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策縱歷史哲學論文集

這次收錄的文章，大部分都是周策縱教授去國赴美之前所寫，正如王潤華老師所說，周教授在整理文集的期間去世，不能親自完成整個編輯出版過程，也許正是如此，所以他年少時的文章，一直封存未能面世，直至今天。這一批文字，讓後輩學人了解到周教授在青年時期究竟關注一些怎樣的具體學術問題，從而更能明白他後來研究的重心與關懷的由來。

周策縱（1916－2007年）

湖南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方語言系和歷史系終身教授，為知名漢學家和歷史學家，代表作有《五四運動史》、《中國浪漫文學探源》、《海燕》等，一生中英文著述頗豐，計有40餘本專著和180餘篇論文出版刊行，並有多篇隨筆、散文、詩詞等作品傳世。


王潤華

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文學與社會學院助理院長、中文系主任與教授。現任馬來西亞南方大學講座教授，曾獲得東南亞文學獎、新加坡文化獎。已出版文學創作包括《內外集》、《熱帶雨林與殖民地》、《王潤華詩精選集》、《重返詩鈔》（詩集）、《秋葉行》、《重返集》、《榴槤滋味》（散文）等創作。學術著作有《王維詩學》、《越界跨國文學解讀》、《魯迅越界跨國新解讀》、《華文後殖民文學》等。


黎漢傑

曾任《聲韻詩刊》總編輯。著有《詩經譯註》及個人詩集《漁父》、《四月練習》、《故事》，詩論集《新詩餘話》。編有《2011香港新詩選》、《2012香港新詩選》、《2013香港新詩選》、《2014香港新詩選》、《周策縱訪談集》、《周策縱序文集》、《周策縱論學書信集》等。

序

初文出版人黎漢傑在舊刊物中，千辛萬苦的整理出周策縱多篇未曾結集的文章，尤其是是他離開中國赴美國留學之前的論述，這是一項文化考古的艱辛研究工作，我萬分佩服他的學術使命精神，鼓勵由初文出版社出版成書。這個出版計劃，啟發了我另一個值得研究的題目，周老師在一九四二年中央政治學校畢業到一九四八後赴美深造，這期間他擔任過多項國民政府相關的公職：
重慶《新認識》月刊總編輯（1942-1943）
重慶市政府專員秘書兼編審室主任（1943-1944）
《市政月刊》總編輯（1943-1944）
重慶行政學院教育長（1944）
《新評論》雜誌主編（1945）
國民政府主席侍從編審（1945-1947）
這段時間，他個人因公職而寫的文章，尤其他為國民政府，甚至代蔣委員長寫的「公文」，如果能搜集整理出版，對周老師的才華與學識，會有更深度廣闊的認識。
我在一九六八到一九七二年跟周老師讀碩士與博士學位，經常聽他說起這個時期的工作與寫作，很多重要政府首長公告也是由他執筆，希望不久以後有人研究並搜集這些文獻出版，讓我們能看到周老師的貢獻與成就的多元性。
我與淡瑩在威斯康辛大學東亞語文研究所讀書，有幸在周公門下，由於我們都是文藝青年，老師常常興奮的跟我們分享他的文學創作與翻譯，給我們閱讀他的新舊詩與外國詩歌翻譯，這種文學因緣，使我們與周公超越學術研究以外的關係，當時還有盧飛白（李經）教授，正在威斯康辛大學擔任訪問教授，他是西南聯大受奧登啟發的現代主義詩人，加上比較文學系的鍾玲也是我們的星座詩社詩人，一時威大的作家氣氛濃厚，也因此引發後來很多台灣作家如瘂弦、古蒙仁、楊澤、高信疆等作家也來了威大讀學位。周老師年輕時候翻譯的泰戈爾的《失群的鳥》與《螢》（台北：晨鐘出版社，1971），就是我們推薦給白先勇出版的。周老師七十五歲那年，我們為他祝壽，他建議出版一本《創作與回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收集了約四十位學生與朋友的創作集，我約了何文匯、瘂弦聯名主編。由於文學的因緣，後來老師的新詩全集《胡說集》（台北：文史哲，2008），他自己編輯了幾十年的代表五四新詩在海外的繼承與新蛻變《海外新詩鈔》也是我編輯完整出版的。老師也是考證古文字專家與古漢語言學者，他的《棄園古今語言文字考論集》（台北： 萬卷樓，2006）。他要我負責編輯與出版。周教授於二〇〇七年逝世，生前自己已開始編輯的《周策縱文集》還未完成，後又由師母吳南華醫生繼續，最後我聯合周老師的學生共二十一人（王晉光、 王萬象、 王潤華、 王曉薇、 何文匯、 吳瑞卿 、呂宗力、周建渝、洪銘水 、高辛勇、 張雙英、 張雙慶、 梁鳳儀、 陳永明 、陳致 、陳博文、黃嫣梨 、劉寶珍、 蔡振念 、鍾玲、 嚴志雄）共同完成。
想不到香港的年輕學者與詩人黎漢傑，他對周教授尊敬又佩服，他聽說周策縱的翻譯西方古今詩選集《風媒集》（心笛、王潤華、瘂弦、黎漢傑編輯，台北：秀威資訊2017），拖延多年，馬上就安排出版。接著他自己在香港創辦了初文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周教授從未出版成集的論文：《周策縱訪談集：修辭立其誠》（2018），這是周教授在世界各地接受文化界訪談，發表在報刊與雜誌上，今天不容易找來閱讀與參考了。另一本《周策縱序文集》是周教授為曹紅學，文學經典、近代思潮、古今詩學的專家學者的專書所作寫的序文，這是周策縱在這個領域研究的再思考，研究周教授這些有關課題非讀不可的論述。第三部《周策縱論詩書》（2021）的文論是周教授文學批評的典範，全方位的展現他的見解與方法。在二〇一九年紀念五四一百年時，黎漢傑的初文出版社再版了周策縱的《五四運動史》。
我與黎漢傑是周教授永遠的超級粉絲。其實還有很多學者也是，像香港浸會大學的陳致教授也是令我佩服，他編輯周教授的《周策縱舊詩存》（香港匯智出版，2006）及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藏《周策縱捐贈書畫集》等。我自己在與漢傑合作之前，曾寫過一系列研究周公的論文，主要收集在已出版的《周策縱之漢學研究新典範》（台北： 文史哲，2010）與《華裔漢學家周策縱的漢學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11）二書裡。另外我也編輯《棄園內外》（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是一部周策縱學術論文與新舊詩詞的代表作選集。現在我又驚喜萬分的知道，黎漢傑正計劃繼續出版周公的其他作品，同時更具雄心的計劃出版一系列，廣邀學術界研究周公各領域的論文集，包括以下暫定的課題：

五四與史學
曹雪芹與紅樓夢
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
中外哲學與文化源流
訓詁與詩詞
新詩、舊詩詞與書畫
追記與回憶

我在此預祝黎漢傑的巨大的研究計劃與出版，會在不久將來一一實現。

王潤華
二〇二三年一月六日南方大學

序

輯一：五四前後

五四前後的孔教與反孔教運動
（蔡振念譯）載《大陸雜誌》第76卷第3期（1988年3月15日）

五四：一個「百依百順」還是「不屈不染」的女孩子？
載《中國時報》1988年5月4-5日「人間」副刊
　
懷人量史論五四文學
載《聯合文學》第43期（1988年5月）

北大精神與「五四運動」――兼論蔡元培校長的貢獻
載《聯合報》1989年5月3日27版

胡適對中國文化的批判與貢獻―― 胡適先生百歲誕辰紀念講稿
原載《傳記文學》第58卷第1期（總第344期）（1991年1月），題名：「胡適對中國文化的批判與貢獻」


輯二：近代中國的徘徊

論「中國本位的再版」
載《新認識》月刊（重慶：新認識月刊社，1940年8月15日），第一卷第六期

中國政治一百年
載《新認識》月刊（重慶：新認識月刊社，1942年12月15日），第六卷第三、四期合刊

論中國歷史大變局的序幕
（與馮大麟合著）載《三民主義半月刊》（重慶：三民主義半月刊社，1945年，12月15日），第七卷第八期

略談汪孟鄒與陳獨秀
載《明報月刊》第7卷第4期（總第76期）（1972年4月）

歷史事實、歷史分析與歷史判斷
載《傳記文學》第39卷第5期（總第234號）（1981年11月1日）

體系與點滴：論新文化建設和梁漱溟的獨立思考
載《中國時報》1987年11月12日「人間」副刊

文史雜議
載《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會刊》第7期（1995年1月）


輯三：子產評傳

子產治鄭之政績
《服務》（重慶：中央政治學校畢業生指導部，1940 年2月1日），第二卷 第六期

子産對人和對事的態度
載《新認識》月刊（重慶：新認識月刊社，1940年9月15日；1940年10月15日），第二卷第一期、第二期

子產的積極外交
載《新認識》（重慶：新認識月刊社，1943年4月15日），第七卷第二期

子產之消極外交
《服務》（重慶：中央政治學校畢業生指導部， 1943 年12月），第七卷第二、三期合刊


輯四：儒學初探與中西哲學

荀子禮樂論發微
載《學術世界》（上海：世界書局，1937年1月；1937年4月），第二卷第三期、第四期

哲學的根本問題
載《新認識》月刊（重慶：新認識月刊社，1940年7月15日），第一卷第五期

蘇格拉底論死
載《新認識》月刊（重慶：新認識月刊社，1941年1月15日），第二卷第五期

叔本華與龔定盦
載《婦女月刊》月刊（重慶：婦女月刊社，1941年12月），第一卷第四期

知．情．意論
載《新認識》月刊（重慶：新認識月刊社，1942年7月15日），第五卷第五期

《莊子．養生主》篇本義復原
載《中國文哲研究集刊》（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2年3月），第二期

孟子義利之辨別解
載《中國書目季刊》（台北：學生書局，1994年3月），第二十七卷第四期


第五輯：國家與人民

進化的人性論與革命民權說：革命民權說的理論根據及其特質
載《新政治》月刊（重慶：中央政治學校研究部新政治月刊社，1940年12月）第五卷第二期

布丹的主權論
載《新認識》（重慶：新認識月刊社，1941年5月15日），第3卷第3期

格老秀斯的國家論與主權論
載《新認識》（重慶：新認識月刊社，1941年6月15日），第3卷第4期

政治離亂與集權主義的誤用
（與張金鑑合著），載《新認識》（重慶：新認識月刊社，1942年10月15日），第六卷第二期

水到渠成的均權主義
（與張金鑑合著）載《新認識》（重慶：新認識月刊社，1943年3月15日），第7卷第1期

政治與衝動：羅素政治思想述評之一：政治目的論
載《大路》（泰和：大路半月刊社，1943年8月31日），第九卷第五期、六期合刊

索先生與賽先生：中國現代化的兩大途徑
載《古今談月刊》月刊（重慶：古今談月刊社，1945年10月15日），第一卷第一期

五四：一個「百依百順」還是「不屈不染」的女孩子？　

從前胡適之先生往往對我們說：歷史像一個百依百順的女孩子，你要怎樣打扮她就怎樣打扮她。這並不是說歷史紀錄不應尊重事實；相反的，史須求信，歷史記載應該盡最大可能符合客觀的事實。評判歷史紀錄的好壞，仍然要以它符合多少事實來做標準。只是我們也要了解，歷史也時常被人打扮粉飾，事實紀錄極難逼真，絕對客觀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讀史者最好總須有點存疑的態度。
近代史同我們的利害關係太密切了，更容易引起人們來有意或無意地打扮她、歪曲她。還有，愈複雜愈重要的歷史事件，也就愈會容易引誘人，讓人來打扮她、歪曲她。五四運動正是這樣的一椿歷史大事。
五四當時抗議北洋軍閥政府對日本侵略的妥協政策，五四靑年學生激揚愛國熱潮，五四提倡白話文，這些雖然在當時引起過震動和衝突，但現在已沒甚麼可爭論的了。五四提倡科學，雖然後來引起過科玄論戰，但這問題太深奧，對大眾來說頗不關痛癢，究竟弘揚科技，已成不爭之論。五四思潮引起最大和最長期爭論的是兩個問題：一個是大力廣泛介紹傳播西洋思想制度、來批判中國傳統的社會、政治制度、倫理、哲學、思想，尤其是在不全眞的「打倒孔家店」、「全盤西化」等通俗流行的口號下，引起了無窮的爭辯。另一個問題就是五四運動積極提倡了民主，究竟甚麼是真正的民主，這位德謨克拉西先生到底是甚麼人，卻成了嚴重的問題。這也就牽涉到對五四運動的解釋和看法。前一個問題若只關連到倫理、哲學、思想和社會制度，也許儘可把它當成東西文化問題來看待，可是事實上也牽涉到政治和政黨的政策；至於民主和對於五四的解釋，那就更和政治、黨爭糾纏不清。於是五四這女孩子也就難免被打扮得花枝招展，不復像「貧賤溪頭自浣紗」的西施了。
我曾一再提醒大家，我們必須把五四當成一個複雜的歷史「階段」來看，決不能只著眼於一天或一兩個月的遊行示威活動。不然，就無法認淸這一歷史事件的真面目和真精神，也無法了解這個時代。明白了這點，就可看到五四的演變過程，在它的前期和高潮時期，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在青年知識分子當中佔著極重要的地位。五四遊行時絕大多數的學生都是傾向民主自由思想方面的，極少數思想行動最激烈的學生也多只是無政府主義者或工團主義者，更溫和而較多的則是基爾特社會主義者，而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那時中國還沒有馬克思主義者的存在，更談不到馬列主義的共產主義者了。一九一九年五月正是遊行高潮時期，李大釗還在《新青年》月刊上說，馬克思主義有缺點，應該修正，人們不可全部永遠接受它。北大學生像羅家倫、傅斯年當時倒頗傾心於俄國式的革命，卻又從來不信奉馬列主義。五四事件以後的七八個月裡，粗淺介紹馬列思想的只有國民黨和進步黨的幾個報刊，胡漢民、戴季陶、邵力子、張東蓀比陳獨秀、李大釗貢獻的力氣還要大，他們自然也不是眞正的馬列主義者。共產主義在中國的有效傳播，應該是一九二○年三月底蘇聯的「加拉罕宣言」在中國公開後才開始。
可是五四遊行後不久，極端保守分子就散佈謠言，捕風捉影，「相驚伯有」，說五四是布爾薛維克黨鼓動起來的。當時的青年學生和一般知識分子都認為這是一種栽誣，比較公正的中外言論也指出這是無稽之談。這該是早期對五四的打扮和歪曲。不料事隔二十年後，五四在中國聲望日隆，革命黨急於攀上列車，就說：五四運動是十月革命和列寧召喚起來的，五四是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領導的，五四運動是個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的運動，五四使資產階級的「舊民主」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新民主」。於是四、五十年來，無數的報刊書文、官私文獻，都把五四妝飾成一個「紅色娘子軍」。甚至反對派也懾於這種聲威，索性不敢，或禁止來討論五四運動了。這種局面，到近年來好像才略有改善。
我相信，凡是竭盡心力來寫五四運動史的人，存心都是誠懇的。他們熱愛眞理與忠於事實之心，誰不如我。然而我又不能不說，他們有許多人首先要從忠於一個主義出發，只好削足適履，把五四裝扮起來，好去迎合上面的結論。結果，就我看來，卻有點像是在打著五四的旗子反五四；也有點像專制時代，打點宮裝，替皇上選秀女了。
他們打扮歪曲五四的方式，以前大都不外兩種：一種最乾淨俐落，我管它叫「金屋藏嬌法」，就是把所有重要的有關五四的原始資料都封鎖起來，甚至毀滅掉，不讓人看到。眼不見為淨。起初我還沒注意有此一招，直到一九五六年鳴放運動時，才看到大陸上有人在報上埋怨說：《新青年》雜誌一直成為禁書，被封鎖了起來，只有高幹們才准許看到，其他出版品更不許流通。台灣當時好像也有點當仁不讓，直到一九八二年有些，我還發現，北京圖書館所藏有些五四資料，包括北京大學學生在一九四七年編印的小冊子《五四在北大》，書目卡上還蓋有圖記，非經特許，不能借閱。至於我的《五四運動史》，那就更不消說了，連書目卡都沒有。我倒並不單怪他們，別的地方也往往如此，還有甚麼可說呢！
記得一九五三年秋天我在美國國會圖書舘做硏究，捜集五四資料，一天袁同禮先生興致沖沖地拿了一張廣吿來吿訴我，說：「好消息，你該高興了！」原來大陸宣佈，中國史學會主編的「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已岀版了《義和團》和《戊戌變法》，每種都有好幾大冊，也計劃要出《五四運動》。我見了當然很高興，可是後來等了五六年，只見別的題目都出版齊了，只有「五四」一項不見下落。我終於恍然大悟，他們怎能把五四資料全部印出來呢？
另外一種打扮歪曲的方式更是正規又乾脆，我管它叫「戴假面具或化粧整容法」。編者作者任憑己意修改或偽造原始資料，使讀者迷亂信從。例如一九六○年上海社會科學院編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五四運動在上海史料選輯》，資料的取捨固然只好聽他們作主，他們卻還要在許多原始資料上加上不合事實的大小標題，如「人民反帝愛國運動」、「日美帝國主義加緊對中國的侵略」等等。誰也知道，五四時期美國和日本頗有利害衝突，美國多少是同情中國學生和知識分子，反對日本對中國侵略的。當時中國人只反日，怎麼能說是反日、美帝國主義呢？巴黎和會後中國固然對英、美、法、意等西方國家大感失望，但當時還不見有反美的活動。再說，那時中國也沒提出甚麼「反帝國主義」的口號。這口號的提出乃是以後的事。有一位中國留美學生在六十年代寫了一篇〈五四運動在上海〉的博士論文，不小心，竟把這種後加上去的標題當作五四時期的原文引用了。我在一次應出版者的要求審查這英文原稿時曾指出這點和別的問題，希望作者能修正，後來好像也沒有修改過來。另外的例子就是許多人都一口咬定五四青年都在「反封建」，好像他們都這樣說過，使用過這個口號，其實這也是後來加上去的。此外還有個大麻煩，就是五四時代的當事人，後來或因自己思想改變，或因過分誇大自我，或因環境所誘所迫，或因誤記，回憶起來，往往失眞。像這樣戴了假面具或經過整容手術的著作，大小冊子和文章，數不勝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