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兵法（簡體書）

從公元330年君士坦丁一世將羅馬帝國的首都遷至以他命名的新城君士坦丁堡，到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最終陷落，拜占庭帝國穿越了古典時代和中世紀，在歷史長河中存續了千年之久。座落在博斯普魯斯海峽上的君堡橫跨歐亞兩個大陸，雖然坐擁商路貿易帶來的驚人財富，卻也因此陷入了四戰之地。帝國的敵人來自四面八方，而且永無止歇。戰爭，是這個千年帝國永恒的主題。而對於中世紀的羅馬帝國而言，戰爭不再意味著征服與榮耀，其目的只有一個：生存。

本書以清晰的邏輯與飛揚的文字講述了這個帝國如何在軍事上經受住了千年風雨，從一次次足以摧毀大多數文明的滅頂之災中學習、調整、演化，針對層出不窮的新敵人發展出針鋒相對的新戰法，從而一次次地獲得新生。本書作者、拜占庭史專家邁克爾·德克博士憑借扎實的專業知識介紹了相關的歷史背景、帝國軍隊的組織與領導、訓練與裝備以及各個時期帝國所面對的主要敵人，將宏觀的戰略與具體的戰例相結合，最終提煉歸納出了拜占庭賴以生存的戰爭哲學。令人驚訝的是，這套拜占庭兵法的許多經驗總結，與兩千五百年前的孫子兵法不謀而合，甚至可以看作是同一種思想在不同語境下的表述。可見，即便是在戰爭這個最為極端和殘酷的領域，人類的智能依然是相通的。

邁克爾·德克(Michael J. Decker)，美國南佛羅裡達大學拜占庭史學教授，曾在中東與北非廣泛地開展拜占庭考古與歷史研究工作。

在歐洲歷史，乃至整部人類軍事史中，東羅馬/拜占庭帝國都是一個奇跡。順境之下其興也勃的帝國不可計數，可逆境之下屹立不倒的帝國卻寥若星辰。“從未有過哪個國家像拜占庭一樣曾如此岌岌可危，卻又鳳凰涅槃。”愷撒與奧古斯都們的征服與榮光早已遠去；這個中世紀的羅馬帝國面對的是四面八方的強敵、永無止歇的圍攻，以及日益萎縮的疆土、財力與兵源。然而，面對如此絕境，帝國不但幸存了下來，苦撐了一個又一個世紀，而且一度迎來了中興的曙光，最終存續長達千年之久。個中奧秘，遠非“運氣”二字可以總結的，何況時運往往並不站在帝國一方。本書探究的，正是拜占庭帝國的千年逆境求生史；作者邁克爾·德克博士將這套飽經試煉的戰爭經驗法則，命名為“拜占庭兵法”。

* 宏觀戰略與具體戰例相結合，遍采經典史料與當代史家之所長，一窺千年帝國絕境求生的戰爭哲學

* 知名軍事史著譯者馬千，憑借對相關史料的熟稔與熱忱，為全書額外添加了數百條細致詳盡的譯注條目，對中古歷代帝王將相、著名戰役如數家珍，堪稱一份精彩紛呈的伴讀材料

* 十一幅高清精細歷史地圖，遍覽東羅馬帝國山河疆域、行省軍區、城市路網的千年變遷史

* 二十余幅精制戰略態勢圖，動態解析帝國史上各場著名戰役

* 附錄16頁地圖信息翻譯對照表，不但是解讀地圖的幫手，更是自成一部東羅馬軍區/地名小詞典

引言

1453年5月29日，21歲的奧斯曼帝國蘇丹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率領8萬大軍攻破了東羅馬古都君士坦丁堡的城墻，後者的7000守軍許多戰死於此。那個年代最早、最嘆為觀止的火炮部署之一令這場驚人的突擊成為可能——它穿透了迄今堅不可摧的城防，令拜占庭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Constantine XI Palaiologos）殞命；而他的尸體從未被尋獲。希臘傳說堅稱，有朝一日，君士坦丁將從伊斯坦布爾聖索菲亞教堂的地板下破繭而出，領導希臘民族贏得最終勝利並重建上帝的羅馬帝國——基督教的拜占庭國家。然而，在1453年春天，那條扼住巴爾幹最後殘存希臘獨立政權咽喉的絞索其實早已收緊。自從1356年以來，奧斯曼土耳其人占據了東色雷斯的埃迪爾內 （Edirne），以它為首都，逐步加強了對拜占庭帝國前歐洲領土的掌控。兩個半世紀前，1204年的西方十字軍洗劫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國一蹶不振。 此年也標志著拜占庭作為環地中海主要軍事強權的終結；劫掠首都後，面臨拜占庭統治者重新集結並試圖發起有效抵抗，拉丁軍閥們與其威尼斯盟友肢解了帝國。究竟是1204年抑或1453年，更適合作為羅馬帝國的落幕，尚存爭議。不過，在這兩場征服之前數百年，該帝國大部分居民已使用希臘語，我們稱其為“拜占庭人”，而他們則自稱羅馬人並視自己的帝國與昔日奧古斯都（Augustus）或圖拉真（Trajan）統治之國為同一國度。 畢竟，他們是羅馬帝國東地中海領土的直接繼承人，延續了其行政與法統，並且，就我們的主題而言最重要的是，他們仰仗的正是源於古老羅馬軍團的軍事機器。

拜占庭軍隊及社會一個驚人之處在於它難以置信的長壽。這些說希臘語、信仰基督教的中世紀“羅馬人”面對內憂外患始終保持著自己的文化。盡管多數拜占庭人並未像許多西方人那樣將戰爭視為一種美德，但它畢竟仍是拜占庭經驗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強敵環伺，警鐘長鳴，尤其在帝國遲暮之時，西方、東方、北方的鄰居們威脅著它日益萎縮的邊境。這裡並沒有類似奧古斯都及其繼任者打造的“羅馬治世”——羅馬帝國以雷霆（甚至滅族）手段肅清了大部分頑敵，從而贏得了歐洲歷史上的一段太平盛世。 但同樣的盛景並未在拜占庭降臨。盡管公元620年代與波斯末日般殘酷的戰爭畫上了句號，帝國的子民彼時或許對和平光陰的到來滿懷期望，但阿拉伯的虎狼之師橫掃帝國東部行省，並將它們永久地奪去。大約數十年間，阿拉伯敵人以及新興伊斯蘭教的傳道士兵臨君士坦丁堡城下，帝國大部領土陷入了阿拉伯人或其他入侵者之手。

這個危機四伏的國家及其元氣大傷的軍隊得以幸存，堪稱歷史的奇跡之一。盡管人力、財力遠遜同時四面受敵，但拜占庭“羅馬”帝國卻從“黑暗時代” （Dark Ages）的圍攻中幸存了下來，並在國家、社會層面脫胎換骨。由於官僚制度和稅收體系尚存，軍隊從7世紀至9世紀引人矚目地既做到了攘外，更實現了安內。縱使山河巨變，社會動蕩，國家失去了大量領土和人力，但拜占庭軍隊與時俱進，奮戰不止。到了這個中世紀帝國的鼎盛時代——馬其頓王朝，篡位上臺的巴西爾一世 （Basil I，867-886年在位）開啟了拜占庭兩個世紀的擴張期。其改組後的軍隊將國界推回了哈裡發的邊疆並令拜占庭重新成為地中海強權。歐洲歷史上沒有哪個國家曾如此岌岌可危，卻又鳳凰涅槃。這場復興的焦點在於軍隊，以及全社會、皇帝、將領和軍人們的齊心協力——從而書寫了世界史中引人矚目的篇章之一。

在下文中，我將提供中世紀羅馬軍隊的概述，包括組織、後勤、武備、戰略、戰術以及探究它們是如何運用。雖然拜占庭人未必曾以大戰略或基於普遍經驗的專業軍事學說來看待戰爭，但後世觀之，依舊可分辨其戰爭手段的模式。我稱之為“拜占庭戰爭藝術”（the Byzantine Art of War）。

本書針對的是非專業讀者、軍事歷史方向的大學生，它的問世源於我個人對該主題的興趣以及在南佛羅裡達大學講授此課目時聽眾熱情的反饋。寫作期間，全球各地杰出學者的著作令我獲益匪淺，尤其是約翰·哈爾東（John Haldon，他在拜占庭軍隊研究領域做出了許多開創性貢獻），此外還有蒂莫西·道森（Timothy Dawson）、沃爾特·克吉（Walter Kaegi）、詹姆斯·霍華德-約翰斯頓（James Howard-Johnston）、塔夏凱斯·科利亞斯（Taxiarches Kolias）、艾瑞克·麥吉爾（Eric McGeer）、菲利普·蘭斯（Philip Rance）、丹尼斯·沙利文（Dennis Sullivan）、沃倫·特雷德戈爾德（Warren Treadgold），還有很多學者這裡無法一一提及。對那些閑暇時光希望延伸閱讀的讀者而言，參考文獻尤為必要，為此，由於我預期讀者以英語為母語，我竭力提供了盡可能豐富的英文二手文獻和翻譯文獻。我將在注釋中標明。第一手文獻則在縮寫與參考書目中列出。最後，為了讓文本盡可能“平易近人”，我減少了在外語專有名詞、術語、資料翻譯中變音符號的使用，並限制了注釋的數量。我相信，對那些渴望進一步探究本主題的讀者而言，他們會發現參考文獻是一扇打開拜占庭戰爭史的大門。

圖表 …002

引言 …001

第一章 歷史綜述 …005

第二章 統帥力 …059

第三章 組織、招募和訓練 …093

第四章 裝備與後勤 …129

第五章 戰略與戰術 …170

第六章 拜占庭的敵人 …208

第七章 戰爭中的拜占庭軍隊 …229

第八章 拜占庭兵法 …273

原注 …295

參考書目 …320

地圖信息英漢對照表 …330

地圖表

1. 巴爾幹半島

2. 東部邊境，4-7世紀

3. 6世紀的帝國與地方軍隊

4. 羅馬的沙漠邊境

5. 688年與900年前後的諸軍區

6. 780年前後的帝國

7. 1025年前後的諸軍區

8. 科穆寧時代的帝國

9. 中世紀義大利與巴爾幹

10. 1218年前後的繼承國家

11. 安納托利亞道路網

第二章 統帥力

在其大部分歷史中，拜占庭人並非以名將輩出著稱——畢竟，他們也遭受了許多失利（參見第一章），他們突出的是綜合統帥能力，憑此才能蒙受挫敗，依舊力挽狂瀾。雖然拜占庭並無與西點（West Point）類似的軍校（士兵們可在此學習軍事科學，汲取他人的教訓），但拜占庭人和多數鄰居不同，他們會記載戰爭科學方面的思想。帝國漫長歷史中的確存在許多例外，不過指揮官常為具備一定軍事素養的職業戰士。考慮到所托付人力、物力的價值，他們保持了一種高水準。

當一種軍事慣例、戰爭文化發展了超過千年，歸納它就必須謹慎小心。最基本的領導力意味著對戰略、戰術的領悟，以及權衡利弊得失與勇氣的結合。維蓋提烏斯（Vegetius，4-5世紀）的著作 或摩裡士皇帝（Maurice，582-602年在位）的《戰略》（Strategikon）均未詳細討論一名將領的質量，不過，書中呈現出的那些必要的學識和天性表明了除個人勇武之外，對後勤學的掌握也十分關鍵。對軍隊狀態、士氣的清晰把握十分重要。在利奧六世（Leo VI，886-912年在位）皇帝《戰術》一書中列舉的將領特質絕大部分都不會令現代讀者感到陌生。一位指揮官應當擁有自制力，莊重，清醒並且清廉。此外，他還應具備聰慧頭腦，年齡適中。身體強健及耐受力也是被看重的。他必須能夠贏得部下的尊重，是一名優秀的演說家。對當今讀者而言，令人更為訝異的對其宗教虔誠與子女情況的格外要求：利奧認為擁有子女的男人更有幹勁，同時也更青睞出身貴族而非寒門之人。

以上特質被認為是成為“將軍” （希臘人稱strategos，復數形式strategoi）或其它次級指揮官的關鍵。我們手中的史料很少談及下層軍官和普通士兵在戰場上的作用，更遑論類似今日軍士（NCO）或其他扮演關鍵角色的低階人士了。對專業素養和軍事操練的強調令戰士們具備戰術上的才能和靈活性，不過，下級軍人似乎缺乏主動性。這裡並沒有拜占庭的“長征” ——一支軍隊失去了領袖仍能殺出血路，亦無拜占庭“士兵戰役”——部隊脫離指揮仍取得勝利。失去坐鎮指揮的將領或皇帝往往意味著戰敗、潰散。這種印象部分要歸於我們手中資料的性質——其作者突出了自身所屬精英階層人物的事跡與英雄氣概。軍隊在核心層面依舊保持了專業性（雖然這一點上，黑暗時代的軍區部隊存在爭議），因此，拜占庭軍隊臨陣折將後無力重振旗鼓，便不能歸咎於軍隊的組織。就中世紀而言，拜占庭的軍官制度具有相當的深度和先進性（參見第三章）。既然下級軍官似乎主要依靠經驗、戰功來贏得晉升，那麼表面上對戰場危機缺乏應變恐怕是由其他因素導致的。

社會影響清晰地塑造了戰士們的態度與反應。人與人並不平等，一名窮苦的新兵甚或最優秀的低階戰士也無法和出身名門的將領相比。人的出身、財富、社會地位給予精英的不僅是飛黃騰達的門徑，還包括生活方方面面的優越感。世人皆有角色，盡管並非所有貴族都曾實現豐功偉績，但這種預期有助於解釋，在隨後失利的混亂中，為何軍中低階戰士沒有奪過將旗，重整潰兵，反敗為勝——即使這番英雄壯舉是完全可能的。誠然，部分普通士兵的確也晉升高位，但拜占庭社會依舊是高度階級固化的。許多早期拜占庭時期的將領都來自精英階層，到了拜占庭帝國中後期，大部分高級軍官則屬於盤根錯節的軍事貴族。當然，這樣的人士不乏亮點。例如，達米安·達拉瑟諾斯（Damian Dalassenos，去世與998年）便是許多優秀並且後來子承父業的指揮官之一，可能是因為他們被帝國官場和重臣所熟知，在獲取高級指揮權方面有著近水樓臺的便利。 不過，贏得皇帝寵信、維持指揮權對職務同樣關鍵；盡管拜占庭也出現過一批拙劣的將領，其無能導致了災難，但總體而言，在帝國存續期間，軍隊得到了妥善的領導。

雖然訓練有素、紀律嚴明，並且正如手冊和史實展現的那樣，拜占庭士兵通常能夠積極支援戰友以及執行複雜的戰場戰術，但沒有跡象表明拜占庭人鼓勵自下而上的“主觀能動性”。從古代到中世紀的戰爭，下級軍官重整軍隊或取代陣亡的上級指揮的情況極其罕見。帝國在其漫長歷史中面對的是咄咄逼人、詭計多端的敵人。遊牧的草原勇士，諸如匈人、阿瓦爾人、庫曼人（Cumans）以其機動性、戰術和武備挑戰著這支最老練的軍隊。弓騎兵集攻擊力、射程、機動性於一身，並且融合了古老的草原戰爭謀略，對拜占庭軍隊而言，可謂兵兇戰危。拜占庭將領深諳勝負只在一線之間；一股顯然已經戰敗的敵人可以迅速重組並對追擊中陷於混亂或駐足搜刮尸體上戰利品的軍隊發起反撲。對紀律性的強調以及遵守章程的需求令下層戰士的主動性變得顯然不合時宜。無論勝敗，作為士兵的個人主義會妨礙部隊的凝聚力，並讓戰友身處險境。

當我們了解了普通軍人的期待，領袖及其部屬的角色便更加清晰了。拜占庭人和其他前工業時代的人一樣，熱衷於預兆。任何努力的最終結果均歸於上帝。戰役不過體現了上帝的旨意：士兵死戰因為職責如此，其勇武和技藝未必對戰局產生決定作用。當然這有些簡單化，然而，拜占庭文化中的這種宿命論在軍事衝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指揮官可見的才能、虔誠和健康構成了軍隊士氣的主要部分。維蓋提烏斯寫道，戰前遠離陣線的將領對軍隊的信心會造成重創。 917年，利奧·福卡斯無人的坐騎從陣中跑過時，軍隊誤以為主將殞命，引發了恐慌。 大戰之前往往會浮現上帝眷顧或不悅的征兆，預示了最終的戰果，而將領的英勇事跡則成為重要的精神上的“標記”。623-24年間，當希拉克略在薩羅斯河 （Saros River）橋上擊倒魁梧的波斯戰士時，這激起了軍隊獲勝的信念，並非因為皇帝清空了橋梁，而是因為它在精神層面大大鼓舞了部下的信心。

因此，領導力源自高層；將領被認為既為士兵們的上級，又是一名出眾的戰士，他還具備一層精神上的“光環”。通常，他會較絕大多數部下更精通戰略、戰術。基本上，將軍和他的高級軍官幕僚團構成了軍隊的神經中樞。指揮權屬於那些嚴格執行軍紀並擁有權威的將帥；在帝國歷史中的戰役裡，這一點尤為關鍵，因為士兵們易於陷入混亂，而通訊亦不可靠（發送信號仰仗於信使、旗幟和樂器）。最優秀的軍隊也是笨拙的，一旦戰端開啟，指揮與控制幾乎蕩然無存。如果一名將領倒下或失去聯繫，既然他身邊的精銳已經陣亡或逃離，指揮、控制的喪失便會很快出現。相反，在那些曠日持久的鏖戰中，如果指揮官尚存，拜占庭軍隊也能表現出自己的韌性，例如971年的杜羅斯托魯姆戰役，不過這樣的情況並不多見。

確實存在下層中缺乏領導而成事的例外，尤其是在早期。低級軍官於軍事危機中攫取控制權的最佳範例恐怕當屬福卡斯 了，據說他只是菲利皮科斯（Philippikos）將軍麾下一支塔格瑪 （tagma，編制約300人）中一名卑微的百夫長 （kentarchos）。面對因欠餉、惡劣服役條件引發的兵變，菲利皮科斯無力平息士兵的怒火，逃離了軍營。出身貧寒的百夫長福卡斯此刻獲得了權力，被軍隊舉在一面盾牌上擁立為帝。福卡斯率領叛軍挺進君士坦丁堡，最終奪取了城市，殺死了摩裡士皇帝。除了軍事動亂的特殊時期，上述“以下克上”的奪權幾乎是不存在的。

作戰領導能力通常依靠經驗積累。6世紀歷史學家普羅科匹厄斯 （Prokopios）記載道，許多領袖都是因為其能力從普通行伍中提拔的。但到了拜占庭帝國早期，很多指揮官都來自軍事世家，它們的成員追隨著成功前輩的腳步，例如後來反叛的維塔利安（Vitalian，去世於520年）的侄子約翰 ；抑或出身於為帝國服役的蠻族精英。例如格皮德王子蒙杜斯（Mundus），他在巴爾幹和東部邊境為查士丁尼效命，忠心耿耿。

早期（4-7世紀）

直到378年阿德裡安堡的災難發生，皇帝們常常御駕親征。在出身低微的皇帝中，這種情況更為普遍：戴克裡先來自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家族，通過行伍生涯登上了皇位。君士坦丁一世的父親君士坦提烏斯·克洛魯斯（Constantius Chlorus，約250-306）血統亦不高貴 ，像他那樣的男人是通過軍事服役而獲得了機遇、榮耀以及權力。君士坦提烏斯之子君士坦丁一世與他的侄子尤利安堪稱活躍的戰士，能夠身先士卒。進入6世紀，普通軍人依然有機會獲得高位。到了5、6世紀，皇帝不再親自領兵，而將領的選擇似乎更看重忠誠而非才華。不過，功績依然是關鍵的考量。普羅科匹厄斯提及的許多指揮官顯然家世平平，通過服役而獲得了職權。皇宮又一次提供了佳話：目不識丁的農民查士丁（Justin）離開位於伊利裡亞的農莊加入了軍隊，此後擢升為禁衛軍一員，最終披上了紫袍 。

在4世紀，禁衛軍（protectores）組成了處於執事長官 （magister officiorum）控制下的數量不明的軍隊。以上這些規模、部署未知的部隊由一位伯爵 （comes）統領。多梅斯蒂奇 （domestici）如其名字的含義那樣，構成了皇帝的親衛，除此以外，也有普通的禁衛軍。通常那些早年生涯證明其前途無量、忠心耿耿的人才會被選入禁衛軍。提拔以資歷為基礎。普通禁衛軍和多梅斯蒂奇都供應參謀——通常作為元帥 （magistri militum）們的副手，他們被賦予了許多特殊的任務，例如征兵，監管軍需庫，視察要塞等。皇帝通過一種效忠儀式親自任命禁衛軍，因此，他們為統治者及其統帥部所熟知。忠誠與才華兼備，難怪時常“鯉魚跳龍門”了。瓦倫提年一世（Valentinian I）皇帝的父親格拉蒂安（Gratian）便曾是一位專業的摔跤手，後來被提拔成了禁衛軍軍官。

在6世紀，皇帝的侍衛與高級將領的家丁依舊是軍官的重要“溫床”。利奧一世皇帝（457-74年在位）組建的為數300的禁衛軍（Excubitors），因其忠誠、抱負與戰力而輸出了許多軍官。“部曲軍”（Boukellarioi，得名於他們所食用的麵包）構成了地方官與豪強的私人衛隊。一旦527年查士丁尼登基為帝，他擔任元帥（520-27年間）時的私兵被提拔進入統帥部也就不足為奇了。其中包括貝利撒留（Belisarios）和西塔斯 （Sittas）。查士丁尼繼位時創建了一支亞美尼亞人執掌的新軍，讓西塔斯擔任其統帥。在歷經一段漫長、輝煌而又忠心耿耿的軍旅生涯後，539年西塔斯於亞美尼亞一場戰役中陣亡。

西塔斯的戰友貝利撒留在查士丁尼掌權後同樣異軍突起。至529年，貝利撒留已官至東部元帥（Magister militum per Orientem）。其地位允許他招募7000部曲；這位名將本人負責軍餉和維護。其中一些是證明自己為堪用戰士的普通本地人。部曲常常被派去統領正規軍的分遣隊或執行特殊任務，像貝利撒留這樣的領袖對他們頗為倚重。在他的非洲戰役期間（533-34年），派出了一位名叫戴奧吉尼斯（Diogenes）的親兵與另外22名部曲來到汪達爾人首都迦太基城外偵查。汪達爾人奇襲了這支部隊，幾乎將其摧毀，戴奧吉尼斯也負了傷。549年，當貝利撒留準備離開義大利時，他留下戴奧吉尼斯執掌羅馬城的3000守軍。

盡管不如帝國早期那麼普遍，有時羅馬貴族也能獲得指揮權（但很少賦予經驗匱乏之人）。502-06年波斯戰爭的爆發令阿納斯塔修斯（Anastasios）皇帝猝不及防，他派出了四位將領，其中包括自己的外甥海帕提烏斯（Hypatios）。後者顯然在490年代鎮壓伊蘇利亞高地叛亂中汲取了戰爭經驗，然而他缺乏謀略和勇氣，最終令失望的皇帝於503年將其撤換、召回。

除了本國子弟以外，羅馬人也仰仗蠻族血統的軍官。帝國四周散布著尚武的“鄰居”，他們提供了募兵的“沃土”，不僅是普通戰士，也包括其統帥。4至7世紀，擁有日耳曼、亞美尼亞、波斯血統的指揮官是很普遍的。蒙杜斯（Mundus）是一位格皮德人（居住於伊利裡肯行省的日耳曼部落）國王之子，另一位國王之侄。在520年代後期他加入羅馬軍隊服役，並成為伊利裡肯元帥（Magister militum per Illyricum），表現卓越。531年，羅馬人於卡利尼古姆(Callinicum) 潰敗後，蒙杜斯接替了貝利撒留東部大元帥的職位。

黑暗時代，中期與後期（8-15世紀）

希拉克略復興了皇帝御駕親征的慣例。盡管並非全部，但他的許多繼任者都將親帥大軍進入戰場。在阿拉伯入侵的危機之後，軍人控制了王座，皇帝親征可謂司空見慣。高級軍官多來自構成皇帝衛隊的劍士（spatharii）。利奧三世（717-41年在位）皇帝曾為查士丁尼二世皇帝麾下的劍士。國家要求領導人知兵、掌軍。711年，希拉克略王朝末代皇帝查士丁尼二世（685-95,705-11兩度在位）被一位軍區統帥、亞美尼亞人菲利皮科斯·巴爾達尼斯發起的軍事政變所推翻。狄奧斐盧斯（828-42年在位） 在安森戰役中和自己的軍隊陷入了包圍，勉強逃出生天。而在863年，米海爾三世皇帝領兵進入安納托利亞以攔截梅利泰內埃米爾的突襲。

這種“軍人皇帝”於10世紀迎來了它的頂峰——尼基弗魯斯二世·福卡斯與約翰·齊米斯基斯（John Tzimiskes）親自領軍取得了一場又一場勝利，勾勒出一幅帝王勇武凱旋的圖景。到了巴西爾二世(Basil II,976–1025年在位)統治時期，軍事精英對權勢的攫取令年輕的皇帝忍無可忍，以至於他不僅通過兩場殘酷、毀滅性的內戰剪斷其掌控，還將自己塑造為理想化的替代品——英勇無畏、上帝眷顧、無往不勝的“軍人皇帝”。巴西爾統治期間，他便時常在老練將領的庇護下親自從軍。

巴西爾之後的皇帝們漸漸遠離了軍營，直到羅曼努斯四世·狄奧吉尼斯(1068-71年在位)統治時期，他在曼齊刻爾特被俘受辱並沒有終結繼任者們身先士卒。阿萊克修斯一世·科穆寧（1081-1118年在位）作為一名篡位者，親自領兵，盡管也遭遇過幾次敗仗，但他在戰場獲得的功績依然是輝煌的。其孫曼努埃爾一世·科穆寧依舊追隨著父輩的腳步，直到此時，拜占庭偉大軍人皇帝的時代才告一段落。雖然巴列奧略王朝（Palaiologan dynasty）時期，皇帝越來越少領軍出征，軍隊規模日益萎縮，直至這一傳統消亡，但米海爾八世（Michael VIII，1259-82）在1280-82年以50多歲的暮年依舊領軍深入小亞細亞對抗突厥人。

拜占庭帝國中後期的高級指揮官幾乎總是豪門出身。9至11世紀是偉大的安納托利亞軍事貴族的時代。在最高階將領中也有幾位突出的異邦人，包括將領、皇帝約翰·齊米斯基斯（其家族具有亞美尼亞血統）以及生於亞美尼亞的梅利亞斯 （Melias）。來自皇后賽奧法諾 （Theophano，狄奧斐盧斯之妻）家族的將領也是亞美尼亞人。波斯人（或庫爾德人）塞奧福波斯（Theophobos）在狄奧斐盧斯麾下效力，羅塞爾·德·巴約勒（去世於1078年）是諾曼人，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期間的羅馬將軍塔第吉歐斯（Tatikios）反而是個突厥人。不過，公元9至10世紀帝國復興的全盛期間，大部分高級將領為本土“羅馬人”（盡管其中許多是移民的後裔）。諸如阿吉羅伊（Argyroi）、福卡斯、斯科萊魯、馬勒諾伊、祖卡斯、第歐根尼這樣的家族在安納托利亞擁有地產，他們從收復此前三百年來陷於穆斯林之手的大片領土中直接獲益。以上安納托利亞家族孕育出了帝國史上最優秀幹練的一批將領，尤其是巴達斯·福卡斯、尼基弗魯斯·福卡斯、約翰·齊米斯基斯和喬治·馬尼亞克。最終，他們攫取皇權的野心導致其失勢以及面臨突厥人進犯東部防御的隕落。

在帝國中期，高階軍官常常親自參戰。在一場羅曼努斯一世（Romanos I）皇帝激勵部將作戰的宴會後，其中一員薩克提基奧斯 （Saktikios）在拂曉對扎營於君士坦丁堡外的保加爾人發動了突襲，後來殉國。 921年，保加爾人圍攻阿德裡安堡期間，守軍主將利奧因其魯莽地親身出擊而獲得了“愚人”的綽號。 安納托利亞將領時常與穆斯林交手；953年，巴達斯·福卡斯（約878-968年）在馬拉什（Marash）附近戰敗後，被賽義夫·道萊 （Sayf al-Dawla）的軍隊圍困，還負了傷。 在槍林彈雨令指揮官退居二線的工業戰爭之前，戰爭的個人特質與將領的勇武於拜占庭帝國可謂隨處可見。

隨著1204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和帝國的分裂，軍隊的指揮權仍然由皇帝與貴族將領掌握。像米海爾八世這樣的代表躬先士卒，甚至表現出一定的戰術、戰略才華。約翰六世·坎塔庫震努斯（JohnVI Kantakouzenos，1347-54年在位）的生涯表明，站在意識形態角度，皇帝必須積極抵抗土耳其人。約翰本人是一位稱職的軍官，不過，在他之後，由於帝國每況愈下，“軍人皇帝”的重要性也日益削弱了。

傳記

拜占庭帝國將星閃耀，不過，其中多數現代世界鮮有耳聞。他們均顯露出大廈將傾之際力挽狂瀾的才能，並呈現了那些東羅馬領袖們看重的關鍵質量：處變不驚，謹慎對敵，深諳戰略、戰術、作戰與後勤。與周邊社會領袖更為笨拙的謀略相比，拜占庭將領更像外科醫生而非屠夫，他們精於權衡利弊，掌控軍隊如同鳴奏樂器般優雅細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