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生根：越南南部華人禮俗文化的保存與變遷

◎代理經銷：白象文化
本書從文化人類學的視野探討越南化人的民間信仰的越南華歷程及其特色。其研究成果不僅讓台灣讀者了解到越南華人本土化的必然新及特性，也可以作為台灣制訂華人政策的重要參考。

◎ 阮玉詩博士位越南傳研華人文化之知名學者，胡志明市國家大學下屬社會科學暨人文大學文化學系主任，曾擔任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舍、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及波士頓大學之訪問學者。

◎【越南華人文化本土化的啟示】蔣為文／國立成功大學越南研究中心主任
越南是一個多語言、多民族的國家，官方正式認定公布的民族共有 54 族，其中「京族」（越族）為主體民族約佔近九成越南人口。目前越南全國約有一億人口，其中源自中國的華族被認定是越南的少數民族之一，僅占全越南約 1%的人口。
雖然中國人很早就有遷徙到越南的紀錄，然而因年代久遠或因人數有限，這些早期移民早已融入越南社會文化之中而難以辨識。目前，尚可藉由文獻或文化表徵來辨認的華裔後代幾乎都是從大明帝國時期以來陸續遷徙到越南的移民。這些中國移民在不同時期陸續遷徙到越南，也產生不同程度的越南化 （本土化╱在地化）。已經歷越南化的族群通稱為「明鄉人」，尚未完全越南化的族群在當代稱為華人並被越南政府歸類為華族。儘管華人被越南政府視為國內少數民族，但普通話則被視為外國語言。
華族其實是複數族群的綜合體，主要包含來自中國，講廣東話、福建話、潮州話、海南話、客家話等五大語言族群。雖然這五種語言被中國政府視為「方言」，但他們其實互相無法溝通，在語言學上可視為五種獨立的語言。在越南，這五大族群常以「幫」（邦）自稱為廣東幫、福建幫、潮州幫、海南幫及客家幫。這五幫大約 20 世紀初之後陸續移居到越南，其越化的程度及保留族群母語及文化的程度也不同。其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亦隨不同情境而有所變動。總體而言，相較於「明鄉人」的越南化，這些較晚才遷徙到越南的華裔族群在某些程度上還保有族群母語能力及祖國中國的原鄉認同。也因強烈的原鄉認同而與當地社會產生衝突，造成越南舊政權曾於 1950 至 1970 年代採取明顯的排華政策。歷經超過半世紀越南政府的本土化政策，越南華人逐漸朝越南化的方向移動。本書主要作者阮玉詩主任透過多年的田調成果從文化學／文化人類學的視野探討越南華人的民間信仰的越南化歷程及其特色。其研究成果不僅讓台灣讀者了解到越南華人本土化的必然性及特性，也可以作為台灣制訂華人政策的重要參考。
我和阮玉詩老師相識已有二十年。我於二十年前擔任樂安醫院贊助的樂安台灣研究獎助金的執行長。該獎助金專門贊助越南年輕學者撰寫與台灣有關的碩、博士論文。阮玉詩當年為第一屆碩士論文的得獎者，其優秀的學術表現令人讚賞。經過二十年的學術磨練，阮玉詩如今已成為越南胡志明市國家大學附屬社會人文大學文化學系的系主任，同時也是越南重要的華人文化研究專家。我相信他這本專書已對海外華人文化研究做出相當大的貢獻與啟發，在此推薦給中文讀者細細品味。

◎ 越南有五十三個少數民族，其中包括華人。在越南文化中，特別是在南部地區，華人對經濟、社會和文化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與本國的許多其他地區相比，南方，尤其是湄公河三角洲，擁有多元開放的文化背景，是由越南、高棉、華人和伊斯蘭教占族四民族共同建造的文化區。經過三個多世紀的融合，華人文化並沒有融入當地的越南人文化，而是與越南人文化和高棉人文化並駕齊驅，發展成為一種獨特的民族文化。那麼是什麼幫助越南華人保持和發展他們的民族文化特色呢？在城市化、移民、科技衝擊和國際融合等諸多社會變革的當代背景下，越南華人的民族觀念和民族認同是否會一如往常？在促進跨民族文化交流的同時，越南南部華人社區採取了哪些策略來維護和弘揚民族文化？如何處理民族文化特色的建造與保護和社會大融合這兩個相反的因素？
在越南華人經歷了漫長的遷徙、定居和發展的過程，社會變遷給他們帶來不少壓力，不過他們很靈活地用智慧來建造和栽培生活環境，許多有才華的華人在阮主和阮朝的正式認可和就業中獲得了經驗（Chen Ching Ho 2008；蔣為文 2013；Lee Khoon Choy 2013；Charles Wheeler 2015）。不幸的是，由於法國的殖民政策，這一立場在阮朝後半期逐漸發生變化。法國殖民政府對華人、明香人的分而治政策是他們逐漸被「推」離了越南人社區（Đào Trinh Nhất 1924）。尤其是 1885年天津和 1930 年南京的印度支那殖民政府與清朝條約，將越南的華人直接置於中華民國的保護之下，儘管他們在阮朝的政策下更深層次上是「本土化」的（張文和 1956；Fujiwara Riichiro 1974；孫洪年 2014；向大有 2016）。
1955 年，達到越、中兩國政府的協議之後，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越南北部）實施了將當地華人視為越南公民的政策。同時，西貢吳廷琰政府根據 1955 年 12 月 7 日第 10 號令和 1956 年 9 月 6 日第 53號令，對華人實行強制同化政策。其政策受到當地華人的反應和反對，但它直接影響了華人的經濟實力（見 Tran Khanh 1997）。1975 年國家統一後，越南與中國的國際關係極為複雜，迫使越南華人被夾在兩方之間，甚至一度被認為是「第五縱隊」的。這引起近五十萬華人在 1977- 1980 年間離開越南（閱覽 Ramses 1991，頁 160；Châu Hải 1992；Yuk Wah Chan 2013）。許多人開始懷疑他們對越南的愛心和忠誠。當越南於 1986 年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並於 1991 年實現越中關係正常化後，這些創傷性事件逐漸減少。現在已經為華人參與越南重建提供了便利，已成為吸引外資、發展國際貿易的重要橋樑（Tran Khanh 1997；Huỳnh Ngọc Đáng 2011）。經濟的繁榮標誌著文化深度融合的一步；它逐漸影響到風俗禮儀，使社會禮俗制度也發生了變化。本研究調查、分析和評估華人在教育、語言、信仰－宗教和節日等方面的社會禮儀制度的變化，以識別和評估當前時期越南華人社區的文化融合過程。
越南華人研究在越南和國際學術界並不是一個新問題。在越南，許多研究人員比如 Trần Khánh Hòa（Chen Ching Ho）、Đào Hùng、 Châu Thị Hải、Trần Khánh、Phan An、Huỳnh Ngọc Đáng 等等在他們的著作中闡明瞭對越南華人移民、定居和發展各個階段的歷史問題的研究。社會文化方面也有 Vương Hồng Sển、Diệp Đình Hoa、Sơn Nam、 Mạc Đường、Phan Thị Yến Tuyết、Trần Hồng Liên、Lâm Tâm、Trần Phỏng Diều、Nguyễn Đức Hiệp、Võ Thanh Bằng、Nguyễn Công Hoan、 Nguyễn Thị Nguyệt、Nguyễn Ngọc Thơ、Phan Thị Hoa Lý 等作者的重要貢獻。然而，這些研究者的作品要麼側重於歷代移民、定居和融合的歷史過程，要麼側重於華人在越南的經濟和文化貢獻，但一直沒有透過禮俗生活來研究湄公河三角洲的華人文化。國際作者非常多樣化，可分為三組。第一個是研究越南華人社區的移民、貿易、定居和發展歷史的小組，通過地區、貿易港口、城市地區、比如 Fujiwara Riichiro （芹澤知廣）、李塔娜、向大有、蔡志祥、蘇子、周勝皋、李慶新、蔣為文、Nola Cooke、Yuk Wah Chan、Claudine Ang、Charles Wheeler、 Danny Tze Ken Wong、Lee Khoon Choy、Chee Kiong Tong 等人。第二個是研究戰中和戰後時期越南華人問題的小組，特別關注歷史、政治和外交問題，其中不少人討論了華人在越中關係中的夾心地位和戰後移民問題（1970-1980 年代）。他們包括 Robert S. Elegant、Thomas S. An、Benoit, Charles、Chang Pao-min、Ramses Amer、Tracy C Barrett、 Melissa Cheung、Thomas Engelbert 等人。第三組主要研究越南華人歷史文人及其他們的著作和社會貢獻，比如鄭永常、陳益源、許怡齡、劉玉君、李貴民、陳正衡、牛俊凱、周旭強、嚴艷、夏露等人。
我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區的華人禮儀，假設經過三個世紀多次歷史變遷的華人社區已經學會最大限度地提煉和保留傳統禮儀和習俗，他們認為這是一種精神支柱，可以幫助他們以積極的方式積極融入越南社會，一方面幫助他們在精神和禮俗生活的許多方面保持和發展自己的民族認同，另一方面可以靈活打開一些禮俗的內容和環節，以促進民族文化交流。有了這個選擇，湄公河三角洲的華人繼續堅持在神權支配下組織他們的生活方式和社會行為的實踐知識的傳統，認為這是對個人和社區責任進行調節的有效方法。在華人禮俗活動的結構中，家庭環境中的禮儀和習俗是個人道德和生活方式教育的據點，而社區環境中的相同活動則促進了民族意識、民族認同培養和跨民族文化交流。
本書收錄了十篇關於湄公河三角洲華人禮俗文化的獨立研究論文。從道德教育、宗教信仰、廟會、節日等方面展開，筆者力圖勾勒出華人社區在當地的古今文化生活途徑與智慧。由於本書各章是越南華人文化同一主題的獨立文章，在不同的文章中難免會多次提到一些理論觀點或一些宗教習俗和節日。James L. Watson（1985）的「標準化」（orthopraxy）觀點，Prasenjit Duara（1988）的「疊加神靈」觀點， Donald Sutton（2007）以及其他學者的「正統化」與「偽正統化」觀點，Adam Seligman 與 Robert Weller（2012）的透過儀式創造共用經驗來跨越界限的觀點等在各篇文章中經常使用。第一篇論文，《越南湄公河三角洲地區華人家庭與社區的教育》，討論了華人家庭和社區中道德禮儀教育的現狀及其對該社區社會文化等方面上的效應。第二篇論文，《天后信仰在越南南部的傳播及特點》，描述了作為華人神靈和文化代表的天后信仰如何傳播到湄公河三角洲及其對當地社區精神文化的影響。第三篇論文，《「天后上天與回家」：越南金甌華人天后信仰的變遷與在地化》，作者通過一個具體的廟會，探討了當前華人社區如何將傳統文化作為社會資源，如何利用社區的智慧來適應當地背景和促進民族間的交流。第四篇論文，《越南金甌督河鎮漁民社群的天后信仰》，論述了湄公河三角一個漁港的天后信仰，其中作者指出了不同種族和背景的人是如何被信仰束縛的，並指出該信仰的海洋性在某些情況下會重新發揮作用。第五篇論文，《正邪之辯：越南客家人天后信仰中的「內祖外聖」結構》，論述了在華人各方言共同體和社會整體融合的壓力下，越南客家人調整了原有的傳統祖師崇拜，疊加了天后、關帝信仰，用文化正統的觀念強調了社區間的關係和相同點。第六篇《關帝在越南》，研究關帝信仰如何傳播到越南，如何在越南文化中接受歷史文化的滲透，成為越華文化交流的象徵。第七篇《越南海南華人的昭應英烈崇拜》，聚焦 1851 年發生在越南的事件和昭應英烈崇拜的形成，成為越南和東南亞海南華人社區的身份象徵，同時強調其崇拜反映了海南華人在越南社會中的堅持和奮鬥精神。第八篇《越、華文化之交叉與融合：越南南部地區傳統中的土地神信仰》透過越南土地神崇拜與華人財神的結合，探討在當前越南社會中華、越文化交流的方向和特點。第九篇《越南南部華人文化傳播與變遷：明月居士林》探討廣東潮州人民間信仰機構明月山社帶入越南，在越南社會文化的影響下成為當今的佛教教派：明月居士林。最後，第十篇《越南金門人與他們的社會》研究胡志明市金門華人社區在當地福建社區的掩護下和在跨國關係的背景下尋找自己的一個位置來塑造該社群的身份和文化認同。
衷心感謝越南胡志明市國家大學附屬社會科學與人文大學、哈佛燕京學社、哈佛大學亞洲中心和波士頓大學為作者完成這些研究創造良好條件。衷心感謝各機構、部門、當地華人協會、華文學校、寺廟董事會、以及受訪者熱情配合、提供訊息、就研究問題發表意見。作者還要感謝參與在線調查與該主題相關的問題的參與者以及為研究提供重要訊息的同事。同時，作者也衷心感謝台灣國立成功大學越南研究中心和蔣為文教授對本書的編輯出版。由於知識和研究範圍的限制，本書難免存在不足或者錯誤，望廣大讀者提出意見，以便作者日後有機會補充和修正。
此致。
胡志明市 2021年 6月 2日
阮玉詩（胡志明市國家大學附屬社會科學與人文大學） 電子信箱：ngoctho@hcmussh.edu.vn

◎
序言 越南華人文化本土化的啟示
作者序
第一章 越南湄公河三角洲地區華人家庭社區的教育
摘要
前言
家庭教育
社區的教育
結論
第二章 天后信仰在越南南部的傳播及特點
摘要
研究觀點
天后宮系統與分佈現狀
湄公河地區天后宮分佈的特點
結論
第三章 「天后上天與回家」：越南金甌華人天后信仰的變遷與在地化
摘要
天后聖母與春節前後期的雙存儀式
金甌市：潮州人的生存體系
多方面的禮儀轉變以及公眾崇拜和家庭禮儀的區分
虛幻並有效的禮儀結合
結論
第四章 越南金甌督河鎮漁民社群的天后信仰
摘要
引言
天后聖母週年聖誕節日：時間和過程
天后聖母儀式在督河漁民社區社會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和意義
一個比較觀點
結論
第五章 正邪之辯：越南客家人天后信仰中的「內祖外聖」結構
摘要
前言
神明的標準化和基於背景上的流行傳統詮釋
現場迴聲
信仰形式的轉變：「偽裝性的正統化」？
為何天后？
對信仰轉型的不同解釋
結論：從偽裝正統化到為進化而奮鬥
第六章 關帝在越南
摘要
前言
關帝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象徵含義的栽培與標準化
越南文化中的關帝：歷史性疊加的象徵人物
越南華人社群的關帝崇拜： 跨民族文化交流的橋樑
結論
第七章 越南海南華人的昭應英烈崇拜
摘要
歷史背景
文獻評論
越南海南華人 108 昭應英烈廟宇系統以及年度祭祀活動
108 昭應英烈儀式空間自我敘事
結論
第八章 越、華文化之交叉與融合：越南南部地區傳統中的土地神信仰
摘要
引言：神明的文化內涵－多方建造與栽培
越南土地神：來源及特點
越南南部的土地神崇拜
土地神與財神：共用尊位
結論
第九章 越南南部華人文化傳播與變遷：明月居士林
摘要
明月居士林的前身中國潮洲地區的華、日佛教文化交流
越南明月居士林
明月居士林的變革：隨風而行
結論
第十章 越南金門人與他們的社會
摘要
越南金門華人的現狀
越南金門人的社會組織
越南金門人文化
結論
後記 “落地生根”：當前越南南部地區華人文化的轉變及其意義
參考文獻
INDEX 索引

◎
摘要
南部地區華人人數是佔越南華人總數的九成，也是天后廟數量最多的地區，共有 125 座。同時，整個南部地區的神廟還有 150 座左右配祀天后，最密集的也是湄公河三角洲。透過對南部地區天后宮網絡及其特徵進行研究，將有助於瞭解華人社會與南部地區各民族的文化交流。總體而言，按照華人遷移途徑、廟宇之間的網絡關係以及信仰圈的流動性的能力，整個湄公河地區的天后宮系列可分為兩大圈，（1）與胡志明市、東南部各地相連的湄公河兩岸地區；（2）以潮州人為主體社群的湄公河以南的東西海岸地區。第一組接受胡志明市廣東華人的經濟、文化支配，該區特色不明。第二組因獨立性高，本身形成了一個空間，稱作潮州人天后信仰區。與胡志明市、東南部地區的廣東人天后信仰區相比，湄公河潮州人天后信仰區擁有無系統的分散性特點。因此，天后信仰在越南南部湄公河地區以統一性與分散性兩種風格並存，為當地文化多樣性提供了非常生動的文化資源。
關鍵詞：天后信仰、潮州人、越南南部、湄公河、文化傳播
1. 研究觀點
作為越南六個文化區之一，南部地區又可分為東南部與西南部。東南部地區以工業生產、貿易經濟與都市生活為主，西南部地區也稱湄公河（或稱九龍江）地區，是河流眾多、土壤肥沃、種植業發達的典型農業區。這兩個地區的地理位置、土壤地貌條件與經濟類型的區別明顯地導致了認知、哲學、信仰宗教與社群組織等方面的區別。南部地區也是華人最為集中的地方，東南部與西南部的華人社會與文化因此也受到影響，兩者之間也有一段距離，東南部華人文化植根於都市，西南部則多流佈於鄉村。
越南南部地區面積為 65,000 平方公里，人口 3,000 萬，其中湄公河地區面積 23,000 平方公里，人口 1,800 萬。湄公河地區東、南、西三面靠海，是由湄公河河流系統浮沙堆積而成的三角洲。這裡河流密集、植物多樣、魚類豐富，早被譽為“魚米之鄉”，是越南人、高棉人、華人與占族人居住的地區。三百多年來，該地區各民族和睦相處，因此信仰、宗教等文化傳統也高度融合。跟其他地區文化相比，湄公河地區具有特殊的文化面貌，四大民族的文化一方面相互融合，另一方面各自維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如果說胡志明市、平陽、同奈省一帶的東南部地區華人主要以廣東人為主，那麼湄公河流域則以潮州人最多。
南部地區華人人數是佔越南華人總數的九成，所以也是天后廟數量最多的地區，共有 125 座；東南部有 50 多萬華人，54 座天后廟；湄公河地區有 25 萬華人，71 座天后廟。同時，整個南部地區的神廟還有 150 座左右配祀天后，最密集的也是湄公河三角洲。越南學者潘安認為，當西貢、嘉定地區（今胡志明市）形成的時候，華人也非常活躍，他們居住在會館、幫會公所與神廟的周邊地區。因此，對南部地區天后宮網絡及其特徵進行研究，有助於瞭解華人社會與南部地區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本論文採用以下觀點來進行討論與分析：

(1) 文化生態觀點
與其他地區文化相比，湄公河地區是越南人最遲開墾的農業區。十七世紀以來，阮主與阮朝各王朝努力開發。由於良好的地理、地貌、生態條件，開墾過程很順利，如今是越南人口密集的地區。本地區的生活環境為塑造本地區不同民族的開朗性格起著重要作用。其自然條件特點包括：
I.三處臨海，中部有湄公河支流前江、後江等九條河穿過，河流周邊形成肥沃的農業平原，即隆川四角區、同塔梅平原、後江平原。瀕臨東海的地方是大沙灘，地面高於平均高度，區內外經濟、文化交流主要從海路進來。十七、十八世紀以來，華人循海路從大海直接進入大沙灘地區，移居該地。湄公河地區西面靠暹羅灣，這裡山川、河流與農田混合在一起，成為多民族交流之處。
II.考察湄公河地區內部，可以發現湄公河以北一帶靠近胡志明市，兩地陸路、水路相通，經濟交往密切，因此兩地人民的民間文化、信仰宗教等方面頗有關連。受經濟支配，胡志明市與湄公河前江一帶形成中心與外延的關係。作為胡志明市的外延區域，湄公河以北地區的民間信仰並不明顯。1679 年，南明兵敗後，廣東楊彥迪帶著華人移居此地，建立美湫大埔（今日前江美湫市）。不過，後來大部分華人遷移至胡志明市，餘下部分社群結構不明顯，進而影響其民間信仰。這裡只有一座天后宮，其他都是關公廟，配祀天后。從前江到後江原靠 Măng Thít 河為主要線路（今日則透過公路），從後江周邊四向都可以沿水路而走遍本區。二、三百年前，當越南人與華人移居湄公河地區時也曾穿過這些河流網絡，因此沿著河流系統，河岸地區華人比較密集，天后宮眾多，形成華、越混合的天后信仰圈。
與上述兩地區相比，東海岸大沙灘與西海岸一帶是華人（主要潮州人）直接進入、定居之地，建立社群最多，因此，天后宮與配祀天后的神廟也最多。
III.如果把湄公河三角洲劃分為平原、河流、山丘與大海四種地理形態，那麼華人信仰宗教傳播開始主要依靠大海與河流，後來在發展過程中轉變為依靠河流與平原為主。至今，該地華人經濟以種植業與貿易為主，因此天后信仰從當初的海神崇拜轉換為一種福神崇拜。
(2) 民族歷史區域觀點
在越南國家整體結構中，湄公河地區是一個最特殊的歷史文化區，它涉及十七世紀以來開墾過程以及隨之而來的越、棉、華、占四民族團結奮鬥，形成生動、活潑的多文化並存的地區。與城市化的東南部地區相比，這裡的人民經濟靠水稻農作為主，交通網絡以河流為基礎，社區組織倚重農村，本地文化擁有特殊性，因而湄公河地區是一個完整的民族歷史文化區。
(3) 多文化交流觀點
湄公河地區是越南各個文化區多民族、多文化匯集、交流與融合最好的地區，亦即本地文化、中華文化、印度文化、東南亞文化與西方文化在不同歷史階段傳播進來後，經過混合與重塑，呈現出地區文化的新結構與新面貌。因此，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該地區出現豐富多彩的新型信仰、宗教，形成多元語言、風俗習慣與生活風格。這一切都是多文化交流的結果。
2. 天后宮系統與分佈現狀
整個南部地區的天后宮在如下兩地分佈最廣，數量最多：一是胡志明市，二是湄公河三角洲東海岸大沙灘地區。居住在胡志明市的華人以廣東人居多，大沙灘地區則主要是潮州人，其先祖從廣東潮汕地區越海直接進入大沙灘定居。根據筆者統計，整個湄公河地區共有天后宮 71 座，其中 54 座由華人創建，其餘 17 座由越南人所建。具體而言，芹苴市 1 座、前江省 2 座、檳椥省 4 座、永隆省 6 座、隆安省3 座、茶榮省 11 座、安江省 4 座、堅江省 8 座、朔莊省 16 座、薄遼省 8 座、金甌省 8 座。位於大平原中部地區的後江省的天后均配祀於關公廟（圖 8）。
除了湄公河地區的 71 座天后宮之外，胡志明市有 33 座，東南部共有 20 座，中部沿海地區共有 8 座，北部地區有 3 座天后宮，越南全境一共有 135 座天后宮（廟）。按照北、中、南大區來分，那麼南部地區佔 92%。此外，湄公河流域的同塔梅、龍川與後江盆地由於地理條件不佳，這些地區沒有華人定居，也沒有祭祀天后的宮廟。如果把整個湄公河地區的天后宮分佈按區區分，可以認為有三個集中圈：包括湄公河兩岸一帶、東海大沙灘、西海岸。
(1) 湄公河兩岸圈
本圈包括隆安、前江、同塔、永隆、安江、後江省與芹苴市。這一帶華人人數較少，主要為福建人、客家人、潮州人與廣東人，各自分散地定居在省會、縣城等地。他們在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皆融入主體民族越族，本族文化傳統淡化，關公、天后崇拜也淡化，天后宮系統最稀少。
安江省位於湄公河上流處，由鄚玖、鄚天賜當年的河仙伸延開拓而成。安江省共有 4 座天后宮，各座之間毫無關係，包括瑞山縣 Núi Sập 縣城的一座潮州人廟宇、靜邊縣客家人七山天后宮、新洲市潮州人天后廟與朱篤市（Châu Đốc）永美坊越南人天后廟。此外，本省還有 6 座配祀天后的神廟，包括龍川市的關公廟與北帝廟、朱篤市的關公廟、新洲市的關公廟、主處女神廟與保生大帝廟。在朱篤市 Núi Sam坊的「主處聖母廟」（Miếu Bà Chúa Xứ Núi Sam）雖然沒有配祀天后，可是廟前武歸處有懸掛《天后宮》匾額。在許多華人心目中，越南人的主處聖母相當於天后聖母。
芹苴市是湄公河三角洲的中心都會，是整個地區的人流、物流中心，因此華人早期就落地於此。受經濟貿易網絡的支配，該地華人創建了唯一的 1 座天后宮（丐冷郡 Cái Răng 天后宮）以及 3 座配祀天后的關公廟（寧橋郡廣州會館―關公廟、丐冷郡協天宮與 Ô Môn 郡關公廟）。丐冷郡天后宮早期由華人與越人一起建立，總體建築風格屬於越南南部地區的典型神廟，至今由越南人管理。除了三月二十三日天后誕之外，該廟正月十五日還舉辦送瘟節，在天后與王爺的神威下，人們把所有的不好力量送到湄公河裡去。
同塔省位於同塔梅盆地之處，華人稀少。唯國路附近的沙瀝市有一部分華人居住，前後建立了天后宮（七府天后宮，始建於 1885-1886）與福建人祭祀廣澤天尊的建安宮。沙瀝市七府天后宮為湄公河地區建築風格最完美的廟宇，是廣東人、福建人與潮州人風格混融的建築。祭祀對象也有混合性，除了華人共同奉祀的天后、福德正神與關公外，還有廣東人的金花夫人。
隆安省靠近胡志明市，戰爭期間是華人的避難之處，有 1 座越南人天后廟（位於省會新安市）與 1 座廣東人天后宮（位於守承縣縣城）。守承天后宮跟胡志明市廣東人廟宇聯成一個系統，所以宗教、文化活動都緊密相連。
前江省原為十七世紀末華人早期開發之處，不過，該省作為湄公河流域―胡志明市的稻米貿易水線網絡的重鎮，後來華人幾乎都移居胡志明市，留下的人數稀少。目前，該省有 2 座天后宮與 5 座配祀天后的神廟。丐皮縣城有座五幫華人天后宮，但總體建築風格靠近潮州式。該禮市有 1 座廣東人天后宮，從建築風格、祭祀對象（天后、金花夫人、龍母娘娘）、祭祀活動等方面來看，與胡志明市的廣東人穗城會館一模一樣。配祀天后的寺廟有 5 座，其中 4 座位於前江省省會美湫市，分別為廣東人關公廟、海南人關公廟、客家人關公廟與潮州、福建人共同管理的關公廟。最後 1 座位於州城縣永金鎮，原為華人天后宮，今改為火德星君神廟，配祀天后。
永隆省位於湄公河兩大支流前江、後江中間位置，橫貫其間的Măng Thít 河把前江、後江連在一起，早期曾為稻米貿易網絡上的一段，所以河流兩邊均有華人（潮州人、廣東人）居住，至今保留著 6座天后宮，其中有 4 座華人廟宇：包括永隆市廣東人天后宮、平明市中心潮州人天后宮、三平縣雙福社 Ba Càng 村潮州人天后宮、三平縣平寧社美安村潮州人天后廟。此外，還有 2 座越南人天后宮，即永隆省明香會館天后宮、三平縣和錄社 Ba Kè 村天后廟。配祀天后的神廟至少有 3 座，它們分別為茶溫縣縣城福德廟與關公廟、永隆市永安宮―關公廟。永隆省華人以潮州人為主，居住在城市、農村的不同地方，故此廟宇網絡幾乎不存在。永隆市廣東人天后宮跟胡志明市穗城會館、前江省該禮市或隆安省守承縣縣城天后宮一樣，形成一種統一性的風格。
後江省位於後江大盆地中心位置，以往少有華人前來居住，改革開放以來才有一批華人前來定居，做買賣生意。出於宗教心理的需求，他們創建了 2 座配祀天后的關公廟，包括未清市第一坊與第七坊關公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