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詩經》樂歌的西周教治研究（簡體書）

韓朝博士的西周“教治”研究意義亦在此。韓朝研究聚焦四個問題，其重要探索如下：其一，提出周代教育史-重要學術範疇——“教治”，在相關文獻的梳理後又對其進行了初步討論；其二，從《詩經》樂歌角度對西周“教治”進行探討，尤其對“教治”核心概念——“德”的社會覆蓋做了重點的研究；其三，指出與“儀式”的聯繫是“教治”活動的基本方式，也是“教治”活動的重要特點之一；其四，指出“教治”實施的目的——重在身體的規訓，由此也成為有別於其他教育形態的一大特徵。此外，還嘗試對“教治”的社會意涵進行了討論。當然，作者這一研究還只是起步，“教治”研究才剛剛開始，對其總體的理解和把握仍需逐步深入，有待時日。如果說《周禮》是“教治”資料記載集中的文獻，那麼利用《周禮》等文獻研究“教治”則尤有必要。

韓朝的博士論文《基於（詩經）樂歌的西周教治研究》即將印行，對於剛跨出校門不久的青年教師來說，自當可喜可賀。
我作為她的碩士和博士導師，不由想起她求學階段的經歷。她碩士階段在西南大學音樂學院研究中國音樂史，博士階段則進入西南大學教育學部中國教育史專業，主攻古代音樂教育，從而跨出熟悉的音樂學專業而進入到陌生的教育學領域。對任何的新到者來說，這一時刻多少都會有些艱難。幸運的是她對此有所警惕，能認真、積極面對，並做出及時調整，以沉著、勇毅和進取來應對重新出發學習的艱辛和尚未知曉的學術新挑戰。進入教育史專業後，她便沉潛在教育學的諸多基礎學科如中國教育史、西方教育史、教育人類學、教育與文化社會發展等課程的學習之中。從她後來的博士論文選題看，她確實已發生改變、融入新的學科，並進入到古代教育史前沿的研究領域，最後挑戰音樂史和教育史的跨學科選題——以《詩經》樂歌來探究西周的教治。她敲定這一選題看似不經意，但我深知對她來說這意味著什麼——苦澀、艱辛、彷徨、懷疑、時明時暗會與整個的研究須臾不離，我想她對這一切（包括進入該專業學習起）的感受一定是刻骨銘心的。
說到周代教育史研究，毫無疑問“學校教育”是研究重點，其中教育制度、教育形式、教育理論與方法、教育思想等又是重中之重。對於周代我國“學校教育”發展的關鍵時期來說，上述取向毋庸置疑，如今周代教育史面貌的改觀即可為證。然與之相對，周代其他一些教育現象如“教治”“生活教育”等則長期被忽視，其學術價值亦不甚了了，在20世紀初以來的研究中很少被觸及，更無專題性的研究。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缺憾。事實上，西周“教治”“生活教育”是一直與學校教育（官學）並行的教育現象，相比“教化”出現更早，如果忽略這些教育現象，難免會失去全面審視和考察整個周代教育的一次機會。正因為此，韓朝的目光聚焦到了西周的“教治”問題。
那麼，西周“教治”是怎樣的一種教育活動呢？這得回到教育史的脈絡上來。進入周代，我國早期教育駛入發展快車道。周代教育史可分為前後兩段：前段從西周初至春秋中葉，教育在國家權力介入下加速擴展，它又關涉兩個方面：一是“學校教育”以官學的形式快速推進，二是“教治”以非學校方式出現並運用於社會的治理；後段或始於春秋，在無涉國家權
力的狀況下另一種學校教育——“私學”興起，從民間起步並逐步推展開來。盡管“學校教育”被視為周代教育發展主流和標志，但“教治”的社會影響和教育價值同樣不可小覷。因為西周三種教育現象的並存已是事實：一是庶民社會“生活教育”的存在（它由歷史延續而來）；二是上層社會“學校教育”（官學）的存在（隨周初“禮樂”而推進）；三是輔政性社會“教治”的存在（西周已見）。也就是說，西周教育並非只有“學校教育”一種教育活動，而同時還有“生活教育”和“教治”共三種並行的教育活動。面對西周如此教育生態，從社會角度看，除“生活教育”是過去教育樣態的延續之外，“官學”和“教治”都有西周的特殊背景，尤其與國家權力有關，可以說是在國家權力（禮樂制度）明確介入下的教育活動，“官師合一”現象就出自這一背景。換言之，周代國家權力對推進周代教育有著特殊的作用。另以教育角度看，西周的“官學”和“教治”同“生活教育”又有某種天然聯繫。先看“生活教育”，它是最早產生的“教育”形態，因為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而自發產生，重在生產技藝的傳授、日常生活技能的學習及日常生活行為的習得。故而“生活教育”所針對的主要是“身體”，以獲取生存和生活的基本“技能”為主。再看西周“官學”“六藝”，仍然是主以“技藝”的學習。據《周禮·地官》，大司徒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①，又保氏職“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②。“六藝”所教：禮，教習禮儀；樂，教習樂舞；射，教習射箭；御，教習御車；書，教習文字書寫；數，教習數數；覆蓋了“小學”至“大學”的學習。可見“六藝”所“教”，皆為“技藝”。換言之，西周早期“官學”的“六藝之教”都同樣是以“身體”為物件的技藝性教習活動。復看“教治”，因為社會治理的輔政活動，相關職官按“教法”於各種禮典和行政活動中施以政令以使庶民效法，從而國家“政令”與庶民“行為”達成一致。如《周禮·地官》鄉師職“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州長職“掌其戒令與其賞罰”，黨正職“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等等。這裡的“教”，即官施民效，影響的同樣是“身體”行為。可見，無論是西周初“官學”中的“技藝”施受還是“教治”中的“行為”規訓，“教”的落腳點都在“身體”行為上，即是“教”身體。也就是說西周之初的“教育”，是延續“生活教育”中的“技藝”和“行為”之教。
從此意義上看，周代早期“教育”是建立在“生活教育”基礎之上的。爾後，周代之“教”內涵有變。春秋末私學興起後，又有新“六藝”（《六經》）出現。據《禮記·王制》：“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又據《墨子·貴義》：“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③及《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④這裡所提皆“四藝”而非“六藝”。

緒論
一、問題提出
二、研究意義
三、文獻綜述
四、概念考釋及梳理

第一章 《詩經》樂歌與教治
第一節 西周禮樂制度述略
第二節 《詩經》樂歌的三種存在方式
一、周代《詩經》樂歌的三種文本存在
二、《詩經》樂歌的兩次衍變
三、《詩經》樂歌的三種功用
第三節 西周社會及其教治

第二章 《詩經》樂歌與教治之內容：德
第一節 《詩經》樂歌之德
一、《頌》之德
二、《雅》之德
三、《風》之德
第二節 與“德”相關的社會身份
一、王
二、臣
三、民
四、婦
第三節 《詩經》教治之王德
一、王對待天祖之德
二、王對待臣民之德
三、王對待物之德
四、王對待政事之德
第四節 《詩經》教治之臣德
一、臣對待王之德
二、臣對待賢士、庶民及家人之德
三、臣對待物之德
第五節 《詩經》教治之民德
一、民對待農事役事之德
二、民對待家人友人之德
三、民對待物之德
第六節 《詩經》教治之婦德
一、婦德
二、婦言
三、婦容
四、婦功

第三章 《詩經》樂歌與教治之方式：儀式活動
第一節 《詩經》樂歌與儀式活動
一、鄉飲酒禮
二、射禮
三、燕禮
……
第四章 《詩經》樂歌與教治之實施及目的：規訓身體
第五章 從《詩經》樂歌看教治之社會意涵
結論
參考文獻
後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