共產主義是二十世紀席捲世界的重要思潮，由於共產主義對世界有不同於自由主義者，也有不同於文化傳統主義者的想像。它的革命創立的國體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有嚴重的競爭的關係，這場共產主義革命給中國史帶來什麼新的內容？它如何發生的？這個問題也就不能不浮現上來。
本書思考的第三點焦點在於中華民國與臺灣的關係。正常國家的存在狀態是主權與治權的合一，但現實的中華民國治權所及的區域局促於臺澎金馬的板塊，國家的國號與這個國號涉及的內容有嚴重的落差。臺灣這塊島嶼需要承擔中華民國這個符號所背負的中國之責任嗎？政治上名實不符的現狀能否變更或如何變更？這個問題也就不能不出現。

序　言
導　論 從原點出發的思考
一、國體如何成為思考的對象
二、新體用論的問答邏輯
三、公民資格與良知主體
四、兩岸性與正命原則
五、結論：從原點出發
第一章 儒家的現代化別裁：第一種新文化運動
一、前言：新文化運動光譜再議
二、五四運動時期的儒家文化圈
三、戊戌儒者：新中國也是新文化運動的第一代
四、主體的深化：梁漱溟與熊十力
五、道德主體對上科學主義：人生觀論戰的意義
六、憲政民主之說：從梁啟超到海外新儒家
七、結論：政治制度最終的型態
第二章 舊邦新命：中華民國的理念
一、前言：混合的現代性
二、新三民主義與先行者的圖像
三、孫中山的民主論與儒家源流
四、中華民國的國父：一位？兩位？零位？
五、跨越民國史範圍的思考
六、結論：納立憲派於中華民國，納中華民國於中華文教之統
附錄：各省諮議局議長、副議長人名、功名一覽表
第三章 革命文學的興起：個性與階級性的消長
一、前言：筆打敗了劍
二、渾沌中無根基可立的個體主義
三、革命文學與紅色太陽的升起
四、別了，親情
五、結論：超越對立的兩極
第四章 革命動力學：光、影與土地的神話意識
一、前言：革命成功的神祕
二、摩羅與幽暗意識
三、漆黑一團的生命大流
四、幻光魅影
五、依靠這一片黃土
六、甦醒的神話力量
七、結論：光影的辯證
第五章 時間開始了：一九四九年的兩場歷史巨變
一、緣起：百年風雲兩巨變
二、時間開始了，「人類歷史以來」的視角
三、重新界定「人民」與「共和國」，告別自由主義
四、重新界定「中華」，告別封建中國
五、什麼樣的中國？以新儒家學者分裂的選擇為例
六、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中華民國理念與臺灣主體性的同時完成
七、結論：「兩種中華與兩種民國」之後
第六章 在水一方：日本殖民時期臺灣反抗運動的中華文化元素
一、前言：風波兩岸
二、轉型的遺民：莊太岳與連橫
三、儒紳的現代化轉型：以林獻堂為例
四、從孔孟到孫中山：蔣渭水的證詞
五、建立在文化傳統上的階級意識：王敏川的案例
六、結論：內在的「在水一方」
第七章 兩岸共鳴的儒鐸聲：徐復觀與臺中學人 3
一、前言
二、從遺民到臺中學人
三、莊垂勝的獨特地位
四、百年儒學兩盛會
五、結論
附錄：一九六七—一九六九年《葉榮鐘日記》裡的徐復觀
第八章 遲來的兌現：一九四九後的民主建國工程
一、當代的「一九四九」反思
二、辛亥與五四：未完成的革命
三、紅星照耀下的新中國
四、中華民國與辛亥革命的理念
五、忠誠的反抗：以「中華民國」理念校正「中華民國」政府
六、另類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之省思
七、結語：仍進行中的民主建國
結　論 在中華與臺灣共生的基礎上
附　錄 島嶼的和與戰：兩種地緣政治學之爭
一、前言：和戰的深層依據
二、季辛吉與兩種地緣政治學
三、臺灣島史觀與本土的理念
四、臺灣的文化風土性
五、結論、和談之戰：兩岸局勢的辯證發展
後　記
參考書目
人名索引

第一章 儒家的現代化別裁：第一種新文化運動
一、前言：新文化運動光譜再議

五四運動在動盪的二十世紀中國具有特殊的地位，但五四運動如何定義？它的內涵為何？卻不是沒有爭議的。正如許多研究已說過的，我們現在所說的五四運動的內涵有二，一是發生於民國八年五月四日的那場遊行示威運動，這場因山東問題引致的愛國運動誠然是可以紀念的，因為它確實引發了學生、商人等罷課、罷市的行動，喚起了相當規模的全國性的響應，五四可能是第一次具有現代社會性質的市民社會運動。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爆發以來，累積了八十年的國族存亡意識與民族羞辱感，在此運動中得到了暫時性的紓解。這個政治意義的運動往往和「愛國」、「民族主義」的概念連結在一起。在風雲動盪的年代，五四愛國運動和二十世紀中國主要的政黨國民黨、共產黨爾後的發展之關連相當密切，它的形象也就相當突顯。
但「五四運動」這個詞語更重要的意義應當不只是愛國性質的，它另一個涵義指向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發生的時間要提早，主流的論述是從更早的《新青年》創刊（一九一五，原名為《青年雜誌》）開始算起，它後來借著各種歷史機緣，五四愛國運動是其中爆發力極強的因素，向外擴展。《新青年》加上五四愛國運動，引發了各種新興的思潮。這波新思潮的規模宏大，內涵複雜，它的內涵和五四愛國運動的內容原本性質不同，但就歷史影響而言，卻又犬牙交錯，難以切割，因此，也被冠上了「五四」這個頭銜，由此而有「五四新文化運動」之稱。但它的下限要斷至何代，所謂的新文化的性質為何，似乎很難有一致的共識。事實上，它的起源要從何時開始算起，也還可討論。
「五四新文化運動」一詞如果由《新青年》創刊算起，那麼，它發展的軌道可說是由文學運動發展成遍及各領域的新文化運動，它的光譜甚廣，顯然不能局限於狹義的文學或政治的議題，但由於五四運動發生於近代中國極動盪的時期，國人自鴉片戰爭以來一連串的歷史創傷所凝聚成的尋求出路的意識極濃，因此，政治的關懷不能不是此運動核心的一環。事實上，新文化運動後來雖然在文學、戲劇、美術、音樂、法律諸領域分途發展，但由於二十世紀中國始終處於動盪的漩渦，政治的關懷不能不構成中國現代文化的核心議題。這種政治關懷因為中國近代兩個主要政黨—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都帶有濃厚的意識型態，也都是具有濃烈的集權主義的剛性政黨，也都受惠於五四運動所帶來的群眾運動的力量，因此，更使得新文化運動承載了極重的政治內容。新文化運動—五四愛國運動—共產黨成立—北伐—抗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華民國遷臺，這一連串的事件層層相扣。百年來，國、共兩黨的分分合合，甚至一九四九之後兩岸分治的民國與共和國之爭，都不能不追溯至新文化運動的開展。
五四運動雖源於中國代表團在巴黎和談時，談判山東問題的失敗所致，但它承《新青年》開啟的批判之風，後續發展所關連的議題顯然複雜而多元，絕不是一兩個題目所能限制。在「革命」、「打倒」的口號層出不窮的年代，五四運動之所以長期成為運動的典範，沒被後起的一連串運動事件所取代，正因它的內涵的豐富。其中「民主」、「科學」的口號更被視為具有主導性的目標，作為「民主」、「科學」代稱的「德先生」與「賽先生」甚至成了一時的流行語。這兩個詞語的流行絕非無故，它們無疑是「救亡圖存」此一迫切的時代命運下的產物，而這個產物的發生是有極深的歷史源頭的，百多年來中國歷史病痛的癥結被歸結到科學的不昌明與政治制度的不良，對「物」與「政治」的反省成了聚焦的意識。「科學」連結到對「物」的處置，「民主」連結到對「政治」的安頓，人的存在基本上是在「物」（或器物）與「人」所環繞的生活世界展開的，「民主」與「科學」的口號因此既回應了時代的需求，也與人的具體處境息息相關。
「德先生」、「賽先生」兩詞語的流行預設了東西文明交流、衝突、融合的劇情，這兩個詞語所代表的文化長期被視為是舶來品，是中國自鴉片戰爭後一步步地開放自己，一步步地向國外借鏡的結果。此開放的步驟先見於器物層面，接著是制度層面，最後是更宏觀且更精緻的文化層面。中國一步步地退讓，同時也就一步步地捲進西方現代性的大浪潮中。在五四愛國運動前八年發生的辛亥革命、中華民國成立，可以視為近代歐美自由主義衝撞中國的產物，中華民國此符號後面有美利堅合眾國、法蘭西共和國的革命的印記。至於在五四愛國運動發生兩年後，中國共產黨成立，則是伴隨蘇聯革命—五四運動這條歷史線索更徹底的發展。至少從中國共產主義哲學家的觀點看，共產黨的成立是五四運動的寧馨兒，是新文化運動必然的產物，也是中國人民在摸索歷史前途的過程中，經由對中國的封建主義文明與對西方的資本主義文明的雙重揚棄所尋得的正確南針，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是共產主義理念的具體化。共產黨的革命運動是以既反傳統也反西方的另類西方意識型態被引進中國的，我們探討當代中國思潮時，這是條不可能跨過不論的線索。
但五四新文化運動由文學革命發展到各領域的文化運動時，尤其文學革命本身異化為革命文學的主張時，人的概念或個體的概念或主體的概念，也產生了極大的變化，我們可稱作人觀或主體性的變化。人觀或主體性的問題所以會成為一個時代的重要課題，當然和意義是人文的核心範疇，而新文化運動面臨價值結構的解體有關。意義解體的心理需求帶來了人生意義、文化走向的相關問題，這種人觀（主體性）改變引致的議題其實也貫穿了五四的行程。大體說來，在文學革命時期，自由主義的個體性的人性觀是指導力量；一入革命文學的階段後，共產主義的階級人性觀則成了主流。周作人的〈人的文學〉一文所以在文學革命時期的名聲那麼響亮，被視為新文化時期到來的鳴槍一響，原因即是此文提出了主體性質的人觀的問題。廣義的五四運動時期出現的國民性問題、人生觀問題、東西文化性質的問題等種種的爭辯，可以說都是人觀議題的亞型。五四運動所以會發生這麼重要的影響，我們很難想像沒有人的概念的轉變或深化作為前提。
本文說的五四運動有時指發生於一九一九年的狹義的愛國運動，有時則指廣義的新文化運動，這兩種意識的五四運動可因文章脈絡而自然呈現，不再特意分別，但主軸將是新文化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學運動有密切的關係，新文學運動可以視為新文化運動核心的一環。新文學運動所牽涉到的人觀的改變，也可以說是主體性觀點的改變，不能不說是新文化運動的核心議題。如果我們以民主、科學、人觀（主體性）三者作為新文化運動核心的議題，其他重要的議題視為這三個核心議題的子議題，或是繞著此核心展現出的相關議題，這樣的敘述或許距離真實的圖像不會太遠。
民主、科學、人觀這樣的議題在二十世紀早期的中國出現，它不可能沒有帶上那個時代的印記，也就是它不可能沒有特定的歷史內容。但我們現在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了解往往受到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及以李大釗為代表的共產主義者的影響，「新文化」的內涵因而帶有明顯的自由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印記。然而，論及「新文化」一詞，它總是對應著「舊文化」或「傳統文化」而起的，這個詞語預設了如何看待傳統文化的問題，從本書的關懷來看，則是預設了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也就是現代化的問題。中國現代化的轉型工作乃因十九世紀海運東來、中西嚴重衝突所引起的，我們很難不考慮承載衝擊力量的中國文明對這些新興因素的回應是否具有路線的意義。
本文認為這樣的路線確實是存在的，而且發生的時間要早，根源要深。所謂根源深，如下文將指出的華夏文明是前詮釋的先行構造，它具有詮釋的優先性。文化傳統主義這條路線如果沒有更重要，至少沒有理由被自由主義或共產主義的路線所掩蓋。本文稱呼建立在中國本土上對新興歐美文化的回應之新文化運動模式為文化傳統主義模式或儒家模式。換言之，儒家的價值體系是複雜的組合，它也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環節，它既有被新文化運動批判的成分，但也有批判其他模式的新文化運動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