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不像“大英（國）”及其它：新教傳教士譯筆下的新詞（簡體書）

本書收錄論文五篇，內容均是考察19世紀前半期基督新教傳教士中文著譯中的詞語。

第一篇探討的是一個今天常見於書刊、報章上，我們習以為常的漢譯專名“大英（國）”。通過歷史、清廷外交文書制度、思想史、詞彙學等視角，著者細緻深入追溯鮮為人知有關它的誕生歷史背景、早期書寫實踐、在鴉片戰爭前後英國為取得與中國“敵體平行”堅持使用它，引發與清廷衝突，以及最終它白紙黑字出現在《江寧條約》後對中國外交所產生的深遠影響，等等。

在進行近現代漢語新詞追根溯源時，有些學者由於甚少使用明清古籍，特別19世紀上半葉新教傳教士中文著譯語料，導致所得結論或有偏差，新教傳教士在漢語詞彙學史上的地位變得極不顯著。本書後四篇即對新教傳教士馬禮遜、米憐、郭實獵及麥嘉締著譯中一些漢譯地名、宗教、天文、地理、政治、動物等詞語求源溯本，厘清它們的“詞籍”與誕生年份，確定其中有些是襲用明末清初耶穌會士中文譯著、中國古籍裏，以及18世紀末19世紀初在澳門、廣州以及東南亞一帶流行的一些新詞新語，有些則為馬禮遜等人所創譯，從而奠定新教傳教士在漢語辭彙史上承前啟後的地位。

莊欽永
1971年畢業於新加坡南洋大學中國語言與文學系，後負笈澳洲國立大學，獲文學（亞洲研究）碩士學位。回新加坡後，先後任職於新加坡國家圖書館和國家檔案館。自上世紀 80 年代開始，利用業餘時間從事馬六甲、新加坡華人史，特別是碑銘之搜集與研究。1996 年自政府部門退休後，重回學術界專事撰硏。2006 年取得南洋理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後留校擔任研究員，至2009年7月提交辭呈。
現專治 19 世紀基督教新教傳教士中文出版業、漢語新詞與晚清翻譯史。著有《馬六甲、新加坡華文碑文輯錄》、《新甲華人史史料考釋》、《“無上”文明古國：郭實獵筆下的大英》、《萬國地理全集校註》、Heroic Images of Ming Loyalists: A Study of the Spirit Tablets of the Ghee Hin Kongsi Leaders in Singapore和Pages from Yesteryear: A Look at the Printed Works of Singapore, 1819-1959（與人合著）諸書及論文多篇。

序一
追尋新詞產生的蹤跡

張美蘭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

語言不僅僅是人類的交際工具，也是文化代代傳承的重要載體和人類認識世界的智慧結晶。語言的發展必將促進文化的進步，而文化的進步，又存在於語言記錄的印跡中。19世紀至20世紀初的新詞新語的產生，不僅是人類文化活動的反映，同時它融入了當時的新學和中西文化文化交流的新鮮成分。這是漢語詞匯史中新詞發展的一個特別重要的時期。莊欽永先生長期耕耘不輟，發表了系列論文，出版了相關的專著，為這個時期的漢語詞匯研究，開拓了一片新天地。

我有幸得以讀到莊欽永先生《四不像“大英（國）”及其它：新教傳教士譯筆下的新詞》的新書稿，莊先生廣泛收集材料，利用他精通多種語言的優勢和史學研究的功底，對漢語新詞做了很好的闡釋，令我為之興奮。莊先生囑咐我為這本書寫一個《序》，晚輩豈敢。在此，將我的閱讀感受與讀者先交流為快。

早在2010年，莊先生與周清海教授合撰過一本專著《基督教傳教士與近現代漢語新詞》（新加坡青年書局），這是繼《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2001年）之後的一本研究20世紀初新詞新語的論著。我是通過閱讀這本書認識了莊先生，尤其在指導學生進行新詞新語研究方面，我從中得到了很大幫助。同時，深感資料是研究的基礎，廣泛收集和占有資料，在新詞研究中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

明清時期中國的西學東漸有兩次高峰，一次是明末清初天主教東傳，一次是晚清新教東傳，兩次高峰中，傳教士是中西交流、新詞創制的主導方。而東南亞（包括菲律賓、馬六甲、新加坡、巴達維亞等地）都是中西交流、語言接觸的前沿陣地。但相關資料尤其是19世紀上半葉（1807–1842年）新教傳教士資料在中國內地尤難獲取，也較少引進。莊先生曾經先後工作於新加坡國家圖書館和國家檔案館，因此，在文獻材料收集和整理方面，他能詳盡占有文獻；他早年致力於東漢歷史，其後他專攻新馬華人史、新馬教會歷史、晚清翻譯史等研究領域。近20年來，莊先生主攻19世紀上半葉馬六甲、新加坡基督新教傳教士的出版事業與中文譯著，相關的中文代表作有《新甲華人史新考》、《新甲華人史史料考釋》、《“無上”文明古國：郭實獵筆下的大英》、《萬國地理全集校註》等。因此，他的研究有史學方面的獨特視角和綜合方法。他的這部新作《四不像“大英（國）”及其它：新教傳教士譯筆下的新詞》與舊作《基督教傳教士與近現代漢語新詞》（2010年）一樣，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新詞研究中19世紀上半葉資料的不足。他考證的一些新詞，將詞的書證年份提前了。如《聖經》中常出現的地名“巴比倫”，在馬禮遜1815年的《古時如氐亞國歷代略傳》就使用了。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的漢譯，早在馬禮遜的《西游地球聞見略傳》、米憐在《察世俗•全地萬國紀略》中就出現了。這些可以補充《近現代漢語新詞詞源詞典》（2001年）、黃河清編著的《近現代辭源》（2010年）、《近現代漢語辭源》（2019年）等工具書及其他學者之考證作品。這豐富了漢語新詞史面貌，尤其是提供了新詞產生過程中的更多過渡性詞形形態，如中國本土不多見的早期使用的“烰機”，這是一個很典雅的新詞，“烰”，熱氣上升。“烰機”即“蒸汽機”。那麼，就有了早期的“烰舟”，即“火船/蒸船/火輪船”，今之“輪船”。再如“馬尼拉”，英語 Manila 的漢譯地名。中國古籍譯稱“麻逸”、“麻里嚕”、“麻里蘆”、“麻里呂”、“呡唎喇”、“馬尼剌”、“蠻哩喇”等。這些新詞的收入和考證，有助於考察新詞的詞形選擇及定型過程，有助於明確中國本土所用新詞的來源，以及新詞早期在東南亞產生和使用，後來傳入中國本土的傳播過程。

新著《四不像“大英（國）”及其它：新教傳教士譯筆下的新詞》收錄了莊先生近年來發表的五篇論文，集中討論了19世紀上半葉新教傳教士資料中的新詞，包括傳教士馬禮遜、郭實獵、米憐、麥嘉締等人的中文譯著及所辦中文刊物。首先，作者在進行新詞研究時，將新詞放在它產生的歷史背景中考察。從政治、外交、思想史等方面以及翻譯理論、詞匯學等角度綜合探討。正如莊先生所言，詞匯是研究歷史、政治史、外交史、思想史等領域的重要資源。如第一章選擇了少有人關註的“大英（國）”為代表19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歷史的關鍵詞，從歷史、翻譯理論、文書制度、思想史、詞匯學等視角來論析它的誕生、早期書寫實踐，以及在鴉片戰爭前後英國人為了使用它與清廷官員所發生的沖突等，填補了晚清翻譯史個案研究的一個小空白。莊先生受福柯“話語與權力”觀點的啟發，敏銳地察覺馬禮遜之所以棄“英吉利”、“大不列顛”而以“大英（國）”代之，其“創造性叛逆”翻譯蘊涵著翻譯者個人的政治思想意識——提升英國在中英外交中的地位；郭實獵大量使用新譯名，作為“贊助人”在翻譯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暗含著削弱大清帝國政治話語霸權的企圖。重視新詞產生和使用的歷史語境，是莊先生新詞研究的一大特色。每一門學科都不是孤立的存在，都會與其他學科之間有著這樣那樣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新書的價值也不限於詞匯史方面，從中西交往、新教東傳、漢外語言接觸史、翻譯史等角度看，都很值得參考。

在本書的第二、三、四章中，莊先生關註馬禮遜、郭實獵、米憐、麥嘉締等的新詞創制工作，指出他們在新詞創制史上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貢獻。從來源來看，新教傳教士馬禮遜、米憐、郭實獵、麥嘉締等所創的一百餘個新詞，有來自中國人、天主教傳教士、之前新教傳教士所新創制的詞語，也有沿用當時東南亞或中國東南沿海所流行的日常用語。從類別看，最多的是宗教類新詞，歷史人物和地名等專名，還有地理、政治、天文學、動物、經濟、實物等非宗教類新名詞。莊先生一一釐清這些新詞的“詞籍”，強調新教傳教士對前人用詞的多途徑繼承。如第三章中，莊先生指出：《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中的40多個詞，並非全是米憐等所創譯的漢語新詞，有的其實是舊語。莊先生指出：這一百餘個新詞只有少量沿用至現代漢語，大多數是過渡性詞語。但是這些過渡性新詞，卻為後來創造更精確、更好的譯詞奠定了基礎。這些新詞在近現代漢語詞匯史上，也發揮承前啟後重要角色。

莊先生根據創制方式對傳教士中文資料中的新詞進行分類，指出傳教士在翻譯希伯來、希臘或拉丁語詞匯成為漢語時，其譯詞的構詞方法與佛教譯者所採用的一樣。這也是本書的一大亮點。

莊先生在書中提出：漢語新詞溯源工作是一個大工程，是一項長遠、永不停止的工作。它需要許多學者的參與和共同努力。這部新作中糾正了已有研究中一些書證偏晚或創制者張冠李戴的錯誤，論證可信。個別新詞溯源還有深究的空間。此外，新作重在新詞溯源，較少涉及這些新詞19在世紀下半葉及之後的演變。但這並非作者立意所在，不能苛求。正如作者所願，新作無疑為後來學者更上一層樓奠定了很好的基礎。在今天網際網路時代，文獻資料的信息收集、整理越來越便捷，期待有更多後來學者加入這個研究行列，產出更多的成果。

我懷著無比敬佩的心情讀完這部新作，備感漢語詞匯的博大精深。在語言接觸下的新詞新語，其來源和傳播歷程，也是一部文化交流史。新詞的產生到最終定型的過程，同時受漢語詞匯自身規律的制約，體現了漢語詞匯系統的共性特徵。漢語新詞的探源工作任重道遠，我輩還需開拓視野，繼續前行。蒙莊欽永先生囑咐，是為記。
2021年9月

序二

屈文生
華東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先前拜讀過莊欽永先生著《“無上”文明古國：郭實獵筆下的大英》一書。莊先生就郭實獵的姓名、傳教士作家、時政撰稿人等身份的精緻研究，令人嘆服。眼前這部《四不像“大英（國）”及其它：新教傳教士譯筆下的新詞》面向中西交流史、翻譯史、現代漢語的形成、語言接觸史等多個領域，凸顯翻譯在近代中西交流史上，遠非可以簡單的文字轉碼活動來概括。從後殖民主義視角來看，翻譯經常是一種政治行為、歷史事件，深刻影響清季中國的外交、內政，表明翻譯對中國進入中國大家庭不可或缺的作用。莊先生用功之勤、筆力之深，令人敬重。

早期中外舊約章中，國家名稱的翻譯是兩方角力的重點所在，西方列強無不喜在其國名前添以“大”字，以與“大清”“敵體平行”。例如，“葡萄牙”曾譯“大西洋國”，“美國”曾譯“大合眾國”、“大美國”，“法國”曾譯“大佛蘭西國”、“大法民主國”，“俄羅斯”曾譯“大俄羅斯國”，“日本”曾譯“大日本國”。上述這些以“大”開頭的“以中格西”的譯名在如今的著述、報刊中幾乎不被提及。

但直至今天，各類媒體（包括自媒體）似乎對“大英（國）”這個譯名尤為“迷戀”。事實上，書刊、報章上習以為常的“大英（國）”，並非自始即是 Great Britain / The United Kingdom 的恰切譯名，對二者對應的認識圖式（schema）的確立，有著一個鮮為人知的誕生背景、書寫實踐。莊先生在本書中娓娓道來的，恰是這一認識圖式的歷史淵源，及其在中英兩國政治外交中所扮演的不可忽視的角色。翻譯藉助不平等的現實政治空間（條約交涉），經由譯者的深思熟慮、精斟細酌後，將“大英國”註入政治意涵，成為富含政治與外交戰略性的譯名，以取得英方孜孜以求的與中國“敵體平行”。

不僅如此，中國對“大”字的維護和英國對“大”字的競逐，體現出兩國不同的世界秩序觀念，後者“敵體互待”的追求也促使中國對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下的主權國家概念和全球秩序和逐漸有了認知，並將之適用於國家構建之中。可以說，從“英吉利”到“大英（國）”的譯名轉變，埋下了清朝中國世界觀變革的種子——對“海外諸國”的理解和交際，由朝貢體系下的互市往來，轉變為條約體系下的邦交平等。這一點清楚地體現在載有清朝世界觀的會典當中。例如，《嘉慶會典》中作為“朝貢國”、“互市國”的“荷蘭、緬甸、西洋（意達里亞、英吉利國）”，在《光緒會典》中被改為“邦交”之國。

道咸時期，清廷普遍認為英國與緬甸、暹羅、越南等一樣，皆是名義上或事實上的互市之國，而絕非與作為天朝上國的中國勢均力敵的國家——有著政治上平等地位。1842年《南京條約》訂立以後，原先的“互市”變為“通商”，二者字面上皆有商賈交易、互通有無之意，但二者所處的政治空間完全不同。前者基於天朝上國撫恤恩義的天下觀，後者則基於歐洲國際法形成的主權秩序。英國不可能滿足於宗藩體系下的互市，而是迫切希望打破清朝的舊體制，將中國拖入國際大家庭內，按照歐洲程式往來。這一切不能說沒有體現於“英吉利”到“大英國”的轉變上。

這些年來，受莊先生的啟發，我也在近代中英關系領域產生了濃厚興趣，特別是在中英不平等條約翻譯史領域。近代中英交涉中，兩國常就“大英”、“欽差”等“小詞”展開多番較量，這是因為“小詞”攸關國格、事關體制——“詞小事大”，“小詞”上的失敗足以撼動其依賴的、被依賴的“體系”。《南京條約》訂立以後，中西關系發生巨變。鴉片戰爭以前，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而以後他們也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這固然體現出兩國力量的消長和西方對待中方姿態的轉變，但特殊地呈現在小詞的翻譯上，這也促使我們思考翻譯和歷史究竟有何種關系？看似支離破碎的翻譯史能否為大歷史的書寫提供養分？

翻譯史料是事實重構和歷史真相還原的重要證據樣態，基於源文和譯文的對比，可以在新語境中實現邏輯重構。但翻譯之於歷史的意蘊總被忽視的原因或在於翻譯研究者缺乏“歷史的意識”（historical awareness），未能對歷史的構建提出洞見，但歷史研究者也可能缺乏“翻譯的意識”（translation awareness）。
中外關系研究者處理檔案資料時通常自覺或自發地牽涉翻譯因素，研究者可能忽視了史料是經過翻譯的，而不去首先追究其對應性，慣於信賴譯者的“確本”（true copy/translation）標記。一般而言，中外關系史學者的任務是收集、整理經由或未經由翻譯的事實，並予以解釋，從而構建敘事，使“過去”煥發新的意義。然而，一旦對事實的表達產生懷疑時，便會讓我們去追問事實的來源、所採形式的目的及其服務的對象。

事實上，研究者不是與過去對話，而是與過去的遺留材料對話，面對看似真確的符碼轉換結果，“推斷”（speculation）時常參與其中。就中外關系史研究而言，研究者須穿梭在多語空間內，對影響翻譯的各類因素進行富有想象力的思考，以發現並講述其獲得信任。或不被信任的緣由、過程及意義。歷史的語際書寫要求研究者須親歷遺留材料的現場，關註“確本”有意或無意，受命或自發，遮掩下的多語對應性，推斷其獲得信任或不信任等現象背後的內容，挖掘或賦予其新的歷時和現時意義。

莊欽永先生多年來，從譯詞出發，從人物出發，從事件出發，無一不緊扣“翻譯的意識”和“歷史的意識”，以翻譯的視角，歷史的關懷，對中西文本交流、程式交流、價值交流有著由微入巨集的研究，揭示出一幕幕歷史現場，提煉出中西關系史的發展軌跡。我相信，有志於從事近代中西交流的研究者，一定會從莊先生的大著中獲得閱讀上的快感和智識上的啟發。

是為序。
2021年8月23日上海松江

《新躍人文叢書》總序 郭振羽 v
序一 追尋新詞產生的蹤跡 張美蘭 vii
序二 屈文生 xi
致謝 xv

四不像“大英（國）”：大清天朝體制鉗制下的漢譯泰西國名 1
一、清康熙末年至嘉道年間
Great Britain 與 The United Kingdom 之漢譯名 4
二、大清天朝體制之淵源與內容 10
三、大清天朝體制下英國之地位 13
四、馬禮遜使用“大英吉利”、“大英國”的歷史語境 26
五、郭實獵開始大量使用“大英（國）” 31
六、英國政府官員使用“大英（國）”之鬥爭歷程 38
七、結語 85

馬禮遜譯《新遺詔書》詞語溯源——以《使徒行傳》為個案 89
一、白日昇與馬禮遜《聖經》譯文之關系 89
二、詞語溯源 91
三、溯源考證之結論 120
四、結語 127

《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中的舊語新詞 129
一、重新啟用中國人所創制的詞語 132
二、重新啟用耶穌會士所創制的譯詞 134
三、襲用巴黎外方傳教會白日昇所創譯的新詞 138
四、襲用馬禮遜所創譯之詞語 140
五、沿用東南亞、馬六甲一帶流行使用的日常用語 142
六、米憐創譯的新詞 144

十九世紀上半葉基督新教傳教士在漢語詞匯史上之地位——以郭實獵中文譯著中之舊語新詞為例 155
一、前言 156
二、郭實獵其人及其譯著 157
三、新教傳教士在漢語新詞史上的承前角色 160
四、新教傳教士在漢語新詞史上的啟後角色 168
五、結語 184

麥嘉締《平安通書》及其中的漢語新詞 187
一、引言 188
二、麥嘉締生平及其譯著 190
三、《平安通書》編譯旨趣及內容 200
四、《平安通書》中之漢語新詞 205
五、《平安通書》漢語新詞析評 218
六、結語 222

索引 225

後記 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