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簡體書）

梅列日科夫斯基是俄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前半期有影響的作家、詩人、劇作家、文學評論家和宗教思想家之一。他的成就涉及歐洲和俄國文史哲學各個領域。“基督教是什麼”這個問題，貫穿了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全部創作。他通過解讀歷史人物，尤其通過剖析人物的靈魂、精神過程來表現和敘述他的宗教哲學思想。這部寫於1900到1902年的兩卷本長篇作品《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明證。通過對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及其主要作品的剖析，；梅列日科夫斯基力圖審視俄羅斯現代民族精神的代言人的靈魂，揭示俄羅斯現代宗教思想所面臨的問題，探索這些問題在現代語境中的宗教哲學意義。

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面。
托爾斯泰多年間一直打算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結識……
他一直在打算著，但是沒打算好，抽不出時間。
直至陀思妥耶夫斯基轟動一時的葬禮之後，在一切人都一下子談論起、大聲議論起他、忙亂起來、好像第一次發現了他的時候，托爾斯泰終於加入了這大合唱，趕緊迎合舉國上下對他的承認，回憶起自己原本沒有的、姍姍來遲的愛慕。
他突然之間感覺到，這是他“最親近、最珍貴、最為必不可少的”人。

梅列日科夫斯基（Dmitri Sergeevich Merezhkovsky，1865-1941）是俄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前半期最有影響的作家、詩人、劇作家、文學評論家和宗教思想家之一。從1881年開始發表詩作到1941年去世，無論在俄國時，還是在國外長時間流亡時期，他都一直不斷發表作品。他的著作大部分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對於今日仍然具有重大意義。梅列日科夫斯基工作之勤勞、知識之淵博、視野之寬闊、思想之深度、影響之巨大，令人欽佩。
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成就，涉及歐洲和俄國文史哲各個領域。在為1914年二十四卷本《梅列日科夫斯基全集》所寫的言簡意賅的總序開篇，他曾對自己的寫作目的有如下說明：
有意眷注這部文集的讀者將會發現，盡管各部著作性質不同，有時候還互唱反調，但是，它們之間存在著不可分割的聯繫。它們是一條鏈條的各個環節，一個整體的各個部分。它們不是好幾部書，而是一部書，只不過為了閱讀方便而分冊刊印罷了。是一部書，說的是一件事。對於現代人類，基督教是什麼？回答這個問題——就是貫穿在各個部分之間的聯繫……我只是描述自己一貫的內心感受。（謝翰如譯文）
這篇“總序”雖然寫於1914年，但對梅列日科夫斯基直到1941年去世這一段很長時間內寫作的其他著作而言，同樣中肯。“基督教是什麼”這個問題，貫穿了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全部寫作，無論詩歌、戲劇、小說、傳記，還是評論。作者說自己不是哲學家，但是，他的著作作為整體，所表現和敘述的恰恰就是他的宗教哲學思想。只不過，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宗教哲學思想不是以理論闡述的方式來表達，而是通過解讀歷史人物，尤其通過剖析人物的靈魂、精神過程來展現來表達。因此，他寫的傳記小說很難歸類，既像是奇妙而深刻的文學評論，又像是風格獨特的小說。所以，他的宗教哲學著作讀起來一點不讓人感到枯燥。
梅列日科夫斯基寫作的時代，是俄國文學史上所謂的“白銀時代”（據說繼承了十九世紀初期以普希金、果戈理等人為代表的俄國文學的“黃金時代”），一般認為指1890-1917年和十月革命後初期。在這個時期，俄國社會受到國內政治經濟的影響，文化上受到西方各種思想和文化流派的影響，出現了十分活躍的氣氛，比如文學上的象徵主義、阿克梅主義和未來派等，以及宗教哲學方面的索洛維約夫（1853-1900）、布爾加科夫（1872-1944）、別爾嘉耶夫（1874-1948）和舍斯托夫（1866-1938）等人的著作。在歷史和文化的轉折時期，知識分子都難免要重新審視自己民族的思想文化，尋找未來的精神發展方向。在這些宗教思想家中，梅列日科夫斯基顯得非常特別，這部寫於1900到1902年的兩卷本（每卷分上篇和下篇）長篇作品《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明證。
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國現代文學的泰斗，我國讀書界非常熟悉，研究文獻也很多。即便如此，這部一百多年前寫下的皇皇巨著仍然讓我們感到震撼性的力量：通過對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及其主要作品的剖析，梅列日科夫斯基力圖審視俄羅斯現代民族精神的代言人的靈魂，揭示俄羅斯現代宗教思想所面臨的問題，探索這些問題在現代語境中的深層宗教哲學意義，獨具匠心。
《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文學批評性質的論著，而是關於靈魂學的宗教哲學論著。一個人的靈魂是看不見的，可見的是一個人的作為和作品。就作家來說，唯有通過其作品，我們才能窺知其靈魂；但要通過作品窺知一位作家的靈魂，又非常困難，因為，作家在作品中並沒有直接露面，而是借自己筆下的人物說話。本書卷一題為“生平與創作”，以傳記材料為基礎，力圖通過作家的“行為”來透視其靈魂；卷二題為“宗教思想”，完全通過兩位作家筆下的文學人物來透視作家的靈魂。靠剖析作品來剖析一個作家的靈魂，需要非凡的洞察和解析才能，如此解析作品，看起來像是文學批評，實際上，我們的文學批評幾乎與作家的靈魂問題毫不相干。
寫作《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前後，梅列日科夫斯基寫了“基督與反基督三部曲”，旨在“反映歷史——全世界的歷史、即所有世紀、所有民族的歷史，理順歷史上全部的基督思想”。第一部《諸神死了：背教者尤利安》（1896）審視的是羅馬帝國確立基督教為國教三個世紀之後的事情，當時又恢復了對奧林匹亞眾神的崇拜，基督教與多神教這兩個真理又出現了對峙。在第二部《諸神復活：列奧納多·達·芬奇》（1900）中，“兩個真理”的對峙變得更為複雜，基督教和反基督教的思想斗爭更為尖銳，因為，這時出現了最可怕的“反基督”的世界性力量：現代國家。第三部《反基督者：彼得與阿列克塞》 （1903-1904）以“現代國家”問題為框架，進一步展開基督教和反基督教的思想斗爭。書中的彼得被刻畫成建立反基督國家的人物，“惡的天才”；他可笑地一味模仿西方國家，駕馭他的是反基督的意志。阿列克塞走的則是基督之路，卻受到不公正審判，以殉難告終。
梅列日科夫斯基寫作三部曲第一部時，同時著手寫《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此，兩書主旨顯出共同之處。反過來說，梅列日科夫斯基對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這兩個偉大的俄羅斯靈魂的剖析，是以基督與反基督為基本的戲劇推動線索的。
《托爾斯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初在《藝術世界》雜志上連載，歷時近三年（1900年到1902年）；單行本也隨即問世（《世界藝術》雜志版，卷一：1901年；卷二：1902年）；1903年，卷一第三版出版（聖彼得堡皮羅日科夫版），中譯本卷一依據的就是這個版本。在1911年沃爾夫協會出版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全集》中，本書被編為第Ⅶ、Ⅷ、Ⅸ卷中。本書被譯成多種外語，有大量評論（參見1914年《全集》，卷XXIV文獻）。中譯本卷二根據的就是1914年《全集》第Ⅺ-Ⅻ卷。
在俄國，這部著作在1914年收入24卷本出版之後，到1990年蘇聯解體之前沒有以任何形式再版。譯者本來希望找到近期版本，指望有當代俄國學者添加的注解和說明等等，但沒有成功。這部中文版全書共約54萬字，由於承擔其他翻譯，競十多年才完成，也算了卻了一番心願。
這部著作的文風彰顯了梅列日科夫斯基的風格。不足之處是原文沒有注釋，引用文段落沒有標出出處和版本等，聖經引文也僅部分標明出處（正文中引用文句之後）。沒有指出出處的句子，譯者盡力在中文聖經和合本中查找，恐難差強人意。

中譯者前言
《梅列日科夫斯基全集》序言（1914）
卷一：生平與創作
引言
上篇 作為人的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下篇 作為藝術家的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卷二：宗教思想
序言
第一章 托爾斯泰筆下的反基督
第二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反基督
第三章 托爾斯泰筆下的基督
第四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基督
第五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分裂
第六章 托爾斯泰筆下的最終分裂與最終合
附錄：梅列日科夫斯基作品編年
譯者後記

托爾斯泰是人之肉體的偉大創造者，部分地是人的靈魂——即其轉向肉體、轉向生命無意識的、動物性自發性之根的那方面的靈魂的創造者。但是，他是不是活的人的個性，那被稱作“人物”的創造者呢？
人物無疑在他筆下孕育、成長和逐漸形成，但是，這些人物能否分娩出生、逐漸長大，成為獨立、個別、惟一和完整的、有生命的存在物呢？
托爾斯泰對人的個性的描寫很像高浮雕的半凸出人體，這些人體有時候似乎馬上就要脫離塑造並把握著它們的平面，最後跳出來，站在我們面前，像可從四周觀看、可及可感的圓雕一樣；然而，這是視覺的欺瞞：它們永遠也不會分離出來，永遠不會從半圓變為全圓；，我們永遠也不會從另一面看到它們。
在普拉東·卡拉塔耶夫的形象中，藝術家似乎使不可能之事成為可能：他能夠描寫出有生命的，或者，至少，暫時顯得有生命的個性，恰恰就憑著沒有個性、沒有任何確定的特徵和棱角，憑著特殊的“圓形特徵”；這種圓形驚人明顯，甚至似乎幾何形的印象，卻不是產生於內在的、靈魂的面貌——而是產生於外在的、肉體的面貌：卡拉塔耶夫有“滾圓的軀體”“圓的頭”“圓形的動作”“自圓其說的言語”，甚至連他的氣息裡都有“某種圓的東西”。他是一個分子；他是為首的和最後的，最小的和最大的，是開始與終結。他自身並不依自己而生存；他只是萬有的一部分，全民、全人類、全宇宙的生命的一部分。他以自己的個性或者無個性再生這一生命，就像一滴水珠以其完滿的圓再現世界之圓周一樣。無論如何，藝術的奇跡，或者視覺的最為天才的欺瞞正在完成，幾乎已經完成。普拉東·卡拉塔耶夫雖然沒有個性，卻似乎是有個性的、特殊的、惟一的。但是我們也許想要徹底地了解他，從另外一個方面看看他。他很善良；但是，也許，他一生都連一次也沒有觸犯誰嗎？他很純潔，但是，也許，他連一次也沒有與眾不同地瞥過某一個女人一眼嗎？他說話愛用成語，但是，也許，他有一次還是把自己的一個詞兒塞進了這些短語了吧？只需要一個詞，一條事先看不見的細線就會破壞了這個過度正確的、在數學上完美無缺的“圓形”——我們也就可能相信，他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他存在。
但是，在我們最凝神注目之時，普拉東·卡拉塔耶夫好像故意似的，死去了，消失了，溶解了——像一個小水珠落人大洋中一樣。如果說他在死亡時得到更多確認的話，那麼，在他活著的時候，在人類情感、思想和行為諸方面，我們就承認，他是難以確認的：他連生活也沒生活過，只是存在過，亦即顯現為“完美的圓形”，並以此完成了全部使命，所以他只剩下等死了。在我們的記憶中，正如在彼埃爾·別祖霍夫的記憶中那樣，普拉東·卡拉塔耶夫給人留下的印象永遠不是一張活生生的臉，而只是對全部俄羅斯事物、善和圓的事物的生動體現而已，也就是說，是巨大的、全世界歷史宗教的和道德的象徵。
安德列公爵的個性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
我們已經看到，或者猜想到；對於我們來說，他變得越來越可理解，這在於他自己生動的矛盾，冷漠的智能和熾熱的幻想傾向的結合，對人的蔑視和對榮譽——“對人之愛”的不可滿足的渴望的結合，貴族的外在殘酷性與隱秘的溫柔——有如兒童沒有防衛的心靈感受性的結合。
但是，在這裡，好像故意似的，正是在雕塑家再敲幾錘則人的形象即最終雕刻成形之時刻——安德列公爵開始死亡。和卡拉塔耶夫相反，安德列死亡得緩慢而困難，因為他全部的個性是由一些確定的特徵，由一些棱角構成的，所以死亡要許多時間，才能磨去這些活的棱角，達到原初分子——時刻準備與海洋匯合的小水球的“圓形”特徵。死亡姍姍來遲，緩慢地磨圓著他，像海浪磨圓著多棱角的石塊一樣。
在緩慢而似無終結的死亡期間，在夢境和痛苦之中，在絕望和清醒之時，他的臉由活生生變得全新、陌生、可怕。這第二張臉遮蓋、吞沒了第一張，以致安德列公爵的全部生活，他全部活的思想、情感和行為就顯得十分微不足道；所以，在我們的記憶中就永遠地留下的不是安德列公爵的生命，而只是“安德列公爵的死亡”，不是活的、特殊的個人，而只是這無法理解的、非人的、彼岸的第二張臉。
但是，還有娜塔莎·羅斯托娃呢：她，似乎是富生命力的、親切的、此地的、近在眼前的、特殊的和惟一的。她的人之個性之結結得多麼有情，多麼牢固。這個“優雅的最純潔的榜樣”之組成依據是靈魂——肉體生活之何等精細、難以捉摸和多種多樣。和普希金的塔吉亞娜一樣，她似乎是詩人繆斯的化身，在“永恒女性”之鏡中，反映出詩人自己的內在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