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漢文小說的發生與衍變14-19世紀（簡體書）

本書以越南漢文小說為主要研究物件，從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下對越南漢文小說的擬效模式進行考察，從文學發生學的角度進行研究。研究發現古代越南漢文小說發生與衍變的基本路徑包括將中國古文獻記載進行想象性創造、借用中國歷史演義的模式、整體移植個別置換地分解化用、與本土傳說故事相糅合等。本書嘗試揭示中越文化在交流中融會相生的生命力所在，考察越南文學的發生、流傳與變異，及其歷史文化語境，探究越南本土民族文化的重構與文學文本生成的源流。

李志峰，男，1972年生，廣西人，廣西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從事比較文學等研究，主持一項部級項目，參與兩項項目和一項省級項目。
龐希云，女，1958年生，廣西人，廣西大學文學院教授。主持廣西社科項目和教育bu社科項目，出版著作兩部。

本書賣點

選題基於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下的文學文化轉換創新變異現象的研究，是一本專業的學術著作，越南漢文小說研究領域近年來受到學術界的關注，書稿的寫作有諸多思考價值：一是在此視域下嘗試讀解越南文學文化自身的建構問題；二是對中國文學文化對東南亞影響研究的拓展與深化，從創變之中揭示人類優秀文化互相借鑒，融合發展的歷史規律；三是可以從文學文化視角為“現代性”提供反思——探討“現代性”區域話語建構的文化機制。

編輯推薦

本書聚焦越南漢文小說，以文本細讀、比較等方式，深入分析了越南漢文小說的創作者對中國小說原作的模仿、變異與創新，並將之歸納為“幻”“化”“借”“代”“糅”等五種方式。在考察研究中越文學文化的發生、流傳與變異，以及越南漢文小說生成衍變發展的歷史文化語境的同時，探究越南本土民族文化的重構與文學文本生成的源流，發現越南漢文小說發生發展進程中的“中國線索”。

序
 經由中國的視界：越南漢文小說的演進及其現代貢獻（節選）
走近越南漢文小說，只是一個偶然。雖然在意識中知道，中國與周邊國家從古至今就有著極為深遠和豐厚的文學、文化交流淵源，並形成了特有的“漢文化圈”。但這樣一個延伸，是如同水墨畫中收筆之時未加控制的線末，是暈染開來的墨色，還是新展開的一幅畫卷？這個閱讀所帶來的想象開始之後，便成了想象本身的繪圖，帶來一個又一個問題和新的想象：這樣的“延伸線或墨暈”的意義在哪兒？或者還會接著追問，它真的有意義嗎？如果成了一幅新畫，那麼新與舊是如何關聯在一起的？假設再在上面疊加一幅油畫，它們是否截然不同？抑或是這不再是異同的問題，而是關於“文化生命”的創造問題？……諸如此類，延伸的想象成了問題，問題又成了想象——於是，想象與提問也就成了同構。
中越文學、文化長時間地交往與傳受，過往的研究陳述了豐富的歷史與文學、文化現象，即文學、文化的交互影響，涉及文化適應、文化移入與文化拒斥等內容。與此同時，這給後續的研究提供了扎實的基礎，並為一些新的質的特性研究延伸出新的空間：這樣的交互在共時性與歷 時性上呈現出什麼特性和文化轉譯策略？在區域與民族文學自身建構過程中又呈現出什麼特徵？在關於“現代化”“現代性”等概念討論紛爭而不決的新時代，這種規律性是否可以提供新的鏡鑒？……這一系列問題既與文學交往、文學傳受等問題相關，又與當下新時代的社會、政治與文化問題緊密相關，深化其研究，對一些懸而未決的文學、文化問題都將產生具有開拓性的認識。

一、鉤沉與稽弘：中越文學、文化的歷史與當下
越南古代社會與文學、文化發展有深厚的中國淵源，越南漢文小說作為越南古代文學的主要成就，在其發展過程中，展現出對中國文學、文化傳統的模仿與變異特徵。越南漢文文學發端於公元 10～12世紀，興盛於 13～ 14世紀，繁榮於 15～ 18世紀中葉， 18世紀後期至 19世紀中葉達到鼎盛，後從鼎盛走向式微。“進入 20世紀，西方文化對越南的影響日益滲透，但在這裡沒有吹走東風，而是在民族悠久文化傳統的基礎上，我們隨時準備接受西方文化的精華。 ”在越南文學近現代轉型過程中，這種淵源對其近現代文學、文化的轉向依然發揮著重要作用。
作為中越文學、文化關係的重要載體，“越南漢文小說”以一個“嶄新”的研究領域，走入學術界的視野。這裡所謂的“小說”並非現代意義的小說，而是“想象性的抒情或敘事書寫”。 
在中國大陸對越南漢文文獻進行系統化收集整理之前，中國臺灣地區的學術界已進行了相關的文獻整理和研究。 中國臺灣地區的學者更早地走出這一步，也使我們意識到文學研究的特殊視角所帶來的意想不到的新識。鉤沉史料，道古稽今，言遠合近，讓我們對中國古代—近代—現代的進程的聯繫與認知有了新的孔徑。
漢文文獻在越南當代社會科學研究中也日益突顯其重要作用。越南漢喃研究院近十年來對漢喃文獻的收集整理和編譯出版日益增多。
二、出走與往返：模仿與變異中的開拓
在保存、出版越南漢文文獻的基礎之上，學者們展開較為廣泛的對越南漢文文獻的研究，以越南漢文小說研究為顯著。
越南漢文小說，是“由長期深受中國漢文化濡染的越南人民用漢字創作的，主要反映越南的民族精神和風土人情的小說作品” 。越南漢文小說是漢文化整體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越南文人長期受到漢文化的熏陶，深受漢文化浸染，極大程度地沿襲著漢文化思想觀念，同時又具備百越民族的本土特色。因此，在越南漢文小說中不僅可以看到漢文化的影響和中國古典小說的模式，同時又有文人的改編和創新，呈現出異國特色。目前，我國學者的研究中，也在總體上呈現出挖掘越南漢文小說中漢文化觀念的蘊涵和對中國古典小說的模仿、創新的研究狀態，並涉及一些越南本土特色的顯現。
起初，研究者的注意力從漢文乃至漢文化的影響開始，側重於對漢文化淵源的研究。越南漢文小說受漢文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思想觀念上，如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道教思想在作品中的蘊涵，研究者關注越南漢文地方文化展現出的中國文學意識；二是藝術表現手法的借鑒，在人物、情節、結構和語言運用上，如小說的敘事方法、題材的借用等直接對中國古典小說進行模仿和繼承。
隨著研究的深入，研究者意識到越南漢文小說雖然深受漢文化影響，但也具備一些民族特色。目前的研究成果在探討越南民族特色時，大多是在漢文化的語境下提出它具備的民族特色，單獨對小說中越南本國民族特色的研究較少。正是出於模仿和繼承的原因，然會避開某些越南人所不熟悉的中國文化，而融入一些本民族的思想和文化風俗，以迎合越南讀者的欣賞趣味和實際。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學者們還看到了文學所蘊藉的由民族文化上升至普遍情感的現象，而這種感情不受國界和民族的限制。一方面這意味著作為文學的普遍適用的基本規律，另一方面也講述了中越文學、文化交融過程中的“世界性”特徵——如何從“民族的”走向“世界的”可能。 
從以上的文獻保存、出版與越南漢文小說研究現狀來看，盡管有不少成果，但也有許多新的深化研究的可能：一是當下研究者所言之“小說”，多以西學自 20世紀初傳入中國之文體觀念為藍本，以往眾多學者又常以此限制中國古代文學之研究，已是流毒匪淺。二是對越南漢文小說的研究中，不論中國，還是越南的研究，在具體研究過程中，或多或少都難免陷入韋勒克的言筌：以草率的比較扼殺了文學傳統的多樣性，並強加上某種統一性，從而武斷地表達本民族文學的優越感。一旦將本民族文學與“他者文學”作具體的比較研究，可能自覺不自覺地表現出民族主義的立場，有意無意地將本民族文學和文化置於比較優越的位置上。正是基於這一原因，研究方向上一方面集中於研究影響在於“中國文化淵源”這一立場，或將此延伸到“西方政權的進逼，是導致東亞漢文圈寫作和漢文文獻衰落的主要因素” ，強調了影響的作用，而忽視了越南民族性的發展與建構。如何才能走出這一困局，成為當下研究越南漢文小說的一個關鍵性問題。
由此，整個越南漢文小說的發展興衰呈現出三個特點：一是與中國古代文學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種緊密的聯繫，有同時期所受中國文學影響的橫向關係，亦有整個發展過程中歷史的縱向影響；二是從影響的文類及故事內容看，不僅僅局限於中國南方與越南臨近的影響，而是與中國整體地域的故事發生廣泛的關聯；三是這樣的影響並非只顯示了越南古代文學發展的被動性，而是同時顯示了其變異創新的基礎與潛力。

三、越南漢文小說的現代貢獻
作為“古代”越南文學重要內容之一的越南漢文小說（另一重要內容則為漢文詩歌），如何走向近代與現代，也構成研究與探討越南漢文小說的一個重要的問題意識。對於走向的探討，則必然涉及什麼是“現代”的。關於“現代越南”的認知，美國魁北克大學蒙特利爾分校歷史學教授克裡斯多佛 ·高夏（ Christopher Goscha）在其 2016年出版的《現代越南》（又譯《越南：世界史的失語者》）中認為，“透過這種斷代做法，訂定時空框架，將越南的一切現代化成就歸功於西方殖民主義，會帶來某些重大問題。首先，這麼做等於將越南從歷史上一分為二，一是‘殖民前’或‘法國統治前’的越南，一是更加詳盡得多、走向‘現代化’的‘十九到二十世紀的越南’。其次，認定現代越南因法國在一八五八年入侵而揭開序幕，我們將見不到早在法國入侵以前已經存在的複雜歷史現象，見不到造成一連串‘新越南’、變化多端的‘失落的現代’或‘多元化現代’ ”。在高夏看來，儒家觀念及其衍生的政治制度和民族文化，是中國、韓國與越南現代化的重要成分。
與高夏的認識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是，日本著名漢學家、中國思想史學家溝口雄三在《作為方法的中國》裡，談及一個有趣並充滿悖論的現實：日本人對歐洲中世紀的閱讀興趣是以對歐洲近現代的印象為媒介的，而對於中國古典的興趣，卻與中國的近現代毫不相關。溝口雄三引述了同時代的一些日本學者，特別是引述竹內好在《中國近代與日本近代》裡談及的兩條近現代化的路徑：轉向型與回心型，二者的區別就在於如何基於自身的“構造”去轉向。圍繞這一“構造”所展開的問題意識涵蓋了“繼承與現代”之間的各種關聯。
“現代”或“現代性”的概念可以說充滿了爭議。從以往對“現代”相關的爭論或拷問來看，我們可以看到“現代”本身的爭議與概念建構，從一國一民族所涉古今和內外兩個重要因素去考量其進步性和建構意義，大抵意味著從時間和空間兩個向度去探討“現代性”：一個向度是以本民族或國家自身發展為觀照物件——“現代性無時不在”——從時間因素上看其自身的進步特徵；另一向度是以本民族或國家與世界的關聯性為物件——“現代性無處不在”——從空間因素上看其文化個性特徵的生成及其與世界的關係，特別是對於世界文明的貢獻。那麼，依據這兩個向度，越南漢文小說透過擬效模式的文學、文化演進過程無時無刻不在顯現為一種進步的特徵，並為走向“現代”而發揮其歷史作用：從傳承到仿效再到創新，從學習中國古典小說到成為越南自己的文學，從作為民族的文學藝術到作為越南文學代表性作品走向國際……這一切，越南漢文小說都作為一個積極的在場者，在顯現其作為歷史與現代關聯的存在的同時，亦顯現了它對現代的滲透與貢獻。 
因此，對於近現代越南文學與文化，如若不回到越南古代文學的範疇，或不在其從古至今盤根錯節的近現代越南文學、文化裡探尋中國線索，就無法解釋這樣的文化的、歷史的文學問題。如果說文學的發展始終與社會為之創造的條件和背景密切聯繫，越南漢文小說就揭示了中越兩國的“文學史與文學實踐的互動過程”。經由“中國的視界”或探究“中國的線索”，就使得越南漢文小說擬效模式所帶來豐富性與多元性得到更為充分的呈現：對越南漢文小說的發生與衍變研究，不僅是對古代中國與越南文學互動的發現過程，也是越南文學之本質的顯現，同時又是中國古代文學參與世界文學進程的一個重要例證。

緒論
節中國漢文化與越南
第二節越南漢文文學的發展
第三節越南漢文小說研究現狀及問題

章 幻：將中國古文獻記載進行想象性創造
節中國古籍中的“翁仲”和“阮翁仲”
第二節越南傳說中的李翁仲及其記述
第三節從“李翁仲”到“阮翁仲”：中越傳遞的變異
第四節從“翁仲”到“李翁仲”：中越文化傳遞中的“不正確理解”
第五節文化傳遞中的想象與重構

第二章 化：化用整合重構 85
節 化三合一
一、《龍庭對訟錄》與《水宮慶會錄》《柳氏傳》《柳毅傳》
二、《翠綃傳》與《翠翠傳》《昆侖奴》
三、《傘圓祠判事錄》與《令狐生冥夢錄》《永州野廟記》《修文舍人傳》96
四、《金龜傳》與《龜化城》《交州外域記》
第二節 化一為三 
一、《牡丹燈記》
二、《木棉樹傳》與《牡丹燈記》
三、《陶氏業冤記》與《牡丹燈記》
四、昌江妖怪錄》與《牡丹燈記》
第三節 一對一的擬效改寫
一、《東華門古廟》與“孟姜女哭長城”
二、《瞞子》與“嫦娥奔月”
三、《金鑁水神記》與《韋秀莊》
四、《無頭佳》與“蒼梧賈雍”
五、《山洞》與《桃花源記》 
六、《快州義婦傳》與《愛卿傳》 

第三章 借：借用中國歷史演義的模式書寫民族歷史
節 體裁形式的借用
一、對章回體小說形式的借用
二、對明清小說評點形式的借鑒模仿
第二節 故事構思模式的借用
一、故事框架的構思
二、創作思想的構思
三、戰爭場面的構思
第三節 人物形象模式的借用
一、黎利與劉備
二、黎善與孔明
三、張輔與曹操、周瑜

第四章 代：整體移植，個別置換
節 彰顯民族色彩之置換
第二節 因襲式移植
一、《華園奇遇集》與《尋芳雅集》
二、《麻姑山》與“麻姑”

第五章 糅：與本土故事傳說相糅合
節 與本土傳說人物的糅合：《狀元甲海傳》的本土化流變
一、《白水素女》與《狀元甲海傳》
二、《狀元甲海傳》與《甲狀元》
三、“甲海傳”與漢文化在越南的興衰
第二節 與地理標志物的糅合：《越井傳》的本土化變異
一、折射中國民間文化的獨腳神
二、反映越南本土崇拜的倡狂神

第六章 越南漢文小說生成及其衍變發展的文化語境
節 中越文化交流所形成的特定的文化形態
一、中國書籍的傳入
二、使臣的傳播媒介
第二節 越南民族文化與漢文化抵牾、融合的文化形態
第三節 漢文小說創作主體的“認知形態”
一、中國龍的內涵品性與形態
二、越南龍的內涵品性與形態

結語
主要征引書目與參考文獻 
附錄一：書中所涉越南漢文小說篇目成書或刊行年表
附錄二：越南所在區域的歷史名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