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簡史：希特勒的歐洲戰場（簡體書）

這是一本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社科類翻譯圖書，原著出版於2018年。類似的書籍，正如作者自己所講，已經汗牛充棟、數不勝數，那麼拉爾夫·格奧爾格·羅伊特的這本書，其優勢和特點在哪兒？同大多數二戰書籍比較，羅伊特教授在掌握大量史實的基礎上為讀者提供了新的視角和論據。對本書主角、二戰的核心人物——希特勒，作者盡可能從客觀、不帶預先好惡的立場去描述。書中講述了希特勒如何從一名下士發跡成為納粹德國的最高領導人，其飛黃騰達的背後揭露了什麼深刻的社會問題。西方當代主流的歷史學術觀點認為，希特勒是一條德國“特殊道路”的結局和終點，這條道路源於普魯士軍國主義和威廉二世的帝國主義，以及將德國排斥於西方陣營之外的凡爾賽安排。作者似乎並不完全認同。他認為，希特勒的種族主義政治化正式形成於1918年革命的巨大不確定時期。導致二戰災難的根本原因是希特勒那一種荒誕的種族主義使命感，而不是要把德國建設成為世界強權。作者旨在刻畫和對比站在理性政治、理性戰爭對立面的希特勒，鮮明指出，希特勒戰爭的整體特徵源於其荒誕的反理性。作者還提出了影響第二次世界的關鍵性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第一次世界大的續篇嗎？作者的答案是，一戰的停火和1918年十一月革命是二戰歷史的開端，但二戰並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延續。但不能說一戰作為“原初災難”導致了二戰，並無這種歷史必然性。

拉爾夫·格奧爾格·羅伊特（Ralf Georg Reuth），德國著名歷史書作家。1952年生於德國。曾出版許多關於納粹帝國的書籍，以及希特勒、戈培爾等人的傳記。在我國已經出版的有《戈培爾傳》《希特勒傳》和《大逆轉——希特勒反猶背後的歐洲史》。

譯者簡介:

王爾東，1973年生於浙江。1995年入職外交部。從事對德國和歐洲問題研究，在我國駐德國使館履職多年。

（1）一部暢銷於德國本土的二戰史

（2）作者深入希特勒的心理活動，為讀者觀察二戰提供了新的視角和論據

（3）戰爭帶來什麼？誰又是昨日的贏家？未來我們該如何選擇？

19世紀後半葉，德國在俾斯麥治下實現統一、逐漸壯大，成為歐洲大陸第一強國。務實清醒的俾斯麥滿足於現狀，既不冒犯俄羅斯，又不同英國爭霸海洋，維持了歐洲力量總體均勢。然而，到了威廉二世時期，這位君主脾氣乖張、自尊虛榮，憑中等之才卻左右開弓，四處伸手，妄圖建立全球性帝國。從此德國走上了一條命中注定的玩火之路。

1914年6月28日，一戰導火索在巴爾幹點燃。威廉二世逞匹夫之勇，給奧匈帝國開具“空白支票”。接下來的“七月危機”，英德、德俄之間呈現出修昔底德式互動，彼此相互疊加，交錯聯動。這些帶頭大哥如同夢遊者一般滑向戰爭深淵。中國人講，“一個巴掌拍不響”。威廉二世之德國固然應承擔主要責任，但英、法、俄亦難脫幹系。面對戰爭，列強似乎都陷入了莫名的亢奮狀態，都以為本國勝利唾手可得。四年後，塵埃落定，3000萬人死於戰火；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瓦解；參戰的四個王朝中，德國的霍亨索倫、奧地利的哈布斯堡、俄羅斯的羅曼諾夫均被推翻，只有英國王室還保留著。

一戰前的德國處於難得的“黃金年代”，工業迅速發展，科學技術發達，文化哲學繁榮，唯獨在外交上信心炸裂，一心欲奪得霸權地位。事後，很多人提出問題，既然德國擁有了強大國勢和各方面領先的條件，為何不能專注於發展、整理內政？為何不願意再等一等呢？為什麼非要和英國進行一番你死我活的存亡之斗呢？誠如本書作者所言，一戰的停火就是二戰的開端。如若沒有一戰，是否還會有二戰？當然，歷史不能如同電影倒帶，隨意再來剪輯，弄出新的結局。

德國歷史上不乏天賦出眾的統治者，也有或蠢或瘋的君主。上帝給了德國政治奇才—俾斯麥之後，又給了一個政治蠢材—威廉二世。威廉二世戰後流亡荷蘭，德國的土壤又“造就”了一個瘋狂的種族主義者—希特勒。人們感到不解：培育了貝多芬、康德的民族，為何能滋養出威廉二世、希特勒；大文豪歌德攜女友在魏瑪郊區經常散步的森林花園，為何會同20世紀人間地獄—布痕瓦爾德集中營毗鄰；猶太人排隊步入奧斯維辛集中營毒氣室時，為何會有小樂隊伴奏以輕鬆歡快的曲調？殘酷的結論是，康德、歌德、貝多芬的理性和高雅無法抗衡一百多年後的法西斯統治、種族滅絕的毒氣室。文明對野蠻不僅沒有天然的免疫力，還有可能滋生野蠻和暴力，兩者有時候只有咫尺之遙。

重大歷史事件有其偶然性和必然性。德國的民族主義一開始就帶有濃重的非理性情緒，後來逐漸走上一條極端化和種族化的道路。不少學者從1807年哲學家費希特著名的《對德意志民族的演講》等作品中找到納粹的思想理論根源。但是，我們恐怕不能認為納粹浩劫是德國歷史的必然結果；德意志歷史也並非只能通向納粹。納粹羽翼漸豐以及希特勒坐大，既有歷史必然性，也有多方因素共同促成的偶然性。一是凡爾賽體系的“功能缺失”。德國遭到實質性削弱，關鍵問題遺留未解，德國復仇修正主義與法國安全兩者無法兼融；蘇俄未納入相關體系安排。二是歐洲大氣候、德國小氣候的相互作用。一戰後的歐洲依舊強權政治至上，“人不為己，天誅地滅”，談不上任何共贏。德國內充斥著怨恨、仇恨，暴力氣氛濃厚，舉國上下渴望一種精神的蛻變和民族精神的振興。三是希特勒對民眾的成功欺騙和愚弄。此人確有常人難以比擬的優勢和強項：天才煽動家，擅長搬弄是非，有杰出的演說天賦和組織能力。他無派無流，非左非右，亦左亦右，欺騙性之強甚至蒙住了包括瓦爾特·李普曼在內的智者。即便政治眼光獨到、較早認識到納粹政權危害的丘吉爾，也曾經贊許希特勒“溫和而簡單的舉止、冷靜的作風、超然的風度”。

發動對蘇聯戰爭、滅絕猶太人是希特勒1933年上臺後孜孜以求的兩大主要使命。希特勒的戰爭和“事業”無疑是非正義、邪惡的，代表著歷史的倒退，注定要失敗。但是，如果我們假設希特勒在進駐萊茵地區、占領捷克、合並奧地利、拿下法國達到其人生巔峰之後，這個“瘋子”能夠就此罷手，不再征伐蘇聯，不對他所認為的劣等民族趕盡殺絕，後人又會對其做何評價呢？畢竟，在希特勒的無數暴行尚未公之於世的1938年之前，納粹在重建德國方面的成就是客觀存在的。無論我們當代人多麼厭惡或痛恨希特勒，但僅就社會政策而言，他領導的納粹政權為德國民眾做了一些益事，經濟上最大的建樹，當數很好地解決了當時德國國內失業問題，為德國掃除了經濟大蕭條的負面後果。

羅伊特教授在掌握大量史實的基礎上，為讀者觀察二戰提供了新的視角和論據。在他的筆下，擴張侵略是納粹德國的基本特徵；希特勒一手掌控的德國根本不講道理，政策目標欲壑難填，與之妥協談判，無異於與虎謀皮。對本書主角、二戰的核心人物—希特勒，作者盡可能從客觀、不帶預先好惡的立場去描述，有更多關於希特勒的生動的心理描寫。具體至個人，希特勒強悍專橫的外表下隱藏著許多弱點。他不了解對手。到最後一刻，他都沒能正確地了解敵方的實情，沉溺於自己的幻想世界。除了義大利，他從未外訪過，只會說德語，始終無法明確了解英、法、美、俄等國人民的真實想法和精神意志。在他看來，羅斯福總統疾病纏身，不屑予以搭理；丘吉爾只是個嗜酒的無能政客；他倒是欽佩斯大林的堅毅，卻對蘇聯背後的強大國力、戰略縱深知之甚少。

他高估了自己。他自視天生英才，所有的目標必須在有生之年完成。他身上總擺脫不掉孤注一擲的賭徒心態，從來等不及讓成功水到渠成。自己犯錯誤總愛怪罪到別人頭上，責備周圍幕僚的不忠。在眾人吹捧下，他真以為自己是軍事奇才，即使坐在位於福斯大街的新總理府內碩大、氣派的辦公室裡，也比身處遙遠一線的軍官們更能洞察戰場形勢。他迷信唯意志論。他以為意志可戰勝一切、可阻擋敵人的千軍萬馬，盲目固守“寸土不讓”的原則，不懂必要時撤退的戰略意義。但悖論的是，強調意志的他並無毅力和耐心。處理國務，他全憑直覺，而非理性分析。決策過程往往是一時高興，心血來潮。倫德施泰特元帥最反感的就是希特勒總以某種形式對其集團軍群的指揮進行干預。愚蠢的朝令夕改，讓手下白白付出巨大努力。

他沒有強大的黨政軍顧問團隊。迷戀與大英帝國結好、對蘇聯開啟“十字軍”東征，是他的兩大戰略敗招，但身邊的親信沒有一個敢於提出異議。最高統帥部淪為一個軍事秘書處，凱特爾身為元帥沒有發揮戰略顧問的功能。布勞希奇、雷德爾等聽天由命，倫德施泰特、古德裡安等隨波逐流。戈林、漢斯·弗朗克等人的存在加速了納粹的滅亡。

類似希特勒這類政治人物，今後歷史是否還會出現呢？如今的德國仍屬於歐洲大國、強國，但因安全上依賴美西方國家，軍事上受歷史包袱所累，很難在世界上發揮“領導作用”。回顧二戰歷史，德國戰敗的悲劇正是蘇聯與美國的喜劇。如果沒有希特勒主動聯蘇、掀翻法英的豪賭，蘇聯如何順勢崛起？如果沒有希特勒主動伐蘇、乾坤一擲的第二次豪賭，美國又如何成為全球霸主？二戰後，蘇聯得大於失，美國穩賺不賠，可悲希特勒自詡天命英才，縱橫歐洲十二年，機關算盡，賠上德國上千萬條生命，換來的卻只是冷戰和美蘇爭霸。

是為序。

序

第一章 魏瑪、希特勒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二章 通往歐洲戰爭的道路

第三章 對波蘭和法國的閃電戰

第四章 英格蘭之戰

第五章 對蘇聯的殲滅戰

第六章 擴大為世界戰爭

第七章 軸心國轉入防御

第八章 歐洲第二戰線

第九章 帝國終局之戰與希特勒之死

第十章 鐵幕與日本投降

注釋

參考書籍（日記、回憶錄）

參考文獻

地名索引

人名索引

確實，斯大林在俄羅斯奉行一套新的經濟政策，吸引外國投資者，旨在克服一戰、內戰以及戰時共產主義造成的經濟疲軟。由於偏離了純經濟學原理，俄羅斯經濟恢復的效果有限。而莫斯科的外交政策則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旨在不惜代價地避免俄羅斯被帝國主義列強所包圍。日本已經占領中國的滿洲裡，在東方對俄羅斯形成潛在威脅，俄羅斯認為，有必要在西方激化德國與資本主義世界的矛盾，避免產生任何旨在衝擊蘇聯的集團。以犧牲德蘇關係走近為代價，1931-1932年間蘇聯同波蘭及其“保護國”——法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這些做法實際上是1922年《拉巴洛條約》、1926年《德蘇友好條約》的再度炮制。斯大林歡迎希特勒掌權，並不認為這是世界災難。鑒於希特勒在《凡爾賽條約》等問題上奉行激進的修訂政策，斯大林樂見德國同英、法發生衝突。這對蘇聯而言，是顯而易見的有利形勢，與之相比，幾十萬德國共產黨同志的命運就不算什麼了。
希特勒孜孜尋求與英國的和解，這是希特勒戰略思想中繼消滅蘇聯之後的第二個核心要點。在他看來，若欲消滅蘇聯，須先與英國和解。與英國達成協議，意味著德國西線無虞，可確保全力對付東線。比軍事戰略考量更為重要的是，希特勒認為，海洋強國——英國是大陸強國德國的天然伙伴。1928年希特勒在談及奪取海外殖民地被大幅延期時，寫道：“如果德國對其基本政策做出新的調整，不再觸犯英國的海洋和貿易利益，而是專注於大陸目標，那麼造成德英敵對的合乎邏輯的理由就不復存在了……”他認為，威廉帝國挑戰英國，導致兩國海軍交戰的政策是錯誤的。
與英國結伴的另一個理由在於，根據希特勒的分析，英國國內的種族戰爭尚未分出勝敗，它還是“美利堅聯盟”（希特勒以此稱呼美國）的天然競爭者。然而，英國對與德國結伴並不感興趣，其歐洲大陸政策在本質上仍堅守力量均衡的傳統。英國政府依舊深信，要維持歐洲大陸力量均衡，英國就必須推行帝國政治。希特勒謀求德國成為歐洲大陸超級強國，對倫敦將是一個威脅，但對於華盛頓，並非一定會形成競爭。
除了籠絡英國，希特勒的另一個外交目標是波蘭，這個國家在他的綱領性文獻幾乎沒有任何提及。但是，波蘭在希特勒的計劃中是必須要被消滅的國家，原因很簡單，只要波蘭存在，希特勒在東線的核心目標就無法實現。1933年初開始，德國與波蘭關係趨於緊張，矛盾焦點是自《凡爾賽和約》以來歸屬國際聯盟管轄的自由市但澤以及在那裡生活的德國人。波蘭軍隊1920年戰勝蘇聯紅軍後曾一度自信滿滿，甚至動了武裝干預但澤的念頭。
希特勒意識到國防軍實力還不夠，他也憎恨波蘭，但此時他的對波政策卻來了一個大反轉：宣布準備承認帝國的東部邊界。這等同於“對德意志事業的背叛”，魏瑪共和國沒有一個政治家膽敢這麼做。希特勒雖然與波蘭達成協議，但是本就打算最終要廢棄協議，因此他可以隨意做出妥協。他告訴波蘭人，德波敵對是凡爾賽會議的刻意安排，他別無所求，只想同波蘭和解。1934年1月，在國內外無比驚訝之下，希特勒領導下的德意志帝國竟然同“低等種族”的波蘭簽訂了互不侵犯友好條約。希特勒的冒險行徑衝擊了法波盟約，而法波盟約又被法俄關係走近所損壞。如同1939年8月《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德波協議也完全是策略性舉措，旨在為國防軍擴充軍備、完成偉大目標所需要的前提而爭取更多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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