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通識（簡體書）

《資治通鑒》被稱為帝王的教科書和讀書人的“不可不讀之書”，其中記載自戰國至五代1362年的歷史興衰經驗，是中華民族的智能寶庫，也是中國人修身齊家、管理治理的指導之道。了解中華優秀的歷史文化，必須要了解《資治通鑒》。

本書作者張國剛教授立足“通識”，以貫通古今的宏闊視野、積澱四十余年的學術研究和六十余年知人閱世的體悟，以“大家小書”講透《資治通鑒》到底是一部什麼樣的書——為何編撰這部書、其架構如何、精華內容是什麼、歷史上的評價有哪些、《通鑒》大家族是如何組成的、其對中華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影響有哪些，深入淺出，一氣呵成，讓人讀起來欲罷不能，在體驗閱讀的酣暢淋漓後，提升對傳統文化的熱愛和中華文化的自信。

張國剛，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主要致力於中國古代史、中西文化關係史的研究。為清華大學本科生及社會各界講授《資治通鑒》，頗受歡迎。2014年被評為北京市高等學校教學名師。

所著《〈資治通鑒〉與家國興衰》入選“2016中國好書”。主要著述包括《〈資治通鑒〉與家國興衰》《中西文化關係史》《唐代藩鎮研究》《佛學與隋唐社會》《唐代家庭與社會》《明清傳教士與歐洲漢學》《從中西初識到禮儀之爭：明清傳教士與中西文化交流》《資治通鑒啟示錄》等。

1.名家立足“通識”講解傳統經典之作。著名學者、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張國剛先生立足文化通識，面向青年學子和大眾講解《資治通鑒》的“大家小書”。作者以研究中國歷史和《資治通鑒》四十余年的學術功力，深入淺出講《資治通鑒》及其對中國文化的影響，縱橫古今，高屋建瓴，讓讀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領略中國文化的波瀾壯闊。

2.全面濃縮《資治通鑒》的歷史智能。《資治通鑒》歷來被視為帝王的教科書，記載了自戰國至五代1362年的歷史興衰，其中總結的治理、管理經驗和個人修身、成長智能，成就了歷史上無數的英雄人物。今天讀通《資治通鑒》可以讓我們“通古今之變，識興衰之原”，充分汲取歷史智能，讓自己更睿智，更有膽識，並富有洞見。

3.2小時可讀通《資治通鑒》是一部什麼書。本書從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鑒》時遇到的問題，到《資治通鑒》的框架結構和精華內容，再到《通鑒》大家族的組成和其對中華文化、世界文化的影響，精彩講述一氣呵成，讓人讀起來欲罷不能，在體驗閱讀的酣暢淋漓後，提升對傳統文化的熱愛和中華文化的自信。

4.圖文並茂的大家小書。本書全彩圖文，版式舒朗，配六十余幅歷史文化圖，在正文之外補充圖書內容，帶讀者走入歷史現場。

5.掃封底二維碼，與作者面對面。讀者可以掃描封底二維碼看視頻，面對面感受作者風彩，聆聽作者講述。

《資治通鑒》為什麼不可不讀

毛澤東說：中國有兩部大書，一部是司馬遷的《史記》，另一部是司馬光的《資治通鑒》，都是有才氣的人，在不得志的情況下撰寫的。唯其有才，故能寫出好書，值得閱讀；唯其不得志，故能寫出深刻的書，值得參悟。

司馬遷縱橫恣肆，直抒胸臆。《貨殖列傳》，閱盡人間百態；《刺客列傳》，沉郁凄美，蕩氣回腸。《史記》不虛美，不隱惡，盡顯真精神。

司馬光厚德載物，憂國憂民。《資治通鑒》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之史，力求警鐘長鳴、讀史明智，“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赤子之心淋漓盡致，士人的使命和責任躍然血脈間。

《資治通鑒》用二百九十四卷的篇幅，上接《左傳》內容，下迄趙宋，記載了戰國至五代1362年的歷史（若加上倒敘則超過1400年），涵蓋了“二十四史”中十九部正史的內容。

其內容之深厚、史實之豐滿，是任何圖書、典籍所不能比的。歷代政要學人都異口同聲地肯定和重視《資治通鑒》。

宋元之際著名學者胡三省曾為《資治通鑒》作注，他說：“為人君而不知《通鑒》，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鑒》，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鑒》，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

康熙、乾隆都曾御批《資治通鑒》。清代史家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褒揚《資治通鑒》為“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曾國藩認為“先哲經世之書，莫善於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鑒》”；“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能窮物之理，執聖之權”。

梁啟超在《新史學》中評價說：“司馬溫公（司馬光封溫國公）《通鑒》，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後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初版自序云：“夫吾國舊史多屬於政治史類，而《資治通鑒》一書，尤為空前杰作。”

1954年，毛澤東在與歷史學家吳晗談話時說：《資治通鑒》這部書寫得好。敘事有章法，歷代興衰治亂，本末畢具，讀這部書，可以熟悉歷史事件，從中吸取經驗教訓。

為什麼這些“過來人”都肯定《資治通鑒》的閱讀價值呢？因為一部好的歷史學著作，不僅有史料價值，尤其應該有史鑒價值；不僅提供歷史記載，還要啟迪歷史智能。《資治通鑒》的價值大體可以總結為如下三點：

首先，至今沒有一部通史著作能夠把從戰國到北宋建立之前這1360多年的歷史敘述得如此清晰、詳贍。各種後續改編本，各有長短，都無法取代《資治通鑒》原本的味道；今日之新編章節體通史，不管篇幅如何龐大，也無法取代《資治通鑒》的內容。

其次，《資治通鑒》浸透了作者為官為學的閱歷與經驗。主編個人有學識與獨斷能力，編纂團隊專業高效，這兩個方面的長處結合在一起編寫成的史學著作，是一般官修正史體制所不能比擬的，也是後世以個人之力無法完成的，比如鄭樵、馬端臨。《資治通鑒》的編修納入了國家支持的“重大項目”，又有主編高度自主的個人意志，還有團隊的合作精神，前後耗時19年之久。這些要素組合在一起編修出來的史書，可以說是空前絕後，從而保證了該書的高水平、高質量。

再次，《資治通鑒》的編纂宗旨是提供歷史借鑒，誠如胡三省所言，修身、治國、為官、處世，道理都在其中。有智能，有操守，有權變，有理想。即使編纂者不無局限，但是書中所提供的詳實而經過專業考訂之後的歷史記載，努力做到了準確可靠，從而達到了史才（敘事之才）、史學（博采眾書）、史識（非凡見解）、史德（道術合一）相統一的境界；史事與智能相統一的境界，也是經與史合一的境界。

胡三省就《資治通鑒》對“經”“史”關係有一段評論：

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為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歟！……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鑒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

胡三省的這段話，不僅僅是辯白經史之輕重，而且在闡明“道”（道理、原則）與“術”（操作技巧）之間的關係。

曾國藩說，《資治通鑒》不僅能夠“窮物之理”，而且還能“執聖之權”。這也是一種很老到的有實際政治經驗人的心得之談。諸如改革中的剛性與柔性，人生職場上的進與退，政治軍事斗爭中的奇與正，權力平衡中的輕與重，駕馭部屬中的寬與嚴，政治生涯中的方與圓，都不是“紙上談兵”可以領悟的。在史以載道的同時，不乏權變與謀略，也是《資治通鑒》值得細品的原因所在。比如，劉秀之兄劉縯意欲效法高祖劉邦“豁然大度，不事家人產業”，卻成為東施效顰，遭人暗算。學而不得其法，就是因為不通權變。

總之，《資治通鑒》是國學苑裡的一朵奇葩，蘊含著先人們豐富的治國理政得失和社會人生經驗。秦漢、隋唐這兩段大一統的輝煌，戰國、魏晉南北朝和五代十國這三段分裂混亂的歷史曲折，司馬光悉數記述，井井有條。我們今天要閱讀戰國至五代這一段中國歷史，至今找不到可以取代《資治通鑒》的書。梁啟超當年的感慨，今天依然令人有同感。

大學者王夫之有一部《讀通鑒論》，分上、中、下三冊，該書卷末說：觀歷代興衰，識人事臧否，“可以自淑，可以誨人，可以知道而樂”。提升自己（自淑），與人分享（誨人），與聖賢對話，與經典對話，體悟了其中的智能與思想而感到十分愉悅（知道而樂），這就是我們品讀《資治通鑒》的目的！

《資治通鑒》為什麼不可不讀 / 001

一 司馬光其人

1 初心

2 家世

3 仕宦

二 編纂與創新

1 流程：編寫團隊都有誰

2 斷代：為什麼從“三家分晉”寫起

3 寫法：編年史的繼承與創新

4 取舍：《資治通鑒》的材料從哪裡來

三 學術與政治

1 《資治通鑒》編纂與政治意圖

2 司馬光的政見與歷史書寫

3 《資治通鑒》體現的歷史智能

四 架構與內容

1 周秦八卷：縱橫捭闔·走向一統

2 兩漢六十卷：文明奠基·儒法變奏

3 魏晉五十卷：英雄逐鹿·時代悲歌

4 南北朝五十八卷：胡漢分治·相煎何急

5 隋唐八十九卷：久分必合·盛衰治亂

6 五代二十九卷：陷入分裂·走向秩序

五 《通鑒》家族

1 續編系列

2 改編系列

3 簡編系列

4 注解評論系列



六 刊刻與流傳

1 歷代的刊刻和流傳

2 海外傳播掠影



後 記 / 215

《資治通鑒》體現的歷史智能

讀史使人明智，是因為歷史上的成敗得失，可以給我們做借鑒之用。司馬光從“資治”的目的出發，“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進資治通鑒表》）。通過有體系地講述歷史上的政治興衰和軍事得失，總結治國理政的經驗和教訓，以便為包括皇帝在內的讀者，提供歷史的借鑒。

司馬光的《稽古錄》卷十六把人君分成五種情況：一種為創業之君，智勇冠群；第二為守成之君，中等才能，有良好的自我修為；第三為陵夷之君，中等才能，但不能自修；還有一種是中興之君，才能過人且善自強；最後一種是亂亡之君，下愚而不可改移者。簡單地說，司馬光認為歷史上的君王，可以劃分為創業者、守成者、亂亡者；介於守成與亂亡之間的還有兩種人，中衰者（陵夷之君）和中興者。《資治通鑒》描寫了眾多帝王五種不同的眾生相。

怎樣才能成為一個優秀的領導人，擔負起治國安邦的重任呢？司馬光在宋神宗即位初寫的一封上奏中，提出“修心之要”“治國之要”的問題（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下面結合《資治通鑒》展現的案例，進行討論。

修心三要： 仁、明、武

所謂修心，就是領導人素質和能力的修煉，司馬光提出三個要點： 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焉則衰，闕二焉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

那麼，什麼是“仁”呢？

《資治通鑒》開篇關於“三家分晉”背景的交代中，用倒敘法記述了公元前453 年，趙、魏、韓三家聯合起來消滅狂妄的智伯的故事，說智伯最大的不足就是“不仁”，並為此寫了長篇的“臣光曰”，提出了選拔接班人“德重於才”的著名論斷。

司馬光在這裡的所謂“德”，並不局限於個人道德，更偏重的是領導人的政治品德——“仁”。

什麼是司馬光理解的“仁”呢？如何才能做到“仁”呢？在上面提到的那封給宋神宗的奏章中，司馬光解釋說：“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修政治，興教化，育萬物，養百姓，此人君之仁也。”

司馬光認為“仁”包括兩個部分——“修政治，興教化”是指領導者把握政治方向的能力，和用理想信念動員群眾的能力；“育萬物，養百姓”是指在國家建設中，做到經濟與社會全面協調發展的能力，以及為黎民百姓謀幸福，讓百姓看得見增長、感受得到實惠的能力。這是“大仁”，即人君之仁。這種仁政，給老百姓帶來的不僅是物質財富的小康，還有禮樂文明的精神富足，從而把社會治理得和諧美好。西漢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之治，都是因為在這些方面有上乘的表現而彪炳史冊。

在現實操作層面，“大仁”體現在各項政策和法令之中。例如劉邦入關中，約法三章，秋毫無犯，獲得廣泛的擁戴；項羽在咸陽屠殺無辜，火燒宮室，隨後又放逐天下共主“義帝”，分封也充滿了私利算計，結果失去了民心。

領導者要修煉的第二個功夫是“明”。

什麼是“明”呢？是指領導的判斷決策能力：“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

“知道義，識安危”，是對發展戰略的前瞻性把握，包括對事物性質屬性的判斷，危機和風險意識的管控。比如，劉邦在漢中，韓信提出著名的“漢中對”，制定出“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即攻取關中，東向爭霸天下的發展戰略，成為劉邦建立漢朝江山的關鍵轉折點；劉秀在河北，鄧禹的“榻下對”，建議劉秀在河北收買人心、招納人才，對更始政權的未來走向及其應對提出了卓越的預見；孫權即位江東之初，魯肅的“江東對”對於如何處理東吳與北方政治勢力的關係，提出了不凡的見解；劉備三顧茅廬，諸葛亮“隆中對”對於天下三分提出了高瞻遠矚的戰略判斷。總之，“明”的第一個方面就是指領導者集思廣益的決策能力、判斷能力。

“明”的第二個方面“別賢愚，辨是非”，是指對人才的識別能力、是非曲直的判斷能力。智伯當初脅迫韓、魏攻打趙氏時，智伯身邊的謀士??疵一再指出其所處的危險局面，提醒他防止韓、魏兩家的背叛，而智伯都嗤之以鼻；唐玄宗重用李林甫、楊國忠，縱容安祿山，有多少人指出其中的危害和危險，玄宗都置之不理。智伯的覆亡、大唐的傾頹，無不與領導人剛愎自用、諱疾忌醫的“失明”有關係。幾乎所有的亡國之君，都能讓我們總結出類似的教訓。

領導者要修煉的第三項功夫是“武”。什麼是“武”呢？司馬光說：“所謂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這裡的“武”，不是粗暴蠻力，而是指領導者勇往無前的堅定信念，堅如磐石的戰略定力，還包括抵御各種誘惑、欺騙的能力。總之，就是貫徹落實既定決策的能力。

唐太宗說：“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眾。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奸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六）領導者由於手中掌握權力和資源，各種巴結諂媚、討好逢迎撲面而來，在為人處世時，是否能不為所動，把持住自己，堅守原則和底線，這需要“武”的質量。唐太宗的這段話，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鄒忌與齊威王的故事。

鄒忌是齊威王的輔政之臣。有天上朝前，他問妻子：“我與城北的徐公比，哪個更英俊？”家住城北的徐公，是齊國出了名的大帥哥。妻子回答說：“當然是我家先生最帥氣，徐公怎麼能比呢！”鄒忌雖然心裡很得意，還是不自信地問侍奉自己的侍妾：“我與城北徐公，誰更英俊？”侍妾說：“您當然比徐公更帥啦！”次日鄒忌接待一個來訪的客人，也問了客人同樣的問題，客人毫不猶豫地說：“徐公不如您帥啊。”

不久，城北徐公來拜訪鄒忌，鄒忌仔細地端詳徐公，覺得自己實在比不上人家；攬鏡自照，更覺得差遠了。這天晚上，鄒忌失眠了。他覺得自己真是好笑： 妻子說我美，是對我有偏心；侍妾說我美，是對我有畏懼；客人說我美，是有求於我而討好嘛！我怎麼能當真呢？

第二天來到朝堂上，鄒忌把自己的感悟與齊威王作了分享，意味深長地說：“如今的齊國，疆域遼闊，方圓千裡，城池多達一百二十座，您身邊的侍姬、近臣，無不偏愛大王；朝廷裡的大臣，無不懼怕大王；舉國上下，無不有求於大王。由此看來，您一定是深受他們的蒙蔽，聽不到真話了呀！”

治國理政，沒有比領導人聽不到真話更可怕的了！

治國三要： 官人、信賞、必罰

那麼，治國之要又是什麼呢？司馬光說：“治國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賞，三曰必罰。”（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如果說，仁、明、武是領導人的內在質量，那麼，官人、信賞、必罰則是領導者的治理手段。這些治理手段的一個交集點就是“用人”。

司馬光特別強調用人得失對國家和社會治理的重要性，認為用好人是人君治國的唯一辦法。他說：“何謂人君之道一？曰： 用人是也。”“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吳得伍員而克強楚，漢得陳平而誅項籍，魏得許攸而破袁紹。”（《資治通鑒》卷一百二）可見人才的向背決定國家的興衰！

用人首先要知人，司馬光把選拔人才放在突出的位置。他說：“為治之要，莫先於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聖賢選拔人才也很困難。比如，如果根據毀譽名聲來選拔人才，就會出現競相博取聲名而善惡混淆的狀況；如果根據考核檔案上的政績來選拔幹部，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說到底，最根本的解決辦法在於領導者“至公至明而已矣”。領導者只要出以公心，明察是非優劣，不以親疏貴賤或個人喜怒好惡改變自己的判斷，就一定能選拔到合適的人才。

“欲知治經之士，則視其記覽博洽，講論精通，斯為善治經矣；欲知治獄之士，則視其曲盡情偽，無所冤抑，斯為善治獄矣；欲知治財之士，則視其倉庫盈實，百姓富給，斯為善治財矣；欲知治兵之士，則視其戰勝攻取，敵人畏服，斯為善治兵矣。至於百官，莫不皆然。”（《資治通鑒》卷七十三）可見，司馬光的人才選拔觀點對於我們今天的領導人也是很有啟發的。

《資治通鑒》記載了劉邦總結他打敗項羽的原因，不是因為比項羽更強大，而是因為手下有一大批人才；項羽有一範增而不能用，所以導致了失敗。

為什麼強盛的秦朝和隋朝都二世而亡？《資治通鑒》的記載突出了這兩個朝代在用人上所犯的嚴重錯誤。秦二世偏信趙高，“天下潰叛，不得聞也”；“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而諸賊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貞觀政要》卷一《君道》第一）

《資治通鑒》同時強調用人要賞罰分明：“夫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為治，況他人乎！”（《資治通鑒》卷一百四）又說用人的前提是要充分信任人：“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資治通鑒》卷一百一十八）

貞觀二十一年（647），唐太宗總結他為什麼能成功時，提出了五條用人經驗： 一是用比自己強的高人；二是用有缺點的能人；三是用人之長，棄人之短，即所謂“使人如器”；四是重用敢講真話的人；五是華夷一家，用人不講出身，不搞小圈子。

劉備臨終前說馬謖不堪重用，諸葛亮派馬謖守街亭，導致第一次北伐事業的重大挫折。馬謖是參謀型人才，“南蠻之人，以攻心為上”，就是馬謖的意見，諸葛亮采納了，七擒孟獲，平定了南中地區。但是，這次守街亭，諸葛亮卻犯了用人不當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