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億兆：中國內地會與晚清社會（1832-1905）

奧斯汀所著《中國億兆》一方面在宏觀上展示以中國內地會為代表的基要主義團體在19世紀到20世紀的發展歷程，在微觀上聚焦戴德生的傳教助手群體，展示他們身上鮮明的個性和時代特性；另一方面聚焦於該時期基要派基督教在中國本土化乃至變成中國人的基督教的歷程，展示了該過程中，中國內地會鮮為人知的一面。整體而言，《中國億兆》展現了中國某種民間基督教的發展歷史，這種歷史在當今仍有故事在發生，並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當代中國基督教的品格與面貌。

阿爾文．奧斯汀（Alvyn Austin）

出生於加爾各答，父母都是中國內地會傳教士。曾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布魯克大學擔任助理教授，直至退休。
著作包含：《拯救中國：加拿大宣教士在中國（1888-1959）》。

序

保守的基要主義教派傳統通常不是因聖徒崇拜而著名。然而，自1911 年和1918 年出版了戴存義(Frederick HowardTaylor, 1862-1946) 和金樂婷(Geraldine Guinness, 1862-1949) 賢伉儷（即戴德生的兒子及兒媳）所著兩部戴德生自傳後，戴德生在基要主義教派聖徒傳記中的地位就流傳開來。戴德生幻象的生動性―無數悲慘的中國人正在沒有基督拯救知識的情況下死去―在他那個時代，一直貫穿於他對基督教想像有吸引力的號召中，後來也是如此。同樣引人注目的是戴德生在建立差會時所展示的非凡屬靈志向，打算向世界上最大的國家傳佈福音，卻極其輕視委員會的複雜程式和資金籌措，而這些是其他差會認為所必不可少的。對於重視行動主義多過重視聖潔的基督教擁護者來說，最吸引人的可能是戴德生似乎標誌著神秘主義者與傳教士二者的完美結合，他是行動者，更是禱告者。

該書不是戴德生的另一種自傳，但是他那神秘難解的個性和無處不在的影響被永久地銘刻在他有生之年的中國內地會史上。阿爾文‧奧斯汀試圖避開包圍戴德生的聖潔之光，把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供職於內地會的外國傳教士和中國佈道員等普通人身上，他們為實現戴德生的幻象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有些人確實犧牲了生命，尤其是在義和團運動期間）。為此，奧斯汀別開生面，利用倫敦、多倫多和惠頓學院的內地會檔案，講述了一個英國差會走向國際化的歷史，它是第一個徹底擺脫國別性質的新教傳教機構，是對基要派傳教團體（尤其是以北美為根基的差會）的未來具有重大意義的差會。實際上，中國內地會要比其他任何單個組織更能塑造20 世紀保守福音派的國際網路。

奧斯汀關於對內地會事業的敘事，首次描繪了差會信徒與各種教門以及秘密會社之間的關係，後者是當時中國民間宗教的重要份子。最有意思的是對席勝魔牧師的精彩描寫；席勝魔是讚美詩作家，也是有爭議的山西鴉片戒煙局的組織人，締造了某類中國基督教，這種基督教在爭奪精神領域上準備採用祈禱療法和驅魔的天賦，由此挑戰了歐洲理性的先入之見。大約在1880 年，內地會傳教士把「無字書」引入中國，席牧師則把這個簡單的福音符號象徵體系與中國文化中傳統五行的色彩宇宙論相結合。結果產生了一個本土的中國基要主義教派傳統，而該教派傳統證明其在中國比內地會本身的傳教事業更持久。民間基督教在當今中國鄉村的不斷發展，要追溯至席牧師在山西的原五旬節傳統，其影響超過了我們所認知的其他基督教傳播的努力。

《中國億兆》是一本非常有吸引力的著作，讓人入迷，且富有啟發性。毫無疑問，它會激發人們的積極回應。它讓讀者步入近代基督教史上其中一個最重要但最不讓人理解的故事中，一個至今仍然在發展的故事，因為中國基督教史的漫長歷程繼續藐視西方模式和預言。

布萊恩‧斯坦利　Brian Stanley

總序／v
胡序（中譯本序）／xv
序（英文原著序）／xix
鳴謝／xxi
前言／1
縮略詞／11
緒論／15

第一部分　第一代（1832-80）
　第一章　黑色巴恩斯利（1823-51）／53
　第二章　窄門（1851-65）／87
　第三章　呼籲佈道團（1865-66）／111
附錄1　蘭茂密友爾號乘客名錄（1866年5月26日）／150
　第四章　陌生人領地（1866-75）／153
　第五章　蔭穀（1875-80）／187

第二部分　第二代（1875-88）
　第六章　國家公義（1875-88）／231
附錄2　倫敦理事會成員和介紹人（1872-76）／268
　第七章　章魚組織（1875-88）／277
附錄3　慕道友學習課程（1886）／315
　第八章　天招局（1880-88）／321

第三部分　第三代（1888-1900）
　第九章　新世界（1888-1900）／363
　第十章　上帝的使者（1888-99）／415
　第十一章　中樂園（1888-99）／443
　第十二章　中樂園的終結（1900）／493
　第十三章　後續／523

結語　往事／545
參考文獻／569
譯後記／607

第一代

天路客再一次航行在海上。戴德生集合小隊伍（如他愛爾蘭朋友所說），開始橫越深藍色的海洋，前往「遙遠的中國」，一個偶像崇拜的神秘國度。他試圖用哲人般的方式警告他們，「有必要在舒適的家與窮困的中國之間做一次海上航行讓我們過渡」。這次航行從一開始就非常不同，但是世界自1853 年就已經改變了。他曾經獨自一人無依無靠，這個不尋常的小個子乘坐一艘滲水的船探尋他的天職。那時，他對救生圈及「人類方法」感到無所適從。現在他負責21 個人，他的妻子、孩子，外加16 名成人。「蘭茂密友爾」號是一艘新的快速帆船（是著名的「卡蒂薩克(Cutty Sark)」號的縮小版），由蒸汽驅動航行，他們是蘭茂密友爾號唯一的乘客，旅行相當奢華。支付全部用品和航行費用後，內地會在英國銀行仍有2,000 英鎊（一萬美元），並且在上海「東方銀行」還有900 兩（盎司白銀）。但是某些事情出現了可怕的錯誤。一雙長襪引發了一場叛亂！他兒媳在官方歷史中省略了這件事：「旅行者無疑從未被更多地祈禱了，漫長的航程逐漸過去，沒有人如此需要幫助⋯⋯敵人的突擊很堅決，首先毀壞了傳教團的團結和精神力量，然後破壞他們乘坐的船，把他們全部送到船底。」他們離開英國前就有著個性上的衝突，但是每個人都非常循規蹈矩，服從戴德生的領導。如今在船上，「個性正在他們眼前改變」，「著了魔的」大副被拯救，變成一只溫順的羔羊，而傳教士們卻起了內訌。

當到達赤道時，戴德生報導說：「我們的隊伍萌發了猜忌和分歧。」蘇格蘭鐵匠倪義來發現某個人忘記在他的行李內裝入一雙額外的長襪―帕特‧巴爾描述他是一個「頑固、愛抱怨、想方設法要擠入上流社會的人。」他見過「給長老會傳教士提供的物品清單」，他們獲得了更好的物品。戴德生向他道歉並把自己的一雙長襪以及在熱帶穿的「便服」給了他，還補充說道，每個人有「一套好用的物品，對此我們應該感激」。對於長老會教徒，戴德生以中英階層意識的合併來提醒他，他們「是社會地位不同的人；而且他們要在中國穿西式服裝，而我們不應該穿」。然後，倪義來拒絕參加大廳的聖餐禮，因為皈依的水手們既沒有受洗也不是教會成員。

當他們坐船經過東西方分界線馬六甲海峽時，聖公會女執事包瑪莉和麥珍請戴德生為她們施洗。她們在嬰兒時受過洗，從邁德美畢業，但是與戴德生學聖經讓她們相信「她們從未真正地被施洗過」。在幾個月的遠途旅行中，傳教士們經常學習聖經然後改變神學觀念：典型的例子是艾多奈拉姆‧耶德遜 (Adoniram Judson)，他離開麻薩諸塞州時是公理會教友，到達印度時變成浸禮會教徒，然後又懷疑浸禮宗海外佈道團的加爾文主義神學。想到怎樣衝動地為妹妹戴賀美施洗並權衡後果後，戴德生不願意施洗。在她們的堅持下，戴德生在爪哇尖端安尼爾(Anjer) 一條隱蔽溪流裏為她們和宓玫（「幾乎沒受過教育」的巴恩斯利循道會信徒）施了洗。他分析道，如果要施洗，最好在到達上海前完成，在上海，婦女將在名義上受英國聖公會牧師的管理（從不公開報導洗禮，以免戴德生被指控為「偷羊賊」）。

在離上海幾天路程的中國海域，就混亂了起來。看著紅色的日落，戴德生用配得上盧克‧霍華德的先見之明斷言，它「就像颱風前的那些⋯⋯一種奇怪而神秘的氣氛」。第一波颱風讓他們像軟木塞一樣螺旋升入第二波颱風的軌道裏。三周時間裏，他們除了「推薦自己，特別是推薦隊友成為上帝的眷顧」外，無法做任何其他事情。經過四個月海上航行後，「蘭茂密友爾」號於1866 年9 月30 日駛抵上海，此時船尾毀壞，桅杆斷裂，直到「被側支索的線吊著；極其可怕地搖晃著」。很神奇，除了擦傷和痢疾，竟沒有一人死掉，也沒有一人骨折，而且瑪利亞懷孕了。接下來的一次，船上有22 個人，到達時只
有六位倖存者。宓玫說，「希望我們像死裏逃生的那些人那樣活著」。

又一扇窄門

1864 年，天王洪秀全病故，或者委婉地說「升天了」，太平天國叛亂在激烈的清算中結束。一個月後（即5 月份），清總督曾國藩炸毀了南京城牆，屠殺裏面的居民。他告訴皇帝，「南京城被佔領時，十萬叛亂者沒有一人投降，而是有很多人聚集在一起自焚，死時毫無悔意。從古至今很少見到如此龐大的叛亂隊伍。」太平天國叛亂期間，上海成為百萬中國人的「避難城」，他們「在街道上慌亂地跑著，就像一群受難的鹿」。香港、臺灣和其他條約口岸也迅速充滿了逃難者。兩年後，上海成了鬼
城。「越過50 英里的狹長地帶，人們可以看見幾乎所有的房子被毀壞，房屋其中一邊被燒毀，或者門和橫樑被卸走⋯⋯村莊裏，所有壯丁和男孩都被強制加入這個或那個軍隊，婦女們被搶走，炮彈上的人骨都曬白了，只有老人得以留下來在匪窩中挑揀殘骸⋯⋯在許多河岸，有時候有數十英里長，每一所房屋或茅棚被搶劫一空，人們最多也只能睡在簡陋的茅草或蘆葦屋裏。」

第二次鴉片戰爭以簽訂苛刻的《天津條約》（1859 年）和《北京條約》（1860 年）而告終。法國翻譯（羅馬天主教傳教士）在法文版而非中文版中塞入一項條款，該條款被英美仿效，並與其他「不平等條約」允許外國傳教士和商人有權在中華帝國任何地方遊歷，並有權在條約口岸以外的地方租屋或購置房產。然而，在口岸以外遊歷是非常危險的，幾乎不受英國或中國政府的控制。遲至1874 年，才有英國領事馬嘉里帶領遠征軍從緬甸進入雲南時被殺害。那時，他穿著熱帶白色套服，飄起英國國旗，這讓他成為目標。「蘭茂密友爾」號停泊在上海的那天，《北華捷報》(NorthChina Herald) 播報：「在華外國居民的厄運顯然很明確了。在湖南已經宣稱要與他們進行一場聖戰，將把他們從中華土地上清掃出去。」它儘管是諷刺，卻是反基督教運動的第一次警告，而這場運動斷斷續續持續了30 年。湖南省會長沙之所以抵制了太平天國的圍攻長達數年時間，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總督曾國藩組建了地區軍隊「湘勇」（之所以這樣稱呼，是因為他們穿的衣服胸前有一個「勇」字）。抵抗太平軍軍事活動的同時還開展籠統地反「拜上帝」（即崇拜唯一真神上帝的新教徒）的宣傳活動。

太平天國叛亂後，湖南出現一股「暴力反教小冊子和傳單的洪流」。最著名的就是《辟邪實錄》，這本小冊子定期印刷出版到19 世紀90 年代。用漢語同音異義詞「天豬」取代羅馬天主教選譯的「天主」，聽起來腔調不同。猶如一次邪惡的天路歷程，《實錄》用木刻畫描繪長辮子基督徒敬拜一只像聖塞巴斯蒂安一樣被劍刺穿的豬的秘密儀式。它指責傳教士用他們印刷書上的煙蠱惑中國人，進行不正當的性行為和挖眼制藥。從1600 到1950 年，這是對傳教士最普遍的指控―「耶穌教的強盜們」「挖垂死之人的眼，為吃小孩而開辦棄嬰醫院，剖婦取嬰制藥等」。內地會門口被貼了一張揭帖，上面寫道：「耶穌乃牲畜，其毒已至中國。」《 實錄》是如此「粗俗和詆毀的混合物」，維多利亞時代循規蹈矩的傳教士無法將它全然翻譯給英國觀眾。

清政府在地方上沒有機構處理「教案」；尤其是涉及炮艇的嚴重「事件」，將被提升到最高級別的外交水準。1858 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中國政府在北京建立等同於外交部門的總理衙門，以應付北京的外國使節。清政府三心二意地發動了「自強運動」，用西方技術（槍支、造船廠、鐵路、電報）和中國理念改造經濟和農業基礎。長期來看，這註定失敗，僅僅是讓必然發生的革命推遲到了1911 年。太平天國叛亂假如是那場革命―歷史學家思考的最著名的「假設」之一，本來也可以改變中國，確實能夠獲得些許成功。太平天國運動失敗後，它的基督教革命思想也被粉碎了。地方官在管理蠻夷和異端宗教的傳統規章制度的指引下不知道如何對付這些新傳教士，他們在地方官的管轄區內遊歷、傳播擾亂治安的教義，然而根據中外條約又必須保護他們。

英國領事也不得不調整自己以適應新規章，儘管他們的調整會因與倫敦外交部關係的改變而複雜化。途經俄國的電報線路的開通意味著外交聯絡現在只需兩周或更少的時間，而以往信件從上海到達倫敦需要六個月，回復則需要一年。白廳在應付中國政府方面，實施從國到國的更有效的控制，給應該在外面執行政策的代理人發佈指令。中國領事服務的官方歷史學家科茨(P. D. Coates) 指出，「今後，領事是順從的官員，他根據總公使館的意見處理地方事務，盡可能多地協商地方協議，把無法解決的爭端提交給總公使館。領事館塑造英國對華政策的直接影響在實質上已經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