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時宜的人民領袖：習近平研究

★習近平的中國夢時間表：
　2020年：完成五年扶貧攻堅計畫，消除絕對貧困
　2035年：基本實現中國的現代化
統一臺灣，粉碎美國霸權
　2050年：完全實現中國的現代化
完成民族復興的中國夢──


中共二十大為習近平進行了人民領袖的「加冕禮」，現在看來，習至少還要統治中國十年。在習的第一個十年裡，他僅用三年獲得黨的「核心」稱號，五年將自己的思想寫入黨章，十年破除連任限制，甚至抗疫失誤帶來的人道災難都未能撼動中南海。習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
本書建立了一個新的邏輯框架，用以解釋習近平的權力崛起之謎。鄧聿文細緻分析了習的大戰略、治黨和治國術、政敵和盟友、偏執人格、對臺灣的垂涎、二十大人事布局和政治路線的特點、習政權的性質和表現形式，佐以對中國的國家主義、中美對抗的「持久戰」性質、鄧小平和江澤民這兩代中共核心的政治遺產等之論證，大膽提出習近平的一人專制早已不合時宜，雖然短暫地建立了宛如毛時代的權威，卻終將被其他執政方式替代的假設，讓關心中共及中國當下與未來的讀者可以更瞭解習近平，在理解和推估時勢的時候，也有更客觀參考依據。

鄧聿文
旅美中國問題專家、政治評論員、獨立學者，多家海外中文媒體撰稿人，中國戰略分析智庫研究員兼《中國戰略分析》雜誌共同主編，胡趙基金會祕書長，曾是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報》副編審，先後在FT中文網、《紐約時報》中文網、《華爾街日報》中文網、BBC中文網、德國之聲、美國之音、《聯合早報》、《上報》、《世界日報》、《當代中國評論》，以及FT、SCMP、FP等發表大量中英文評論文章。近年在紐約出版《最後的極權》和《美國真相──一個中國記者對美國的觀察和思考》。現居美國，致力於對中共和習近平的批判，為中國民主事業探求可行路徑。

〈推薦序〉

文／黎安友
譯／鄭維

這本書顯示了為什麼經常在《紐約時報》、《金融時報》和其他主流媒體中文網上發表評論的鄧聿文，能成為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中國大陸事務獨立分析家之一。他超越了對中國分析的人云亦云和陳詞濫調，提出了更客觀、更複雜、更真實的分析。
鄧聿文闡述了在胡錦濤時代，中國共產黨面臨危機之後，習近平面對當時已經變成泥足巨人，以至於無法保證其生存的共產黨，進行了強力集權的原因和過程。他深刻地分析了習的統治方式，對習要完全控制中國社會的做法提出了質疑。畢竟在現在的中國，人們仍然可以在社交媒體上表達他們的抱怨，而且與毛澤東時代相比，除了在 Covid 封鎖期間，政府對人們的私生活基本上不太介入。
西方將中國崛起稱為「中國威脅」，而鄧聿文給了它一個更客觀的視角。習近平尋求地區主導地位。因為沒有它，中國永遠無法免受它認為的來自美國的永久威脅。這種對地區主導地位的爭奪確實威脅到現狀。但中國要實現這一雄心面臨許多障礙。在亞洲之外，中國也在尋求更多的力量，但主要是為了市場准入和外交影響，而不是政治或軍事優勢。習近平並不尋求向其他社會傳播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或中國模式。
即使中國的這些目標並不像許多美國人想像的那樣具有威脅性，但它們確實挑戰了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美國自然會做出抵制。過去華盛頓遲遲沒有意識到中國實力不斷增強帶來的挑戰，而現在它終於開始反制。中美之間的競爭是真實的，但鄧聿文警告西方，無論是以冷戰還是熱戰，都不要將中國推向全面對抗。如果中美不能和平競爭，中共內部的改革勢力將別無選擇，只能支持習近平的民族主義專制統治。政治改革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變成鏡花水月。
在這場爭取更大影響力的長期角力中，習近平意識到中國有很多弱點，而美國有很多優勢。這意味著中國必須採取「持久戰」的戰略。這個「戰」不一定是武裝衝突。它可能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冷戰。但鄧聿文認為武裝衝突依舊可能。臺灣是中國打破亞洲力量平衡的突破口，不僅出於歷史和戰略原因，臺灣本身對中國很重要。但如果中國在臺灣問題上與美國對抗，並成功威懾或挫敗美國的干預，那麼整個亞洲的力量對比就會發生變化，中國將一舉實現取代美國成為地區主導力量的目標。既然美國也明白這個邏輯，那麼臺灣就成為對雙方都利害攸關的問題。這就是武裝衝突難以避免的原因。鄧聿文不認同這場危機會像一些美國戰略家預測的那樣在短期內發生，但他認為習很可能會在他卸任之前攻打臺灣，特別是在二○三五年。
鄧聿文也展示儘管習近平上任的頭十年取得了很多成就，但他並非沒有弱點。他有獨裁者的缺陷：他只靠自己，誇大自己的知識，不向他人問計，而一意孤行。不僅在社會上，甚至在執政黨內部，他都不容忍獨立勢力。這形成了一種扼殺社會創新和適應的情緒。
獨裁者容易鑄成大錯，而習已經犯了一些錯誤。他統治的中國比毛時代的中國發達得多，也更受普世價值觀的影響。他在黨內外都有敵人。他甚至不能信任自己在統治集團中的同僚。像習近平這樣的強勢領導人可能是欲擺脫江胡統治的弱點、挽救中共所必需的，但一人統治不可能永續。
這些都是讓鄧聿文認為，習近平的執政方式是過渡性的、最終會被其他執政方式替代的原因之一。這本書以一個深思熟慮的路線圖結尾，描述在中共領導下如何進行政治改革，不會造成社會動亂，並且達成真正的有制衡、獨立的司法機構和負責任的政府。中國的國家憲法其實為中國的民主做出了良好規制，但前提是全國人大必須刪除中國憲法中共產黨管制一切的序言。在序言之後，憲法的其餘部分描述了一個良好的民主制度，只要中國嚴格按照憲法的規定運作。
鄧聿文分析當代中國的眼光比其他論者都更深遠。他的分析基於對事實的深入瞭解，細緻入微、清晰明瞭。我很榮幸向臺灣和世界各地的讀者推薦他的大作。

黎安友
二○二三年一月十三日於紐約






〈自序〉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和他的霧月十八日》這部史學名著中有一句後來被人們廣為引用的話：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都出現兩次。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這話用來證之中共七十多年建政史的前後兩位領袖及他們統治的時期──毛澤東和習近平，是非常恰當的。毛的獨裁以及由此造成的文革十年的浩劫，可以說是一場中國的悲劇；但是在一個甲子之後，習以毛為師，再在中國行極權之統治，給中國造成了疫情清零的浩劫，則未來書寫歷史時，一定會把他這種拙劣的模仿，當作一齣笑劇。
笑劇不是指對習近平和習時代的研究沒有意義和價值，而是反映這個獨裁政權本質的荒誕性。儘管人類的專制歷史很長，並且在全球第三波民主化已經四十多年後，最近十多年在世界出現了強人政治和威權統治的某種集體回潮，自由民主似乎遭遇到了挫折，然而，在經歷希特勒、斯大林（臺譯史達林）、毛澤東這三個人類史上罕見的極權政權所造成的災難之後，人類還是獲得了很大的免疫力，此類革命名義的極權統治再未出現，直到習的上臺。他把自鄧開創的相對開明的中共統治新傳統，澈底顛覆，回到毛時代的一人說了算的統治方式。
和專制制度不同，極權制度有一套系統的意識形態學說和體系，對人民構成了思想的鉗制和統治，讓人乖乖地追隨領袖，聽從領袖的指令和擺布，喪失反抗意志。專制政權的統治者，會因為臣民冒犯其威權或者政見不合而大開殺戒，極權政權的統治者則以意識形態或者革命的名義成系統地殺人，恐怖是極權統治的底色。雖然時代在進步，現在的極權統治不再在「革命」的旗號下隨意殺人，但用意識形態隨意處置和懲罰不服從的國民，還是沒變，讓人恐怖依然還是其統治的基本手段。就統治的完美形式，對民眾的壓迫程度特別是對自由言論的壓制程度而言，習政權是現今世界上唯一的貨真價實的極權政權──除了朝鮮，而且還具有過去極權統治不曾具備的數字（數位）科技極權功能，因此，它對自由世界構成了巨大挑戰。
為什麼在人類進入二十一世紀，極權統治竟然在中國復活？這正是本書要解答的問題。按理，在經受毛的文革的恐怖統治以及改革開放和現代化的洗禮後，中國不應再出現毛式極權統治。可是毛的幽靈在一個曾經遭遇毛的迫害的中共元老家族的後代身上附體，就顯示出它的極度荒謬性。此種荒謬性在疫情三年特別是二○二二年得到集中的大爆發，讓世人見證了這個政權在應對疫情、管控人民上是何等地荒腔走板。
在疫情進入第三年亦即二○二二年後，世界上所有國家都已開放，只有中國例外。而中國不開放的唯一原因，就是習近平不想開放，他想走出一條獨特的抗疫之路，以彰顯他的正確領導和中共體制的優越。他的抗疫方式就是所謂的動態清零，即用嚴厲封控和全員核酸檢測來防病毒傳播，但病毒沒有防住，卻給社會帶來無窮無盡的人道災難，以及經濟的嚴重滑坡。過去三年，是中國人活得最憋屈、最窩囊、最沒有尊嚴的三年，十四億人屈服於他一人的意志，為他一人受難，直到十一月底十二月初爆發席捲二十多個大城市的「白紙運動」，民眾勇敢走向街頭進行抗議。
面對民眾的憤懣，以及前所未有的經濟壓力，習終於不得不順應民意，放棄動態清零。可是，突然的全面解封導致疫情大爆發後，政府近乎於撒手不管，各種防疫物資特別是藥品奇缺，民眾無法寄望於當局，只能自救。難以想像，三年抗疫，當局居然沒有去想總有放開的一天，需要儲備足夠的防疫醫療物資包括藥品，這本來是政府最基本的職責。致使這次放開後出現了本不該出現的老人大量死亡的亂象，白白浪費上海封城三月所爭取到的寶貴時間。
不只是疫情顯示習政權的荒謬性，中共二十大閉幕式出現的前總書記胡錦濤被架離主席臺一幕，亦讓全世界看到習對曾有恩於自己的領導人都是那麼地冷酷無情。不管胡錦濤事件的起因是什麼，習都不應該這樣對待一個快八十歲的老人。習要人架離胡以及主席團上一眾黨國要員對此的無動於衷，鮮明地反映這個極權政權把一個個有血有肉、有思想和情感的人改造成一架架喪失基本人性、冷冰冰的機器，除了映襯出它的荒謬，沒有別的。
雖然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如願以償獲得了他的第三任期，似乎之前發生的種種事情，包括美中對抗和疫情都沒有影響到他的權力，看起來讓人非常沮喪，但是，從他被迫放棄清零可知，抗疫的失敗對他的權威是個重大打擊。毛是既有權力更有權威，人民對毛的崇拜很大程度上發自肺腑；習和毛的最大差別，是他有權而無威，或者其權威根本不足以支撐權力。沒有權威支撐的權力，本質上是脆弱的，隨時可能遭遇某種重大挑戰。習在這一點上倒有自知之明，危機感很重，所以每每強調底線意識、底線思維，因為他自感德不配位，權威不足以服眾。說實在的，別看他要求幹部自信，他是自信不起來的，所謂自信恰恰是為了掩飾內心的極度不安。
人類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極權政權沒有未來。不過眼下中國人還得忍受他的極權統治，這個過程會有多長，說不好，短則幾年，長則十幾年，但不大可能是終身，因為獨裁者既自大，又不信任任何人，年齡越老，會變得越固執，活在自己的信息繭房（echo chamber，即回聲室效應，亦俗稱為同溫層效應）和想像中，從而決策出錯包括出大錯的概率越高。而中國是禁不起他再三折騰的，他的每次失誤，都為結束獨裁統治和極權政權，提供了一個機會。從這個角度看，對未來不要太悲觀。
作為一個中共的研究者和觀察者，筆者這些年站在大洋彼岸的美國觀察著習的一系列表演。儘管在逃離中國後無法親臨現場，在觀察中缺乏現場感，對極權統治加劇人們的痛苦多少會產生一些隔膜，影響研究的深度，然而也有好處，反可能少受個人情緒的支配，從一個相對客觀的角度去觀察和判斷這頭利維坦怪獸。當然，筆者不知道自己的研究結論和分析方式是否禁得住歷史的檢驗，希望如此。
從一個長時間視角對習政權進行研究和評估，是筆者多年的想法。今（二○二二）年因為二十大的關係，終於下了決心，在為媒體撰寫評論之餘，花了大約半年寫這篇七萬餘字的〈不合時宜的人民領袖〉長文，試圖對習統治的十年做一個階段總結。研究和分析習的文章、專著汗牛充棟，但從筆者的中文閱讀範圍看，系統全面對習統治的十年做一個合乎邏輯的分析的文獻很少。這讓筆者有一種使命感，欲填補這一空缺。但筆者才疏學淺，不敢說自己的解釋就一定準確，不過倘若能給人們的觀察和研究帶來一點啟迪，就已滿足。
七萬餘字單獨成書，還是有些單薄，筆者挑選了多篇近年來發表的自以為尚未過時、有些價值的文章，和這篇長文組成一部書。在此感謝秀威資訊出版公司願意出版拙著，尤其感謝石書豪、尹懷君以及秀威其他編輯的仔細審稿和編輯工作；感謝資深中國問題專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為拙著寫的真知灼見的推薦序。筆者也感謝家人特別是太太，沒有她為家庭的辛苦付出也不會有這篇文章的問世。
最後，筆者要說，現實雖很黑暗、很殘酷，但只要我們不失去希望和信念，自由的一天會在人們意料不到的時候到來。

二○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於新澤西

推薦序／黎安友
自序

不合時宜的人民領袖：習近平研究
前言
習近平的自我定位和他的大戰略
習近平的崛起之路：他是如何成為繼毛之後最有權力的中國領導人
習近平的治國術
習近平的臺灣，他要收復它嗎？
習近平的反對者與支持力量
習近平的偏執人格認知及可能後果
黯淡的未來：中國式現代化、類法西斯政權和可能的崩潰
尾聲：不合時宜的人民領袖，歷史的趨勢究竟是什麼
中共二十大，習近平的「加冕禮」
中國的國家主義與習近平政權的過渡性
「回應式極權」：對習近平政權性質的判斷
論中共的持久戰
中共百歲長壽「祕訣」
中國的新階級分析
江澤民改變了中共什麼
鄧小平的政治遺產與未完成的改革
中國政改：歷程、原則、方向與可能性
中國民主革命的策略：先反習，再反共，兩步走

〈不合時宜的人民領袖：習近平研究〉（節選）

習近平的臺灣，他要收復它嗎？

在習的民族復興大戰略中，臺灣是關鍵的一環，缺了臺灣，習是無法將民族復興的這個圈畫圓的。所以本文將臺灣單獨列一節來論述。
臺灣是國共內戰的遺留問題。但在毛鄧時期，中國的軍事力量打不過臺灣海峽，無法解決臺灣問題，另一方面也是他們對統一臺灣實際並不著急，儘管鄧在上世紀曾把統一臺灣作為八十年代要完成的三大任務之一，為此還提出了一國兩制構想──該創舉最先是針對臺灣而提出的，後來才運用到港澳上。原因在於，那時臺灣是在兩蔣統治下，不管兩蔣和中共如何地不共戴天，他們都是民族主義者或者說愛國主義者，大陸不但是他們的根，而且自認中華民國是中國的正統。所以臺灣在他們手上是丟不了的，兩岸遲早要完成統一。
蔣經國去世得有些早，也選錯了繼任者。不過，在他統治的最後幾年，知道反攻大陸無望，也就不再做這個夢，而一心一意經營臺灣，把臺灣當作自己的家，啟用了一批臺灣本土幹部，開啟了臺灣本土化和民主化的進程。臺灣的民主化也就是臺灣本土意識生根成長的過程，從這個意義說，蔣經國無意（抑或有意）做了那個破局者。
江胡二十三年，臺灣完成了民主轉型，政黨輪替成為常態，與此同時，臺灣也完成了獨立建國的思想輿論和組織的結構轉換，開始同大陸漸行漸遠。大陸這邊，經濟發展還是中心任務，顧不上去解決臺灣問題，雖然軍事上有很大發展，但同美國相比，差距還非常顯著。大概他們也有一種看法，認為只要大陸的經濟和軍事力量繼續發展，臺灣終究是跑不掉的。儘管如此，面對越來越成氣候的臺獨，大陸感到事態有些嚴重，於是在二○○五年，全國人大針對臺獨制定了《反分裂法》，試圖為將來在臺灣用兵有一個法律基礎。
習上臺後，中國的崛起速度以一種超出世人預期的方式推進，同時中國的軍力也有一個爆炸式的增長，這給了他統一臺灣的極大信心。習提出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制定兩個百年的奮鬥目標，要在二○四九年中共建政一百週年實現民族復興，完成現代化。雖然習沒有說二○四九年中國要實行統一，但這個民族復興的時間表實際也就為兩岸的最終統一劃定了一個最後的時間表，即在二○四九年完成國家統一。事實上，中共的理論家們在解讀習的中國夢和兩個百年奮鬥目標時，也是這麼明確宣稱的。
為什麼說民族復興目標的實現之日就是兩岸統一之時，是習要表達的含義呢？道理很簡單，屆時臺灣沒回歸，中共如何向它的國民解釋中國已經實現了復興？中共當然也可以說，雖然臺灣尚未回歸大陸，但中國實現了民族復興也是事實，因為那時中國的國際地位可能確實比現在要高出很多。然而，這個說法要被國民接受，需要一個前提，即臺灣不尋求獨立，回到中共劃定的「九二共識」和「一個中國」原則上來，這樣中共就可以解釋，臺灣儘管還不被大陸統治，但認同「一個中國」原則，承認「九二共識」，兩岸是分治而不是分裂，臺灣的治權雖沒有回歸大陸，但主權屬中國，這就等同回歸中國，也即臺灣在形式上回歸大陸是遲早之事。如果沒有這個前提，中共連這個自圓其說的解釋空間都沒有。除非中共屆時放棄自己設定的民族復興的時間表。這種可能性當然存在，如果在未來三十年中國內部發生了意料不到的大的社會動盪，阻滯或中斷了復興勢頭，中共也就無暇顧及臺灣。但假如真出現這種可能性，也不排除中共的統治階層通過發動臺海戰爭來轉嫁社會危機。所以二○四九年實現了民族復興的目標任務，在邏輯上也就必然意味著兩岸完成了統一。
不過，習也清楚，就算他長壽，能夠活到二○四九年，屆時他已是九十六歲的老人了，不可能還在統治中國，這個統一之功就落不到他頭上，那他之前所做的所有準備都在為別人做嫁衣。人總是很自私的，習也不例外。毛讓中國站起來，鄧讓中國富起來，習讓中國強起來，這是習標準的中國復興的三段論敘述，前兩段已成歷史，無人會質疑，可強起來則還是現在進行時。強起來的標準是什麼？最有力的說服人的標準就是兩岸統一，不論和統還是武統，臺灣回歸大陸，表明中國的國力達到連美國都奈何不了的程度，這當然是名副其實的「強起來」。如果這個事情在他手上完成，這就是蓋世之功，習就成了民族英雄，他在黨內的歷史地位將直追毛，甚至超越毛。而且，統一臺灣也將為中共贏得民心和長期執政的資本。可以說，沒有哪件事比得上兩岸統一更能確立習在中共和中國歷史上的榮譽和地位，對民眾和國家更具象徵意義。就此而言，可以把中國的民族復興簡化成能否統一臺灣。這對像習這類一心想建立歷史宏偉基業的前現代領導人，是非常具有誘惑力的。有種說法認為，習搞集權和獨裁的終極目標，就是要在任上解決臺灣問題。他不會把這個事情、也不會把這個榮譽留給他的繼任人。客觀說，習集權和獨裁的主要目的，還是要挽救共產黨，但臺灣也是其目標之一。
臺灣不但關係習的中國夢能否畫圓及其歷史定位，事實上也關係他退位或卸任後能否安享晚年。這些年他在黨內外樹敵太多，二十大更是組建一個清一色的權力班子，將團派和改革派澈底清理出局，從來沒有一個中共領導人，權力空前強大，卻像他這樣四面樹敵，幾乎將所有的權勢和利益集團都得罪了。這並不符合中共的歷史哲學，在這個意義上，他是一個非典型的中共領導人。但這也為他帶來了危險。現在他平安無事，是因為大權在握，反對派對他奈何不得。然而，一旦掛冠而去，他的敵人勢必要對他進行清算和政治反攻。但假如解決了臺灣問題，這件巨大的歷史功績將成為他的護身符，之前他所做的所有讓人不愉快的事情都會被人民一筆勾銷，人們只會記住他統一國家的功勳。任何人與他為敵，都是與人民和歷史為敵，在這種民意面前，那些對他恨之入骨的反對者不敢輕舉妄動，甚至很有可能他挾統一之功終身執政。
上面的論述告訴我們，習實際的兩岸統一時間表要大大地提前，這個時間應該是二○三五年。那時他接近八十三歲，以現在人的長壽，這個年齡還不算太老，如果身體健康，領導國家沒有問題。而他修憲的真實目的，或許不是要終身執政，而是再連任三屆，到二○三七年八十五歲時任期結束，把統治之棒交給他選定的接班人。也就是說，在他最後一個任期結束前要解決臺灣問題，而這個時間很可能在二○三五年。因為這一時間恰好是習規劃的中國全面建成現代化的第一階段。習將第二個百年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分成兩個時間段，第一個時間段截止到二○三五年，初步建成現代化。他之所以如此設計，顯然是考慮到了他的年齡和任期問題，要在卸任退下來前即在二○三五年完成中國的統一大業。所以，二○三五年會是習實際的統一臺灣的最後日期，除非屆時外部環境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或者習的健康出了問題，否則他不會在這個時間點後把收回臺灣的任務交給他的繼任者去完成。
一人統治的體制，領袖的個人願望是判斷時局的重要因素，而習是一個確實想做事的人，他的野心和對歷史地位的渴望會讓他在臺灣問題上孤注一擲，儘管如此，有沒有一種可能，習最後放棄收復臺灣的計畫，不想青史留名。理論上當然不排除，但實際很難做到。毛可以把解放臺灣留給後人，無人敢質疑他的做法，也不損他的權威。鄧也可以不去統一臺灣，對他的權威一樣沒有損害。可習不能，如果他不去解決臺灣問題，想取而代之的人就會蠢蠢欲動，拿臺灣向他發難，他手下一大幫想建立軍功的將軍們也會對他不耐煩，有可能拋棄他。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毛鄧無須用臺灣在自己的功勞簿再加上一筆，他們早在成為最高領袖之前，就建立了全黨公認的累累功勳，已經有足夠的權威。事實上，在他們統治期間，臺灣確實不是他們考慮的重點，甚至都沒怎麼關注臺灣。而習現在的權威，是通過他的權力來保障的，不是像毛鄧一樣因為有功勳。儘管當局也一再宣揚他對中共改造的功勳，然而這種「功勳」難以得到黨內多數人的認可，人們怕他是怕他手中的權力，並不從內心服從他。如果他放棄統一臺灣，將來的中共歷史在記載他對黨的改造時，很可能把它作為敗筆而不是作為貢獻。所以習不能沒有臺灣來加持。
不過，統一臺灣畢竟茲事體大，並不完全取決習的個人願望，還要看外部環境允不允許，其中最關鍵的就是美國的態度。美國無疑會帶領它的一眾西方小兄弟來干預、阻擾大陸統一臺灣。最近幾年，中美的博弈和對抗，核心問題都是臺灣。要看到，臺灣不僅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它亦是美國的核心利益，因為假如美國失去臺灣，美國的霸權體系也就意味著解體，真正衰落。從這一點來說，美國在臺灣問題上也是輸不起的。中共當然更輸不起失去臺灣。因為一旦臺灣法理獨立，永久從中國分裂出去，中國就將永遠困於第一島鏈，中共就得承擔失去臺灣的後果，而這個後果它是擔當不起的，中共就只能解體。
習為建立不世之功，青史留名要統一臺灣，美國為了自己的霸權要支持和協防臺灣，干預中國統一，而臺灣脫離中國控制的願望越來越強烈，它根本不想和中國統一，這種局面下，習要統一只能是武統，或者武力威脅下的和統。後者是建立在中國非常強大的國力尤其軍力之上的，否則有美國的幫助，臺灣不會接受中國的武力威嚇。故而，中美為臺灣開戰的可能性非常高。考慮到這點，習統一臺灣的時間還會提前。俗話說，夜長夢多。臺灣問題拖得時間越長，未來的各種變數就越大，對中國的成本越高，對統一越可能不利。如果北京高層判斷在可見之未來中美都將處於競爭和對抗，那麼美國對中國的遏制和圍堵，關鍵會在未來五至十年。華盛頓也已做出政策宣示，要在未來十年美中競爭中戰勝中國。從而下面兩種情況無論哪種發生，習都會把武統臺灣提上日程表：一是中國在美國和西方的圍堵下用五到十年比較順利地解決在經濟特別是科技方面的一系列卡脖子難題，社會又沒有出現大的動盪；二是中國在這個時間段裡雖然下了很大努力，投入了非常多的資源建立內循環和科技自主，但還是未能在半導體產業等方面取得突破，假如這個時候美國的圍堵加重，對中國造成的損害跟打一場戰爭差不多，習很可能對臺灣下手。
二○二二年八月，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臺譯裴洛西）訪臺，給習提供了一個在臺海極好的展示武力的機會，解放軍進行了七天的圍臺軍演，將軍力延伸到臺灣，自此開始，當局進入了以武逼統階段，也可稱之為武統模式。所謂武統模式，包含但不等同武統，而是以武促統，武力不僅作為後盾使用，而且直接用來達成統一的目標，強調的是對武力解決統一問題的自覺性。和統也需要武力做後盾，但在武統模式下，武力直接用於促成統一。以武促統或者以武逼統在當局隨後發布的臺灣問題白皮書中也露出端倪。
中國政府迄今共發布了三份臺灣問題白皮書。同前兩份白皮書的最大不同，這份白皮書從過去的著眼於防獨，到現在的著眼於促統。白皮書從歷史、中共的使命以及民族復興的必然要求三個層面論述了中國為什麼必須統一臺灣。雖然白皮書沒有為兩岸統一設置具體時間表，並仍然強調中國願繼續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將和統視為優先選項，但當局也非常清楚，一國兩制在臺灣沒有市場，和統會被臺灣拿來和平拒統，所以，白皮書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非和平方式將是不得已情況下做出的最後選擇。白皮書也對民進黨官方操弄臺獨和「外部勢力」干擾兩岸統一做出了措詞相當嚴厲的指責。從白皮書的基調看，當局已經做好了武力解決臺灣問題的準備，促統不是沒有期限的，如果美臺踩到中國紅線，無限拖延統一，中國接下來會採取嚴厲反制措施甚至軍事行動的決心。這是習要通過白皮書向外界特別是美臺發出的信號。
臺灣問題的未來風險在於，華盛頓正試圖點燃危機的火藥桶，誘使中國提前攤牌。美國參議院外委會在二○二二年九月以高比率通過了《臺灣政策法》，普遍認為國會最終通過該法律是沒有懸念的，時間會在二○二三年上半年。在中國控制住香港和新疆後，美國在地緣政治上現在更依賴臺灣對付中國，臺灣牌的最大效用正在顯現，而民進黨政府顯然也有意識地配合美國打臺灣牌。之前華盛頓是用切香腸的方式不斷刺探北京的紅線，《臺灣政策法》則乾脆一步到位，亮出美國對臺灣的底牌。該法全面強化與臺灣的實質關係，完全掏空美中建交的一中原則，形同接管臺灣，如果它通過，美臺官方交往就完全沒有法律障礙，美臺建交也不再是不可能之事。故等於在臺海引爆了一顆核彈，勢必會引起中美新一波的劇烈衝突，迫使習提前解決臺灣問題。特別考慮到二○二四年美臺都進入總統大選，鑑於仇中反中已經成為美臺的「政治正確」，兩地的總統候選人和他們的政黨會做出什麼危險的舉動，從而導致兩岸和中美的攤牌，是完全可能的。因此，《臺灣政策法》在美參院通過後，美中臺三方都在探討二○二七年前臺海爆發戰爭的機率問題。
從習的角度說，就算他再忍耐，再有定力，也不能不做出強硬反應。中共二十大新一屆軍委組成「臺海幫」的全面上位，已經為接下來可能的兩岸和中美的軍事攤牌在組織和人事上做好了準備。這裡還必須提及他的人格和認知問題。本文後續對此會有詳細分析。習屬偏執型的人格和認知類型。他是一個既謹慎又自大的人，強調定力但在關鍵時刻也敢出手。香港就是一個現成例子，當初香港抗議最激烈的時候，有多少人不看好習，認為他會敗退香港，結果一部《國安法》把香港搞定。在習的認知裡，只要他認定的事情，就要去做，而且認為能夠做成，過去十年，這種事情不少。在臺灣問題上，當他判斷美臺勾連讓中國越來越陷入被動乃至無法再退，而且解放軍的軍事實力可以拿下臺灣後，在未來五年他大概率會使用武力企圖「一勞永逸」地解決臺灣問題，儘管這樣會遭受美國和西方的制裁。這是偏執型人格的獨裁者通常會採取的決策。
可以說，臺灣很難逃脫習的「魔掌」，兩岸終難免一戰，除非某種極意外的情況發生。這是臺灣的悲劇，或許也是中華民族的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