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通識（簡體書）

《老子》，又名《道德經》或《德道經》等，是先秦時代極為重要的一部典籍，後成為道家學派的經典文獻。在流傳過程中，從老子其人到《老子》其書都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演化過程，對中國哲學的發展具有深刻影響。《老子》五千言，言約旨遠，意蘊深刻，想要讀懂讀通並非易事。

復旦大學中文系郭永秉教授所撰寫的《〈老子〉通識》，用淺近的學術語言，充分利用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多版本互補互證，在此基礎上從老子其人，《老子》其書的性質、要義要語，今天的讀者應該如何閱讀《老子》，以及《老子》對古代政治文化的影響，面對複雜傳本我們應該如何選擇等諸多方面，層分縷析，引領大眾讀者走入奇異玄妙的《老子》。

郭永秉，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目前主要從事漢語文字學、古文字學及先秦秦漢古文獻研究。著有專著和論文集四部《帝系新研 ：楚地出土 戰國文獻中的傳說時代古帝王系統研究》《古文字與古文獻論集》《古文字與古文獻論集續編》《金石有聲：文獻與文字斷想》，學術普及著作一部《九個漢字裡的中國》；負責或參與《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中《老子》《春秋事語》《戰國縱橫家書》 等文獻的整理編纂工作。

1.名家以通識視野導讀道家經典《老子》的力作。復旦大學中文系郭永秉教授將自己多年來積累的一些關於《老子》其人其書的認識和思考和盤托出，用親身經歷告訴讀者，如何由淺入深地讀通讀懂《老子》。

2.作者用淺近的學術語言，充分利用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多版本互補互證，在此基礎上討論老子其人、《老子》其書，將學界以及自己的研究成果轉化為大眾基本知識。

3.精選多幅圖片，從人物形象到版本書影等，圖片與文字交相輝映，排版錯落有致，全彩精印，可以給讀者帶來一種非常輕鬆的閱讀感受。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本書封底附有二維碼，讀者可以掃碼看視頻，聆聽作者的精心講解。

4.老子是誰？是老聃、老彭，還是彭祖？在歷史與傳說之間，我們該如何取舍與辨析？老子和孔子有著怎樣的交集？老子是一部完整的著作還是格言匯抄？老子是站在什麼立場創作了《老子》？《老子》主要講了什麼內容？為何讀《老子》一定要結合出土本？出土本的《老子》是否有局限？在《史記》中，老子何以與韓非同傳？今天的我們應該如何讀《老子》？今天的我們讀《老子》有什麼益處？……這一連串的疑問，都可以在本書中得到全面的解答。

“光而不耀”的“巨著”《老子》
如果把《老子》看作是中國現存第一部成體系的哲學家著作，那麼也就可以說，我們對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系統性認知，是以《老子》為開端的。一百多年前，胡適先生出版《中國哲學史大綱》，截斷眾流，以老子、孔子為中國哲學誕生時代的兩位哲學家。老子的年輩高於孔子，所以，說他是中國古代哲學的開山鼻祖確實並不為過。
在老子、孔子之前，當然也有很多稱得上思想家、政治家的人物，他們立德、立言，成為春秋以後人效法、引據的典型；他們的言論本或有篇什記錄，但後來大多散佚，經由春秋戰國時代的君主、貴族、政治家、學者之口援引而被我們所知。從現存資料來看，這些人通常是遵循殷周以來傳統政治秩序、道德法則以及言說方式來表達自己思想的。例如，仲虺（與老彭並稱的商代賢臣）、史佚周初史官）、周任（上古良史）、臧文仲（春秋前期魯大夫）
等先於孔子的著名賢人的箴言，都著眼於人倫、政治方面經驗教訓的總結：

1. 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左傳》文公十五年）
2. 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左傳》成公四年）
3. 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國語·周語下》）
4. 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左傳》襄公十四年）
5. 仲虺有言，不穀說之，曰：“諸侯之德，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亡。”（《呂氏春秋·驕恣》）
6. 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左傳》隱公六年）
7. 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左傳》昭公五年“仲尼曰”引）
8. 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論語·季氏》“孔子曰”引）
9. 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左傳》僖公二十年）
10. 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11. 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左傳》文公十七年）

雖然只是片言只語，但從中管窺早期中國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官所關心的主題，大致不外乎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國族對外的相處、壓制攻取及守備之法；第二，治官、臨民、蒞政之道；第三，君主、貴族個體的德行修養；第四，宗族內部的人倫規範。盡管他們有時也意識到“儉”“讓”等卑約之德的價值，但在主體給予一定克制的前提下，總體上是不否定個人之“欲”的，主張以積極進取的態度去處理政治與人生中所遇到的各種情況：對於外國、異族要存有戒備，對於亂國危邦要侮慢以至攻取，對邦國內的罪惡要徹底剿滅，重視選任能人、師法賢者對執政治國的意義等。作為服務於王朝、諸侯的菁英，他們創造、遵循並完善著既有的天下秩序、人倫規範，適應於不斷拓土開疆、發展生產、豐富物質的歷史進程，嘉言懿行數百年間不絕如縷地被後世銘記。
然而，被孔子描述成“先進於禮樂”“郁郁乎文哉”的商周古代社會，實際並沒有那麼美好，尤其是東周以後的歷史逐步演變成“內廢公族、外滅人國”（錢穆先生《國史大綱》語）的失控舞臺劇，舊有的秩序、規範、道德被打破了，但又找不到出路、看不見希望，弱肉強食、劣幣驅逐良幣的法則引導了社會歷史進程主流。
孔子說，《詩》“可以怨”（《論語·陽貨》），意思就是《詩》可用以“發泄牢騷”（朱自清先生《詩言志辨》語）。按照司馬遷《報任安書》中的看法，《詩》三百篇都是
“賢聖發憤之所為作”的，正所謂“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詩經·魏風·園有桃》）；《周易》《春秋》《國語》諸書，同樣是古聖先賢因“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而作。在
有資格立言的主流知識分子、貴族之外，其實還有相當多對國家社會前途、百姓命運懷有隱憂與不滿的人，他們多半不得遂志，又“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論語·季氏》），所以要麼是選擇做隱士逸民，要麼把怨刺寄托於歷史著作、文學作品中，以抒胸中憤懣。
胡適先生《中國哲學史大綱》的開篇，就把《詩經》當中所反映的時代思潮歸納為“憂時派”“厭世派”“樂天安命派”“縱欲自恣派”和“憤世派（激烈派）”。他說這些思潮“沒有一派不是消極的”。“到了這時代，思想界中已下了革命的種子了。這些革命種子發生出來，便成了老子、孔子的時代。”“老子親見那種時勢，又受了那些思潮的影響，故他的思想，完全是那個時代的產兒，完全是那個時代的反動。”他甚至把老子稱為“革命家”。
老子是不是一位“革命家”，也許還可以討論。我們只知道，老子與史佚、周任身份接近，是服務於周王朝的“史”（雖然他在王朝內的職務、地位不能與史佚、周任這些地位隆崇的良史相比）。他深通古禮，習知文獻掌故，然而作為開宗立派的思想家，他又呈現出與以往不同調的、卓立的批判色彩，不是一位溫柔敦厚的妥協者。
老子的批判性，並非體現在對具體人事的形而下反思，也不通過情感濃烈飽滿的文學創作來鞭撻與控訴，更非訴諸天帝、鬼神以求安慰解脫。他抱有沉重的憂患意識，結合自身職掌與訓練，從古中國原始思想的元素當中汲取養分並加以揚棄利用，由此深刻思考終極性、普遍性的問題與方法，向統治者提出自己善意的建言。這一整套主張，與前述所有主積極進取的傳統治術大為不同，顯示出老子對宇宙、社會、人生深邃的觀察與獨到的智能，是對中國古代文明高度發達時所凸顯出的各種問題的根本性省察。他的睿智箴言雖然未必能為侯王君主所用（甚至未必能為在位者真正理解），卻在以儒術為基調的古代政教傳統之中，自然地形成一種巧妙的制衡力量與補充手段，影響至為深遠。
老子思想清凈無為的一面為世人所習知，這是老子重視柔弱之德的智能。章太炎對老子學說中“陰騭”之術高明於儒家的地方評價不低。他在《訄書·儒道》裡說：老聃著五千言，“其治天下同，其術甚異於儒者矣”。“儒家之術，盜之不過為新莽；而盜道家之術者，則不失為田常、漢高祖。……其始與之而終以取之，比於誘人以《詩》、禮者，其廟算已多。夫不幸污下以至於盜，而道猶勝於儒。”取法道家之術的政治家，往往具有更多的謀略，考慮得更透徹，比起只重虛文末節的儒生仍要勝過一籌，即便從竊國者來看，也是道勝於儒。然而，機謀深刻，對於私欲膨脹的君主、政客甚至竊國者而言意味著什麼，章太炎又在《訄書·儒法》中用八個字告訴我們：“道其本已，法其末已！”儒道互補、道法相生，在“儒表法裡”的政治統御術主調之下，老子創立的道家思想從來不是可以輕忽的低音，與另外兩者之間構成了富有彈性的思想張力，制衡歷史車輪的前進。
從一部中國古書的角度而言，《老子》也有幾個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地方：
首先，全書不出現具體的人物、事件、對話（縱有問答也是自問自答），完全是一部格言體裁的著作。然而這些格言，也並不記載說話人姓甚名誰，仿佛空谷中回響著一位容顏模糊的曠古智者的大段詩意獨白（這種詩意，主要來自全書大部分章節嚴密用韻的特色）。日本學者福永光司解釋《老子》中的“我”說：
老子的“我”是跟“道”對話的“我”，不是跟世俗對話的“我”。老子便以這個“我”做主詞，盤坐在中國歷史的山谷間，以自語著人的憂愁與歡喜。他的自語，正像山谷間的松濤，格調高越，也像夜海的蕩音，清澈如詩。
《老子》的獨白是類於呵壁問天式的，但又不像屈原《天問》那樣落到對歷史細節的關心上。文字所涉無一具體人事，這在古代中國著述當中獨樹一幟，完全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來分章節的“語錄體”著作方式或許多少濫觴於此書，但韻旨則皆遠不可及了。
其次，因為篇幅小、韻文又適於記誦，所以《老子》在歷代流傳極廣（這種流傳必然不單單是書面的抄寫流布）；道教成立以後，《老子》又被奉為這門宗教的主要經典，流傳的版本相當多。李若暉先生主編《老子異文總匯》，收羅了一百余種《老子》版本，編成500多頁的8開大書。這在任何中國典籍中似乎都難以找到可相比較的例子。但事情總是一體兩面的，《老子》的閱讀、研究因此而具有特別的有利之處，因為從戰國時代的《老子》選抄本一直到唐宋時代的《老子》文本序列相當之完備，也許除了《詩經》之外，先秦典籍很少可以觀察到這樣完整的文獻流變脈絡（有意思的是，這正好是兩種有韻的上古文獻）。《老子》文本、思想的演變及其接受史，因此就格外具備探究的條件了。但因為《老子》的版本極為複雜、文字上的歧異不可勝數，而且異文占全書的比例相當之高，這導致對它的研究舉步維艱。
第三，大凡簡單的話語，就比較容易產生理解上的歧義。早期的古典著作多有這方面的問題，例如解讀《論語》就相當不易，主要就是因為話語簡潔、背景難曉。《老子》言簡意賅、類於詩體，多義性的指向也非常突出。漢語本身就帶有相當程度的模糊性，而且我們其實並不完全知道，到底老子就是將問題看得非常複雜、不願意把話說得太明白，或者是因“趁韻”的考慮而把許多話講得形式美感大於表意的確切，還是他本來確實是有一個明確的意思，只是後來人在運用、說解《老子》文本時叢生歧讀異解（當然，也很有可能上述這幾方面是同時交織的）。司馬談在《論六家要旨》中早已感嘆，道家學說“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學術史上從《韓非子》《莊子》以來，關於《老子》文本內容無窮無盡的解釋爭論、引用發揮，多半都與這方面的因素牽連。學者常說“《詩》無達詁”（見董仲舒《春秋繁露·精華》，《說苑·奉使》作“《詩》無通故”。所謂“《詩》無達詁”的含義，在經學史、文學史上頗有爭論，此取一般認為的《詩》可斷章取義、沒有遍徹所有場合的詁訓的意思），我想同樣也可以說“《老》無達詁”。李若暉先生為《老子》第一章做了匯集古今解釋的工作，編成近900頁的《老子集注匯考》第一卷，亦可見一斑。可以說，《老子》一書，迄今仍有個別章的文句無法確解，有待後來者不斷努力。這也是《老子》一書能吸引千百年來的學者去探索、讀解的特殊魅力所在。
第四，中國古代典籍在世界上影響力最廣遠的，不是《論語》，也不是《孫子兵法》，而很可能是《老子》。據德國學者在20世紀80年代末統計，《老子》西文譯本的總數在250種以上；2019年美國學者邰謐俠（Misha Tadd）編錄《〈老子〉譯本總目》，搜集了《老子》73種語言的1576種譯本，並稱該書是除《聖經》以外譯本最多的經典。我想，這不單是因為《老子》短小精悍、較便迻譯，更主要是由於《老子》“正言若反”（78章）的智能、深具思辨色彩的特點，在以軍國大事、禮樂教化、人倫日用為主要關注點的中國古代典籍中，尤能吸引西人目光的緣故。
最後，《老子》與一門真正的也是中國唯一本土產生的宗教——道教密切相關聯。有的學者認為，老子這個人的經歷、風格，在司馬遷的《史記》中已經是西漢流行的老壽的神仙形象，帶有神仙家的味道了，因此東漢以後的道教奉老子為道教創始者，奉意旨玄遠的《老子》為教派最重要經典，或者換句話說，從先秦古書中最具神秘主義玄妙氣質的《老子》思想裡孕育出希望通過得“道”而成為神仙的“道教”來，是十分自然的。好像中國還不曾有
其他的古書，在建立一種宗教的意義上，可與《老子》相提並論，而這跟上面我們提到的《聖經》在某種程度上倒有著相似性。如果承認魯迅對許壽裳說過的那句名言——“中國的根柢全在道教”不是一句錯誤的判斷，同時承認在儒法治術之下道家的底色與補充，那麼也可以認為，要真正懂得中國文化，不讀一讀《老子》恐怕也是不行的。
《老子》五千言，言約旨遠，意蘊深刻，在中國古代學術思想史上，它是一部奇異小書，也是一部“光而不耀”（58章）的“巨著”。對於這樣一部奇異而玄妙的著作，要用通俗的話講清楚、講透徹，是很難的。同時，歷代的《老子》闡釋研究著作浩若煙海，總體性介紹的普及讀物也可謂汗牛充棟。為這樣一部宏深而簡約的著作撰寫一本篇幅雖很有限，但實際上字數已十多倍於討論物件本身的通識小冊子，無疑注定了是一件既絮叨不堪，又佛頭著糞、吃力難討好的尷尬差事。但正是因為《老子》的偉大，所以我才甘冒舉鼎絕臏之譏，向諸位讀者用略淺近的學術語言來紹介這部書。如果最終能夠激發讀者進一步閱讀、研究《老子》的興趣，而不至引初學者入於歧途，則已是寫作本書之大幸運。
本書雖然努力嘗試把學者的研究成果與自己的若干心得盡量簡明地介紹出來，恐怕相對於一般的通識書籍來說仍比較艱深一些。我認為，學術普及雖然要親近讀者，但不必刻意用淺顯而不精確的話語去取悅讀者，更應該把讀者當成較量的對手；名為“通識”的書，也不見得只滿足於一般性知識的重復。因此，我沒有把這本書定義為一部普通的消遣讀物。本書大致想在以下兩方面作出一些努力：一是突出學術前沿性，不人云亦云；二是人詳我略，人略我詳。是否有當，敬請讀者不吝賜教。
關於本書體例，要說明幾句。因為《老子》文本流傳錯綜複雜，無法也沒有必要一一說明異文。本書引用《老子》一般據書後所附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老子》校定文本。為便閱讀，通用字等直接按照傳世本文字或合理的讀法破讀（即不再隸寫原簡字形並加括注），讀者如要了解北大本用字情況可以覆按書後附錄；北大本文字間有問題，需要據出土他本補充和校改的，則行文中另作說明。書中征引《老子》文句，只稱章數，章次按通行王弼本標示。因為是通識作品，本書盡量少出腳注，撰寫時曾加以參考的文獻列於全書最後，讀者可按圖索驥，延伸閱讀。

“光而不耀”的“巨著”《老子》

一 老子是誰

1 《史記·老子列傳》：疑信之間

2 孔子與老聃、老子、老彭、彭祖：歷史與傳說之間

3 “南方之強”與南人的智能淵源

二 《老子》這部書的性質

1 《老子》是一部完整的著作還是格言匯抄

2 謠諺體箴言的起源與《老子》的性質

3 老子站在何種立場創作《老子》

三 《老子》要義及要語

1 《老子》要義

2 《老子》要語

四 今天我們如何讀《老子》：面對複雜版本與說解的取舍

1 為何讀《老子》一定要結合出土本

2 出土的本子是否有局限

3 對於疑難章句的紛紜眾說當如何去取

4 注意文本中細節差異的合理解釋

五 有無之間：《老子》對古代政治文化的雙重影響

1 從老子到“黃老”

2 老子何以與韓非同傳

3 離用為體的莊列與離體為用的申韓

附錄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老子》校定釋文

參考文獻

後記

老子和老彭是同一個人嗎？
讀過《論語》的讀者，可能對孔子的一句話並不陌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論語·述而》）關於“述而不作”的意涵，我在後文中還會談及，此處不贅。被孔子稱述的這位“老彭”，也見於《大戴禮記·虞戴德》所記孔子語：

公曰：“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丘則不能。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庶人以言，猶以夏後氏之祔懷袍褐也，行不越境。”

《虞戴德》篇也應該是戰國文獻，雖然是否是孔子話語的真實記錄不能確知，但至少是除了《論語》之外對“老彭”此人的最早記載。依照此說，老彭與仲傀（虺）都是商代賢臣，孔子稱述這位賢臣，就書論書似乎是很說得通的。可《論語》中孔子所說的這位“老彭”前面還有個“我”字，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講，這是“親之之詞，必覿面相授受者”，故而主張老彭就是孔子問禮的老聃。先不說王夫之不及看到的《述而》此句在出土文獻中間的異文（如定州漢簡《論語》此句作“［竊比］我於老彭”），其實孔子先世是宋國人，即殷人之後（孔子認同“野人”，即居處於鄙野的被統治的殷人後代的“先進於禮樂”，可見其自矜文化及族屬身份），自比殷賢人時，加個“我”字以示親切也不是不可以的，所以王夫之的這個結論似略顯粗率，“我老彭”的“我”並非就是指向老子的硬證。
歷史上對“老彭”為何人的異說尚不止於此。有人認為“老彭”是兩個人，如鄭玄、王弼認為老是老聃，彭是彭祖等，不一而足。我認為最重要的一個意見是《論語》邢昺《疏》所指出的：

“老彭”即《莊子》所謂彭祖也。李（頤）云：“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世本》云：“姓篯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
史，年八百歲。篯音翦。”一云即老子也。（引按：“李云”、《世本》，邢《疏》當襲自《莊子·逍遙遊》陸德明《音義》。）

也就是說，老彭就是彭祖，也可能就是老子。邢昺的說法，不完全是對鄭玄等人意見的調和，而是基於彭祖和老子的諸多共同特點立論的。清人趙翼《陔馀叢考》對此有非常詳細的比對與討論，主張彭祖與老聃就是一個人，值得參考。從古書記載看，這兩個人確實有著諸多相似和相關：
第一，二人都長壽且年代互補。戰國以下傳說中，彭祖歷虞、夏、商三朝（《天問》“彭祖斟雉帝何饗”，王逸注：“謂彭祖以雉羹進堯而堯饗之也。”說明至少在戰國中期的傳說中，彭祖已經上推到唐虞了），漢代人甚至說“顓頊師老彭……孔子師老聃”（《潛夫論·贊學》），把彭祖又上推到五帝前期，應該是民間傳說進一步的夸張。老聃長壽，已見前述。這裡可以進一步補充的是，老聃的時代，可能在稍晚一點被塑造成與彭祖幾乎時段相銜。劉向《列仙傳》說老子“生於殷時”，漢代道家著作（如《淮南子》《文子》）及《說苑》等盛稱老子師商容，商容（或寫作“常樅”）以舌示老子守柔之旨事，可見《列仙傳》所言非虛。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有“伯陽父（甫）”預言周亡之事（《國語·周語上》《史記·周本紀》），或以為即“周柱下史老子也”（裴骃《史記集解》引唐固說），《列仙傳》以老子字伯陽（王念孫《讀書雜志》認為《史記》因此羼入老子“字伯陽”的內容，為很多人信從），當與此類認識有重要關聯。所以，如果計入前文已提及的可能也是被附會作老子化身的周太史儋，老子自商、西周、春秋、戰國的序列是完整的。總之，這兩位長壽的智者，可以認為是先後交替、位置互補的。當然，有時候也會有名實交錯或者誤解的現象，例如《呂氏春秋·當染》“舜染於許由、伯陽”，東漢高誘注：“伯陽，蓋老子也，舜時師之者也。”這個伯陽可能不一定與老聃有關，但可以說明伯陽即老子異稱的說法至少在東漢已經很流行。按照上引《天問》王逸注及李頤的講法，既然彭祖是堯臣，不知曾影響過舜的這位伯陽是否與彭祖有關。
第二，傳說中兩人所任之職非常近似，且有平行演變的痕跡。老子是“守藏室之史”或“征藏史”（《莊子·天道》）。守藏、征藏，本來就是征收、保藏東西的意思（“征”“藏”對舉見《逸周書·大匡》“程課物征，躬競比藏”。《老子》44章：“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語或與老子職掌有關），並不特指藏書，“史”也未必就是史官，而更可能是佐史（負責文書、籍簿、出入計算等）一類的身份，大概因為《天道》說孔子欲西藏書於秦而見老子，所以老子身份才逐步演變成史官（《禮記·曾子問》《疏》引鄭玄《論語注》說是“周之太史”），甚至被漢唐學者稱為“柱下史”，或者是調停作“為周柱下史，或為守藏史”（《禮記·曾子問》《疏》引《史記》云，與今本《史記》不同，或為唐代別本），有的竟然坐實“老子，文王時為主藏史，武王時為柱下史”（《經典釋文敘錄》引“葛洪云”）。後面這兩種表述，除了先後次序及時代不盡一致，基本上與《世本》對彭祖的描述是相同的。
第三，彭祖的世系出身與老子的國族相關。老子，歷來有楚國人與陳國人二說，一般認為是東周時苦縣先後屬陳與楚的不同，因為有《老子列傳》下文“老萊子亦楚人也”的“亦”字，可以確證《史記》本作“楚”無誤。而篯鏗即彭祖的世系，見載於《國語·鄭語》《大戴禮記·帝系》及《世本》等（《鄭語》：“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屬於所謂“祝融八姓”或“陸終六子”之後（此二說為同一傳說之分化），己、董、彭、禿、妘、曹、斟、羋，李學勤先生在《談祝融八姓》一文中指出，這八姓原來是“互有血緣關係的氏族，他們經過悠長的歷史階段，分散到各地，形成了一系列大國小國”，“大彭為商伯，為商人所滅。大彭的別封豕韋，或簡稱為韋……韋據《長發》也是在夏末被湯伐滅的”。這提醒我們，前述傳說中彭祖的時代歷虞、夏、商，此後就換作老子出場，恐非出於偶然，這或許與大彭被商人滅掉，彭姓此後不彰，後人有意將兩者在歷史上對接起來敘述有一定關聯。
第四，彭祖、老聃有時一起出現，被古人視作關聯人物，例如：“孔甲且不足慕，焉稱殷彭及周聃！”（《後漢書·張衡列傳》）甚至有時候古書裡看起來並列的“彭、聃”其實是偏指彭祖的，例如：

玄、素有要，近取諸身，彭聃得之，五卷以陳。（《列仙傳·女丸》）

李零先生在《中國方術考（修訂本）》中指出，《彭祖經》是在《玄女經》《素女經》的基礎上整理而成的，所以他沒有像很多點校《列仙傳》的人那樣在“彭聃”之間施頓號，這或許都是正確的。這種偏指的稱呼，應該是東周以後彭祖、老聃界限逐漸模糊的自然結果。
第五，出土文字資料中出現的一些彭祖言論，與老子的思想有相通之處。例如上博簡《彭祖》記彭祖回答耈老之語中有“怵惕之心不可長，遠慮用素，心白身懌”（6號簡）、“毋怙富，毋倚賢，毋向梪（鬥/斗）”（8號簡），素慮白心、不恃富貴賢能、不參與爭鬥皆是典型的道家主張。也有學者認為清華簡《殷高宗問於三壽》中武丁與彭祖的一段對話中的某些思想與《老子》及《易傳》思想相近。
我在這裡並不是要否認老子實有其人，但是這一位被司馬遷贊嘆為“其猶龍邪”的人物，他的身世、經歷，一定有附會、夸張的成分，甚至在被放大的過程中，難免與更早的老壽睿智人物發生混同和關聯；老子思想也決不是憑空產生的，其與更早時代的思想之間的紐合點，也許能從這些現象中得到一些啟示。